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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圈套中的血色

    在这双手面前,德仑特脸胀得通红。世界一下子改变了,阳光和鲜花取代了乌云。过一天,他们两人已亲密无间,并就马洛的事达成了一个意见。德仑特对她说:“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想我只有服从了。但我还是愿意等到你不在旁边的时候再把一切都写下来。不过,如果一定要我写的话,就给我一片比星星还白的药片,或者是唱赞美诗的天使的一只手:我是说要一张没有印上你地址的信纸。不要低估我正在做的牺牲。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样不喜写信呢?”

    她给他拿来了纸和笔。

    不一会儿,德仑特就把信写好了:亲爱的马洛先生:也许你还记得,去年在马尔期通镇极不愉快的环境里我们见过面。

    那时我正在执行任务。作为一家报社的代表,对西格斯比·曼特逊之死一事做独立的调查。我调查了,而且得出了某种结论。你可以从附上的手稿得知这些情况。这份手稿本来要送给报社,由于某些不便说明的原因,我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把它公布于众,也没把官交给你。这些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人知道。

    然而最近,我对事实的理解使我改变了决定。我不是指我要发表我的发现。但是我决定要和你见面,并要求你私下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你所说的可以使这件事出现另一结局,我想你没有理由闭口不谈。

    我希望你能来信告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我可以拜访你;你也可以来我的旅馆见我。不管怎样,我希望柯布尔先生也在场。你还记得他吧,他已经读过附上的文件了。——你忠实的

    菲利浦·德仑特

    德仑特把信和附件塞人一个长信封里。他说,“我想这会使他一下子跳起来。这事不能出任何差错,最好是指派一个信使把信送到他的手中。如果他不在,就不要把信留下。”

    她点了点头。“我来安排吧。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曼特逊夫人回来的时候,他正在翻腾着乐谱柜。她在他旁边的地毯上坐下来,那条深褐色带波纹的裙子拢在腿边。

    “你昨天晚上见到我姑父的时候,你告诉他关于——关于我们的事了吗?”

    “没有,”他说。“我记得你没有说过让我告诉任何人。这要由你来决定,马上让人们都知道呢,还是再等一等,是不是?”

    “你准备告诉他吗?”她看着自己紧握着的双手,“我希望你告诉他。如果你要猜出这是为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件事已经定了!”她抬起眼睛再次望着他,两人沉默起来。

    德仑特靠在长长的椅背上。“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他说。“呵,你弹弹那种表达纯粹愉快的曲子好吗?那才是真正的曲子,毫无疯狂或是烦恼的情调,有的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赞美。恶劣的情绪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还是尽快地摆脱它吧。”

    她走到钢琴前,一边沉思一边弹了几个和弦。然后,她全神贯注地弹起《第九交响乐》最后一章的主旋律。这声音仿佛打开了殿堂的大门。就在这音乐的陶醉之中,他们渡过了愉快的日子,不久后,又收到马洛的信,德仑特与马洛见了面。

    见面所在的房间从高处俯视着圣詹姆斯公园,靠窗户有一个很大的旧柞木桌子。这间房子很大,装饰的人很有些眼光,却又有浓厚的单身汉色彩。约翰·马洛打开抽屉,从最下面拿出一个又长又厚的信封。德仑特和柯布尔也在这里。

    德仑特对马洛说:“你和曼特逊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怎样一种状态。现在你能告诉我们那天晚上的事实吗?”

    马洛由于德仑特用几乎察觉不出的语气强调了“事实”这个词而感到脸红。他停顿了一下。

    “那个星期日晚上,邦纳、我、曼特逊和曼特逊夫人在一起吃饭,”他认真地讲道,“这顿晚饭就象我们四个人以前在一起吃晚饭一样,曼特逊沉默寡言,情绪低落,就象我们那一段时期常看到的那样。其他人在一起谈话。我想大约在九点钟的时候,我们从桌子边站了起来。曼特逊夫人走进会客室,邦纳到旅馆去看一位熟人。曼特逊让我到屋子后面的果园去,说要和我谈话。我们沿着小径踱来踱去,走到房子里的人听不到谈话的地方。曼特逊抽着雪前,用冷静谨慎的态度和我讲话。他好象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这么温和。他说他想让我为他做一项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一件大事,而且是秘密,邦纳对此一无所知,我知道得也越少越好。他让我完全按他说的去做,不要问原因。

    “我尽量告诉你们他的原话——‘好吧,你来做这件事。现在英国有一个人,他与我有关系。他明天中午要乘从南安普敦到哈佛尔的船去巴黎。他的名字叫乔治·哈利斯——至少他现在用这个名字。你还记得那个名字吗?’‘记得,’我说,‘一个星期以前我去伦敦的时候,你让我在明天启航的船上用这个名字订了一个包舱。我把船票给你了。’‘船票在这儿,’他说着从兜里掏了出来。

