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剩下的就是罗德艾兰州克兰斯顿城那边的事了。克兰斯顿位于波士顿之南，而伊普斯威奇则在波士顿之北，相比之下克兰斯顿离波士顿稍微远些。我把詹尼弗介绍给她未来的公婆，事情砸了（她说：“那我不是要叫他们匪公匪婆①了吗？”），自此以后我一想起我还得去拜见她的父亲，心里就直打鼓。因为，这次会面我还得跟那种多情的意大利地中海毛病进行搏斗，再说詹尼又是独苗，更何况她又没有母亲，她同她父亲的关系肯定亲密到反常的程度。心理学书上写着的那种种感情的力量，统统要我去对付。

　　①原文为outlaws，在此处是双关语，含“非公非婆”、“匪公匪婆”两种意思。

　　再加上一点，就是我没有一个子儿。

　　我是说：假设另外有那么一个奥利弗罗-巴雷托①，是罗德艾兰州克兰斯顿城里邻近街坊的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小伙子。他来见卡维累里先生——卡维累里先生是城里一个挣钱过活的糕点大师傅。小伙子说了：“我想跟你的独生女儿詹尼弗结婚。”那老头子头一句话会怎么问呢？（对巴雷托的爱情他是不会怀疑的，因为既然同詹尼要好了，就一定是爱詹尼的，这是个普遍真理。）不，卡维累里先生会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巴雷托，你靠什么来养她呀？”

　　①“罗”、“托”是意大利化的词尾。

　　假如巴雷托告诉他说：情况正好相反，至少在今后三年里，倒是他的女儿得来养他的女婿，请想想那位善良的卡维累里先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善良的卡维累里先生岂不是要把巴雷托赶出去？如果巴雷托够不上我这样的身材，岂不是要被他揍一顿？

　　不这样才怪呢。

　　也许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五月里的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我们沿着九十五号公路往南驶去的时候，我对路标上标明的速限就都一一遵守不误了。可是詹尼早已喜欢上了我开惯的那种飞车，因此有一回她就埋怨说，我在限速四十五英里的地段只开到了四十英里。我告诉她车子需要检修了，她根本不信。

　　“再给我讲一遍吧，詹。”

　　耐性可不是詹尼的长处，她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傻问题，却不肯多说一遍来增强我的信心。

　　“再讲一遍吧，詹尼，求求你。”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了他。他说OK。是用英语说的；因为，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你听了好像还是不大相信：他半句意大利话也不懂，顶多只会骂几句。”

　　“可OK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说，哈佛法学院收的研究生连OK的意思都不懂？”

　　“这可不是个法律名词，詹尼。”

　　她摸摸我的胳膊。感谢上帝，这下子我就明白了。不过，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澄清。我一定要知道我会碰到些什么样的难题。

　　“OK也可以表示‘我认了’。”

　　她于是就大发慈悲，把她同父亲对话的细节重复了无数次。她父亲很高兴。可高兴呢。他送女儿上拉德克利夫的时候，本来就不希望女儿将来还回克兰斯顿来嫁给邻家的那个小伙子（顺便说一句，那个小伙子就在她离家前向她求过婚）。他起初不敢相信女儿的未婚夫真是奥利弗-巴雷特第四。后来他还警告女儿可不要违犯第十一诫①。

　　①“十诫”是基督教的基本城命，这里胡诌的所谓“第十一诫”即由来于此。

　　“十一诫？是哪一条？”我问她。

　　“不可对你的父亲胡说，”她说。

　　“喔唷。”

　　“说完了，奥利弗。不骗你。”

　　“他知道我穷吗？”

　　“知道。”

　　“他没意见？”

　　“他和你至少有这么个共同点吧。”

　　“不过我要是有俩钱儿的话，他还会更高兴些，是不是？”

　　“换了你难道就不会？”

　　我不响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过话。

　　詹尼住在一条叫做汉密尔顿路的街上，沿街长长的一排尽是木房，屋前有许多孩子，还有几棵稀稀拉拉的树。我就顺着这条街驶去，打算找一个停车的地方，心里却只觉得像到了异国他乡。首先，这里人多极了。不但孩子在玩儿，大人也都全家坐在门廊上，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看来也无事可做，所以就都看着我把那辆MG牌跑车停好。

