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自己的责任的重要性以后，策太郎的顾虑便消失了。

    直截了当地讲，他的任务就是设法监视清政府要人，使之不被俄国人收买。

    估计还有一些和他负有同样使命的人，通过其它渠道来监视清政府要人及俄国人的行踪。策太郎的任务就是了解联系清政府要人的重要渠道文保泰的情况。

    可是他又想：目标缩小以后，将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吧。但是他又担心，这么一来，会难以看清整个局势。

    一个人，总不愿意让自己被当作工具使用，都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

    策太郎第二次到中国来，并和王丽英再度相见以后，不知为什么，总是感到内心有些不安。然而，当那须启吾讲明了他担负的重任后，不仅明确了自己职责的重要性，而且内心暗自欢喜，因为今后会有充分的理由和借口，去接近王丽英等人了。

    “有机会和一些关心政治的人交往，也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情报吧。”

    这些年青人经常出入于各种场所，他们很有可能获得情报。

    李涛等年青人经常在王丽英家聚会，其中不少人都曾在日本留过学。

    他们对策太郎并无戒心。王丽英就曾对策太郎讲过：“土井先生，我们这些人都是同情革命的。”

    当时，清朝的革命家们最苦恼的就是自身的孤立。他们非常欢迎外国朋友，就连赫赫有名的孙文亦不例外。

    土井策太郎是日本鹿原商会的社员，表面上是以商会的业务关系来到中国的。他从事间谍活动时，必须仍以买卖人的身分来做掩护。

    当时，一般人都知道书画古董一类的买卖集中在北京外城，也就是有名的琉璃厂一带，往日，这一带是专门向宫殿供应琉璃瓦的烧窑场。久而久之，便将这一带称作琉璃厂了。与文保泰关系极为密切的“修古堂”即在此地开设店铺。

    王丽英寄居在舅父家。她舅父家就在琉璃厂附近的吉祥二条胡同。后来，这家主人举家南下，迁往上海，将这所房子委托王丽英代管。王丽英的朋友便毫无顾忌地到吉祥二条胡同青找王丽英。年青人聚会在一起，谈笑风生，无所拘束。

    策太郎既然是古董商人，自然要常去琉璃厂，而且经常涉足于王丽英家中，与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策太郎真想天天都到她家里去，可是他又不敢如此放肆，于是隔一天就去玩玩。如此这般，他便可经常倾听到年青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和争论了。

    策太郎沾沾自喜，他想：这是多么好的情报来源哪！

    年青人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当前日，俄之间的矛盾。每当谈到此事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愤慨地说：“如果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发动战争，真是太岂有此理了！”

    有时，策太郎也会听到与众不同的见解。这种见解出自一个曾就读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青年人之口。这个青年人皮肤白嫩、面孔长长、眼神怠倦。他说：

    “我们应当热烈欢迎在我国的东三省发生战争。何以言之呢？因为那里才是清朝的故土。一旦战争爆发而使其变成废墟，清廷贵族们在心理上、物质上肯定都会衰竭。当然，东北三省一旦成为战场，对当地居民是极为不幸的。应当事先让他们避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鞑虏的领地荒废之后，清朝的命运也就完了。我辈革命者，应当为在满洲的土地上发生日俄战争而感到高兴才对……”

    这位年青人不是慷慨激昂地辩论，而是极其冷静，颇具说服力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他说的“鞑虏”一词，是汉族人对满族人的轻蔑称呼。毋须赘言，“鞑”就是指鞑靼人。

    中国在二百多年前波满族人征服。清朝当然是满族的王朝。满族的皇亲贵族们，大多在东北三省占有领地，每年从那里得到年贡，过着豪华的生活。

    倘使他们从领地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无疑就会衰败下去。这些皇亲贵族们一定会把东三省当作清王朝的“屏藩”死守下去。当他们衰竭无力时，谁来为他们维护清王朝呢？这样，他们也就临近灭亡了。

    上述论点，条理清晰，也是出自那位年青人之口。

    有些人听了，频频点头道：“嗬嗬！果然不错。的确有独到的见解。”

    不过，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却反驳道：“东三省固然是鞑虏的领地，可是在那块土地上耕种的不都是咱们汉族兄弟吗？……一旦发生战争，汉族兄弟都会被卷进去。不行，一定要避免发生战争！”