    “‘现在,乔治·哈利斯明天不能离开伦敦了。我想让他就留在此地。我也想让邦纳留在这儿。但是得有人乘那条船走,把一些文件带到巴黎去。不然的话,我的计划就付诸东流了。你能去吗?’我说:‘当然可以。我听候吩咐,’‘这很好。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然后给我下达了命令。‘你现在就去开车,’他说,‘到南安普敦去——眼下没有合适的火车。你得开一夜汽车,如果途中顺利,你应该在明天早晨六点钟到达那里。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到那儿,都直接开到贝德福旅馆去,找乔治·哈利斯。如果他在那儿,告诉他你要替他去,让他给我这儿打电话。让他尽早地知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他不在那儿,就意味着他已经收到了我今天发给他的指示,没有去南安普敦。那样你就不要再管他,等着船就行了。你可以用一个假名字把车存在车库里——一定不要写我的名字。注意改变你的外貌——我不在乎怎样变,只是你化妆得好就行。你用乔治·哈利斯的名字旅行。你喜欢扮做什么样子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不要和任何人多谈。你到了之后,就在圣彼得斯堡旅馆租一个房间。你在那儿会收到一个捎给乔治·哈利斯条子或者口信,告诉你把我将给你的公文包送到哪儿。公文包上了锁,但是你要仔细看管。这些都清楚了吗?”

    “我复述了这些指示。我问他移交了公文包之后是否可以回来。‘想多快回来都行’他说。‘注意这一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旅途中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和我联系。如果你在巴黎没有立刻联系上,就要等到你接上头为止——如果必要的话,可能等几天。但是不要用任何方式给我写一句话。明白了吗?现在尽快做好准备。我要和你乘车走一会儿。快点。’

    我把车倒出来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很难于启齿的念头。我想起口袋里只有几个先令了。

    我说,“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很少携带现金。”

    “那个星期日晚上,曼特逊知道我在世界上简直是一文不名。他知道邦纳也了解这一点,他可能还知道,我在领到下一张支票之前,又向邦纳借了一些做为零花钱。而下一次支票由于要扣除给我预付的工资。钱也不会很多,请你们记住,曼特逊知道这一点。

    “我把车开出来以后,就到图书室向曼特逊讲了我的困难。”

    “后来的事尽管很小,却使我第一次想到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开始发生。我一提到‘费用’这个词,他的手就机械地伸向他左边的臀部口袋,在那儿放着一个小夹子里总有大约一百英镑的现金。他的这个动作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看到他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我不由吃了一惊。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低声地诅咒起来。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他沮咒;但是邦纳告诉我,最近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用这种方式表示恼怒。‘他把钱包放错地方了吗?’我脑子里闪出这个疑问,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儿也不会影响他的计划,我来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一个星期以前,我去伦敦执行各式各样的任务,其中包括为乔治·哈利斯先生订船票,我从曼特逊的银行里取出了一千英镑,所有的钱都按照他的吩咐换成了小面值钞票。我不知道这笔非同小可的现金做了什么用,但是我的确知道那一大捆钱锁在图书室的抽屉里,这天的早些时候我还看见他坐在桌前用手指拨弄这些钱。

    “但是曼德逊没有走向桌子,却站在那儿看着我。他的脸上充满了怒气,但又慢慢地控制住了愤怒,眼睛变得冷峻起来,真是奇怪。‘在车里等着,”他慢慢地说,‘我去拿些钱。’我们俩走出图书室,但是我在大厅穿外衣的时候,看见他走进了会客室。

    “我走到房前的草坪上,点燃一支烟,来回踱着步。我一再问自己那一千镑到哪里去了;是否留在会客室里;如果在那儿,又是为了什么。我经过会客室的一个窗户的时候,注意到曼特逊夫人映在薄薄的丝窗帘上的身影。她站在写字台前。窗户开着,我经过的时候听见她说:‘我这儿的钱还不到三十镑。够用吗?’我没有听见回答,但是紧接着曼特逊的身影就和她的身影混合在一起,我听见点钱的嚓嚓声。然后他站到窗边,我正要走开,就听见了这些话——至少这些话我可以准确地复述出来,因为惊讶使它们深深印在了记忆里——‘我现在要出去了。马洛劝我在月光下开车兜兜风。他催得很急。他说也会有助于我的睡眠,我想他是对。’”

    “我告诉过你们,在四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过曼特逊当面撒过谎。不论大谎还是小谎。血液一下子涌到了我的头上,我站在草坪上呆住了。我站在那儿直到听见前门的脚步声,我使自己镇静下来,快步向汽车走去。他递给我一个里面装着金币和纸币的银行纸袋,‘这里面的钱比你在那儿需要的还多,’他说,我机械地把它放进了兜里。

