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总共四天，我就解放了。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忧愁，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人们通常在去看牙医或性病医生之前的那种感觉。常言说，每个人都有更亲切的东西……很奇怪，我的心并没有在欢唱，只是屏住呼吸——重新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是熟悉的把手，锁，地毯，还有无数次看过的东西，从它们这边经过，不用看就知道，在第三扇窗子窗框之间，一年多了，一直有一个不知怎么进来的用过的火柴盒落满了灰尘——走廊里所有窗子的缝隙都堵上了。楼梯的第八个台阶比其他的低，我门上的号码是四号，在一个发旧的钉子上挂着，摇晃着。

    “加尔金，到副局长那儿去。”在号牌下面钉着一个纸条，是格里布曼匆忙写的。我推了推办公室门，锁着，我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顺走廊走十二步，蒙着眼睛我也能找到格里布曼的地方。

    “请坐，瓦洛佳。‘路里布曼从一大堆废纸中找出一张标准的寻人启事的表格，扔到我这边的桌子角上。

    “认出来了吗？”

    我打开表格，看了一眼照片上那人的脸，好像嗓子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出不去，进不来，在这张讨厌的、廉价的照片上……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大家都知道我们印刷品的质量……照片上冲我扭捏地看着的竟是因加！

    “认出来了吗？”

    “是的。”我读了下面的文字：“波尔霍夫市内务局寻找因加。尼古拉耶芙娜。索果里斯基，七一年生人……”照片拍得是业余水平，没有经过修版，简单的刘海儿，稍微化了化妆。

    “波尔霍夫在哪儿？”

    “普斯科夫州，离彼得尔三百多公里。”格里布曼又推过来一张纸，这一次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你看，我画线的，在交通事故部……”

    “在第三环路？”

    格里布曼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该做什么有关的事？”

    “和我一起去辨认。”

    “为什么？”确实，我干嘛去那儿，看着她脱光了，在解剖台上？……我的因加？

    “瓦洛佳！”格里布曼温和地，却坚持地让我回过神来，“应该去，也许不是她？”

    “那这个呢？”我给他看寻人启事，然后把它扔在空中，薄薄的纸片像个小船儿，晃了晃，无声地落到地上。

    “这个我问过，你看日期了吗？”

    我俯身从地板上拣起表格。

    “三月。”

    “现在呢？”

    “七月。”

    “你什么时候和她最后一次见面？”

    “不记得，很久了。还是在见西尔尼茨基之前……”

    “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通电话？”

    我开始想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听到因加的声音，星期六？不，昨天？星期五彼得接的电话……

    “星期二！”

    格里布曼看了一眼目历：“二十三号？”

    “是这样。”

    “而有人从三月份就在找她！”

    “谁？”

    “她父亲。我一个小时前跟他联系了。”

    “什么时候？”

    “今天！”格里布曼忍不住了，冲我喊起来，“你看看表，什么时候你才来上班！”

    我看了看表：十二点半……

    “而我早上九点就开始上班！”

    “好，她父亲说什么了？”

    “我和他没谈。”

    “明白了，接下来怎么办？”

    “去认尸体……”

    “给彼得打电话了吗？”

    “打了，除了办公室，哪儿都没人接。那么，据你所知，不给提供情况？”

    “是的……”我垂头丧气地说。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格里布曼拿起话筒，拨了个号码，听到一声“哈罗”，开始说：“我是总局的格里博夫，过四十分钟左右，我们会停尸间。你们那儿怎么样？……明白了，带上在现场发现的材料。”

    没有比去停尸间更好的路了，就像在训练比赛中熟悉新赛道那样。呼呼驶过冷漠的楼房，暗淡的阳光勉强穿过云层。还有车，车……就好像它们和我们顺路，也去太平间，但它们不着急。

    车从主道上拐下来，在红绿灯前停下来，让懒洋洋的冒汗的行人先过去。他们也和找们顺路，但不是今天。尽管他们的某个人到那里完全没有任何预先的准备。

    格里布曼开车，开得很好，很少吓唬同行的人。杨树的林荫道，大门口的拦路村，朝天空竖着，像是在敬礼。矮矮的通往半地下室的双扇门，周围摆满了棺材盖。

    “到了，下车吧！”

    我从车里出来，脚下踩着铺满柏油路的杨树柔美的花絮，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不远处，警察局的小汽车在放着热气。

    “中尉，巴伍金！”

    “中校，格里博夫。这是我的同事，少校加尔金，他和受害人认识。”

    巴伍金不知为什么奇怪地看了看我，然后让我们跟他走。走廊比门要低得多，它整个的长度也就能装下两个棺材，还有给死人穿衣服准备葬礼的老头儿、老太太。不知是哪一个亲戚用手戳者死者，棺材周围是为带来的物质开销而悲痛的亲人。

