我总是克制不住地要向墙上那张报纸瞥去一眼。报纸上有一幅照片：“美国侵略军在美莱地方制造大屠杀”。照片很小，模糊不清，但还可以大致看出来地上躺着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新房里糊着这么一张报纸，这张照片又糊在正面，使我很不舒服，但我却没有把它调换下来。

　　还有这一床花被子，被面绣的是两台带着犁铧的拖拉机。多么沉重！难道我和她要在这巨大的机械下入眠？

　　墙是黑子帮我糊的。他当时兴冲冲地从队部办公室抱来一摞报纸，往地上一撂，卷起袖子说：

　　“哥儿们，瞧我的；这土墙没法儿刷白灰，糊上报纸一个样！你没看人家美国，还用报纸盖大楼咧！”

　　他从报纸中抽出一叠，摔在我正在抹泥的炕面上，又说：“喏，我知道你要看《参考消息》，特意给你偷了些。可看那玩意儿有啥用？现在外国人也跟咱们学。这不，又是哪个共（马列）在夸咱们的‘五七道路’。真她妈吃饱了撑的！叫他们下放到农村试试看！……”

　　我在看报纸，他在糊墙。于是墙上就出现了这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被面是我们连队劳改、劳教、群专、坐过牢的人集体送的。不属于这个行列的，只有那位大脚的女哲学家。每家出五毛钱，在不足一百户的小村庄，居然凑了二十多元。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和多么小的一个数字！

　　“这是我安排的。”马老婆子跑了三十里路回来说，“别的颜色都不好，就这种好，彤红彤红的，给你们冲冲喜，明年抱个大胖小子！”

　　于是拖拉机牵引着犁铧就开到了我们炕上。

　　整个象场梦！

　　而且这场梦还在继续做，还要做下去。

　　世界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路都非常窄。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只有在走第一步之前可以选择，一经选择了之后人便成了木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两旁的高墙把人向前推挤。

　　那天，我去拜访黑子。一进门，黑子就喊：

　　“好哇！听丽芳说你要跟黄香久结婚？你们两个真配绝了——一对新夫妇，两件旧家伙……”

　　何丽芳说：“你别胡说了。人家老章可不是旧家伙，还没开苞哩！”说完，在黑子身后向我挤挤眼。

　　“你懂啥！”黑子在他老婆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男的不叫‘开苞’那叫童男子。行呀，老章，你他妈样样都是真格的，连那玩意儿都是原装货！说吧，你需要啥，包在我身上！”

　　我开门见山地向他说了我的打算。

　　“没说的！”他拍拍胸脯。“我去找曹学义。他要不批，我让他尝尝全场北京青年这帮哥儿们的厉害！这些‘丫亭’还不知道，北京连老战犯都释放了哩！”他又用手捂着嘴说，“妈的！我这趟回来没给他少送，光二锅头就是两瓶……”

　　“还有一铁盒奶油糖，喂他的丑老婆！”何丽芳在一旁补充道。

　　“是呀！快，丽芳，找张纸来，这就写……行，这张就行，这他妈的还是我在西单商场买的信笺哩！……喏，给你笔，你划一划，看有水么？就这样写：反革命分子章永璘和劳改释放犯黄香久，自愿结成反革命集团……”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我开始写从未写过的严肃的申请书，却是在戏滤的气氛中，怀着一种戏谚的心情。我接过纸——原来这不是什么信笺，而是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翻在空白的一面，拿起笔，沉吟了一下。

　　“喂，黑子，”我说，“我看应该先写一条语录。”

　　“写啥语录！”黑子拍着桌子说，“你写上‘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只怕你这一辈子也要打光棍！人家会说，你他妈老老实实改造就完了呗，还结个啥婚？你们这些‘臭老九’哇，尽会拿别人的鞭子抽自己！”

　　“也别这样说。咱们也会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嘛。”我说，“有了！你别捣乱。”

　　于是我提笔写道：

　　毛主席语录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男，三十九岁（婚姻状况未婚）与农工黄香久，女，三十一岁（婚姻状况离婚）申请登记结婚。双方皆出于自愿。保证婚后继续改造，接受监督，在支部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添砖加瓦。望队党支部研究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5年4月

　　“哩！”黑子拿起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象欣赏书法家写的条幅似的，“真他妈没的说！还‘为荷’哩。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你他妈能当党委书记了！就凭这笔字，他‘丫亭’的也得批！等着，我这就找他去。”

　　“还有房子呢？”何丽芳拽住他。“房子的事也得跟曹学义说清楚。”

　　黑子思忖了一下。“这房子嘛，我看你们也别挤兑马老婆子，也别挤兑周瑞成，都他妈够可怜的……”

　　“我看让他们俩也搬到一块儿去算了！”何丽芳笑着打岔。

　　“去去去！一边儿晾着去！”黑子说，“我看咱们另外想办法……哎！咱们问他要那两间原来放工具的库房。”

　　黑子走了以后，何丽芳朝我抿嘴笑道：“我说，老章，她要生不出娃娃，你可别嫌弃她。”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生孩子？”

　　“嘿！女人的事情我还有啥不知道的！”她用手指在我脸前捻了一个响榧子。“这里面的学问比你那书本上的学问还大。”

