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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晨，马丁·贝克自言自语地出现在维斯保加。他穿过走廊时，一个办事员惊讶地注视着他。
整个周末他都觉得很舒服，虽然只有一个人过。事实上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这么乐观是什么时候的事。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夏季还不算太坏。
他冲破斯维瓦那个上锁的房间的同时，也冲破了自己的牢笼。
他将那些从仓库帐册上抄下来的摘要摊开来，在一些大人物的名字旁边加上检查标记。然后他开始打电话。
保险公司有一件最要紧的工作：要赚最多的钱，所以他们会让他们的人员拉长耳朵探听消息。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井然有序地保存好他们的所有的文件，以防一个惊慌的疯子来敲诈他们，妨碍他们赚取利润。时下这种疯狂的行为已经变得非常不近人情。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
他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对付他们，就像他星期五傍晚对付实验室里那个技师一样；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装腔作势，给他们更大的压力，这对一个看来像是某个部门的官僚而言这通常会有用。身为警察，你很难叫其他的警察快一点，但是对其他的人，这种要挟非常好用。
“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这很紧急吗？”
“的确非常紧急！你一定要帮我弄好。”
“你直属的上司是谁？”
总会有诸如此类的问题。
答案一个个地冒了出来，而他一一将它们记下来：补偿给付、案件结案、被保险人死亡。
马丁·贝克不断打电话、记笔记，那些帐册的旁边已经写满了东西，而他当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在他打第八个电话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地说：
“公司收到保险金之后，那些毁坏的商品都怎么处理？”
“我们当然要检查一下，如果还可以使用的，我们就廉价卖给员工。”
对，没错！而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利润，当然。
突然他记起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些经验。大约二十几年以前，就在他结婚后不久，他的日子非常难过。在英嘉——成就这段婚姻的主因——出生前，他的妻子曾经在保险公司工作，在那里她常常可以买到很多折价的肉汤罐头，味道不是一般的差，罐子也常在运送的时候被敲得歪七扭八的。他们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月都靠那些罐头维生；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不喜欢喝肉汤。也许卡尔·斯维瓦或是一些专家已经尝过那些难喝的液体，而且发现它不适合人类。
马丁·贝克还没拨第九个电话，突然电话就响了起来。是有人找他要东西，当然那不可能是……
“喂，我是贝克。”
“喂，我是亚姆。”
“哈啰，真高兴你打电话来。”
“是啊，不过你那里似乎很忙。不管这些了，我只是想帮你最后一个忙。”
“最后一个忙？”
“在你升为委员之前。我知道你已经找到弹壳了。”
“你看到了吗？”
“你以为我打电话来是做什么的？”亚姆不悦地说。“我们可没有时间打电话闲聊。”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马丁·贝克想，如果亚姆打电话来，那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通常你只能收到他写的条子。马丁大声地说：
“你真是好心。”
“你说的没错。”亚姆同意他的话。“是这样的，你拿来的那个弹壳已经磨损得相当严重，很难从上面发现什么。”
“我了解。”
“我才不相信你了解。我猜你想要知道它是否与自杀用的那颗子弹吻合？”
“没错。”
一阵静默。
“没错，”马丁·贝克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它们非常吻合。”亚姆说。
“真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绝对没错，我们可不是随便猜猜而已。”
“对不起。”
“我想你没有找到那把枪吧？”
“没有，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就这么巧，”亚姆冷淡地说，“它现在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在昆斯荷曼街特别小组的巢穴里，正是一片愁云惨雾。
布多沙·奥森匆匆赶到国家警察局去请示。国家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不准将消息外传，而奥森非常急切地想弄清楚是什么事情不能外传。