    往右边，再往右，气味更浓了。门后是桌子、手、脚、头，一个健壮的男人穿着肮脏破旧的大褂和黑胶皮靴。

    “难道他一整天都穿着这可怕的鞋吗？”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那带有沟纹的鞋掌在被走过几十年的瓷砖上留下清晰的痕迹。

    “这是你们要看的……”男人朝躺在锌盒里面的女人身体指了指，就退到一边。

    “是她吗？”

    我看着因加，头发是湿的，皱成一团。她身体的左面被烧焦了，胸部发黑微微隆起……胸前放着一个被熏黑了的小铃挡，额头中部被压瘪，还有腿……她的腿！好像和她的身体是并排放的。

    “瓦洛佳！”

    “她……”

    “请签字，”中尉递给我一张辨认记录，我连看都没看写了一些弯弯曲曲的笔划。

    “通知她父亲了吗？”

    “他在医院，最早三个星期后出院，肾病！”

    “明白了，我们到外面去吧。”

    我们走了出来，往灵车上又装上一只棺材，一切都很平静，不是匆忙的，也没有骂人话。我走近自己的车，坐在乘客的位置上。格里布曼又耽搁几分钟，拿出一张纸来。

    “去局里？”

    我有些迟钝地、惊奇地看着他：“那去哪儿？”

    “你家里人在别墅吗？”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就去你那儿。”他拐了个弯，让车疾驰起来。然后应该预料到，经过他熟悉的商店，那里有四分之一升的小瓶酒，煮肠，还有橙子的香味。

    家里很静，穿堂风把轻薄的窗帘吹卷起来，电表在单调地响着。我坐在厨房扬声器旁边，按着键盘，第一套节目，第二套……

    “来，瓦洛佳，喝酒，否则咱们没法谈话。”

    我没有拒绝，喝了一百五十毫升，吃了一口没有滋味的肠。

    在哪儿还有烟呢。

    “瓦洛佳！”

    我看了看他。

    “这个驾驶执照是谁的了”

    我看着对我来说很亲切的照片上的脸：“因加的。”

    “很好！写着谁的名字？”

    “索果里斯基……”

    “好，这本护照呢？”

    又是一张照片，稍微黑了一点儿，“因加的。”

    “念一下。

    “拉丽萨。尼古拉耶夫娜。尼古诺娃，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莫斯科……”我又拿起驾驶执照：“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叹了一口气，摊了摊手。

    “没有。”

    “好！”格里布曼拿起电话听筒，打听了号码，给中央居民住址查询台打了一个电话：“小姐，六处，格里博夫中校，尼古诺娃。拉丽萨。尼古拉耶夫娜，莫斯科市，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人。”他停了一会儿，开始记：“工会大街，43号楼群，4号楼，86号住宅，还有电话号码……谢谢。”

    他拨了一下记下来的电话，没有人接。

    “怎么？”我开始感兴趣了。

    “在出事地点发现了一具男人尸体……但这不重要……科国生产的左轮手枪，8730美元和15000卢布……驾驶交通工具……明白了……”

    “是彼得？”

    “我不这样认为，他有自己的车，至于受害人，是烧焦了的木头块。”

    “那因加为什么没被烧焦？”

    “她由于撞击被从后门抛了出去……”格里布曼两眼盯着技术鉴定报告：“死亡。等等……在死者血液里发现了以吗啡为主的残留的毒品制剂。”

    “他们给她注射毒品，杀了她？”

    “别急于得出结论！在她的脚趾之间清楚地发现了不只一次注射的痕迹。”

    “是的，她也许还是个吸毒者！”

    我又打开了第二瓶酒，和他分开倒上了——好酒使人心旷神怡！

    格里布曼带有责备意味地摇了摇头，重新拿起话筒：“小姐，还是格里博夫，是的，刚才我打过电话，从哪天起尼古诺娃以自己的地址登记的？什么？从七一年？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好，我等一会儿……离开了……什么时候，去哪儿了？没有资料？不管怎么样，谢谢您！”

    我坐在那儿，迟钝地看着被挤压的橙子。果汁顺着手指流到桌面，粘乎乎的令人讨厌。

    “你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我摇了摇头，“没有！”

    “而我有！家里有没有公路图？”

    我懒洋洋地站起来，翻找了整整二十分钟，找出一本散了页的小册子。

    格里布曼找到了需要的那页，用手指在诺夫格罗得——索利齐——波尔霍夫线上画了一下，算了算距离，然后看了一下表：“现在四点，喝点酒，吃点东西，十一点出发，八点钟就到了……”

    “到什么地方？”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材料收到文件夹里，一边走，一边在门口朝我喊：“我开你的车赶去上班，你先准备一下……”“当”地一声把门关上，剩下我和电表，两瓶满满的酒和歪歪扭扭的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