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漆黑一团。费伯想着人们开玩笑说的话:“你的手别碰我膝盖。不,不是说你,我是说你。”英国人不管什么事都能用来说笑话。时下的火车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但是谁也不抱怨,因为理由是正当的。费伯倒宁可待在暗中,那儿便于隐蔽。
先前车厢里一直有人在唱歌。带头唱的是过道上的三个士兵,接着车厢里的人都跟着在唱。他们唱的歌有:《像水壶一样,喝吧》,《英格兰永在》(为了各个民族的平衡,接着又唱了《格拉斯哥属于我》和《祖辈之乡》),还很合时宜地唱了一首《别再东奔西走》。
途中响过一次空袭警报,火车减速到时速30英里。本来要大家都卧倒在地板上,但显然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一位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女人说:“哎呀,天啦,吓死我了。”同样有一位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男人以一口伦敦腔答话:“这个地方最安全,姑娘——活动的靶子,他们炸不到。”大家都给逗得哈哈笑,一个个胆子也大了。有人把箱子打开,拿出一袋干鸡蛋三明治,散给周围的人吃。
有位水手想打牌。
“漆黑的,怎么能打牌?”
“摸扑克边。哈里牌扑克,边上都有记号。”
凌晨4点左右,火车停下来了,实在令人费解。有个挺斯文的声音在说(费伯认为就是发干鸡蛋三明治那人的声音):“我估计,车子已经到了克鲁站的郊外了。”
“我对铁路的情况很了解,火车可能停在波尔顿和伯恩茅斯之间的某个地方。”带伦敦腔的人说。
火车震动了一下又开动起来,大家都高兴了。费伯很费解:那位冷若冰霜,上嘴唇僵硬,一副漫画中人的模样的英国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儿不见他的人影。
过了一会,过道上有人在喊:“查票了,请把车票拿出来。”费伯注意到说话人是约克郡口音。可车子此刻在北方运行。他在口袋里摸车票。
他坐的地方是靠车厢门口的拐角,能看到过道的动静。查票人带着手电筒查票。费伯借着电筒的亮光看到那人的身影,模样儿似乎有点熟悉。
他靠在座位上,等着查票,忽然想起了所做的那场噩梦:“这是德国反间谍机关的票。”——他不禁在暗中笑了笑。
接着他又皱着眉头。火车突然停车,令人费解;车子没开一会就要查票;检票员的面孔似乎有些面熟……这接二连三的事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可是,尽管不会有什么,费伯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他再次看了看过道,但是检票员已经走到一个隔问。
火车中途停顿了片刻——据费伯车厢里了解情况的人说,停的是克鲁车站,它很快又开动了。
费伯对检票员又看了一眼,这时他想起来了:那是在海格特寄宿店见过的人呀!是约克郡的小伙子,当时他就想入伍呀!
费伯对他仔细端详着。他的电筒还一个个地照照乘客的面孔。他并不单纯在查票。
不,费伯告诫自己,不要匆忙做出结论。他们怎么可能会盯上他呢?他上的是什么火车,他们怎么知道?世界上能认出他的相貌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怎么可能找到这么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他装成检票员上了火车……
帕金,就是那个名字。比尔-帕金。他怎么搞的,现在看上去老多了。他渐渐到费伯这边来了。
这一定是面孔相同的另一个人——也许是他的哥哥吧。这一定是巧合。
帕金已走进紧靠费伯的隔问。情况紧迫。
