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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坐飞机到了奥克兰,然后开车从旧金山的海湾地区高速公路到了伯克利。

    像拉斯维加斯一样,伯克利的商业中心也是由一条一条的街环绕而成,但是面貌却大不相同。拉斯维加斯极尽繁华奢侈、富丽堂皇;伯克利却多多少少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和谐的“混合物”。街上有摆小摊的嬉皮士,有乘车过桥直达旧金山的衣冠楚楚的雅皮士,还有大批的学生,他们和谐地相处着。

    夏塔克大街、电报大街、本克罗弗特路,这几条环绕着校园的主要街道,在我到达的那个暖和的星期五都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加利福尼亚大学秋季学期刚开学几周。我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中,听着这熟悉的、我深爱的街头声音,就像听着我爸爸的摇篮曲一样,陶醉在其中。

    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最爱看的集体莫过于大一新生了。他们在开课前的一星期到来,大部分都是他们原来所在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被家里送入这个大家庭,内衣内裤里还绣着自己的名字。在他们回家过感恩节之前,他们的新衣服都变成了一样的红灰色,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去洗衣服。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理、脑袋里装满了刚学完一半的课程,这足以让他们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观点。他们昂起头,准备向他们的父辈坚守的东西发起进攻。在5月末他们的第三个学期结束后,他们有所分化,或变成在学习上失败的人,或成为新生中的优秀人物。

    天气炎热,但比起我刚离开的沙漠,它又太温和了。我在冷饮店停了下来,买了一杯新鲜的水果雪泥,这也让我找到了一个逗留的理由,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脱下我的亚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举在前边,以防它滴在我的衬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医院在校园的西北部,离我家不到半里远。我走上夏塔克大街,准备抄最近的路穿过校园。也许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几个老朋友问声好呢。但我还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绕道而行,踏上了校园南边的宾尼大街。我在2603号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经住过的屋子年代久远了,但它的状况仍然很好。对于大部分学生,乃至年轻的老师们来说,这样的房子都不是他们住得起的。

    我现在可以理解,芭蒂这种舒适的生活何以会激起那群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人的愤怒。绑架芭蒂的人既不贫穷,也不疯狂。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那种中上层阶级家庭娇生惯养的孩子。

    四周特别安静。据说1974年芭蒂,海斯特与绑架者在晚上搏斗并大喊大叫的时候,四周的邻居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就像罗伊-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号的邻居们没有一个出来帮忙一样。这两个案子都用了同样的方法,有着同样令人愤慨的大胆:尽管反抗吧,大叫吧,因为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想象着芭蒂的恐慌,我浑身也起满了鸡皮疙瘩。走进校园的时候,我总是和人群在一块儿,并不断地看着我的前后左右。

    校园要比街道上凉快。那些荫蔽着地面的古老的树木就像罩在头上的一个深绿色的天幕。树林中,橡树和枫树的叶子开始由绿色慢慢地变成黄白色、浅橙色。地上洒满了闪亮的树叶。即使在这个非常安静、平和的地方,我仍然有种幽灵附身的感觉。

    我沿着草莓河向上走——它把偌大的学校的中心区域等分成两部分,呼吸着森林里飘出来的带着绿色香味的空气,我终于到了我父母住的山顶。医院就在山的下面。

    妈妈已经告诉过我游行的事了。我希望看见一些标志,哪怕是一辆新闻采访车。我看到一群人在医院那儿时,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然直接朝着争吵的人群走过去。

    任何标语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大众媒介的注意。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对新闻界有着熟练的控制。

    我拐过街角的时候,那儿已有了两部新闻采访车;就在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第三辆车也来了。

    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在我面前挥舞着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帜。如果不是一架摄像机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许我已经挥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医院前门的时候,我拒绝看那些不断地朝我喊叫的挥舞着小旗帜的人们。但突然,一个人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好,亲爱的。”他的语气中充满鼓励之情。我被弄了个措手不及,用了几秒钟才认出这个煽动民众的人是奥古斯特-珀尔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我父亲长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边的、穿着一件柔软的粉红色套装毛衣的是珀尔米特夫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她的标语上写着:“侨民也是美国人。该是解释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珀尔米特夫人的网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挥舞着她的标语。当一架摄像机转向她的时候,那个“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就被挡往了。

    我走了几步,到了她的身后,用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向他们问好。这种问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妈妈的三重奏鸣曲小组、他们的桥牌伙伴、他们的同事、以前的学生和邻居中间使用。

