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很希罕①，跟他的外貌一样——他叫伊万；父称和性也是一样，总之在俄罗斯简直令人感到惊讶②——他的全名是伊万·西多罗维奇·彼得罗夫。要是去住址查询处查询，你马上就能得到所需的信息，不过别忘了带个大一点的口袋，否则是装不下的。

    ①②反语，这种姓名在俄罗斯是最常见的。

    几个密探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父称和姓，他们精神抖擞地开始进行侦查。

    伊万·彼得罗夫是个世代相传的无产者，母亲他还记得，父亲则从未见过，对祖先更是一无所知。尽管照母亲的话来说这一家所有的人都饱尝辛酸，但伊万的外表却没有反映出这一事实。我们的科学家对遗传问题一窍不通，说不定某个祖先完全属于另一个家族，而这小伙子生下来就像那位隐秘的祖先。

    伊万的个子确实不高，但也不算矮小，肩膀不是很宽，但体型壮实，即使穿的衣服不显眼也看得出来。他于一九六○年出生在半地下室锅炉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母亲干的是清洁工，帮邻居洗衣服、洗地板。楼房里住的大都是生活富裕的人，甚至还有两位贵族老太太幸存至今，她们的爷爷就是这幢楼房以前的房主。伊万出世后最初几年母亲几乎不喝酒，碰上喜庆日子才偶尔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那时她甚至还带儿子上教堂去，不过去得很少，因为她总有许多活要干。

    住在三楼的两位贵族出身的老太太家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一些图书，她们教会了伊万念书，他小时候经常整天呆在她们房间里，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两位女主人跟世纪同龄，在小男孩眼里她们就像老古董，实际上两位老太太虽然上了年纪，但依旧身体健壮、头脑机灵。

    执政者匆匆忙忙进行洗劫，他们没想到往后他们的日子还很长。由于匆忙，他们漏掉了两幅珍贵的圣像，新经济政策①时期两位妇女把圣像换成了黄金，还有一些银器留了下来，因此足够两位女主人和邻家来的小男孩吃喝。

    ①苏联1921—1936年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营经济存在。

    伊万长大了一点，开始在院子里铲雪扫地了。秋天来临，他该上学了。可是就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母亲的一段艳情改变了命运。“情郎”溜之大吉，带走了她的缝纫机，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拿了。而母亲则开始酗酒。男人即使成年累月呆在臭水沟里干活，只要出来洗个蒸气浴，喝上两天克瓦斯，往往又会精神焕发。女人的机体则不同，有时喝上几杯就瘫倒在地上，要让她站起来就得上医院。俄罗斯的女人多的是，医院则仅够大人物的夫人们享用。

    伊万的母亲病倒后只拖了三个月就断了气，尚未被伏特加吞噬殆尽的遗骸下了葬，安葬费是大伙儿凑的——这幢楼房里住的人都还算富裕；无产者仅有一位，住在二楼，那一位也是个工长。伊万被两个姐姐收养，他在她们那里也是关在家里不出门。

    上一年级时小家伙学习成绩优良，后来差一些，但中学总算顺利地毕了业。违法的事嘛，无非是常见的男孩子打架，以及在附近的电影院倒卖几张电影票。总的来说，小家伙并无任何劣根决定他定会成为一名怙恶不梭的刑事罪犯。年龄一到，兵役局便把他送去当兵。

    可是一到部队，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当时家长制尚未完全盛行，但老兵对新兵十分苛刻。伊万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养成了强硬的个性，跟别人打了几架，被关了禁闭。从禁闭室一出来他就碰上了中士，他就是由于跟这人打架蹲禁闭的。中士带着一个哥儿们迎候伊万·彼得罗夫，想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是活该出事，有个机械师就在离他们会面不远的地方修汽车。伊万从工具箱里抓起一把扳手就把中士的头砸了个窟窿。事情要是能压一压，伊万再关关禁闭也就罢了。没想到中士是参谋部上校的儿子，于是这个“屡教不改的流氓”被送上法庭。伊万·西多罗维奇·彼得罗夫被从严判处五年徒刑。

    描写监狱和集中营的书多如牛毛，我们这篇故事里并没有什么新奇重大的事件发生。小伙子身强力壮，独立不羁，在劳改营里并未被人踩在脚下；牢里的盗窃犯虽未把他看成自己人，对他却另眼相看，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窃贼们需要人手，而在政治指导员看来，劳改的人不过是扔掉的烟头。