费伯从最坏处着想,并做好了应急的准备。
他站起身,离开座位,沿着过道往前走,挺小心地不去碰那些箱子和旅行包,也不碰人,一直往厕所那儿走。厕所里面没有人,他进去以后就把门上了锁。
这只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就是卫生间检票员也不会放过。他坐在那儿,筹划着该怎么脱险。火车已经加快了速度。太快了,他不可能从车上跳下去。再说,如果跳车会被人看见。如果他们真的想抓他,他们会叫火车停下来。
“请大家把车票拿出来。”
帕金又越来越近了。
费伯想到了一个办法。靠两节车厢之间的车钩那儿有个像密封舱似的小小空间,两头被像风箱一样的东西掩盖得很严,正好可以使两边车厢听不到噪声,风也不会灌到车厢里。他出了厕所,拼命往车厢末端那儿挤,打开了门,跨到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通道,然后又把门关上。
外面冷气逼人,噪声可怕。费伯坐在地板上,蜷缩着身子,假装睡觉。除了死人,谁也不会在这样的地方睡觉。可是,在那种年代里,人们对火车上千奇百怪的事习以为常。他尽量控制着自己不要哆嗦。
有人把他身后的门打开了。
“请把车票拿出来。”
他没有理睬,接着听到了关门声。
“醒醒吧,睡美人。”不错,正是他的声音。
费伯假装在动动身子,接着就站起来,始终背对着帕金。等他转过身来,手中已握住了匕首。他推着帕金,把他抵在门上,刀尖对准他的喉头,说:“不准出声,否则就宰了你。”
他用左手夺过帕金的电筒,对这位年轻人的脸上照射。帕金的面孔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
费伯说:“好啊,好啊,比尔-帕金,当初你想参军,结果在铁路上干。仍然是穿制服。”
帕金说:“原来是你呀。”
“比尔-帕金,你这小子,当然是我,这你完全清楚。你一直在找我,为什么?”他尽量把话说得狠毒。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我可不是警察。”
费伯虚张声势,故意把刀子晃了几晃。“你竟敢在我面前说谎。”
“确实如此,费伯先生。放开我吧——我保证不把看到你的事告诉任何人。”
费伯开始犹豫不决。帕金要么是在说实话,要么也像他自己那样在装模作样。
帕金移动着身子,右手在暗中摸索。费伯的手像铁爪一样死死逮住他的手腕。帕金稍稍挣扎一会,费伯就用刀刃对着他的喉头扎进有1英寸,帕金不动了。费伯从帕金刚才用手摸索的那只口袋里掏出了一支枪。
“检查车票是不能带武器的。”费伯说,“帕金,你是哪一伙的人?”
“目前这个时期我们都带武器——火车上因为黑暗,犯罪的事很多。”
帕金至少还有胆量、有见识在撒谎。费伯认为那么点儿恫吓还难以叫他松口。
他动作迅速,又准又狠,只见匕首一晃,刀尖就捅进帕金的左眼。他捅了约摸半英寸,然后又拔出来。
费伯用手把帕金的嘴捂住。被捂住的嘴痛得叫起来,但声音被火车的响声淹没了。帕金双手蒙在那受伤的眼睛上。
“帕金,保住另一只眼睛吧。快说,哪一伙的?”
“军事情报部门。哎呀,天啦,请饶了我吧。”
“谁?自由党的?主子是谁?”
“啊,戈德……戈德利曼,戈德利曼——”
“戈德利曼!”费伯对这个名字是知道的,但眼下不是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了解些什么?”
“一幅照片——我从档案里找到你的照片。”
“什么照片?究竟是什么照片?”
“一支长跑队——比赛——捧着奖杯——部队——”
费伯记得这件事。天啦,他们怎么弄到的?这正是他的噩梦:人们有他的照片,就知道他的面孔。他的脸。
费伯把匕首逼近帕金的右眼。“我的行踪,你是怎么知道的?”
“请别伤我的眼……大使馆……搞到了你的那封信……出租车……尤斯顿——求你别伤我另一只眼……”他双手捂住了两只眼睛。
妈的,弗朗西斯科这个笨蛋……他现在——“有什么行动?哪儿设了陷阶?”