    “在离住宅大约一英里地方,你们记得吧,左侧有一个门,对面就是高尔夫球场,曼特逊说他要在那儿下车,我把车停了下来。‘你都清楚了吗?’他问道。由于某种突然紧张,我尽量使自己回忆并重复了他给我的指示。‘这很好’,他说,‘那就再见了。别把那个小皮匣丢了。’当车从他身边慢慢地开走的时候,我听见他最后这样说。”

    “曼特逊在我后面停止了讲话,这时我从反光镜里看见了一桩我希望能够忘记的事情。”

    “那是曼特逊的脸,”他低沉说,“他站在路边,离车只有几英尺远,我的车灯照亮了他的面容。

    这是一个疯子的面容,由于愤怒而变得扭曲可怕。他的牙是光秃秃的,露出残忍而得意的狞笑。那双眼睛……在反光镜里我只瞥见了他的脸,一点也没有看见他的动作。这个景象一闪而过。汽车继续往前开,不断加速,开着开着,我的思维突然冲破了怀疑和迷惑的迷雾,就象我脚下震动的发动机一样运转起来。我全明白了。

    “我停住了汽车。已经走了大约有二百五十码远,这里是公路的急转弯,从这儿看不见曼特逊下车的地方。我向后靠在椅子上思索着这一切。我马上要出事了,在巴黎吗?很可能——不然为什么要用钱和船票把我派到那儿去?但是为什么是巴黎?这使我感到不解,因为我对巴黎的了解甚少。我把这点先放在一边。我又转向那天晚上引起我注意的其他事情上。他撤谎说是我‘劝他在月光下兜兜风’。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什么呢?曼特逊将独自回去,而我则驶往南安普敦。他会对别人讲我些什么呢?怎样解释他独自一人回去,而且连车也没有了?我问自己这个不祥的问题时,脑子里涌现出了最后的难题:‘那一千英镑哪里去了?’立刻,我得到了答案:‘那一千英镑就在我的口袋里。’

    “我站了起来,迈出车子。我的膝盖在发抖,我感到很恶心。”

    “我眼前陡然出现了这种嫁祸于我的可怕前景,于是我把这个结实的信件匣从兜里拿了出来。在这种紧急关头,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钱肯定在里面。拿走大叠的钞票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抚摸着信件匣并且在手里掂着分量时,觉得里面一定不光是钞票。这匣子太大了,还要给我增加什么罪责呢?一千英镑毕竟不至于使象我这样的人去冒坐牢的危险。我又紧张起来,不由自主地抓住了捆着匣子的带子,并把锁环从锁里拔了出来。你们知道,这种锁一般是相当容易撬开的。”

    马洛停下来。走到窗前的桌旁。他打开了一个里面装着各式各样东西的抽屉,拿出了个盛有各种钥匙的盒子,从里面拣出一个系着粉色飘带的小钥匙。

    他把钥匙递给德仑特。“我把它放在身边作为一种可怕的纪念品。这把钥匙的锁被我弄坏了。我如果当时知道这把钥匙就在我大衣左边口袋里,就用不着这么麻烦了。曼德逊一定是趁我把大衣挂在大厅里的时候,或是在车里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把钥匙塞进了我的口袋里。我很可能好几个星期也找不到这小玩艺儿;实际上,曼特逊死了两天之后就找到它,但是警察只用五分种就能搜查到。那时候,我兜里有这个匣子和里面的东西,用的是假名字,还有假眼镜和其他玩艺儿,根本就洗刷不清。但是我有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我并不知道钥匙放在兜里。”

    “如果你当时处于我的地位,那么在打开匣子之前,你就会知道曼特逊的小钱包在里面。我一看见它,就想起我向他要钱的时候,他没有带这个钱包,而且还恼怒不堪。他走错了一步,他早已经把钱包以及其他可以证明我行窃的东西打点好了。我打开钱包,里面装着象往常一样的几张钞票,我没有数。和这些东西在一起的有两个小软皮袋子,这两个袋子我很熟悉。在这两个袋子里放着曼特逊过去买的宝石。我们本以为曼特逊买宝石仅仅出于一时的投机之乐。现在我明白了,这是毁掉我的计划中最早的行动。”

    “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必须采取行动。我立刻明白了自己必须做什么,我是在距离住宅大约一英里的地方离开曼特逊的。他得用二十分钟,如果走得快的话,得用十五分钟才能走回住宅,回去以后他会马上讲述他被抢劫的经过,而且很可能立即打电话通知主教桥的警察局。我离开他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很容易开车赶上他。这会是一次尴尬的见面。我要把对他的看法和盘托出。”

    “我发动了汽车,掉转方向,高速向白房子驶去,突然,我听见右前方一声枪响。”

    “我马上停住车。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曼特逊正在向我开枪,接着我意识到这响声离得并不太近。虽然月光照在公路上,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曼特逊是在转弯处下车的,离我现在大约还有一百码,过了半分钟左右,我又发动了车子,用慢速来到转弯处。突然我刹住车,坐在那儿惊呆了。

    “曼特逊躺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死在球场门内的草地上,在月光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马洛又停顿了一下,德仑特皱着眉头问道:“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吗?”