库尔保、隆、拉森三个人都沉默地坐着，他们的坐姿让人想起罗丹的“思考者”。
有人敲了敲门，而几乎同时，马丁·贝克已经站在房间里了。
“嗨！”他说。
“嗨！”库尔保说。
隆点点头，而拉森则没有反应。
“你们看起来似乎不太高兴。”
库尔保看着他的老朋友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没有人会自愿一到这里来。”
“的确，除非有人给了我错误的信息。你们这里有个痞子叫莫里森的。”
“是啊，”隆说，“韩斯街那个案子的凶手。”
“你找他做什么？”库尔保质疑地说。
“只是想和他见个面。”
“干嘛？”
“想和他谈谈——我想他应该会吐出些东西。”
“这我就不太确定了。”库尔保说。“他是个大嘴巴，但是没有用在正道上。”
“他不承认吗？”
“可想而知他不会。但是依照目前我们手上的证据，他是跑不掉了。我们已经在他住的房子里找到他作案时戴的面具，还有凶器；而且我们也证明那是他的。”
“哦？”
“枪上的编号被磨掉了；而金属上的磨痕与他住处的研磨机所磨出来的痕迹，在显微镜下的结果非常吻合。罪证确凿！但是他还是一直否认。”
“对啊，而且证人也指认了他。”隆说。
“这样……”
库尔保开了口，但是并没有马上接下去。他在电话上按了按，并对话筒大声下了几个命令。
“他们现在就带他下来。”
“我可以在哪里和他谈谈呢？”
“用我的房间。”隆说。
“好好问问那个白痴吧，”拉森说，“他是我们仅有的了。”
不到五分钟，莫里森就出现了，还和另一个警察铐在一起。
“这似乎是多余的，”马丁·贝克说。“我们只是谈谈话罢了，打开手铐然后到外面等一下。”
警卫打开了手铐，莫里森紧张地抚着他的右手腕。
“请坐。”马丁·贝克说。
他们在书桌旁相对而坐。
马丁·贝克以前没有见过莫里森，但是他注意到这个男人似乎情绪非常激动，也非常紧张，一副快要崩溃的样子。这并不令他感到惊讶。
也许他们曾经给他一顿好打，也许没有。有时候，那些杀人犯被捕之后精神状况都不太稳定，而且会失去理性。
“我是替死鬼而已。”莫里森尖声说。“那些警察或者别人在我家布置了一些伪证。那家银行被抢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城里，可是连我自己的律师都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
“你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吗？”
“不是。你为什么这样问？”
“你说‘布置’，这不是瑞典的用语。”
“噢，要不然你要怎么说呢？那些警察冲进你家而且放了一顶假发、太阳眼镜、还有枪，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然后他们假装当场人赃俱获？我发誓我从来没抢过银行。但是连我的律师都说我没有翻身的机会，你还要我说什么？承认我杀了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我快要发狂了。”
马丁·贝克把手伸到书桌底下按了一下按钮。隆的书桌是新的，上面狡猾地装配了内藏式的录音机。
“事实上，”马丁·贝克说，“我和那些事毫无关系。”
“是吗？”
“是，毫无关联。”
“那你想要干嘛？”
“谈点别的。”
“还能有什么？”
“一个我想你非常熟悉的往事。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的，一箱西班牙利口酒。”
“什么？”
“事实上我已经查过所有的文件。你合法进口了一箱利口酒，说那是要给客户的，而且付了钱，付了所有的钱，包括装箱。对吗？”
莫里森没有回答他。马丁·贝克抬头看见那个家伙正张着口，满脸震惊。
“我已经搜集到所有的资料了。”马丁·贝克重复道。“所以我假定它是正确的。”
“是的，”莫里森终于说话：“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根本没收到什么订单。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那个箱子在转运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
“是的，虽然我并不认为那是件意外。”
“对，你说的对。我相信那个仓库管理员，叫斯维瓦吧，是故意打破的。”
“你说得真对，事情就这样。”
“嗯，”马丁·贝克说，“我想你对这些事也厌烦了，也许你不想谈这个老故事？”
过了很久，莫里森才说：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说些我真的做过的事可能比较好些，要不然我会发疯。”
“那就如你所愿吧！”马丁·贝克说。“现在，依我看来，那些瓶子里装的不是利口酒。”
“目前为止你还是对的。”
“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那些瓶子是在西班牙装箱的，虽然看起来像是酒，可是其实是制造吗啡的原料。那个时候那是非常普遍的东西，运这些东西的利润很不错。”
“是的，但是就我所知，走私这种不当的东西——因为它是不当的——是很重的罪。”
“你说得对。”
莫里森说，他的态度就好像那时候也这么认为似的。
“然后，我有理由相信你被这个斯维瓦勒索。”
莫里森没有说话。马丁·贝克耸耸肩说：
“我已经说过，你可以不回答。”
