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从前住在哪里？”

    “巴黎。”

    “帕罗斯一维得斯。在一所房子里。房子那时已很值钱……也许值五十万美元。”

    “你一定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好的抢劫犯。”

    他摇了摇头：“我是乌格斯·埃诺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年薪二十万美元。”

    他很平静，似乎在等我把这些零碎拼接起来。我还记得在停车坪上，当我直接面对他时我的第一印象。他没有反抗。他似乎很狂躁……堕落……从高空坠落的边缘。

    “是谁诱使你做那些事的呢？”我谨慎地问。

    “除了我自己，没别人。一卷卷钞票，大堆的女人，漂亮的汽车，可爱的小马驹，全他妈的臭狗屎，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你的脑袋里全塞满了这些念头。开始是变卖资产以满足这些嗜好。当你失去一切以后你变得绝望你就去抢劫银行。这很容易。所以你又干了一次。”

    他全身一阵颤抖：“我有个儿子。他今天早晨来看过我。他仍然爱我。”

    他咬着拇指指甲的一角。

    “你是个聪明人，有教养，丹尼斯，为什么你不寻求一些帮助呢？”

    “因为我爱上了柯卡因。”

    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他爱上了柯卡因。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这样清楚、这样干脆、毫无愧疚地说出这一点。他爱柯卡因甚于爱他自己的儿子。

    我相信我能嗅到他身上的汗水味，警察身上的汗水味，陈年积垢的砖墙上渗出的酸味等。墙后面装着数以千计的各种谋杀犯、鸡奸者、强xx犯、毒贩子、电影明星，以及小偷，他们全都会毫无自觉地告诉他们干过，无论他们干过什么，因为他们全都溺于爱中。爱使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感到清白。

    我站起来：“找个速记员来，你做你的供述。”

    “供述什么？”

    当然，他还没有真正承认在“鸽城”做的那桩案子。但是我希望他说出来。

    “我没有做另一桩劫案。”

    我站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考虑着。也许我应该先把这家伙带到某个地方，我们达成某种妥协，再回来——

    这时他说：“我做过六桩。”

    第二天唐纳多请我到“波拉一波拉”吃午饭。这是大学生们经常聚会的热闹之地，女招待们穿着暴露的短裤和夏威夷衬衫。所有东西都装在塑料篮里送上来。四周很吵闹，以至我们几乎听不见对方说话。

    “这次专门为你送行，”他说道，“马上你就要高高在上了。”

    “我会想念你的，唐纳多。”

    他耸耸肩，叉起一块鸡肉送进嘴里。“你早该去了。我告诉你：七年。这段时间足以耗光所有人的激情。”

    “你认为绑架和敲诈组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以前已经问过他这问题，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是想拖延点时间罢了。

    “我告诉你：更小的压力；更多的案件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还有，上司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伸过手去，替他把沾在胡子上的玉米饼碎屑掸掉。

    “没有了我你会做些什么呢？”

    “带着淫欲疯狂追逐别的娘们。”

    “你真的这么想？”

    “安娜，我能像读一本书一样地读透你。”

    “你完全能，”我对他说，“你是最适合于婚姻的男人，我知道。”

    “尤其适合于你。”

    我喝光了啤酒，当女招待走过来时，我另要了一杯冰茶。

    “看看你，”我对着我的拍档嚷道，“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从她那该死的短裤上拿开。”

    “它们是什么做的？我想那是鲸的表皮。”

    咯咯地笑着：“只不过是因为我要离开你了吧。不要再装作‘你是我的全部’之类的样子。”

    忽然间唐纳多好像对我们之间的小调情感到厌倦了。他总是这样。一会儿变得很严厉，或者抱怨他三十岁的身子，说那些工作原应该是青年人玩的游戏。事实上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心急是系在他们身上的。在这条感情线上维系的是一个父亲的职责，常常超过了做特工的范围。他至今仍宣称在这两个部需要献身和全副精力的角色中，人们常常只可能选择做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疲惫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身。

    “安娜，你是个出色的特工。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嗨……”我有点局促不安，话似乎要被噎往了，但还是说了出来，“一切都是你教我的。我想这次也要特别感谢你。”

    我们都望着别处，感到尴尬，目光捉到了吧台上方CNN的电视节目，就都盯着看，直到帐单送过来。他付了帐，我们就离开了，回办公室的途中给罗莎琳挂了个电话，下午余下的时间就在考虑，为我何以会调升到C—1，绑架和敲诈组去打一番有说服力的口饰。

    就在我正打算离开，6点半去游泳的时候，接到了LAPD罗思警探的电话。

    “安娜？是约翰。”

    他等着。我也一样。

    谨慎地，“这几天你在哪儿，约翰？”

    “维尔希尔分局，执行组。”

    又是沉默，我听见他紧张的呼吸，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是个忙人。

    “我认为你才是。”

    “只是希望过得有点意思。”

    我站在那里，游泳包的背后带挎在肩上，准备好走的。卷曲的电话绳已经被我拉直了，离开桌子远远的。在学校里他们教我：紧张和身体放松是同一种身体的反应。现在又听到了约翰·罗思的声音，其反应并不亚于，用他们的例子来说，一个带着滑雪面罩的人突然跳到了你眼前。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桩两周前发生在圣莫卡尼大街的杀人案。一个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拉丁血统女性。除了两个未成年者没有直系亲属，但是邻居说受害者跟一个叫安娜·格蕾的FBI特工有关系。”他用音乐腔补充道：“应该是你。”

    紧张：“也许是。”

    “所以，很对不起，这是一个不幸的电话。”

    “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死者。”

    电话在把我往回拽，我坐了下来，话绳松弛，游泳包也顺势滑落到地板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恰恰是你接手这案子。”

    “我知道。”

    当约翰·罗思和我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间那瞬息的、充满魅力的默契大为惊奇，就好像经受着从环礁湖中流出的神秘水流的冲荡，令平日的乐趣大为失色，那种欲热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有创意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令人心旷神怡，以至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应该制作一盘完整的录相带，或者是给艺术家做性交造型的模特；我们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或用爱称“约翰”和“约河”彼此挑逗。

    而现在，一年过去了，似乎一切也随之碎了焚了。也许我们还都认为——这使我怀有一种冷冷的恐慌——我们之间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仍然存在，也许上苍会以一种奇怪的、不曾预料的方式重新把我们连到一起。

    “在平常我们会遇到很多死人，”约翰说。

    我神经质地大笑，他似乎受到了鼓励。

    “我没有用警线打电话，因为我想你也许想把这件事查出来。”

    “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位小姐曾坚持——”

    我突然间感到一阵惊搐，脚好像有思想似的，自个儿“沓吧，沓吧”地颤动。

    “听着，约翰，它很怪诞，它很滑稽，不管它是什么，但是它已经结束了，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也确实不想招惹麻烦。所以，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得走了，我得参加个会。”

    我挂上电话，一把抓起熟悉的尼龙手把，包很重，里面放着橡皮脚掌、手浮板、折叠式头发干燥器，以及一个装着几瓶香波和保湿霜（瓶子很旧，字迹都磨掉了）的网袋。钻出“牛栅”，我试图集中精力去想象在那个五十码的池子里拍击水面、伸展身体的感觉该是多么的好啊，当疲劳消除时，恐惧也会驱散；1外小时结束后，我就将彻底忘掉约翰·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