    对伊万特别看重的是一个贼头儿，外号老耄。他“掌管”着监狱里的犯人，自己犯的罪是杀人和越狱，跟伊万一样，老耄在这里还要熬上五年。他很快就看中了新囚犯的性格，看中了他天生聪明和有力气，在危急情况下能随机应变。老耄十分赏识小伙子，认为他性格刚毅，他被判刑是事出偶然，劳改营的管教人员对当兵的打过架这种事不会在意。此外，伊万天生沉默寡言，讲起话来一口纯正的俄语，没有用花纹文身，几乎不用脏话骂人，讲话时甚至还能来上两句英语。老刑事犯称伊万是个“千金难买的娃娃”，在行为举止上认为只消稍微教一教他，便可成为一名极为难得的帮手。

    老耄比伊万早一个月获释。按照商定的计划，他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等候他的教子，同时到锯木厂当帮工。他给几个贼头儿写了信，请他们来商议一番，因为他本人受到限制，不敢贸然前往莫斯科，必须首先弄到扎扎实实的证件。

    伊万·彼得罗夫出狱后来到这里，一句话也没问，在锯木厂安置下来，开始拼命干活。随后老耄的老朋友也一个个来了。他们对伊万怀有戒心，不当着他的面谈什么。假如这些饱经世故的罪犯知道这个年轻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会干脆把这个放肆的小子除掉。

    伊万内心里简直憎恨所有的人：既恨窃贼也恨管教人员，还有那些关在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为了几个小钱从早到晚拼命干活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烟，用大车车轴做杠铃来锻炼体力。他在吃饭、睡觉和工作之余总是一连几个小时冥思苦想，寻求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他希望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独立自主而又有钱的人。他年纪不大却读过很多书，记住了很多东西。然而不论是杰克·伦敦笔下的采金者还是基度山伯爵都显然不适合今天的现实，不能作为他的榜样。

    小伙子对他的师傅十分鄙视，一见到他那帮朋友，伊万心里就明白了：这帮人逍遥法外是暂时的。伊万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结论：他得跟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关——克格勃取得联系。他十分清楚他根本当不了侦查员，他的经历使他不够资格，再说还得精通几门外语。尽管书籍和电影对“隐蔽战线”英雄们的描写高尚而又精彩，但伊万这小伙子颇为机灵，他猜想秘密组织里也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不带洁白手套，不上电影镜头，也不需要勋章。就连克格勃也很难挑选到优秀的专门人才来干这种工作。他，伊万·彼得罗夫，认为自己是个完全合适的人选，就连他有前科这一点也可能成为一个长处。

    他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应该设法进入有关人士的视野。

    伊万跟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碰上的筹码有时黑暗，有时光明。老耄那一帮刑事犯带上小伙子，从农村转到一个小县城。他们证件齐全，没有任何作案记录。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站岗的民警，打听列宁街在什么地方。每个城镇只要超过十幢房屋，就一定有一条街叫这个名字。

    光阴荏苒，春去夏来，得脱下棉衣，扔掉集中营的靴子了。老耄的朋友们很不情愿地给伊万买了一条裤子、一件褪了色的茄克衫，这种茄克衫是在离俄罗斯很远的地方制造、又一路步行运来的，衣服上的外文字已经磨掉了，但远方产品的优雅样式则保留下来。旧旅游鞋即使在莫斯科也有人穿，伊万的衣着可以说十分时髦。隆起的双肩，短短的发型，懒洋洋的举止和无动于中的眼神——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活像俄罗斯刚刚出现的一种人物类型：年轻的生意人，恐吓勒索分子，土匪强盗，这几种人在八十年代末混淆在一起了。诚然，他还缺一辆似乎停在附近街角的进口轿车和装在口袋里、用橡皮筋扎成一叠的美元，但就其他方面而言，伊万的外貌都跟这类人物相符。

    几个“老家伙”又在开会协商，把小伙子从屋子里赶了出来。伊万拖着双腿正在中心大街上漫步而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他的一只手。那不是民警抓人的动作，再说只有一边的手被拉住。伊万的反应十分镇静，他毫不紧张，看了跟他并排而行的那个陌生男人一眼。那人三十出头，衣着是首都样式，名贵而不鲜艳，个子比伊万稍高，脸上不动声色，那是侦缉人员特有的脸神。

    “我的证件没有一点毛病，”伊万并未停步，说道。

    “我知道，伊万·西多罗维奇，”那人露出一副笑容答道，“想跟您谈谈，哈扎诺夫中校认为您为人稳重而又明智。”