    “显然是这样,”柯布尔先生说。“第八块草坪正好在那儿”。马洛往下讲的时候,柯布尔先生显得越来越有兴趣,竟兴奋地捋起他那稀疏的胡须来。

    “是在草坪上,离边旗很近,”马洛说道。“他仰面朝天地躺着膊伸开;上衣和厚厚的大衣都敞开着:月光可怕地照在他的脸上和衬衣的前胸,映出他那光秃秃的牙床和一只眼睛。另一只眼……你们都看见了。人肯定是来死了。我坐在那儿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可以看见一道细细的深色血从伤口流到耳朵上。尸体附近放着他的那顶黑色软帽,脚旁有一支手枪。

    我绝望地盯着尸体看了有几秒钟。然后我站起身,吃力地向尸体走去。现在终于真相大白,我意识到我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个疯子不仅仅毁了我自由和名誉,他的计划是让我去死,身败名裂地死在绞刑架上。使我最吃惊的是,他竟然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显然早已受到忧郁症患者自我毁灭冲动的威胁。自杀的最后痛苦变成了魔鬼般的欢乐,因为他认为他把我的生命也一起带走了。

    “我捡起手枪,发现这是我的枪,但我没有惊讶。曼特逊一定是趁我去开车的时候从我的房间里拿走的。我还想起来,正是由于曼特逊的建议,我才在枪口刻上了自己的姓名,以别于他那支一模一样的武器。”

    “我弯下身子,满意地看到他已经完全死了。我在这儿必须告诉你们,我当时或后来都没有注意到他手腕上的伤痕,这些伤痕可以证明他曾经和袭击者进行过搏斗。但是我毫不怀疑曼特逊在开枪之前故意抓伤自己。这正是他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虽然我从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是我看着他的尸体时发现,曼特逊在临死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让法庭排除自杀的疑问,以便使我和他的死联系得更紧。他极力把握枪的手臂伸直,使脸上没有烟熏过或火烧的痕迹。伤口干干净净,而且已经不再流血。我站起来,在草坪上来回走着,思考这个陷害我的案件的要点。”

    “我是最后一个被人看到与曼特逊在一起的人。我听他对妻子撤谎,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对男管家撒谎说,我劝他一起出去开车兜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是我的手枪打死了他。发现了他的阴谋使我没有继续做出构成犯罪的行动——逃跑、化妆、占有宝石。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还有什么希望?我能干些什么呢?”

    “我在高度紧张之中,好几次不自觉地重复了曼特逊告诉妻子的话,说是我引诱他出去的。‘马洛劝我在月光下开车兜兜风。他催得很急。’我突然发现,我尽管没有故意模仿,却用了曼特逊的声音在讲话。”

    “就象你发现的这样,德仑特先生,我有天生的模仿才能。我许多次模仿曼特逊的声音都非常成功,连邦纳都给骗了。可是曼特逊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和他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啊。你记得吧”——马洛转向柯布尔先生——“那是一种坚定而又生硬的声音,很有力量,非同一般,模仿起来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容易。我又小心地重复了一遍,就象这样”——他说了一遍,柯布尔先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然后用力拍了一下身边的矮墙。‘曼特逊再没有活着回来吗’?我大声地说,‘但是曼特逊就要活着回来了!’我把尸体抬起来,放在汽车里,盖上一块地毯。”

    “靠近房子的时候,我放慢了速度,仔细地搜索着公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把车子拐进公路另一边的开阔地里,离院角的小门大约二十步远。我把车停在一个麦垛后面。我戴着曼德逊的帽子,兜里放着手枪,扛着尸体摇摇晃晃地穿过洒满月光的公路和那扇小门。此时所有的恐惧都被抛在了脑后。靠着迅速的行动和坚强的神经,我想我应该成功。”

    “其他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他说着,从旁边的盒子里拿出一支香烟点着了。德仑特看到他拿着火柴的手有点颤抖,同时感到自己的手也有些颤抖了。

    “假如,”柯布尔先生说,“另一个人被怀疑犯了罪,受到审讯,你怎么办?”

    “我想我的责任是很明确的。我应该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律师,为他辩护,把我交到他们手里。”

    德仑特大声笑起来。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他的心情一下变得轻松了。“我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表情!”他说。“实际上并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一丁点儿证据对任何人不利。今天早晨我在伦敦警察厅见到莫奇,他告诉我他同意邦纳的观点,这是一桩美国某个黑手党干的报复案。所以,曼特逊的案子已经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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