“格拉斯哥。他们在格拉斯哥等着你。火车到了那儿,乘客全部下车。”
费伯将刀子往下直对着帕金的腹部。为了使帕金分散注意力,他问了个问题:“有多少人?”说着就猛戳他的腹部,捅进去以后刀尖向上刺他的心脏。
帕金吓得死去活来,一只眼睛在发愣,但是他还没有死。这是费伯喜欢的那种杀人方式的缺陷。在一般情况下,刀刃的震动完全可以使心脏停止跳动,但如果心脏功能很强,那种方式并不总能致人于死地——外科医生在注射肾上腺素时,注射针头就直接扎入心脏。心脏如果继续跳动,刀刃周围会形成一个孔,血就从孔中流出。那同样致人于死地,但拖延的时间长一些。
帕金的尸体终于瘫倒了。费伯抱着尸体,把它靠在板墙上,就那么让它靠了一会,自己在思考着:此人在临死前还流露出一丝勇气,闪出一种狞笑——这多少有某种含义。一向是这样的。
他让尸体倒在地板上,把尸体摆成一种睡觉的姿势,掩盖好受伤的地方,免得让人一眼就看到。他一脚把那顶铁路员工戴的帽子踢到角落里。然后,他用帕金的裤子擦干净匕首上的血迹,也擦干净手上沾的眼球液。真是脏兮兮的事。
他把匕首藏在袖子里,开了车厢的门,在黑暗中返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一坐下来,那个带伦敦腔的人就说:“这么长时间——那边在排队吗?”
费伯答道:“肯定吃了什么不卫生的东西。”
“说不定就是干鸡蛋三明治。”“伦敦腔”说罢就哈哈大笑。
费伯此刻回想的是戈德利曼。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甚至还能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他的面孔: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吸的是烟斗,神态心不在焉,有学者风度……不错,正是他——他是个教授。
往事渐渐涌上他的心头。费伯来到伦敦以后,头两年无所事事。战争还没有打响,大多数人都认为战争不会发生(费伯倒不是那种乐观派)。当时他只能干些点点滴滴的有用的事——主要是在核实和修订德国反间谍机关那些过时的地图,另外还做些一般的汇报,内容是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报纸上的消息,但工作并不多。他常常外出游览,以此打发日子,也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使自己更巧妙地隐蔽下来。
费伯的确买过一幅城市和坎特伯雷大教堂的空中鸟瞰图,而且还把这幅图送回给德国空军——只是作用不大。1942年,德国空军经常轰炸教堂,都没有击中目标。不过,费伯参观这座教堂时并没有恶意。他花了一整天观看教堂的建筑:对雕刻在墙上的那些古代人名的缩写,他仔细察看;对于不同的建筑风格,他加以区分;慢慢走着时,他一行一行地阅读导游指南。
在唱诗班席位南边的回廊里,费伯正在仔细观看那些扑朔迷离的连拱建筑,这时他意识到身旁有个人也在聚精会神地观看——一个比他年长的人。“令人叫绝啊,不是吗?”那人在赞叹。费伯还问他说的是什么。
“这圆形拱廊上,有那么一个尖拱——这种建筑并没有道理,而且那一部分也不是重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人改成了那种形态,是出自某种原因。我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
费伯已明白他的问题所在。唱诗班的回廊是罗马式建筑,而教堂的中殿是哥特式风格。可是在唱诗班回廊的建筑中却单独建造有一个哥特式尖顶,费伯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可能是那些教士想了解尖顶式建筑究竟是何种面目,建筑师因而就造了一个,让他们看看。”
那位长者吃惊地望着他。“你这个推测多么有真知灼见。原因就是这个。你是个历史学家?”
费伯哈哈一笑。“哪里呀,我不过是个职员,偶尔喜欢看些历史书而已。”
“像你这样的人,能做出如此令人鼓舞的推测,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
“你呢?我是说,你是历史学家?”