    哈扎诺夫中校是伊万不久前从那儿获释的那个集中营的副营长。跟所有监狱、劳改营的侦缉人员一样，哈扎诺夫的外号叫“干亲家”。他招募犯人，对集中营进行监听，及时防止越狱和流血争斗，有时成功，也有时迟了一步。哈扎诺夫一年多以前跟伊万谈过话，试图劝说他进行合作，但遭到断然拒绝，就再也没有找过他。伊万·彼得罗夫并不知道中校把他的情况记入一个特殊的记事本，不时把它拿给前克格勃的同行们看看。此外，哈扎诺夫还在伊万·彼得罗夫身边安插了一个耳目，因此对这名犯人十分了解，认为他很有前途。犯人在获释时有时会进入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情报网，每招到一名犯人都算是哈扎诺夫的功劳，有助于他晋级提升。这实际上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因为反间谍机关从刑满释放人员中招募间谍的数量极少。获释人员是些极不坚定的分子，他们很容易犯罪，而且惯于要两面手腕。

    在路上拦住伊万的那位大尉并不相信面临的这场谈话能够成功，他只不过是在执行一项常规任务，为的是谈完话写个报告，说是已经跟那人见了面，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伊万·西多罗维奇，咱们上寒舍去，外面又冷又潮，”那侦缉人员说。

    “你干吗在大庭广众中拉着我，有人看着呐，”伊万冷静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火柴。他虽然不抽烟，但身上总带着火柴，等大尉掏出烟来，他便给大尉点了火。“你往前走吧，我跟着你。”

    大尉受不了他讲话的这种态度，本想发作，但还是决定忍一忍，看看这次会面有什么结果。

    他设立秘密联络点的那幢楼房就在这个街区。大尉头也不回，径直登上二楼，打开门锁，伊万在他背后轻轻一推，一下子把他推进屋里。

    “你们是在什么学校受的训呀？”伊万跟了进来，随手把门锁上。“你对我那些朋友感兴趣？那么干亲家哈扎诺夫应该事先提醒你，哪怕是一文不值的同伙我也不会出卖。”

    “你喝茶吗？我知道你不喝酒。”大尉说着打开电炉，放上茶壶。

    伊万在破旧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更加仔细地看了看主人。他的外表不像个警察，工作作风则像个普通的管段民警。

    “好吧，我根本不想谈你的朋友，”主人开始摆放茶具。“你提到他们是白提的。你给我们帮帮忙，我们不会亏待你。”

    “这是空话，”伊万答道，“你既然跟干亲家谈过我的事，那么你也知道老耄这个人。他是个贼头，他的朋友们也一样。我对他们来说是个外人，他们老于世故，口封得很紧，因此我一无所知。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说出来，您这位尊敬的长官找错人了。离这儿不远有个‘艺术’电影院，那儿正在放映《锁在一条铁链上的人》。我喜欢看电影，我马上去那儿。总之咱们东扯西拉，白白浪费一个小时了。您说说您要什么，咱们三言两语讲完拉倒。照我看，您是犯了过失被发配到这儿来，悠闲得无聊才干些莫名其妙的事。”

    “哪儿来的这套文明语言？”大尉把面包和一盘切好的香肠往伊万跟前挪了一下。

    “我读过《莫伊多蒂尔》①那本书。别东扯西拉了，您说吧，找我干什么？”

    ①苏俄作家科·伊·丘科夫斯基（1882—1969）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莫伊多蒂尔”字面意思是“洗得干干净净”。

    “打算去莫斯科吗？”

    “就问这个？我在那儿出生，我好像还有间房子在那儿。”

    “要上路需要有钱。您和您的朋友们启程以前闯进哪个售货亭或商店……”

    “可是你们夜里并不陪女人睡觉。你们在维护城市的秩序。怎么，难道本地民警不知道城里来了些头面人物？要么您是要我把时间地点告诉您，免得您守来守去着了凉？”

    “你是个无赖！”

    “你难道现在才明白？”伊万拿起一片香肠闻了一闻，又放回盘子里。“香肠里有大蒜气味。待一会儿他们问我在哪儿吃的香肠，我怎么辩解？他们想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假如他们要把我带上，那么事情明摆着，他们会下令叫我杀死值班的人，用鲜血把我跟他们捆在一起，这我可不干。监狱和劳改营我都见过，那可不是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②，再进那儿去也见不到什么新奇的东西。”

    ②在莫斯科，俄罗斯最著名的艺术中心之一，收藏十一世纪以来俄罗斯及苏联造型艺术作品。

    大尉看着伊万，心里在盘算：把这样一个小伙子弄到手，就可以跳出这块穷乡僻壤了。由于偶然原因进劳改营的人多的是，获释的人有的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是副博士。可是那些人跟刑事犯罪完全不沾边，对刑侦工作毫无用处。这小伙子个性生硬，却不是天生的盗匪。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他造就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还有，他不喝酒，可见他不会为小事耗费精力。怎样才能吸引他，让他脱离盗窃团伙呢？主要的是，怎样表明自己的身分呢？小伙子鄙视民警，他不会同意跟他们共事。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由伊万·彼得罗夫自己解决了。他不时喝一口茶，吃一小片面包，同时看着主人，那神情倒像他并不是受到招募的人选，而是自己在决定：他究竟是跟住宅的主人建立联系呢，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手、把这一切都忘掉。