莫里森又开始有些紧张，他慢慢地改变了坐姿，但是他的手没有移动。
他们一定是对他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压力，马丁·贝克这样想，而且有些惊讶。他知道库尔保用的方法，而且知道它们大都很人道的。
“我会回答你，”莫里森说。“不要停，这些事实可以让我回到现实。”
“你每个月付斯维瓦七百五十元。”
“他想要一千，我说五百，七百五十是妥协后的价钱。”
“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全部的实情，”马丁·贝克说。“还是你有什么事不清楚，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你真的这样想？”莫里森说，他的脸抽动了一下，喃喃自语地说：“可能吗？”
“真的。”马丁·贝克说。
“你也以为我是神经病吗？”莫里森突然问他。
“没有。为什么我应该这么认为？”
“每个人似乎都以为我发疯了，连我自己都快相信是这样了。”
“只要告诉我真相，”马丁·贝克说。“一切当然都会有解释。所以……斯维瓦压榨你。”
“他是个吸血鬼，”莫里森说。“那时候我不能被捉到。我以前被关过，还有一些没有定罪的案底，而且被监视。当然你应该知道这些的。”
马丁·贝克没说什么，其实他还没有仔细查过莫里森的犯罪记录。
“唉，”莫里森说，“一个月七百五十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年九千嘛，光那个箱子里的东西就比那多多了。”他想了一下，然后惊愕地说：“我搞不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事情都会建档。”马丁·贝克和蔼可亲地说。
“但是那些混球每个礼拜都会打破一大堆箱子。”莫里森说。
“没错，可是你是惟一没有要求任何赔偿的人。”
“这是真的，我还必须求他们不要来，要不然那些保险鉴定员会来东看西看的。一个斯维瓦就已经够了。”
“我了解。而你继续付他钱。”
“大概一年吧，我想不理他了，但是只要我迟几天汇钱，那个老家伙就来恐吓我，而我做的事都是不能见人的。”
“你可以告斯维瓦勒索。”
“是啊，然后自己进去蹲几年牢。不，我只能做一件事——付钱。那个混蛋放弃了他的工作，把我当成他的退休基金。”
“而最后你受够了？”
“是的，”莫里森紧张地拧着手帕。“我只告诉你，”他说，“你应该不知道我付了多少钱给他吧？”
“我知道，五万四千元。”
“你似乎知道所有的事。”莫里森说。“喂，你能不能接替那些疯子来办这件银行抢案啊？”
“这也许有点困难。”马丁·贝克说。“可是你也不是乖乖地就付钱吧，是吗？你偶尔也吓吓他吧？”
“你怎么知道？大概一年前，我开始计算这些年来付给那个贼的钱。去年冬季我去找过他。”
“真的？”
“我在城里和他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再这样了。但是那个老顽固只是说，如果我不准时付钱，后果自己负责。”
“他会怎么样？”
“他会立刻冲进警察局。当然利口酒那件事已经是陈年往事，可是我其他的事就逃不过警察的眼睛了。我在从事的也不是什么合法的事，何况我发现很难解释为什么要一直付他钱。”
“无论如何，斯维瓦告诉你一些事好让你平静下来，不是吗？他说他快死了。”
莫里森沉默地坐了好长一会儿。
“斯维瓦告诉过你这些事吗？还是你从档案上看到的？”
“都不是。”
“那你是会读心术还是什么的啰？”
马丁·贝克摇摇头。
“那你怎么会知道每个细节？他说他得了癌症，而且可能活不过六个月；无论如何，我猜他被吓倒了。而我想，反正六年都过了，六个月一下也就过了。”
“你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是在二月，他在哭，而且在抱怨。你大概以为我和他有点亲戚关系。他说他正要去医院——去‘死穴’，他这样说的，其实是放射科诊所。他似乎完蛋了，一切都要过去了，我自己这样想着。”
“但是你打电话去医院查问？”
“是的，他不在那里，他们说他是到南区的一家诊所。然后我开始怀疑事情有些蹊跷。”
“我晓得，所以你打给那里的医生，说斯维瓦是你的叔父。”
“今天好像不是我来告诉你什么事情的，不是吗？到现在为止，我说的任何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
“哦，不是的……”
“什么不了解？”
“例如，你用了什么名字？”
“斯维瓦，当然，要说是那个混蛋的侄子，我一定得说我叫斯维瓦。你没想到吗？”莫里森既兴奋又惊讶地看着马丁·贝克。
“不，事实上我没想过，你看吧！”
某种感情在他们之间开始萌生。
“我找到的那个医生说老家伙很健康，而且再活个二十年也不成问题。我算了算……”他沉默了下来。
马丁·贝克很快地算了一下说：
“这意味着十八万多。”
“对，没错。我投降了，你比我聪明多了。那一天我又付了三月份的钱，这样存款单才会在他回家的时候就寄到。同时……噢，你知道我还做了什么吗？”
“你决定这是最后一次付钱给他。”
“说对了。我听到他星期六还要去医院，所以在他一走进商店去买猫食的时候，我抓住他，而且告诉他一切都要结束了。但是他还是一样顽强，说如果下个月十二号他没有收到银行的通知单的话，我会知道有什么结果。不过他被我吓坏了。你应该知道他后来怎么了？”
“他搬家了。”
“当然你也知道这事……以及我后来做的事吧？”
“是的。”
沉默了一会儿，马丁·贝克感到录音机好像完全没有声音了。在两人会面以前，他曾经检查它是否还能用，而且换上新的带子。现在他必须想一个策略。
马丁·贝克说：