　　詹尼先跳下车。一到克兰斯顿，她的反应就灵敏得惊人，真像一只活泼的小蚱蜢。在门廊上闲望的人，看到了来的是谁，只差没来个齐声欢呼。原来就是卡维累里家的好姑娘啊！我听见迎接她的这一片招呼声，羞得几乎都不敢下车了。我是说，我哪有一丝一毫配做那个想象中的奥利弗罗-巴雷托呀。

　　“嗨，詹尼！”我听见一个标准的胖大娘兴高采烈地喊道。

　　“嗨，卡波迪卢波太太，”我听见詹尼大声回答。我下了车，觉察到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嗨——这个小伙子是谁呀？”卡波迪卢波太太嚷道。这儿的人好像都没有很多心眼儿，是不是？

　　“他呀，没啥了不起的！”詹尼大声回答。这句话对增强我的信心却颇有奇效。

　　“是吗，”卡波迪卢波太太这话是冲着我大声说的，“可跟他一起的这位姑娘，人品实在是没说的！”

　　“他都知道，”詹尼答道。

　　接着她又转过身去应付另一边的街坊。

　　“他都知道。”那一边的热情街坊也是好大一片。她牵着我的手（我是天堂里的生客），领我上楼，来到了汉密尔顿路一百八十九号的A室。

　　这真是个尴尬的时刻。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只听詹尼说了声：“这是我的爸爸，”菲尔-卡维累里的手便伸到了我的跟前。他是一个快近五十岁的罗德艾兰型粗犷汉子，身高约有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估计一百六十五磅。

　　我们握了握手，他握起手来手劲很足。

　　“先生，你好！”

　　“叫菲尔，”他纠正我说，“我叫菲尔。”

　　“是，菲尔，”我一边回答，一边还继续跟他握手。

　　这又是个吓人的时刻。因为接下来卡维累里先生就把我的手一放，转身向他的女儿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喊：

　　“詹尼弗！”

　　一时间什么动静也没有。可是转眼他们就已经拥抱在一起了。抱得很紧。很紧很紧。还使劲地摇。卡维累里先生再也说不出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现在是很轻很轻地）唤着他女儿的名字：“詹尼弗”。他那个即将在拉德克利夫学院以优等成绩毕业的女儿，也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菲尔。”

　　我倒真成了个多余的人了。

　　那天下午，我受过的优良教养有一点帮了我的大忙。我从小就受到训诫，说是嘴里吃东西不可说话。既然菲尔父女俩一致行动把东西尽往我嘴里送，我当然可以不必说话了。那天我吃下的意大利糕点，份量之大肯定是破纪录的。后来我还发表了长篇议论，谈了我最喜爱的是哪一些糕点（为了哪一方都不得罪，我每种糕点都至少吃了双份），卡维累里父女俩都听得高兴极了。

　　“他这个人OK，”菲尔-卡维累里对女儿说。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OK的含义已经不需要再作解释了；我想要知道的只是，我就只有那么几个谨慎小心的动作，到底是哪一点替我博得了如此充满爱意的评价？

　　是我说喜欢哪几种糕点说对了吗？是因为我握手的手劲足吗？还是别的什么呢？

　　“菲尔，我早就跟你说过他这个人OK，”卡维累里先生的女儿说。

　　“是啊，是OK，”她爸爸说，“不过我总得自己亲眼看看。现在我看到了。奥利弗？”

　　他跟我说话了。

　　“什么事，先生？”

　　“叫菲尔。”

　　“是，菲尔，什么事？”

　　“你这个人OK。”

　　“谢谢你，先生。我真感激。实在感激。先生，你也知道我对令媛多么有感情。还有对你，先生。”

　　“奥利弗，”詹尼插嘴进来，“别这样-里巴唆的，快把你预科生的那副该死的蠢样子收起来——”

　　“詹尼弗，”卡维累里先生打断了她的话，“你别骂人好不好？这兔崽子可是个客人！”