    “照我看，您是反间谍机关的人，在这里搜寻察看，想物色一个执行任务的合适人选。看得出您不是本地的，而是州管理局来的。人家处分了您，打发您上这儿来改正错误，您却在这里游手好闲。这样的筛选站根本就是傻瓜想出来的。体面人会闭着眼睛跳过去，正经八百的小偷不会停留下来，我的朋友们则是例外，咱们不谈他们。我今天傍晚就离开他们，乘夜里的火车去首都。”

    “他们不会放你走，”主人说道。

    “我去跟老耄谈好，别的人不会吱声。”

    “可是你怎么走呢？得有钱买票呀。”

    “钱由您给我，”伊万微微一笑，“您说个电话号码，到了莫斯科我就打电话。尊敬的长官，您需要向上司证明您尽职尽责。您要是举止得体，还会因为我而获得勋章。”

    “你的脸皮可真厚！”大尉气得喘不过气来。

    “顺便说说，我跟您谈话可是彬彬有礼的。我请您去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莫斯科的卧铺票，电话号码您可以说一说，我记下来。这会儿快五点了，十九点以后，每个小时按整点算，七点、八点或九点，您在‘艺术’电影院等我，把一个信封塞在我的茄克衫侧面口袋里。”

    “你会骗我，”大尉疑惑地嘟囔道。

    “有可能，但我劝你冒个险试一试。”伊万挪开茶碗，起身走了出去。

    跟窃贼们摊牌进行得极为平静。伊万心里明白，老耄跟同伙的争论失败了，他们尚未决定怎样摆脱这个年轻的异己分子。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干过“放血”的勾当，但谁也不愿动手再干一次。

    等他们吃饱喝足以后，伊万突然开口说：

    “每个人都各有所好。诸位先生，我不属于你们一伙，不了解你们的事情，假如各位允许的话，我想悄悄离开这里。”

    窃贼们喜欢受人尊敬，而“诸位先生”这个称呼简直令他们激动不已。小伙子当真一无所知，他没有悄悄溜走，而是请求他们允许。他们用理解的目光看了看老耄，意思是说，这样的小伙子会让人铭记在心里。在场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是个贼头，伊万不知道他的外号，这人的年纪五十左右，他用嘶哑的嗓音说：

    “你这娃娃挺有头脑，说不定能成为一名小偷，眼下你就走自己的路吧。”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揉皱的钞票，几个朋友又凑了一些。“拿着，买张票还不够，可是你准有办法。”

    伊万拿了钱，低低地鞠了一躬，暗自轻蔑地冷笑。他毫不怀疑窃贼们身上藏有巨额的钱。可是窃贼们为人处世跟执政党中央委员们一样：首先保障自己、亲属、副手、下层的书记，直至区委的女清洁工。要是还有所剩余的话，再分给普通党员，但不是见人有份，在溜须拍马这种问题上是不能容许平均主义的：某个人给一罐成鱼脊肉，另一个人给点茄汁密网鱼也就过得去了。法西斯集中营里高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得其所”。他们不该把这块牌子毁掉，应该把它运到俄罗斯来，安放在旧广场上。

    伊万属于自学成材一类人，劳改营的规矩他学得很快，因此跟“师傅”及其朋友们告别时十分友好。

    他上车以后，一眼瞥见窃贼们正在核查他是否乘车离开。他没有上过任何专门训练班，但他没有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而是顺手提起一位妇女沉甸甸的旅行箱，装作送行的人进了车厢。

    “小家伙挺机灵，”老耄说，“咱们不该把他放走。”

    “我见过一些告密的人比他更机灵，”贼头答道，说着他们离开了月台。

    伊万到了莫斯科以后在先前两位老太太那里住下来，她们不住地惊叹“啊—呀呀”，谢天谢地，她们的万涅奇卡①没有陷入车臣那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总算四肢齐全地回来了。他对劳改营的事自然绝口不提，去民警局登了记，报了户口，住址报的是楼底下的贮藏室，有号码有门铃，好歹算个房问。两位老奶奶开始很生气，但伊万解释说，户口报在哪儿就得住哪儿，否则他别想分到正规的房间，更不用说一套住宅了。

    ①伊万的小名。

    三天以后伊万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在俄罗斯地图上没有标明的那座小城里，在“艺术”电影院旁边弄到的。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平静，但未作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

    “喂。”