“没错，我也知道这些，刚才说过了。大致来说，我们这次的谈话可以告一个段落。”
莫里森看起来很明显有些不安。
“等一会儿。”他说。“你真的了解吗？”
“是啊！”
“你了解，我却不了解。他妈的，我甚至不知道那个老家伙是生是死，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
“恐怖的地方？”
“是呀，从那时起一切都……是的，都不对劲了，你可以这样说。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因为一件莫须有的罪被判极刑了，而这里的人都他妈的没有一点羞耻心。”
“你是斯马兰人。”
“是啊，你到现在才知道？”
“对啊！”
“真奇怪，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好吧，后来我做了什么？”
“首先你查出斯维瓦的新住处在哪儿。”
“对，非常简单。我跟踪他几天，注意他出去的时间等等。他不常出门，而且他窗户的帘子总是拉起来的，就算晚上出去也是一样。我也查过那个了……”
“查过”，这是个通用的说法，每个人都常用到的，从小孩子开始，然后几乎每个瑞典人都会说了；有时候连马丁·贝克都在用，虽然他总是试着尽量说纯粹的瑞典话。
“你觉得自己真的吓倒斯维瓦了，而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你会杀了他。”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不过要杀他很难，所以我想出一个简单的方法。当然你已经知道我说的方法了？”
“你想在他打开或关上窗户的时候开枪杀他。”
“你很聪明嘛！你知道，那是惟一看得到他的时间。而且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明显你知道在哪里。”
马丁·贝克点头。
“我说嘛！如果你不想进到屋子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到：就是另一头街上公园里的斜坡。斯维瓦每天晚上九点钟就会来打开他的窗户，到了十点就会来关上。所以我在那里对那个老家伙开枪。”
“哪一天？”
“十七号，星期一——我原本应该去银行的，以前都是这样——晚上十点。再来就是恐怖的地方了。你不相信我？该死，我没办法证明。不过先让我确定一下，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武器吗？”
“知道，点四五的自动手枪——骆马9A型。”
莫里森用手抱头说：
“你真的是厉害，我原本还以为你不可能知道，可是你查出来了，真是厉害。”
“为了开枪的时候不被别人注意到，你还在上面加了消音器。”
莫里森点点头，他非常吃惊。
“我猜是你自己装上去的，一般型的，只能用一次。”
“对，对，说得没错！”莫里森说。“说得没错，没错，没错！现在请你告诉我后来发生的事。”
“你先说，”马丁·贝克说，“我再来补充。”
“噢。我到了那里，开我自己的汽车去的。天很暗，四下无人，屋子里有灯光，窗户是开着的，窗帘是放下来的。我在斜坡上找了一个位置。过了几分钟之后我看了看手表：九点五十八分。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该死的老头推开窗帘，出现在窗户边上，我猜他以为自己还能将窗户关上呢。一切发生的时候我都还不是很确定要不要这样做，我想你知道。”
“你还没下定决心是要杀了斯维瓦，还是开一枪警告他一下。”
“这是真的。”莫里森沮丧地说。“你也知道，这是真的。毕竟这些事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这里就没有别人知道。”他用指关节敲着自己的额头。
“但是在那一瞬间，你下了决心。”
“是啊，看到他站在那里，我想杀了他是一劳永逸的方法，所以我开枪了。”
他沉默了。
“发生了什么事？”
“唉，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大概不可能失手吧？虽然刚开始我是这么想。他消失了，而且我看到窗户好像被关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窗帘也放下来。一切看起来都和平常一样。”
“然后你怎么样？”
“我开车回家。我还能做别的吗？然后每天我都看报纸，不过好像都没有相关的消息。一切都令人不解——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不过那和我现在想的不一样。”
“你开枪的时候斯维瓦站在哪里？”
“他靠着窗边，而且他的右手举起来。他应该是一手握拳抓住窗钩，而另一只手扶着墙。”
“你从哪里来的枪？”
“我有一些朋友从国外买回一些武器，有输出执照的。我替他们安排将枪枝带进来，后来想想自己有把枪也不错，所以我又向他们买了一把手枪。我对枪不太在行，只是觉得带着它看起来很成风。”
“你确定打中斯维瓦了吗？”
“当然。世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其后的事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他？我曾经开车经过那儿，从窗户观察里面的动静，而它总是关着，窗帘也还是拉下的。所以我开始怀疑我到底有没有打中他。不过此后最怪异的事发生了，哦，天哪，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一件事我了解！现在突然有个你出现在这里，而且知道一切的事。”