“是呀,真是自作自受啊。”他说着就伸出了手,“我叫珀西-戈德利曼。”
火车喀嚓喀嚓地往兰开郡行驶,费伯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就那么个相貌平常、身穿花呢衣服的人,居然能发现我的身份,有这个可能吗?搞间谍的人一般都声称自己是文职人员,要么是类似的含糊的身份,不可能是历史学家——这样的谎言也太容易识破了。不过有谣传说,支持英国情报部门的有许多是学者。费伯想像中,那些人一定年富力强、敢想敢干,而且很机灵。戈德利曼倒是很机灵,但其他方面根本谈不上,除非他的个性变了。
费伯日后又见过他,不过第二次见面并没有和他说话。那是在教堂的短暂接触以后,费伯有一次看到一份布告,说戈德利曼教授有个学术报告,内容是对亨利二世的评价问题,地点就在他工作的学院。他是出于好奇才去听的。那次讲座旁征博引,生动而有说服力。戈德利曼仍然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讲到激动的地方,他便手舞足蹈。但是,他思想敏锐,见解入木三分,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
发现“针”的面孔是什么样子的,居然是这样的人。
皮相之见。
这么说,戈德利曼也犯了外行的错误,派比尔-帕金执行任务就是一个错,因为费伯认识这个小伙子。戈德利曼应该派一个费伯不认识的人才是。帕金的有利条件是他认识费伯,但是他在两人的遭遇战中不可能活命。如果戈德利曼内行,那他应该清楚这一点。
火车稍稍震动以后就停下来,外面有人瓮声瓮气地宣布:利物浦站到了。费伯轻声责骂自己不该把心思放在回忆用西瓦尔-戈德利曼身上,而应该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
帕金在临死以前说过:他们等着他,地点是格拉斯哥。为什么要在格拉斯哥等他呢?他们在尤斯顿那里一打听,就该知道他去的地点是英弗内斯。如果他们怀疑英弗内斯是个转移注意力的地方,那他们也会推测出:他会到利物浦这儿来,因为去爱尔兰乘渡船,这个地方最近。
费伯不想匆忙做出决定。
但是,无论如何他得下车。
他站起身,把门打开,下了车往检票处那儿走。
他又想起了一桩事:帕金临死前,那闪烁的目光说明了什么?那不是仇恨,不是畏惧,也不是痛苦——尽管也包含了那些情绪,但似乎更像是……非凡的成功?
费伯检过票,抬头一看,心里就有数了。
对面那儿,一个头戴帽子、身穿雨衣的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就是“尾巴”——就是在莱斯特广场上露过面的“尾巴”。
帕金虽然在痛苦和屈辱中死去,但最终还是让费伯上了当。陷阱原来在这儿。
穿雨衣的那人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费伯。费伯乘机转过身,又回到火车上。一上车,他就把窗帘拉到一边,对外探望。“尾巴”正在注意查找人群中的面孔,而重新回到车上的人他并没有注意到。
费伯注视着,乘客鱼贯出门,到后来,站台也空荡荡的了。他看到金发碧眼的人同检票员急急忙忙说了些什么,检票员只是摇头。那人似乎还不肯罢休。过了一会,他和一个费伯看不见的人挥着手,只见一名警官从暗处露了面,并且对检票员吩咐了什么。站台上的卫兵也走到他们那儿,接着又来了一个身穿便衣的人,似乎是铁路上身份较高的官员。
司机和司炉工都下了车,走到检票处。那些人挥手和摇头的次数就更多了。
到后来,铁路人员都耸耸肩,有的走开了,有的翻了翻眼睛,一个个都表现出悉听吩咐的姿态。金发碧眼那人和警官又把别的警察召来,大家都往站台上走。
意图已经清楚:他们要上火车搜查。
所有铁路职员,包括机车组的司机和司炉工都朝相反的方向离去。不用说,他们是想乘机出去喝杯茶,吃点三明治,随那些头脑发狂的人去搜查挤得水泄不通的火车。费伯见此情景便想出了办法。
他把门打开,从火车背向站台的那一边跳下去。有火车车厢挡住了警察的视线,他不顾在枕木和碎石子上的磕磕绊绊,沿着轨道一直往火车头跑。
毫无疑问,消息一定不妙。弗里德里克-布洛格斯自从意识到比尔-帕金不会从那趟列车上下来时,他就知道:“针”已经从他们鼻子底下又溜掉了。身穿制服的警察,每两个人搜查一节车厢,他们一对一对地往火车上走,布洛格斯就在思考帕金为什么没有露面。他想到有几种可能性,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使他感到沮丧。
他把大衣的领子向上竖直,在刮着过道风的站台上来回踱步。他想逮住“针”,心情非常迫切,这不仅仅是为了盟军的登陆——当然,这已是足够的理由,而且也是为了珀西-戈德利曼,为了五个地方军,为了克里斯廷,也为他自己……
他看了看表:凌晨4点。天快要亮了。布洛格斯彻夜未眠,而且从昨天吃了早餐以后直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心情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为了设下陷阱,他耗尽了精力,如今这个陷阱已经失去了作用——他完全可以肯定。此刻他饥肠辘辘,浑身无力。尽管如此,他还得保持清醒的头脑,眼下还不能奢望去吃热饭热菜,去美美地睡它一觉。
“长官!”车厢窗口有一名警察探出身来,向他招手,高叫着,“长官!”