    “您好，”伊万答话后停了一下，对方没有回答，于是他继续说：“我在远离文明的地方休息了将近五年。一位体面的男子在火车站交给我一个信封，并请我拨这个电话。”

    对方短暂地停了一下，伊万听见那边在骂娘，随后那男人说：

    “今天十五点请到我们的传达室来，我来拿您那个信封，不过我不能作任何许诺。”

    “你们的传达室只有精神病患者和告密者才去。况且我没有任何事情求您。就算我没有打这个电话。”

    伊万·彼得罗夫可没有上过什么特工学校，从来没有上过。然而天生的机灵使他领悟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谈话十有八九会录下来。那么电话线另一端那个傲慢的家伙就会有人狠狠揍他一顿。

    “等一等！等一等！”对方急忙说道，“您不想上我们传达室来？咱们另找个地方见面……您知道多尔戈鲁基纪念碑吧？”

    “不行。我觉得找个住宅合适，最好是旅馆房问。”

    对方呆了一呆，随后说道：

    “还是十五点，在莫斯科宾馆大门口，您一个人是不让进的。”

    “好吧。讲讲您的模样，我来找您。”

    伊万提前半小时来到会面地点，他自己也不明白干吗要来得这么早。他无事可干，手里拿着三颗钉子，装出一个急不可待的恋人的样子，在离宾馆大门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人们在镶镜子的大门口进进出出，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仿佛怕迟到一样。人行道边上急速驶来一些小汽车，多半是出租车，但许多外国牌子他不认识。伊万注意观察过往行人，留心他们的服饰，很快就学会了怎样认出谁是外地人，甚至包括从豪华高级轿车里出来的人。外来人中有许多人在当地是有威望的人物，到了这里，在莫斯科，他们也竭力显得与众不同，走起路来不是随随便便，而是十分庄重，抬起下巴，目光也显得意味深长，从来不露笑容。此外，外地来的首长爱穿宽松的名贵大衣，而且手上一定有公文皮包。

    伊万发现外省达官显贵的司机和随从往往面露拘谨的笑容，有时互相使个眼色。有两次他见到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他们既不跟旁人打交道，也不左顾右盼，对准目标摄完像就走。

    伊万等候的那个克格勃人员相隔二十步他就认出来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出这个人来。或许是因为紧紧系在风衣上的那根腰带加上运动员一般的姿势，那人完全心无旁鹜，走路不慌不忙，不四处张望，但眼睛却瞟着左右两侧。腰带、驼色风衣、身材高矮和不带帽子，这些特征克格勃人员在电话里都说了，可是伊万即使不知道这些一般的特征也能断定是他。他拦在那人前面，伸出几颗钉子说道：

    “你好，朋友，很高兴你按时赴约，”他拉住那人的手，把他拉到大门口，“你在前面走，我能跟上，”从看门人身边走过时伊万又补了一句，那看门人仔细看了这位客人一眼，显然是要记住他的相貌。

    房间颇为幽雅，看样子无人居住，空气不新鲜。伊万也不征求主人同意，打开通风的小窗口，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说道：

    “我叫伊万，您呢，我将尊称您为‘头儿’，因为您不会把您的名字告诉我，我也犯不着让脑子里塞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说着他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

    “好吧。”“头儿”点了点头，在写字台边上坐下来，略带嘲弄的神色，仔细地看着他。

    伊万突然明白了，他面前的这个人根本不是跟他通电话的那一位。一方面这无关紧要，然而另一方面，伊万心里明白，他得换个语气和方式谈话，对上司必须恭恭敬敬。

    “情况就是这样，首长同志，”伊万小心翼翼地开口说，“现在我的命运由您决定。”

    “唔，伊万，详细讲讲你的情况，可别讲假话，否则迟早会真相大白，那你就完了。出生呀，洗礼呀，上学呀，偷东西呀，打架呀，一五一十全都讲出来，一直讲到受审判刑，先讲一讲，然后写出来。”

    当克格勃人员看完伊万所写的自白以后，把那几页纸推到一边，问道：

    “我不明白，我们的工作人员干吗要你来？这种淘气鬼在首都成千上万。”

    “那人在穷乡僻壤呆腻了，想往高处攀，”伊万答道；他心里明白，这一刻正在决定他的命运，他没有能力左右局势。

    “头一次找你谈话你干吗要同意，又干吗要给我们打电话？”

    “是我猜出了你们是个什么机构，”伊万坦白地说。小伙子看中了跟他谈话的人，决心跟他实话实说。“去研究所我不够格。杂工我不想当，警服我见了心里就作呕。大型体育项目我早就过了年龄，我也不愿意到共青团委员会去值班守卫、写点告密材料向上爬。”