　　到吃晚饭的时候（那么多糕点原来只算一顿点心），菲尔想同我认真谈谈了，谈的当然就是那个话题了。也不知他凭的是哪一条古怪道理，他认为他有办法可以使奥利弗第三和第四言归于好。

　　“我打个电话跟他谈谈，老爷子对老爷子，”他说。

　　“别打了，菲尔，那是浪费时间。”

　　“我不能坐在这儿眼看着一个做父亲的不认儿子。我不能不管。”

　　“对。可我也不认他了呀，菲尔。”

　　“你这种话我不要听，”他这一下真有点生气了。“父爱是应当珍惜，应当尊重的。那是很难能可贵的。”

　　“尤其在我家里，”我说。

　　詹尼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不停地忙着端菜，所以这些谈话她大半没有参加。

　　“你去给他挂电话，”菲尔又说了一遍。“我来跟他谈。”

　　“不了，菲尔。我和爸爸之间安的是一条冷线。”

　　“哎，我说，奥利弗，他会心软的。听我的没错儿，他会心软的。等将来上教堂的时候——”

　　詹尼这时正端上餐后甜食，一听到这句话，就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向她父亲喊了一声：

　　“菲尔……？”

　　“怎么，詹？”

　　“说到那上教堂的事儿……”

　　“怎么？”

　　“嗯——有点相反的意见，菲尔。”

　　“哦？”卡维累里先生应了一声，立刻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于是就带着歉意转过身来向我说：

　　“我——呃——也不是一定说非要上天主堂不可，奥利弗。我是说，詹尼弗肯定也跟你说过的，我们是信天主教的。不过我的意思是，上你们的教堂去也一样，奥利弗。我敢担保，这件婚事无论在哪个教堂里办，上帝都会降福的。”

　　我望了望詹尼，詹尼在通电话的时候显然没有谈过这个关键问题。

　　“奥利弗，”她解释道，“那么一大堆的事，不能一下子都跟他谈，怕打击太大了。”

　　“是怎么回事？”那个一向和蔼可亲的卡维累里先生问。“孩子，别怕打击，说吧，说吧。我不怕打击，你们有什么心事就统统倒出来吧。”

　　怎么偏偏就在这个当儿，我的眼睛会瞟见了卡维累里先生餐室壁架上那个圣母马利亚的瓷像呢？

　　“是那个上帝降福的事儿，菲尔，”詹尼避开了他的眼光说。

　　“怎么，詹，怎么？”菲尔问道，他担心他最担心的情况就要发生。

　　“呃——有点相反的意见，菲尔，”她说。这时她看了看我，向我求援——我也竭力用眼光给她支援。

　　“上帝也不要？谁家的上帝也不要？”

　　詹尼点点头表示“是”。

　　“我来解释一下好吗，菲尔？”我问道。

　　“请吧。”

　　“我们俩谁也不信教，菲尔。我们也不愿意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我想，这话是我说的，所以他才忍受了。如果是詹尼说的，他也许就会给她一拳头。可是现在他孤立了，成了外人了。他抬不起眼来，对谁也不看。

　　“那好吧，”好久好久以后他才说。“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婚礼由谁来办呢？”

　　“我们来办，”我说。

　　他看了看女儿，想要证实一下。她点点头。足见我所言不虚。

　　又经过了好长一阵沉默，他才又说了声：“那好吧。”接下来他就问我，我是将来要做律师的，那么请问这样的婚事算不算——该怎么说？——对，算不算合法呢？

　　詹尼解释说，我们计划中的婚礼将由大学里的唯一神教派牧帅来主持（菲尔小声说。“啊，牧师！”），到时候新郎和新娘要当着牧师的面相互说几句话。

　　“新娘也要说话？”他问，那模样儿简直就像这一条——别的事倒无所谓，可就是这一条——会要了他的命似的。

　　“菲利普，”他的女儿说，“你想想我到哪儿能憋得住不说话啊？”

　　“这话也是，宝贝儿，”他说着，脸上勉强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我看你是总得说两句。”

　　我们驱车回坎布里奇时，我问詹尼依她看今天的情况如何。

　　“OK，”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