    “独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这张标语被弗雷沃-沃尔什举在头顶,她今年82岁了。我走过她的时候,她左右摇摆着标语,轻声说:“亲爱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计了一番,在所有的标语中,“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占了四分之一多,并且在每个拐角处不停地移动。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团体认真地对待这群明显是小打小闹的人。那些反对、阻止游行的人也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友好和温柔”。

    我一路上笑着上了楼梯,来到了光秃秃的医院的走廊。走进艾米莉的房间,看见我的父母时,我的情绪又变了。他们两个都累得灰头灰脑的。

    “谁组织这次游行的?”我问道,依次吻着他们俩。

    “你的妈妈。”爸爸说。

    “我想在记者们走后,得招待他们吃一顿便饭。”我说。

    “在珀尔米特家。”妈妈笑了,“我们也邀请了记者来。只是一顿便饭。”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进来,打断了爸爸的踱步。在我坐在艾米莉的床头,没有挡住他的路后,他又开始踱起来。

    爸爸有6英尺5英寸高,长手长脚的。他从房子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时,腿的胫部和手的肘部总是发出声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艾米莉陷入危机的话,我们该告诉医院怎么做?”爸爸说。

    “你们两个到底讨论些什么?”我问。

    “就这个。”爸爸说,“最后的决定要由你来做,玛吉。因为最终,一切的后果都会留给你来承担。你妈妈和我都已经活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时间——70岁。如果我们授权医院救艾米莉脱离危险期,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让艾米莉活下来,再负担30到40年——考虑到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有可能的。她可以轻松地比你妈妈和我活得更长,亲爱的玛戈,那么你就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负担艾米莉的生活。”

    “妈妈?”我向妈妈求助。她正在给我的姐姐艾米莉做一周一次的修指甲,很少抬头看我。

    “我知道了。”我说,“你们两个正为这个争论,你们想我投最后的一票。”

    “我们没有争论。”妈妈把艾米莉的长长的指头弯起来,用药液轻轻地按摩着。“我们连话都没有说,怎么能够争吵呢?”

    我看了看爸爸,他线条分明的脸上眉头紧锁;又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一副傲慢而冷漠的样子。

    宽容——他们50年婚姻的巨大的力量——让他们在我的姐姐艾米莉的生存问题上,又一次走向和解。爸爸和妈妈把这个连所罗门也值得思考的问题留给了我,让我进退维谷。

    从我的其他家庭成员那儿,我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在过了一个失败的看望艾米莉的两天假后,叔叔麦克斯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我的侄子马克正在进行他环绕地球的研究生步行之旅。两周之内,他不会到达他的下一个联系地点。当然我还有女儿和麦克的建议,还有艾米莉以她的方式告诉我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和我的姐姐在水泥管里爬来爬去。和她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些事情。此刻,坐在硬梆梆的医院的床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些童年时的情景。

    “艾米莉,”我怀念着她的聪慧,“你是家里的医生。我们正在决定你的生命,请给我一些力量吧!”

    艾米莉一言未发,她两年以来一直没说过一句话。

    我按照医师教我们的方法,抓住了她的小腿,把它们拉直了一些,然后给她按摩着腿肚子。她的小腿就像一块牛排那样坚硬而多筋。我又做了几次。看起来,我每做一次,她的腿就少了些肌肉,多了一份抵制,从来没有什么反应。

    艾米莉的进食、排泄都由导管来完成,用人工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平衡。两年以来,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那些决定性的环节:呼吸、让心脏不停止跳动。意识到艾米莉再也不会恢复任何智力和思想时,我们都同意不再给她人工的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再试图让她恢复知觉。

    两年以来,艾米莉就这样拖着,躺在医院护理室的床上。她的身体慢慢地恢复着知觉,但她这种持久的健康却迅速地让家里濒临破产。

    两年以前,我们都认为,如果艾米莉自身的机体停止作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聪明的艾米莉如今没有了会思想的头脑,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具僵尸。但奇怪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艾米莉的这种样子。我们爱抚她,同她说话,围绕着她调整家庭生活。

    我看见了挂在艾米莉床边的排泄管里,有几条细线般的红色——受感染的标志。

    “我明白了。”我说,“我知道艾米莉想说什么。她想让我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能得到我的帮助。”

    妈妈冲我笑着,我等着他们赞扬我的陈词滥调。但妈妈却说:“爸爸告诉你了吗?他正考虑法国的一份顾问工作。巴黎南部有一片好极了的工业区,可以乘坐城市高速铁路到市区里去。”

    我抓住爸爸的皮带,不让他再踱步:“你要出国多久?”