    待一场激烈争论略微平静时，李涛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不管咱们怎么争论，假设总不是现实。诸位，我想战争是不会发生的！……何以言之？这是现实！即使日本很想发动战争，可是他们没有借口，不是枉然吗？……”

    策太郎不由得吃了一惊。从讲话的口气听来，李涛似乎很自信。

    “你怎么知道呢？”王丽英问道。棒槌学堂·出品

    说来也巧，这正是策太郎想提出的问题。

    “反正这就是我的结论。我的结论来自有关方面的可靠消息。首先可以说是不会错的……只能说到此为止，不能再讲下去了。否则会给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带来麻烦。”

    “可是，为什么日本方面找不到借口呢？”王丽英追问道。

    “丽英，你对国际形势缺乏研究。我认为咱们对形势必须有个大略估计……现在庆亲王走的是李鸿章的路线。也许这样做是对的吧！”李涛说完，嗬嗬地笑了。

    此刻，策太郎的心早已飞向金鱼胡同那须启吾的住宅里去了。

    哪怕是街头巷尾的传说，策太郎也应当向那须汇报。倘若情报确切，那真是有关大局的重要问题。

    策太郎很想即刻告辞，但又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只好耐心地等待着。也只有在这种紧张的时刻里，他才会忘记王丽英的存在。不久，在座的人把话题转移了。

    策太郎机敏地抓住时机，故意伸了个懒腰，然后开口道：“我告辞了，还要去做生意。唉！当小职员真辛苦……各位有时间请到琉璃厂的敝店里坐坐……”

    策太郎离开王丽英家，急忙坐上一辆人力车，赶紧向城里奔去。

    他是专程来向那须汇报重要情报的。可是，到了那须家，却不见他的人影，只有那须雇的老妈子用生硬的南方口音说：“哎呀！我家老爷出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真没办法，我有事要找他，他却到外面溜达去了……”策太郎又气又急，发了几句牢骚。

    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耐心等他。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那须回来了。这三十分钟对策太郎来说，真像足足等了半天似的。

    那须见到策太郎，却流露出困惑为难的样子。

    “你怎么了？我现在正忙着呢！……嗯！这样吧，反正我也有事找你。两小时后再来，好吗？”那须不耐烦地说。

    这时，策太郎真是怒火满胸。他想，如果他听到的情报属实，那么这个情报很可能是左右国家命运的。但是，当他看到那须启吾的那种令人迷惑不解的态度，真是气愤极了……

    “两小时后再来？我无论如何也等不了那么久。”策太郎声色俱厉地说。

    “唉呀！”

    此刻，那须才感到策太郎的神态不寻常。

    “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策太郎按捺着急切的心情说，“说不定是毫无根据的谣传。但也必须立刻向您汇报，所以我才特意赶来……”

    那须凝视了策太郎一会儿，然后抱着胳膊说：“我反正要听的，不过，希望你简单扼要一些。”

    “我听到的消息正是咱们一直担心的事。听说不会发生战争了。”策太郎一边说，一边瞪了那须一眼。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情报？”

    这时，那须才将胳膊放了下来。

    “是从在东京认识的清朝留日学生那里听来的。他的叔叔是李鸿章那一派的官儿，现在好像是吏部的主事。此人一般不会信口开河。”

    “嗯，嗯！……果然如此，又增加了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要素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夜里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俄国的动态……俄华银行最近有巨额资金流动。我们怀疑动用大量金钱是不是做活动经费？紧接着袁世凯的一个幕僚也透露了一些情况。咯，是这么回事，据说，有一个和这个幕僚相好的艺妓说害怕打仗，吓得不得了，幕僚就说：‘没关系，仗是打不起来的。你要是不信，我敢和你打赌。’此人平素也是很谨慎的，不会信口雌黄。公使非常忧虑，急忙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个会。嗯。我就是刚开完那个会来的。参谋本部第二部的官员也认为，除设法收买以外别无他途了。连坂西少校也极力主张采取收买手段……是啊，你也掌握到了同样的情报……你辛苦了。干得很出色。现在更说明了文保泰这一联络渠道的重要性了。你两小时以后再来吧。我就要去开会，商量机密费用的开支。”

