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衙门都设在清朝皇帝居住的紫禁城旁边。兵部、工部所在地正处于外国公使馆所辖地区和被指定为治外法权地区，义和团事件发生后被迫迁移。

    外务部恰好不在上述地区之内，所以未曾迁移。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旧体制是不承认世界上有和中国对等的国家存在的，毋须设置管理外交事务的行政机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不得不承认存在对等的国家。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设立管理外交事务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最初挂的牌是：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地点是在北京的东堂子胡同，房子利用了原来的“铁钱局公所”(即制造局)。同时为了招收学习外语的学生和供归国外交官们在北京逗留时居住，还将“铁钱鑢房”(即货币铸造所)加以改建，起名为“同文馆”。

    不过，同文馆很快被撤梢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称外务部。民国成立后又改称为外交部，而且将该部迁至邻近的石大人胡同的原“宝源局”内。这是后话，不必多提。

    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设在东堂子胡同的一所粗糙而又古老的房子里。

    外务部总理大臣兼军机大臣庆亲王，事务繁多，并非每天都到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视事。

    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那桐却几乎每天都去视事。

    那天，庆亲王未来视事，那桐昏昏沉沉地假寐着。就在此时，俄国公使莱萨前来拜访。

    俄国公使馆就设在使馆区附近的东交民巷。中、俄两国由于国境线的划分和通商问题，已接触了多年，在各国使馆未设立之前，就有“俄罗斯馆”的代表机构驻在北京。之后，直接将该馆改为俄国公使馆。

    显然莱萨来访的目的，就是为了敦促迅速批准撤兵协定。

    仔细思索一下颇为微妙。棒槌学堂·出品

    一般情况下，缔结这一类协定，催促驻在本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迅速撤兵的，应当是本国政府吧。被外国军队占领国土的该国政府理应希望尽早地撤退占领军的。

    然而，事情却倒置过来，现在，不断前来敦促批准撤兵协定的却是进驻他国领土的俄国方面的人。

    毋须赘述，其目的是为了对付日本。

    作为强占了中国满洲地区的俄国军队，当然不想退兵，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如果俄国不退兵，就为日本发动战争制造了有利的借口，会使其出师有名。

    一旦日本方面下决心打仗，不断恫吓日本的俄国，也是有所畏惧的。

    虽然，俄国很强盛。可是，俄国在满洲地区的作战准备工作尚未就绪。

    俄国为了不使日本有机可乘，便先发制人，为伪装将要撤兵的姿态。

    过去虽然缔结过协定，但根本未曾履行。为了很好地制造保护色，俄国希望重新缔结新的撤兵协定。看来，俄国方面也是煞费苦心的。

    实际上，一开始俄国并无诚意缔结撤兵协定。拖延时间，加强满洲地区的军事力量，这就是俄国政府的计谋。

    其实，清朝政府十分清楚俄国的阴谋，原本亦未曾认真对待。

    同时，主张速战速决的日本，在中俄撤兵协定即将批准之前，发现了中俄双方的策略，便使用了收买手段，以阻止该协定的正式批准。

    然而，莱萨公使对日本当局采取的策略全然不知。

    此外，俄国谍报人员从其它渠道探听到内部消息，证明西太后患感冒一事属实。

    俄国方面对中国产生怀疑，还是从昨天才开始的。他们感到庆亲王有意回避和莱萨相见。

    昨夜，莱萨公使派人到庆亲王府上联系拜访一事。事出预料，庆亲王家人说亲王准备外出，无暇接待。一般说来，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但是，提出庆亲王准备外出为理由不予会晤，使俄国使者感到可疑。

    其实，俄国人在庆亲王身边，早已布置了谍报网。他们用小恩小惠收买了王府里的佣人，表面上说了解上流人物的生活动态、家中喜庆大事，以便前去祝贺，实际上是另有一番意图的。而受惠的佣人们便会源源不断地将自己了解到的大人物的动态告诉对方。

    “为什么要避开我呢？”莱萨公使自然会联想到拖延批准中俄撤兵协定之事。

    庆亲王不善于说慌，容易喜形于色。再说，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踏入政界以后，庆亲王就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他比其他愚昧的皇族出色一些，原因之一就是有自知之明。