“我想有一些事我可以解释。”马丁·贝克说。
“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算是交换？”
“当然，你问吧！”
“我想先知道，我击中那个混蛋了吗？”
“是的，你当场杀了他。”
“那好。我刚开始还以为他人在这里，就坐在隔壁的房间里读报纸，还笑到肚子痛。”
“所以，”马丁·贝克严肃地说，“你已经犯下了谋杀罪。”
“我想是吧！”莫里森漫不经心地说，“我的那些兄弟们也是这么说的，尤其是我的律师。”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死？报纸上连一行字都没有。”
“斯维瓦一直到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刚开始从现场观察我们还以为他是自杀的。”
“自杀？”
“是的，有时某些警察也是很粗心的。子弹直接从前面打进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当时是俯身向前的；而且那个房间从内部被锁住，窗户也是。”
“他一定是在跌倒的时候拉到的，所以钩子才会掉到扣环里面。”
“我也是这么想的，大概是这样吧！被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击中，人通常会后退好几码，就算斯维瓦抓得不是很紧，窗子用力关上的时候，钩子也可能自己就掉了进去。我看过类似的事，而且就是最近。”马丁·贝克对自己笑了笑；“所以整件事都弄清楚了。”他说。
“弄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我开枪之前在想什么？”
“这个嘛，”马丁·贝克说，“纯粹是猜测。你还要问什么吗？”
莫里森惊愕地注视着他。
“还要问什么？你是在捉弄我吗？”
“绝对不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解释这些：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把枪放在一个旧袋子里，还装了石头，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妈的用吃奶的力气摇了一阵后，再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已把灭音器拿掉，把它敲扁。它是只能用一次，但我不是自己装的；就像你说的，它是和自动手枪一起买的。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到车站，再坐火车到索德塔。在路上我走进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把灭音器丢进垃圾滑道里。我甚至想不起是哪一栋房子。在索德塔我上了我自己的游艇——我一直放在那儿——我开着游艇在那个晚上回到斯德哥尔摩。第二天我拿着那个装着自动手枪的袋子上船，开到海上，到维克斯岛，而且在半路上把袋子丢到海里，在海道上最深的地方。”
马丁·贝克皱着眉头。
“我确定自己只有做这些。”莫里森激动地说。“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人能闯进我的屋子，我没有给任何人钥匙。而且我要干掉斯维瓦之前，只告诉几个认识我、且知道我住哪儿的人我要去西班牙。”
“是吗？”
“可是妈的，你就坐在那里，还知道一切。你知道关于自动手枪的事，而它很明显已经沉在海洋的最深处了；你也知道有关灭音器的事。你能不能好心一点，帮我解释这一切。”
马丁·贝克思考了一下，然后他说：
“你一定有些地方说错了。”
“错了？我不是已经全都告诉你了吗？妈的，我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不是吗？还是……”莫里森开始奸笑，而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说：“你只是在骗我！你别想骗我在法庭上重复这些话。”
那个男人又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
马丁·贝克站起身把门打开，挥手叫值勤的警卫进来。他说：
“我问完了，暂时。”
莫里森被带出去，还不停地笑着，听起来让人不太愉快。
马丁·贝克打开书桌的抽屉，把录音带其余的部分卷完，然后拿出来，走到特别小组的办公室。隆和库尔保还在那里。
“怎么样，”库尔保说，“你喜欢莫里森吗？”
“不怎么样，但是他杀了人。”
“这次他又杀了谁？”
“斯维瓦。”
“真的吗？”
“如假包换。”
“哦，录音带。”隆说。“是从我的录音机上录下来的吗？”
“是的。”
“那对你没有什么用，它坏掉了。”
“可是我试过。”
“是啊，刚开始两分钟还能用，之后你就只能听到吱吱叫的声音，明天工人才会来修理。”
“哦。”马丁·贝克看着录音带说；“没有关系，莫里森还是逃不掉，而且还有现场的证据。我们已经确定他和杀人用的武器有关联，就像先前库尔保说的。亚姆告诉过你还有一个消音器吗？”
“有，”库尔保边说边打哈欠。“可是在银行他没有用。你看起来怎么那么奇怪？”
“关于莫里森还有些事很奇怪。”马丁·贝克说。“有些事我还是弄不懂。”