    平时做事一向从容不迫、保持“东洋豪杰”精神的那须启吾，此刻也显出慌张的样子了。

    可能是过于惊慌，那须打开抽屉，在里面胡乱地拨来拨去，挑了几份文件迅速塞进衣服的内袋，然后匆匆忙忙地打开公文皮包检查了一下，嘟嘟嚷嚷地说了些什么，又将公文包合上了。

    那须离家之前，歪着脑袋看了看自己的屋子，好像依依不舍似的。这时的那须，和他经常谈到的那种令人厌恶的小人何等相似。

    他一只手开门，另一只手还拍打衣服口袋，生怕漏掉什么似的，益发显得惊慌失措。

    他关门时，似乎才想起策太郎还在自己屋里呢。

    “喂！我去了，等一会儿再见。喂喂，我刚才说咱们几点钟见面？”

    由于过分紧张，他连自己刚才说过的话都忘了。

    “你说的是两小时以后再碰头。”

    “啊，是吗？……到公使馆开会用不了一小时，现在还不到四点。等我回米咱们一块儿吃饭吧。对不起，你能不能告诉老妈子准备晚饭？我一回来就能吃上……我想一边吃饭，一边和你商量。哎呀！真是太忙了！……”

    那须启吾说话如此慌张，真是少有的事。

    一关上门，就听到咯嗒咯嗒地急急忙忙走下廊檐的皮鞋声。可是那须很快又回来了，原来是忘了什么东西。

    “唉呀呀，真是……太慌了，不行啊！沉着些！沉着！”

    那须回到屋里，自言自语地打开了抽屉，毛手毛脚地乱翻文件、笔记本。隔了一会儿总算是把忘带的东西找到了。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神态，小心翼翼地把一张纸放到公文包里去。

    也许，那须感到自己的狼狈相已被一策太郎看到了吧，他难为情地笑了笑，说道：“你在这里等我回来也许会闷得慌，你看看这个吧……”说着，他从胸前口袋里的一叠纸中，抽出几张递给策太郎。

    “这是什么？”

    “你看了就会明白的。也算是一种学习吧……好了，这下子我真的要出去了。你要离开，一定得告诉老妈子把屋子锁上。拜托你啦！”

    离开屋子之前，那须故意放慢脚步。一关上房门，立刻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策太郎独自坐在桌前，心想，现在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像那须启吾这种掌握国家命运的人，急急忙忙地行动，不正说明他们正在紧张地处理和决定重大事情吗？……想到这里，策太郎不由得忐忑不安了。

    他打开了那须临走前给他留下的文件。

    看来，像是一份名单。

    文件是铅印的，很多地方弄得黑糊糊的。大概是油墨未干时，给手指头弄脏的吧。

    上面列着中国人的名单。这些人名大都听说过。

    看来，这批人都是清廷要员。有的是用铅笔填写过的，名单的周围还画着不同颜色的线条、圆圈、二重圆圈、三角形和打上X印。

    策太郎一边看一边忖度着：这兴许是不同派系的名单。

    很可能是某人在出席情报工作的秘密会议上，就清政府要人们的复杂的派别关系，及每个人物的性格加以说明的参考资料吧。一定是因急需而匆忙赶印出来，墨迹未干便发给了有关人士。

    印出来的名单横七竖八、排得很乱。都是清政府政界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此，没有官职的文保泰的大名，未出现在名单上。

    可是，在字里行间用铅笔写的注释中，却发现了文保泰的名字，而且上面还画了二重圆圈。另外，还用两条带有斑点的平行线将文保泰和那桐的名字连起来，并用同样的线条把那桐与庆亲王也连在一起。

    至于庆亲王与袁世凯之间，则用齿状线连接起来。袁世凯与张之洞之间，则用蓝线连接起来，还打上X形符号，大概表明他们关系不好。

    在这张表上，连已故的李鸿章的名字也印上去了。这显然是说明，虽然李鸿章已死，但他那一派人的势力还存在。同时，在这些名字之间，都用各种线条连接起来。凡是用红线和李鸿章连接在一起的，估计都是李的直系。像袁世凯、伍廷芳、盛宣怀等。

    策太郎在寻找与自己有联系的人的名字时，发现了那桐的名字，他略微惊异了一下，心想，“那桐真是权势不小啊！”