    如果他会见莱萨公使，很可能会露出破绽，因此借口公务缠身，由那桐代为接见甚至没有去外务部视事。

    处理这类问题那桐是非常胜任的。

    每当他把那对细小的眼睛眯缝得更细时，谁也猜不出他在想什么。

    他厚着脸皮说：“据说是字句上的问题，有几处用法不当，被军机处卡住了。”

    那桐回答了莱萨公使提出的关于批准中俄撤兵协定的问题。

    莱萨通过翻译进一步询问。

    “我只不过是听说罢了……总之，涉及到军机处的事，我们这些人也弄不清楚，只一是间接听到一些而已。”

    西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凡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几名军机大臣在皇帝亲自垂询下议事决定的。而外务部和其它六部一样，仅仅是行政机构，只不过是按照军机处的决定办事而己。

    军机处，就是军机大臣平时聚会的场所。每日早晨军机大臣在乾清宫议事、休息。这个被称作军机处的地方，实际上是个休息室，并非正式的衙门。

    这时，那桐随机应变将责任推到有名无实的军机处去。

    莱萨公使气得面红耳赤、怒不可遏。但不管对方怎么说，那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

    莱萨愤然离去。不多一会儿，庆亲王的使者陶大均来访。

    “昨天夜里，王爷(指庆亲王)说今天晚上开会的地点照旧，还在烧酒胡同。天津方面也有人来。听说参加会议的人为了那件事(指丢失二十五万元一事)还带了巡警来呢。”陶大均悄悄地说。

    昨夜，庆亲王避开俄国公使莱萨，到那桐家里，商议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丢失二十五万元的事。陶大均正是为此事来通知那桐的。

    “那个……那个带来的巡警到底是谁啊？”那桐问道。

    “我不大清楚。听说是一个曾留学日本、英国，学过侦探术的人……叫张绍光。”陶大均回答说。

    “哦！是庆宽的雏儿啊！”那桐点了点头。

    庆宽是紫禁城内专门从事密探工作的买目。西太后以及紫禁城里的权贵，都曾利用庆宽去侦察自己的政敌，然后将其杀害。这种人不仅搜集情报，还承担暗杀工作，被人们视为不可捉摸的危险人物。

    那桐一听到来了个侦探时，首先联想到庆宽。

    “大概是那类人吧。”陶大均说。

    “为什么找这样的人来呢？”那桐问道。

    庆宽是从事策划的谋士。这类人有特殊的权力，然而，也只是暗中行事的人物。

    重视体面的清朝大官那桐，认为侦探属于卑贱的下等人，是不够资格与士大夫同席的。

    “唉呀！”陶大均歪着脑袋说，“我也无法理解。王爷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个张某，对他特别感兴趣呢。”

    “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像变戏法那样嘛……连这种身分来历不明的人都经常……”那桐耸耸肩说。

    不管怎么讲，今晚的会是一次秘密会议，不该随便让人参加。那桐是一步登天发迹的人物，他对与会者的资格问题，要求特别严格。

    “听说振贝子对那人好像作了保的……”

    “是吗？少爷是保证人啊……”棒槌学堂·出品

    那桐两手一摊，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无可奈何。他知道，只要是大公子振贝子说的话，庆亲王总是言听计从的。

    “关于这事，好像天津来的人也表示赞成。”

    “哦！你说项城啊……”说到此处那桐缄口不言了。

    “天津来的人”指的是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衙门在天津，外国人称之谓天津总督。项城本是袁世凯的出生地点，中国人常以人的出生地为其别号。

    当时在日本，凡是当官的，都希望到中央政府去占一席位。从中央转至地方叫左迁，由地方到中央叫荣升。

    清朝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将中央的官吏称作“京官”。京官大概指的是优秀者，至于地方官则低人一等。