    “可以去建筑工地干点活嘛，”克格勃人员随口说道。

    “我头上挨过打，不过没有受到什么重伤。首长先生，我想干的不是套上挽具拉车，而是拿着鞭子赶车。”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吗？伊万，你啥也不会呀，你是白纸一张，得从头教起。你判过刑，进不了我们的学校，射击你没来得及学会，打斗起来像个普通的流氓无赖。你一无所长。”

    “我会动脑筋，亲爱的先生，您对这一点十分清楚。这会儿您是故意气我，检验我的克制能力。那么我在这一方面也毫无问题。”

    “是这样吗？”克格勃人员毫不掩饰他的惊讶。“有意思，你那聪明的脑袋里是怎么产生这种念头的？”

    “要不您怎么会派人住在离劳改营最近的火车站呢？这就是说，您对我们这种人感兴趣啦？您查阅我们的个人档案，跟管教人员保持联系。你们需要人，不是佐尔格①，不是什季里茨②，你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开展工作。你们缺乏敢于拼命的人。”伊万还想说，克格勃分子还缺乏可以塞入绞肉机的人，把人绞杀以后他们不用负任何责任；但他确实不傻，这些多余的话忍住了没有说出来。

    ①②均系二战时期的苏联侦察英雄。佐尔格于30—40年代以德国记者身份被派驻德国、中国和日本，获取珍贵情报，1941年被日本警察逮捕，1944年被处决。什季里茨长期打入德国间谍机关，他的事迹在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作了详细描述。

    “会杀人吗？”克格勃人员问道。

    “没试过，看情形而定。”

    “去杀几个人！这就是全部情形！”克格勃人员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他开始生气了。

    “这种情形应当说相当糟糕，”伊万停了一下，答道。“一个人要是训练有素，那我可对付不了，再说你们有这方面的专家。至于那些流浪街头的废物，你们不会为那种人弄脏了手。您的话含糊不清，您拿个主意不就得了。”

    克格勃人员不是个泛泛的头儿，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招募者，一位上校，听了伊万的话只是笑了一笑，心想这小子当“一次性注射器”使用倒还合适，说道：

    “明天十二点呆在你的地下室里，有人会来找你。”

    “一言为定。请给点钱，我没有钱吃饭。”

    克格勃人员给了伊万五十万卢布，把他送到门口。

    伊万拿到了身份证和户口，安置在一个汽车库里洗车。工班班长冷冷地对他说：

    “每天来和走的时候登个记，别的事与我无关。”

    就这样，伊万每天来车库两次。车库里的人很多，他从来没有签过什么工单，工资少得可怜。工人们得知他不喝酒，压根儿就把他忘了，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后来伊万才弄清，这种罪犯在车库里几乎占一半，他在这些人中间毫不起眼。原来这个车库归国防部，在里面工作的伙计们身上都有一层“铠甲”，使他们免除在保卫祖国的队伍里服役的神圣义务。

    伊万练习射击和肉搏，只有一个教练，那人是谁，练习什么，在哪儿练，他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用带光学瞄准器的步枪射击成绩平平，打活动靶则十分蹩脚。但在15—25米距离用“TT”型手枪进行射击时，伊万不论是卧倒、翻跟头，跳进或跳出窗户时都干得很漂亮。他不善于在等待中瞄准靶子，但要是所谓举枪就放，那他可是个天生的行家。

    伊万练桑勃式摔跤不算出色，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教练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家，而且训练时马马虎虎。正好过了一个月，伊万单凭力气大和动作协调就能把自己的师傅摔倒在体操垫子上。伊万使用冷兵器水平也一般，总之他角斗起来不怎么样，别的小伙子只要在阿富汗打过两年仗，准能打败他。然而与其说是单打独斗成绩微小，倒不如说是师傅对训练的鄙薄态度及其本身水平甚低，促使伊万再三琢磨：他们训练他去干什么，克格勃机关干吗需要他。

    前面已经说过，伊万·彼得罗夫是个机灵的、甚至头脑聪明的人。把目前的情况盘算一番以后，他明白了：训练他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去国外工作不可能，当警卫队员不合适，再说他也没受过这种训。可是在他身上花费了金钱和时间呀。

    他记起劳改营一个小丑式人物讲的话，说是联邦安全委员会用一些人作为杀手的教具，让年轻的克格勃分子学习如何杀人。这种想法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但伊万马上把它反驳掉了。挑选牺牲品不过是小事一桩，犯得着为此派一名军官住在小城里，翻阅个人档案，长达数小时地找人谈话，虽然教得不好，但总是在教人怎样射击，怎样使刀，怎样猛地击倒并抓获对手吗？那种事不值得劳神费力。可见训练他另有目的。