    那桐的名字就像车轮的轴，他名字周围布满了不同的放射状线，哪一条线都没有打上X符号。这说明那桐和任何人都相处得很好，从而证实“那桐是政界游泳技术的冠军”这种传闻。那桐与庆亲王之间则特别用一条红线连接起来。

    清政府要人中与日本关系最深的，勿须赘言，当属外交界人士了。

    过去，中国历代王朝一向不重视对外工作。实际上，与其说不重视，莫若说他们都不承认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更为恰当些。

    正是这种原因，才有所谓“中华思想。”

    所谓“中华思想”，就是说“世界”是中国。

    远离“世界”，处于各个角落中的部落，虽然勉强算是国家，但由于他们得不到中国皇帝的恩惠，实际上被中国视为可怜的番邦。那里的人们，很想获得皇帝的恩赐，不辞万里，带贡品前来朝拜。

    中国历代统治者认为中国之外的国家，只不过是保护国或土侯而已。中国当然不能对他们采取对等的态度，只能用慰抚的方式进行交往。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也好、葡萄牙也好，均被视为番邦。他们与中国在广州进行的交易，都被认为是对中国的“进贡”。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将各种特产献给中国，而中国为了安抚他们，也将本国的特产赐给他们，以示褒奖。

    从中国的角度看，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平等的国家，大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中国的六部制度起源于北周【注】，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清政府所设六部如下：

    户部——管理税收、财务。

    吏部——管理民政、人事。

    兵部——管理军事。

    工部——管理治水、土木、建设。

    礼部——管理仪式、典礼。

    刑部——管理司法。

    【注】三省六部制源自隋唐。原作者误作北周——译者注

    过去，中国的历代王朝和外国交往时，在礼节接待等方面，多半由“礼部”处理。“户部”掌管和外国人做生意，收纳进口税等事宜。由于存在不少问题，鸦片战争之后经过相当长时间，好容易才设立了“外务部”。

    三千年以来，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沿用六部制度。由于六部的数字是六，人们一直对六表示敬意。但鸦片战争后，不能再拘泥于六这个数字了，于是将兵部分成陆军部和海军部。此外，还设置了邮政部和学部。

    清政府的各部长官均称“尚书”。每个部有满族、汉族尚书各一名。负责财政的户部的满族尚书由那桐担任，而汉族尚书则由被称作“硬骨头汉子”的鹿传霖【注】担任。

    【注】鹿传霖(1836—1910)清末直隶定兴人(今河北省)，字滋轩，同治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1900年(光绪26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募兵三营护送西太后逃至西安，之后授两广总督、军机大臣。回京后，兼督办政务大臣。1909年(宣统元年)任东阁大学士——译者注总之，中国衙门相当复杂，而外务部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机构，除尚书外，还设有“总理大臣”、“游说大臣”。

    当时，外务部的总理大臣由清朝的实力派——军机大臣庆亲王兼任。

    庆亲王是清朝有名的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璘之孙。无论从出身门弟，还是从才于看，此职除庆亲王之外他人莫属。

    策太郎看到名单中所列庆亲王之处，都用铅笔注上：“此人特别吝啬”。

    在庆亲王名字旁边则用铅笔记上两个名字：

    陶大均——主管行政杂务。

    萨荫图——俄语翻译。

    看来，任用陶大均，与那桐重视文保泰有关。后者萨荫图，可能是和俄国关系密切而设置的俄语翻译吧。

    辅佐总理大臣的游说大臣，原由王文韶担任，最近却由那桐亲自担任了。

    目前，外务部尚书中的汉族尚书由瞿鸿机担任，满族尚书则由那桐兼任了。

    由此看来，外务部由庆亲王和那桐掌握着实权，而且二人属同一派系，可以说是坑邃一气。至于与此二人关系密切的文保泰，则是代办杂务的重要人物。

    要买通这些人，花钱少了是不行的，非花费惊人的巨资不可。当然，从表面上说，庆亲王、那桐都不会直接沾污自己的手。所谓代办杂务，当然非文保泰莫属了。

    策太郎将胳膊放在桌子上支撑着身子，一边仔细看名单，一边思考各种问题。

    此时，他好像感到自己的国家即将被卷入到巨大的漩涡里似的，顿时觉得眼前一片昏暗。

    想到这些，他身体不由得发起抖来，过了许久尚未平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