    不过，后来由于太平天国之乱，情况起了变化。

    为了镇压反叛，不少地方官培养和发展了身己的军队，例如曾国藩组织的湘军，以及曾国藩部下李鸿章组成的淮军。他们拥有兵权，讲话就有份量。

    到了清末，京官和地方官的实力已经颠倒过来了。

    直隶总督，是管辖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直隶省(今河北省)以及山东、山西的地方官。当时能与之匹敌的，是掌管富饶之地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

    袁世凯是直隶总督，为北洋军阀的创始人，拥有全国最精锐的军队。

    袁世凯是此次与日本方面交涉的实力派人物之一。

    袁世凯常因公赴京。但这次来京并非为外交事务，估计是应庆亲王之邀来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

    参加会议的全是清朝政府的一流政客。虽说如此，那桐内心并不愉快，从事侦探工作的张某也参加这次会议，这使他感到极为扫兴。

    “让那个来历不明的张某……”说到此处，他砸砸嘴把话停了下来。

    “不过张某会立即退席的啊。”陶大均劝解地说。

    “不管怎么说，文保泰死得那么惨，不把这件案子查清楚，诸位先生都不会安心的……”

    “那么，那个姓张的，有没有讲过要解开这件案子的谜呢？”

    “噢，这点我还不清楚，好像他要汇报调查的情况。还有，万一今晚开会的事被泄露出去，那就说文先生的朋友为了弄清他的死因才开会的。”

    “嗬！连防止泄密的事都考虑到了，想得真周到。哈哈哈……”

    那桐终于笑了起来。

    听说那个姓张的侦探只是单纯地汇报调查这件案子的经过。然后立即退席，并不参加讨论。他心想，庆亲王这么做，大概是怕万一有人泄漏出去，将来可以借口说这个会只是为了研究文保泰案件。看来，这也是一种策略吧。想到这里，那桐的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

    会议决定在晚饭后召开。

    那桐回到金鱼胡同，吃罢晚饭，稍事休息，再按规定时间出席会议。

    这时，侍女领班拿来了一封信。

    “老爷，这是刚才芳兰托人送来的。她说见不到您也没关系，反正要说的事情都写在信上了。”

    那桐拆开了信。

    信中文字写得很小，可是笔锋完全像个男子。

    信上写道：

    昨晚，文家一个叫老刘的男佣人，在院子里不知被谁打死了。终年四十一岁。

    “哦！”，那桐边说边将信揉成一团，一扔进火护。

    他做事极其谨镇，来往信件一概不予保存，阅后立即处理。芳兰信里涉及老刘的事，或许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他看来，白纸黑字留在身边总是不太妥当。这也是那桐的处世方式，事无巨细，都以小心谨慎为妙。

    他想：老刘是什么人呢？

    他常到文家，文家的男佣人差不多都是四十岁左右。他从未听说过谁是老刘，也不认识这个人。

    老刘的死本与那桐无关。

    可是，那桐左思右想，脸上显出少有的忧郁表情。

    “不，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平素那桐那张鸡蛋形的面孔很少流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的。

    倘若老刘之死与文保泰之死有关，自然牵连到那桐。

    芳兰信中既然说“不知被谁打死了”，就是说谁是凶手至今还是个谜。

    “怎么怪事都出在文家呢！”那桐自言自语地说。

    那桐到烧酒胡同去了。

    这里既是他们的俱乐部，又是经常聚赌密谈的场所。出入口和庭院很多，但都是独门独院。

    烧酒胡同面临北小街，在弓箭营之南。

    策太郎就住在这个胡同一家租来的民房他当然不知道清朝的大官们今晚在这里开会。

    表面看来那桐等人密谈的地方与一般民房并无两样。院内低垂的柳枝伸出白墙，随风摇曳，显得格外娇娆。

    到达门口时，那桐顺手拽着一根杨柳，左右看了一下，推门进去了。

    两个负责接待的女仆正在等待着。

    “大家都来了吗？”那桐问道。

    “差不多都到了，只有王爷还没到，估计也快来了。”其中的一个女仆回答说。”

    那桐这时才心定了下来。

    他想，今晚的会，除庆亲王之外，其他人都位于自己之下，比自己晚到，是绝不容许的——这种暴发户的思想下意识地浮现在他的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