    四个月以后伊万的种种问题得到了答案。在进行课目时靶场里出现了伊万称呼为“头儿”的那个招募人员。懒洋洋的教练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神色庄重，目光严厉，跟客人小声谈了几句便穿过靶场，摆好五个升降靶，在靶场中央扔了两块垫子，把灯光关到昏暗程度，说道：

    “常规武器，‘TT’型手枪。练习。卧倒时射击两发，向前翻跟头以后射击两发，另一发在跑离靶子时边跑边射。只射头部，任务明白了吗？”

    “明白了。”伊万把口香糖吐出来。“我还剩几颗子弹，因此你的前额上可以得一颗，免得你一见了上司就变乖了。”

    教练员惊得目瞪口呆，上校则笑了起来，说道：

    “别逗了，伊万，关于你已经有些不好的传闻。真是怪事，我工作了多少年，对这一点还是没法习惯。似乎谁也见不到谁，可是所有的人都互相了解。”

    “我谁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伊万气鼓鼓地答道。

    “我们小卖部的女售货员们当真编了一些你的故事，说你这人力大无穷。好啦，别讲故事了，按要求执行吧。射击完成得好，我就让你享受另一种待遇。”

    伊万脱掉茄克衫，从栏架上取下“TT”手枪，仔细查看一番，然后拉开枪机，看了看枪管里面，啪的一声退下弹夹，数了数子弹，来到火力线。

    所有的练习项目他都迅速做完，五发子弹实际上是连射出去的，就像用自动步枪射击一样。伊万把手枪在食指上转了一转，也不去看靶子，回到栏架跟前。

    “这么有把握？”上校问道。

    “我什么把握都没有，长官，”伊万答道。“但我心里有数。”

    上校伏在望远镜上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

    “看来我的担子可以卸下了。”

    第二天伊万·彼得罗夫接受了第一件战斗任务：消灭——克格勃人员是不使用“杀掉”这个词的——一个男人，那人总是在某一时刻从家里出来，然后坐上“伏尔加”车。有人对伊万作了说明，没有讲那人的姓名，只说他是个危险的敌方间谍，为了揭露他反间谍人员已经干了将近一年，但无法将他当场抓获，可是他给祖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然而事实上这人是个已经暴露的联络员，外国侦查机关已有半年多没有启用他，但他了解许多不该了解的情况，审判他找不出理由，但消灭他却不妨。克格勃方面打算在伊万完成任务后把他也消灭掉，为此派出了两名有经验的杀手。

    伊万听取了详细指示，拿到了暗杀对象住地几条小巷的平面图，还有撤离的路线和他完成任务以后“脱身”的那个地铁站的位置。

    说不清是某种预感还是他早就相信人家在跟他玩一场不诚实的游戏，伊万接受任务后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明白这就是早已为他准备的真正的结局。市内的杀人案件很多，这些案件偶尔也应该予以曝光，即使揭露的为数很少。被杀的人并非警察追捕的对象，此次杀人也不是匪徒之间的争斗，责任则应由反间谍机关承担。因此当家的人才决定一箭双雕，既消灭不合心意的人，也暴露凶手，当然，是已经丧命的凶手。而派这个人去杀人非常合适，他不久前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当初坐牢就是因为杀人未遂，既无家属也无亲友，谁也不会哭他。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

    出乎意料的是伊万提出要一万美元定金，更出乎意料的是当家的人一口答应。而这一点只不过证实了谁也不打算让他活下来。他宣称他需要一昼夜的时间进行准备，上校觉得有些惊讶，但没有表示异议。

    暗杀的前一天，伊万在早晨六点左右来到通向住房的那条小巷，很快就发现有人在监视他，看来是来自那幢楼房。伊万在小巷里转了一转，看了看大门，那幢楼房是个老建筑物。伊万明白在这幢楼房的每套住宅里应该有后门楼梯和通向院子的出口。伊万惊讶地觉察到他并不感到恐惧，甚至产生了一种狂热情绪，仿佛担风险的不是一条人命，而是在进行一场未曾体验过的赌博。

    在此之前他曾经想过，那些家伙也许会在子弹上做些手脚，因此他在上射击课时塞了两三颗子弹在口袋里以防万一。傍晚他领到了他熟悉的带消音器的“TT”型手枪，跟他们再次讨论了计划中的所有细节。按策划者的设想，伊万应该在暗杀对象走出住宅时就在门口开枪，随即从三楼乘电梯下楼，大门口有一辆没有司机的汽车等着他。伊万在听取指示时有点心不在焉，心里想着自己的事；一谈到汽车，他立即闪过一个念头：要开枪打死他，无须等他上汽车，就在住宅边上开枪即可。既然直截了当便可保证成功，干吗要多此一举呢？