“你还要求什么？”库尔保说。“完全洞察人性吗？你要写犯罪学的专题吗？”
“再见，”马丁·贝克说，之后他就离开。
“嗯，”隆说，“他当上委员之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研究的。”
莫里森被带到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被控谋杀、一般杀人、武装抢劫、贩卖毒品和其他的案件。
对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无罪，对每个问题他都回答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警察是拿他来做替罪的羔羊，而且布置了所有的证据。
布多沙·奥森的姿态摆得很高，被告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逼入绝境，在审理的过程中，检察官甚至将一般杀人罪改判成二级谋杀。
只开庭三天，法官就定下判决：莫里森因为枪杀那个健身协会主任及韩斯街银行的抢劫案被判终身监禁。其他的案子也被判有罪，包括被指控为莫斯壮和莫伦的同谋。
另一方面，他被控谋杀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罪则没有成立。因为他的辩护律师——虽然刚开始时有了先人为主的想法，有些感情用事，但后来突然清醒——对当时那种情况下搜集的证据大加鞑伐。此外他还传了自己请的专家，对弹道的比对过程提出怀疑，声称弹壳已经遭到严重的毁损，根本不能说一定是从莫里森的自动手枪里发射出来的。
马丁·贝克也出庭作证，但是他所说的事充满了漏洞，而且是建立在一些荒谬的假设上。
从所谓正义的角度来看，那并没有什么差异，莫里森被判一个或是两个谋杀罪，对结果都没有影响。在瑞典，无期徒刑是法官所能裁定的最严酷的刑罚。
莫里森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听他的判决。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一直有些奇怪的举动。
当法官问被告是否了解对他的判决的时候，莫里森摇了摇头。
“基本上这表示你已经被判定抢了韩斯街的银行和杀了葛登先生——那个健身协会主任——这两项罪名。另外法院已经宣告你谋杀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指控无罪。整体来说，你已经被判终身监禁，而且在终结书送出和上诉之后就会被送进监狱。”
当警卫把他带走的时候，莫里森笑了起来。注意到这件事的人都觉得他既不后悔，也不尊重法律或法院，是个极端麻木不仁的罪犯。
莫妮塔正坐在旅馆大厅里一个绿意盎然的角落，她的膝上放着一本成人教育课程的意大利文法书。
在下面花园中的小竹林里，莫娜正和她的新玩伴玩耍，他们就坐在林中稀疏的阳光下。而莫妮塔听着他们愉悦、快活的声音，非常惊讶孩子们即使不了解彼此所说的语言，也能轻易地沟通。莫娜已经学会好几个单字，而且莫妮塔也确信她的女儿学这个饶舌的外国语言一定会比她快。事实上她已经快要放弃了。
在这家旅馆，她用一点英语和少数几句德语就可以过得去了，但是她想和旅馆人员之外的人谈话，这就是为什么她开始学意大利话的原因。意大利话似乎比斯洛芬尼亚语好学，而且他们现在就在意大利的边界附近，所以她希望她将来会用得上。
天气出奇地热，虽然她是坐在树阴下，而且十五分钟前才洗完今天早上的第四次澡，但是这种气温还是让她觉得昏昏欲睡。她合上书，把它放进椅子旁边的手提包里。
在旅馆花园外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上，轻装便服的观光客人来回穿梭着，其中有许多是瑞典人，似乎太多了点，莫妮塔想。要在人群中区别那些小镇里的居民非常容易，他们走动的时候非常自然，而且知道自己要到哪儿。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搬着不同的东西：装着蛋或水果的篮子、从码头面包店运来的黑面包、钓鱼用的捕网或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头上顶着刚屠宰的猪走过去。大部分的老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
她叫了莫娜一声，莫娜跑过来，她的新朋友跟在她后面。
“我想我们应该去散散步。”莫妮塔说。“只要走到罗沙塔的房子那儿再回来。你要去吗？”
“我一定要去吗？”莫娜说。
“不，当然不是。如果你想留在这里玩也可以，我一会儿就会回来。”
莫妮塔开始向旅馆后面的山丘出发。
罗沙塔的房子建在山腰上，从旅馆散步到那儿大约要十五分钟。虽然罗沙塔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但是大家还是这么称呼它。现在这栋房子归她三个儿子所有，他们在城里也都有自己的房子。
莫妮塔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和他们兄弟中最年长的一个认识了。他在港口附近经营一家酒馆，而他的女儿也是莫娜最喜欢的玩伴。虽然莫妮塔现在已经认识了他们家里所有的成员，但是她只能和那个男的聊上几句，因为他曾做过船员，可以说流利的英语。这么快就能在镇里交到朋友让她觉得很欣慰，但是最令她高兴的，是她已经安排好在那个秋天租下罗沙塔的房子。现在住在那里的美国人只呆完这个夏天，之后他们就要回家去了；而既然到明年夏天之前那栋房子还没有说好要给其他的人住，那个冬季她和莫娜就可以住在那儿。
