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洛克走了不到3分钟，门铃就响了，梅森把门开开，只见一位相貌出众、打扮得光彩照人的女人带着迷人的微笑站在门口。

    “可以进去吗，梅森先生？”她问，“我是温洛克太太，我知道我丈夫刚刚拜访过您。我一直在大厅的棕榈树后面等着，见他离开了才上来，因为我想私下见见您。”

    “请进，”梅森说，“请坐。”

    “谢谢。我进去但就不坐了。我来的目的是想让您知道什么是我想得到的，什么是我能给予的，几句话就得。”

    “什么是你能给予的？”梅森问。

    “黛安娜-爱尔德的自由。”

    “什么是你想得到的？”

    “我想得到的是保持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声誉和我的财产利益，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梅森说，“不过请讲得具体些，你是怎么知道黛安娜的自由危在旦夕呢？”

    “别装糊涂了，梅森先生。黛安娜跑到里弗赛德找博雷。她见到了博雷。她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博雷活着的人。”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警方从一个匿名举报电话了解到了这些情况。”

    “你是怎么知道举报内容的？”

    “通过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管这个的。”

    “你好像知道的还不少。”

    “知识就是力量嘛。”

    “你想有力量？”

    “我想力量越大越好。不瞒你说，梅森先生，我家书房里有一个窃听器。我儿子正处在罗曼蒂克的年龄，好几次有女孩子找到他想对他进行敲诈。所以我认为在房间安个窃听器倒是好办法，所有的谈话都可以被窃听到。”

    “这么说今晚我和你丈夫的谈话都被你窃听了。”

    “一字不漏。”

    “那好，你有何见教？”

    “如果能证明在黛安娜拜访博雷之前，博雷就已受伤——而且是被严重打伤的话，就会证明你的当事人是清白无辜的。我说的有道理吧。”

    “假设如此。”梅森说。

    “而我能给你提供这个证明。”

    梅森说：“也许你还是坐下来谈谈好，温洛克太太，我们好好谈谈。”

    “也好。”她走向一把椅子，坐下来，把膝盖交叠在一起，又摆弄了一下裙子，使裙摆的底边放顺，充分地烘托出一双裹着尼龙袜的纤细的腿。她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微笑地看着梅森，脸上充满镇静的自信。

    “说说看，我们要如何证明这一点。”梅森说。

    “至于这个嘛，”她说，“我们以后再详谈。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你是否原则上同意我的观点，即如果我能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我就有权保持我的名誉、地位、我的声望和财产。”

    “你还打算提供其他什么作为回报？”梅森问。

    “你说，其他什么是指什么？”

    “关于黛安娜的财产权力呢？”

    “她有产权吗？”

    “有的。”

    “我丈夫是怎么认为的？”

    “我想你应该和你丈夫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好，这么说吧，在财产分割上我丈夫的任何建议我都同意。”

    梅森说：“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你打算怎样做证，我还得和我的当事人进行讨论。”

    “好吧，”她说，“我们假设哈里森-博雷是个诈骗犯、无赖、不法之徒。假设事情错综复杂，一环套一环，今天晚上有个人来到博雷住处，因为分赃不均和博雷发生了争吵，结果博雷被严重打伤。”

    “然后呢，我们再假设我儿子来拜访博雷，却发现他躺在地上，但他并没仔细看，以为博雷喝酒喝得烂醉就走了。我们再假设我也去拜访博雷，发现他受了伤，于是认为可能是我儿子和他发生了争吵并打伤了他，我也走了，没过多久我给旅馆的老板打了电话，告诉她去看看10号房间住的那个人，说完就撂了电话。”

    “我们还假设我丈夫跟在我后面拜访了博雷，见他受伤，猜想是我和他发生冲突造成伤害，也溜走了。”

    “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你的证据，你丈夫的证据和你儿子的证据，而你明明看到有人受伤却见死不救也理应受到责备。”

    “如果以上情况确实属实，告诉我，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如果你儿子以为他是喝醉了，还有情可原，可以不构成犯罪。可是如果你明明知道有人犯了罪，却知情不举，情节就比较严重了。”

    “假设我也以为他是喝醉了呢？”

    “那样的话，”梅森说，“就等于编造了一个愚蠢的故事，把听众当成笑料，因为居然发生两个同样偶然的事件，这显然不太可能。”

    “假设我丈夫承认他知道博雷受了伤，但却以为是我用什么武器打的他，不过伤势并不严重，博雷只是昏倒了，那么法院对他的判处能够很重，以至判刑或者遭到谴责和非难吗？”

    “别忘了，”梅森说，“那个人当时已濒临死亡的边缘，致伤的性质和程度很重要。能否及时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关系到能否挽救他的生命，还有一点请记住，我是黛安娜的律师，我不能对你或你的丈夫提任何建议。”

    “既然如此，”她说，“我的建议也只好暂时保留。”

    “我需要告诫你，梅森先生，有些事情你恐怕还不是太了解——博雷住的那个房间充满了威土忌酒的味道。”她煞有介事地说。

    梅森抬起眉毛。

    “我想这个情况你有所不知。”

    “对任何事情急于下结论都是危险的，”梅森说，“但是对你所提到的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她笑着说：“干什么事都要先全面摸清情况，这样才能掌握处理问题的主动权，你说是吧，梅森先生？”

    “言之有理。”梅森说。

    她突然站起身来说：“我想到的都和你说了，请你三思。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黛安娜将不会说出什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不计后果的话来。”

    “你是想让我唆使她做伪证？”

    “当然不是，梅森先生。”她笑了，“更不是说我要做伪证。我只是在和你一起进行推测某种情况下会怎么样，以及是否可以把一种情况变成现实，使那些情况得到证实。”

    “推测得很有意思，”梅森说，“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进入博雷的房间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没说过我去过那儿。”

    “但我知道你确实去过那儿。”梅森说。

    她狡黠地笑了笑说：“那么说你想知道我进去的时候究竟看到了什么？”

    “对。”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你应该什么时候第一次问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当你位于证人席上，接受检查官的审查，而我有机会对你进行盘问时。”

    “你以为你通过盘问就可以发现真实情况吗？”

    “我会努力去做。”

    “真有意思。”她说，“好了，梅森先生，我已经把我的来访目的简要地告诉了你，但我不想让你进一步利用这场谈话把我知道的其他事也套出来。”

    她站起身，迈着雍容典雅的步子穿过房间，把手伸给梅森，眼里充满微笑说：“见到你真是荣幸，梅森先生。”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梅森说。

    “哦，但愿如此。”她微笑地说，“我的电话号码在电话号码簿中就能查到，你可以随时与我联系。我将随时恭候。”

    梅森望着她走下楼梯，然后慢慢地、沉思着把门随手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