　　“不会生孩子正好，我要的就是不会生孩子的。”我冷冷地说。

　　“啊？”何丽芳诧异地看着我。

　　现在，用黑子的话说，是一切“都齐了”！

　　我忽然有了个家！

　　而且是两间房，比一般农工家庭的住房还多出半间。虽然是两间破烂的库房，但毕竟有一里一外。也不知黑子怎么跟曹学义磨的。

　　她表现了令我惊奇的布置居室的本领。哪儿钉个装筷子的竹篓，哪儿按一个放肥皂的搁板，哪儿砌个土台子；箱子怎样摆就成了床头柜；案板和炉台接在一起，就既延长了案板，又扩大了炉台；锅碗瓢盆勺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怎样放，才既安全卫生，又不多占空间；脸盆脚盆用的时候放在哪里，不用的时候放在哪里，她事先都给我指定好了，而我发现的确这样放才算是整齐；要在墙的什么地方钉钉子，挂毛巾的绳子怎样栓，挂衣服的绳子怎样拴；衣帽钩上下，她挑了两张雪白的雪莲纸糊上，这样，衣服挂在衣帽钩上，既不会直接贴着土墙，上面又有遮盖。这两张白纸就不下于一个大壁柜了。她还叫我把两间房中间的门卸下来，借了把锯子，偷偷地把一扇完整的门板拦腰锯成两半。一半支在窗下，上面铺了块格子布，摆上她的雪花膏瓶子和我唯一可以炫耀的财产——一大摞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有这些书籍才能公开摆在外面）。于是，我居然在漫长的十八年以后重新有了一张书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我终于真正地占有了一平方米！那几个雪花膏瓶子，并没有使书桌显得脂粉气、俗气、反而增添了书桌的雅致。因为这时候化妆品的商标也是非常严肃的。另一半门板，她是这样利用的：她砍了四根同样粗细的木棍，木棍的一头削尖，牢牢地打进外屋的泥地里，向上的四端，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安上那半块门板，再铺上一方条格布，竟然成了一张非常漂亮的餐桌。房子里只要有一张餐桌，立刻就显露出一派家庭气氛。这在全农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她还指挥我，炕和炉子要分别砌在两间房里，里屋砌炕，炉子砌在外屋，而二者又相通。这种砌法我还没听说过，虽然我是个内行。但我照她说的砌了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只不过因为中间隔了一堵墙，需要增加烟道的长度而已。如此简单，为什么一般人却想不到？

　　“这样砌，”她说，“我们就把外面专作厨房和饭厅，里屋是睡觉的和你看书的地方。捅炉子的灰进不到里屋来。我们要保持一间房子老是干干净净的。”

　　果然，我们的卧室和书房一直是纤尘不染。

　　中间的门被卸掉了，那也没有关系。她挂了一条白净的床单当门帘，倒比那块涂满标语的门板好看得多。

　　何丽芳把她摆了两年的塑料花连花瓶一起送给了我们。这一束花在黑子房里始终是愁眉不展，不死不活的，从来没人注意到它们。而经她用肥皂水一洗，立刻舒展开了，绚丽多彩，灿烂夺目。它们摆在我们的餐桌当中，何丽芳看了都几乎认不出来是他们家的东西。

　　“啊哟——喂！你他妈手真巧！”何丽芳瞪大眼睛道，“啥蔫巴玩意儿到你手上都活了！”

　　“巧手媳妇能腌好酸菜。”马老婆子说，“今年冬天，我没菜吃可要来找你们哟！”

　　周瑞成嚼着糖，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大伙儿叫他拉一段二胡，他连忙摆手说：“不合适，不合适……”

　　“那有啥不合适的？”大伙儿很奇怪。

　　这只有我明白。

　　曹学义书记在热闹的时候也光临了。

　　“哟！黄香久，你真不简单！”他瞅着她咧开嘴笑。“这两间烂房子给你一收拾，很象那么回事嘛！”

　　黑子从漂亮的餐桌上拿起一支烟。

　　“书记，这支烟你可要抽呀。你瞧，在你英明的领导下，人人都愿意扎根边疆，以场为家了嘛！”

　　“今天你咋这么文明起来了？”曹学义笑道，“这支烟我当然要抽，黄香久的喜事嘛。她还是我要来的哩……”

　　黄香久虽然劳改过，但没有“帽子”；我既劳改过又有“帽子”，是双重身分。书记在这种场合下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只向她表示祝贺。

　　而她站在白布门帘旁边只是笑。

　　笑得很美。

　　现在，一切忙乱和热闹都过去了。

　　我坐在炕上吸烟。她还在外屋收拾剩下来的瓜子和糖。不时传来细微的丁丁当当的声响。这声音非常遥远。一个遥远的梦境，又象梦境那样遥远。这就是“妻子”的声音。是的，这声音只能是属于妻子的，不会从别人的手中发出来。女人，不单单是指一种和男人不同性别的人，并且有她的声音、她的气氛、她的磁场、她的呼吸、她的味道……她能把这一切都留在她触摸过的地方，触摸过的东西上面。即使她不在场，这个地方，这些东西，都附着有她的魔力，将你紧紧地包围住。她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无微不至。这里所有的一切，除了墙上那张讨厌的照片，都是她所创造的生活。生活就是这一点一滴，由这炕、这被子、这门板做的书桌、这衣帽钩上下的雪莲纸、这雪花膏瓶子等等构成的。她所创造的生活紧紧地包围着我，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并开始用她来代替我。她加入了我的生活，就象锯那块门板一样，拦腰把我的过去砍掉了。过去，不知留在了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