罗沙塔的房子外墙是白色的，非常宽敞，也很舒服，位于一片大花园中，而且视野辽阔，从这里的山上可以俯瞰港口和海湾。
有的时候莫妮塔会在花园里停留片刻，坐下来和那个美国人聊天。他以前是一名军官，退休后就住在这栋房子里写他的回忆录。
莫妮塔走上斜坡的时候，又回想起那些将她带到这里来的过程。过去这三个星期来她不知道想过多少次，而且每次想起这些都令她感到惊讶，惊讶于一旦她决定要做，一切都进行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地简单。她也无法忘怀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她曾经杀过人。但是无疑地，随着时间过去，她逐渐忘却那个无心、但是必要的一击——那一声枪声在她失眠的夜晚，还是会不断在她耳边回响。
在菲利普·莫里森家厨房水槽的橱子里发现枪，是一切的开始。事实上当她站在厨房里，手中握着那把自动手枪的时候，她就已经下定决心了。之后她花了二个半月制定行动的计划，并且树立她的信心。那十个星期里，她脑中想的只有这件事。
最后她行动的时候，还考虑过每种可能的情况，包括她还在银行里面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况。
她没有考虑到的是，可能自己会受到惊吓。而这正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她对枪是一无所知，而且她本来只是计划拿枪来吓人的，所以她根本没有真正仔细检查过它。它会突然击发，就那样击发，是她始料未及的。
看到那个男人向她扑来，她下意识地扣下扳机，她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枪的。看到他倒下，也意识到她做了什么，把她吓得几乎失去控制。她很惊讶自己还能想到一定要照计划行事；虽然如此，她的内心其实已经被吓呆了。
坐地铁回家之后，她把袋子和钱都藏在莫娜的衣服堆里。那是她前一天就弄好的。
但是在那之后她开始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她换过衣服和凉鞋；她搭计程车到阿姆菲德斯街。这不是她最初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忽然她觉得莫里森必须对她杀人这个罪行负大半的责任，所以她故意把枪放回原来她发现的地方。
但是当她再一次站在他的厨房的时候，她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很不妥当的，她感到非常惊慌而逃跑。到了地下室，她注意到门是开的，她刚要打开门，把那个袋子丢到垃圾堆里的时候，听到一些声音，她知道那是收垃圾的人来清理那些垃圾桶。所以她又跑进通道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有一间类似储藏室的地方，她将袋子藏在角落上的一个木箱里面。等到那些收垃圾的人用力将门关上之后才出来，然后快速离开那栋大楼。
她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瑞典。
莫妮塔一直梦想着到威尼斯。而在她抢了银行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她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那儿，和莫娜。她们只停留了两天，因为旅馆实在很难找，而那里的热是很闷的，再加上运河发出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她想她们可以等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再来。
之后她们搭乘火车到的港，再转到南斯拉夫的一个小镇，伊斯特里亚镇，也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在旅馆的衣橱里放着一个尼龙大袋子，里面放了八万七千元的瑞典纸币，她想过好几次应该把它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哪一天应该到的港去，找家银行把钱存进去。
那个美国人不在，于是莫妮塔走到花园里靠着一棵树坐下，她请那一定是棵松树。
她把腿缩起来，下巴顶着膝盖，眼睛注视着亚得里亚海。
今天的天气异常地清明，她可以看到海平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汽艇正要进港。
现在是正午，烈日照着下面的岩石和白色的海岸，蓝色闪耀的海湾看似在向她招手。不一会儿，她就要奔向那里去游泳。
在警察总署大楼最陈旧的一个角落的一个房间里，警察署长召督察长莫姆去那儿。阳光正投射在他那覆盆子般的红色地毯上，形成一个歪斜的菱形，而且从紧闭的窗户外传来地铁工程微弱的噪音。他们正在讨论马丁·贝克。
“其实你所处的地位比较适合对他的表现做评论，不仅是在他请病假的这段时间，对他来上班的这两个星期也是。”署长说。“你觉得他如何？”
“那要看你指的是什么了。”莫姆说。“你是指他的健康状况吗？”
“医生才能判断他身体状况的好坏，就我了解，他已经完全复原了。我指的是你觉得他的心理状况可不可以。”