    汽车通常在将近九点时开到长官这里来。伊万事先得到通知，在实行暗杀那一天汽车会有所耽搁。伊万在跟自己的长官谈话时戴上黑眼镜，似乎是为了伪装，实际上他担心自己的眼神会让人看出破绽。

    盼望已久的那个早晨来临了。九点差十分伊万顺着楼梯登上了顶层，然后下到三楼，叫了电梯便开始等候。住宅的门锁咔嚓一响，门刚刚打开一点伊万就开了枪，趁势把尸体推进室内，随即呼地一声关上房门，挂上门链。伊万知道死者的妻子起床很晚，他毫无障碍地来到厨房，看见了后门通道的门。糟糕的是门已经钉死，仅能见到被壁纸盖住的门框的棱角。

    伊万跨过躺在门槛边的尸体，打开房门，按了按邻居的门铃。幸好立即有人开门。一个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人，显然是个退伍军官，不满地问道：

    “唔，什么事？”

    “有伐力多①吗？我来找主人，可是他觉得不舒服。”

    ①血管舒张药物。

    “得喝点伏特加，”退休军官往旁边跨了一步，让出路来。

    “谢谢。”伊万进了屋，随手把门关上。“您问问您的妻子，她更熟悉药放在那儿。”

    “我没有妻子，她死啦，就我一个人，”退休军官答道。

    伊万开始可怜这个高大笨重的老人。退休军官亲眼见过杀人犯，这一点并不重要，克格勃人员很清楚该找什么人。

    “打过仗吧，将军？”他一边问一边倾听门外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那还用问？”将军感到惊讶。

    “您坐在屋子里，别往外探头探脑，这么大年纪挨一颗子弹就太蠢了。您没有见过我，有人按门铃别吱声，有电话也别去接，装作不舒服躺在床上。”

    “又回到旧时代啦？”

    但伊万已不听他讲话，走进厨房，确认通往后门通道的门已经开了锁，用手指把主人招来，说道：

    “我一走就锁上——你也没见过我。懂吗？”说着从口袋里掏出“TT”手枪。“将军，我不是吓唬你，而是对你的功勋表示尊敬。可别叫我为难。”说着消失在门外，只听见沉重的铁钩落进插孔里。

    伊万穿过几个院子，听见背后有人拼命吹警笛。他很快乘上短途电气列车，心里明白火车站长途列车旁边人家正守候着他。

    伊万在离莫斯科四十公里的一个集体农庄定居下来。身份证“丢失了”，跟管段民警交上了朋友，蓄起了胡须，剃了头，弄了一张新身份证。一个男人自己不喝酒却款待朋友喝酒，手上有钱，生活恬静，这种人在俄罗斯是受人尊敬的。

    一年多以后改革开始了，在这种混乱形势下要弄清人们的身份已经不可能了，再说克格勃已经解散，聪明的上校已经从伊万的生活中永远消失。

    美元成了俄罗斯最靠得住的货币。伊万在新证件中保留了原名，成为一名集市贸易的商人。起初他想扔掉“肮脏的”“TT”手枪，后来改变主意，把它藏了起来。他在地里干了两年活，却并不向往这种工作。他在一个汽车场安置下来，随后转到一个小车库，这里为出类拔萃之辈保管汽车。就在这里伊万找到了维尔丁中校。中校远非傻瓜，把司机兼机械师佐林（这是伊万挑选的姓氏）的证件送去进行核查，得到的证明说佐林的经历中污点比亮点多得多。但维尔丁并未到此为止，又索要了一些有关这名新手的必要的查询资料，但他懒了一下，没有取下指纹送去核对。伊万·彼得罗维奇·佐林成了一名履历完全合格的俄罗斯公民。但维尔丁中校确信证件里引述的事实完全不符合实际，打算在必要时利用这一点。中校接到金融家希什科夫交给的任务后打算实施一项行动，给在野党和其他希望继续进行战争的人提供某些机会，于是克格勃人员便从预备人员中选出了伊万·彼得罗维奇·佐林。

    维尔丁认为他是个勇敢果断、头脑聪明的人，他相信只要认真探究一下佐林的履历，就很容易把他问得张口结舌。

    于是，公共汽车爆炸了，两个孩子丧了命，“恐怖分子”被抓获并被判处极刑，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这一年秋天每天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

    可是古罗夫及其伙伴们毫不怀疑，孩子的惨死只不过是一段序曲。车臣的和平并不稳固，但这种和平的来临使一些人损失了巨额金钱，他们不会感到满足，全曲仍然未完待续。考虑到南部边境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车臣的动乱对军火商来说简直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