    “两年,或者是三年。我们下周将和那些人谈谈。”

    “你们要抛下我?”我觉得太阳穴好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呼吸也变得困难了,“你们不想留在这儿帮我,不管我做出什么决定?”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妈妈说。

    “你们的房子怎么办?”

    “莱尔会照顾好的。”她说。

    “该死!”他们原来早就准备好了这次逃跑。我到南方结婚时,也是把房子交给了莱尔。

    我仰躺在床边,开始数天花板的砖块,数到20时,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形的答案。艾米莉一个痉挛,把腿蹬了出来,狠狠地撞在我的肋骨上。我抓住她的双脚说:“艾米莉,谢谢你的提示。”

    艾米莉的医生走进来告诉我们对于艾米莉的病情预测,他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爸妈跟在他后面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艾米莉。我猜爸妈也许是要和医生商量一些事情吧。

    我打电话到了麦克的办公室里。

    “刑事科,我是弗林特。”他听起来恶狠狠的,但这就是他的工作。

    “我是玛吉。”我说,声音听起来就像一条挨打的狗那样可怜。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手怎么样了?”

    “有点点痛。飞机没事吧?”

    “安全降落。”我告诉他妈妈组织的游行,他笑了。

    “艾米莉怎么样?”

    “她的病情加重了。医生说她的脑部也许受伤了,但是做昂贵的手术确定受伤部位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多大意义。艾米莉会随时发生大脑血管破裂。”

    “什么时候,是今年的任何时候?”

    “还有很多问题,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麦克,找一个人替代你。过来吧,我需要你。”

    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不能去,宝贝,我找到了一条杀人犯的线索。而且我正在等着法官下达搜查安东尼-刘易斯的屋子的命令。我有太多事情缠身。”

    “你整个晚上都工作吗?”

    “也许吧。我找到了那个杀人犯藏身的肮脏的地方,只看见他的衣服留在那儿。我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汽车的车厢里。他不能回家了,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等到他在街上走累了,嗅到了食物的香味,在某个小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他。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安排了监视者。他会碰见其中的某一个,然后我就把他抓起来。或许是今天晚上,或许是下周。但是在抓到他之前,我不会离开的。”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说:“我看了看你从海克特那儿拿来的枪?”

    “怎么样?”

    “一把是巡逻用的。其他两把都是废弃物。我不知道海克特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

    “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起过把它们处理掉。也许它们是格罗莉亚的。”

    “也许吧,但她否认了。”

    “你和格罗莉亚谈起过那架摄像机吗?”

    “是的。但是要把它送回来就等于承认她拿了它。所以她就支支吾吾的。”

    “吉多可以把编号告诉你。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桩民事案件吗?”

    “那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摄像机里有一盘带子的话,我们最想要的是那盘带子。我可不想暗示格罗莉亚这一点,因为她也许会在上面做点手脚。也许我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的方法从她家取回来。”

    “你进去的时候可别伤着她。”

    “我会尽力的。”他轻声笑了,“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告诉他拉斯维加斯之行是多么的糟糕,然后说:“我与一个房地产商有个约会。今天晚上我会在我的房子里见他。”

    “与一个房地产商约会?”

    “我想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应该先估一个价。”

    “我们?”他说,“我们是指谁?”

    “你和我。”

    “噢、噢。”

    “麦克,我想带着一个确切的答案到那儿。我想念你,我也需要你。”

    “太动听了。”他大笑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听到有人夸他的孩子特别聪明而发出的那种笑声。“你看看,如果我有逃脱的办法,我就会去你那儿的。如果今天晚上我圆满地完成任务,也许我明天早上就可以飞过去。我们可以停留一会,然后明天晚上一起飞回家。这是我能提出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它也比较容易做到。”

    “我会怀着希望等你的。”我说。

    艾米莉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她的呼吸缓慢而有节奏。我抓住她的脚晃了晃,一点反映也没有。

    休斯顿这时候是下午,正是把我的女儿在宿舍里“逮着”的好时候。我打通了电话,凯茜带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过来接电话。

    “圣诞节我不回家了。”

    “为什么呢?”我抑制住心中的感情,用听起来也许很平静的语气问道。

    “我将在休斯顿的芭蕾舞《坚果钳子》中扮演白雪公主这个角色。”

    “祝贺你!这个消息确实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我刚才正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去巴黎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圣诞节。”

    “为什么去巴黎呢?”