督察长莫姆用手抚着他那已经梳得非常整齐的头发。
“嗯，”他说。“这很难说……”
房间里一阵沉默，署长在等他继续说下去，他略为不耐烦地说：
“我不是在问你他精神方面详细的分析结果，我只是要你告诉我，你对他的表现有什么印象。”
“我也并不常和他见面啊，长官。”莫姆回避说。
“可是你和他接触的机会比我多。”署长语意甚坚地说。“他还是老样子吗？”
“你是说和他受伤之前比吗？不，也许不一样了。不过，当然，他这段时间都在休养，也没有工作，也许要花一些时间他才能恢复往日的雄风。”
“你认为他变得怎么样了？”
莫姆以一种不确定的眼神看了他的老板一眼，然后说：
“嗯，没有变得更好就是了。当然他还是有些奇怪，也不容易被看透；而当然，他还是时常喜欢把事情揽到自己头上。”
警察署长倾身过去，皱着眉头说：
“你认为这样吗？好吧，我想是真的，但是现在看来他的工作成效还是不错的。你是在暗示，他独断的作风更明显了吗？”
“其实，长官，我也不知道，毕竟他回来工作也不过几个星期而已啊！”
“我的印象是他总是心不在焉的。”署长说，“他的冲劲好像没有了，只要看最近他调查保斯街发现死尸的那件案子就知道了。”
“是的，”莫姆说。“他办得乱七八糟的。”
“而且不是普通的乱。还不只这样呢，这整件事变得更让人摸不着头绪了，我们只能庆幸新闻界没有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看来还不算太晚，可以把这个案子公开了，希望这不会为我们带来困扰，尤其是对贝克。”
“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莫姆说。“一些调查的结果似乎只是想象出来的，就像那些未经证实的指控……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署长站了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看着对面阿内街的市政大楼。过了几分钟后他坐回椅子里，双手放在桌上，用指甲刮着桌面。他说：
“关于贝克的事我想了许多，而且你也了解，不只是我一人对早先决定升他为委员的事感到烦心。”
他停顿了一下，莫姆专心地等着他接下去。
“现在，这是我看这件事的角度，”署长继续道。“贝克处理这个史寇事件的方式……”
“斯维瓦，”莫姆插口说。“他的名字是斯维瓦。”
“什么？啊！是，是的，是斯维瓦。贝克的行为似乎显示他还不太能适应，你认为呢？”
“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似乎有些胡言乱语，我认为。”莫姆说。
“哦，我们希望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不太平衡。而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观望一阵子，看看这是不是永久性的，或只是他生病过后短暂的反应。”
署长举起他的手，离桌面大约一寸，然后再放下。
“换言之，”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让他升职是有些冒险的。最好是让他留在目前的位子，然后我们再看看事情的发展如何。毕竟他的升职只是提议，都还没有上报委员会，所以我提议我们将整件事搁置，暂时不要再讨论下去。我手上还有其他适当的人选可以担任这个职务，而贝克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曾经被提出来讨论过，所以没有什么损失。我们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的，长官。”莫姆说。“我相信这是个明智的决定。”
警察署长再一次站起来走向门口，然后替莫姆开门；而莫姆马上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也这么认为，”警察署长一边说一边关上门，“一个最明智的决定。”
几个小时之后，升职被驳回的谣言传到马丁·贝克的耳中。这是仅有的一次，他同意警察署长的意见。
毫无疑问的，警察署长做了一个少见的明智决定。
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正在他的牢房里踱步。他发现坐着不动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脑筋也是，没有一刻能静得下来。但是日子久了它们还是变得单纯了，现在它们只局限在几个小问题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又为什么会这样？
这两个问题他都找不出答案。
监视他的警卫将他看到的情形告诉监狱中的精神病医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会再告诉牧师。
莫里森继续寻求解释。而给别人一个解释是牧师的专长，也许他能够帮得上忙。
现在那个囚犯正静静地躺在黑暗中，他无法入眠。
他想：
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
又为什么会这样？
一定有人知道。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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