    “我们正在谈论去那儿待一段时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遗憾地说:“噢,妈妈。也许圣诞节你就一个人过了。”

    “我会和麦克、迈克尔待在一块的。如果你在休斯顿跳舞的话,我们会在那儿陪你的。”我看了看艾米莉。不管我们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安排,艾米莉都将第一次过一个孤单的圣诞节。我抓住了艾米莉猫爪一般的手。

    “我为你感到自豪,凯茜。”我说。

    凯茜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她的舞蹈,非常满足的样子。她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声音让我陶醉。

    艾米莉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把她的腿推向一边,她又蹬回来。那一脚并不是自发的反应,我看见她的眼珠又滚回到眼窝里。她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就好像一个收缩性塑料薄膜覆盖在她的骨头上一样。

    我对女儿说:“艾米莉的中风又发作了。你能拿着电话等一会儿吗?”

    我一只手抓住床旁边的横栏,防止她掉到地板上。然后,我按动了呼叫护士的按钮,直到我听到跑动的脚步声时才放下。艾米莉正在经受又一次的剧痛。

    护士来了,医生就跟在后面。艾米莉弓起背,做着各种鬼脸,嘴里吐出泡沫。在这个恐慌的过程中,我成功地撒了一个伟大的母亲该撒的谎。我什么都没有告诉我的女儿,不让她和我分担恐慌。虽然我努力地做着这一切,但凯茜还是警觉起来。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妈妈。”

    “医生正在给艾米莉吃一些药。”

    “她好吗?”

    艾米莉的身体还在晃动,但是肌肉不像刚才那么僵硬了。中风症状正在消失。她的呼吸仍在进行,心脏也没有停止跳动。

    “我想她很好,凯茜。”

    “姥姥告诉我艾米莉姨姨一直在生病。是感染还是别的什么?”

    “只是一点感染。”

    “人们都说我与艾米莉是多么相象。”

    “在很多方面都像。”我说。凯茜除了像她姨姨一样有6英尺高以外,她们都有着像我爸爸那样的中间隆起的鼻梁,都比其他人聪明。

    “我希望姥姥错了。”她说。

    “什么?你不想像艾米莉吗?”

    “不是这个意思。”凯茜说,“姥姥老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在艾米莉姨姨面前说些什么,因为谁也不能肯定艾米莉是否能听见或者感觉到。我希望她毫无思维能力。因为我知道,如果她不能动弹或者不能说出她脑子里所想的东西,她就会发疯的。原谅我这么说,我知道她是你的姐姐,你很爱她。但是如果我像她那样全身僵硬,我宁愿死去。那样真比活埋更难受。”

    “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一个孩子之口。”我说。

    “天哪,妈妈,我不再是孩子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像艾米莉,凯茜。不要停止说出你脑子里想的东西。”

    她说:“是吗?”

    “打电话给麦克、迈克尔,告诉他们你得到了你想演的那个角色。他们会像我一样为你感到骄傲的。我敢肯定我们都会去休斯顿过圣诞节的。”

    艾米莉的中风过去之后,她像雪花石膏一样白的肌肤上撞击出一块块的青紫色。她的前额上,子弹留下了一个雏菊形的伤疤。她有着一个真正的黑眼圈,就好像谁曾经用尽全身的力量打了一拳似的。但是她仍在呼吸着。她的心跳非常正常,即使我的已经不正常。

    星期五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待在叔叔麦克斯在奥克兰的法律办公室里,和麦克斯的合作伙伴——杰克逊-奥尔古德讨论着有关艾米莉的法律问题。

    “在今晚回家之前,我们会把签字要用的文件准备好。”杰克逊说,“告诉我你将在哪儿,我会亲自送过去的。”

    “在我的房子里。”我说。他给我的拥抱充满了感情。杰克逊曾经对我的姐姐有一股狂热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我怀疑他仍然这样。

    他搂着我的肩膀,送我回到了伯克利机场。他对我说:“决定不介入是多么的艰难。我钦佩你的决定,但是你认为你的父母会坚持它吗?”

    “他们有理由反对。”我说,“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人发表一些强烈的看法的话,我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现在我是骑虎难下了。我知道艾米莉也宁愿选择死,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的父母……谁知道呢?”

    “我理解你的处境。”杰克逊说着,压了压我的手臂。

    我在他身上靠了一会儿:“在我的一生中,我相信我的父母会为救他们的孩子赴汤蹈火。但现在我的困难是,如何界定对与错,怎样才是救一个人。是在法律意义上活着?还是把人从更深的侮辱中解脱出来?”

    “我们是否需要再起草一份建议?”

    我摇摇头:“我们先这么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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