布洛格斯应声往他那儿走,接着就快步跑起来,问道:“出什么事了?”
“那可能是你们的人,是帕金。”
布洛格斯登上了车,“什么‘可能是’,究竟什么意思?”
“你最好先去看一下。”警察把通往车厢连接处的门打开,用电筒对着里面照。
果然是帕金。布洛格斯一看到那身检票员制服就清楚了。帕金身子蜷成了一团,躺在地板上。布洛格斯拿着警察的电筒,蹲在帕金身旁,把他翻转过来。
他看到了帕金的面孔,很快就移开视线。“哎呀,我的天啦!”
“我想,这就是帕金吧?”警察问。
布洛格斯点点头。他慢腾腾地站起身,不再看尸体。他说:“要把这一节和后面一节车厢里的乘客都问一问,凡是看到或听到什么非正常动静的人,我们都让他们留下来,进一步查询。这样做未必有什么效果,因为火车到这儿之前,凶手一定已经跳车跑了。”
布洛格斯又回到站台那儿。这时搜查工作已经结束,执行搜查任务的人全都在站台上集中。他从这些人中挑了六人,协助查询。
警官说:“这么说来,你们要找的人已经跳车了。”
“这差不多可以肯定。厕所、值班室都查过吗?”
“查过。车顶上、车肚下、车头和挂在后面的煤水车全查过。”
这时从车上下来一名乘客,往布洛格斯和警官这边走。他身材矮小,喘着粗气。他说了声:“打扰一下。”
“先生,你有什么事?”警长说。
“我猜想,你们是不是在找人?”
“你问这干吗?”
“是这样的,如果是找人,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个高个子?”
“你问这干吗?”
布洛格斯迫不及待,打断了警长的话:“对,是个高个子。快说,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啊,正是一个高个子跳下了车,从背面跳的。”
“什么时间?”
“大约在火车靠站后一两分钟。他先上了车,然后又从车背面下去,跳到铁轨上。只是,他身上没有任何行李。你看,这不又是怪事吗?我在想——”
警官说:“真是胆大。”
“他一定是发现了我们的圈套。”布洛格斯说。“可是,怎么会呢?他并不熟悉我的面孔,你们的人又都是隐蔽的。”
“总是有什么迹象引起他的怀疑了。”
“因此他就穿过铁路线,到另一个站台,从那儿逃走。难道不会被人看见?”
警官耸耸肩,说道:“天色这么晚,周围的人并没有多少。即使有人看到他,他只要说明:在检票口那儿要排队,他等不及。这么一说也没有事了。”
“别的检票口你们难道没有查?”
“我想,恐怕没有……不过我们可以对附近地区进行搜查,然后搜查城市的各个地方。当然,我们要监视渡口那儿——”
“那好,请行动吧。”布洛格斯说。
话虽是这么说,他心里清楚:费伯是抓不到了。
火车在站上停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又向前行驶。费伯左腿痉挛,鼻孔里全是灰。司机和司炉工回到了火车头的动静,人们断断续续地议论说火车上发现了尸体,这一切他都听到了。火车开动时,他听到司炉铲煤发出的金属轧轧声,接着听到的是蒸汽嘶嘶声、活塞的铿锵声以及排气的聒噪声。费伯移动了一下位置,把憋住的喷嚏打了出来,感觉好多了。
他匿藏在煤水车后面的煤堆里,藏得很深。如果要把煤铲掉查出他来,一个人要使劲铲10分钟。正如他估计的那样,警察查看煤水车只是细细看一遍,不会有别的举动。
他不知道此刻能不能冒险露面。天一定快亮了,如果爬出去,铁道上边的一座桥上的人会不会看见他呢?他想想不会。他现在全身一团漆黑,又置身于晨光微熹中奔驰的火车上。在黑乎乎的背景下,他不过是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就这么办,碰碰运气。他小心谨慎地、慢慢地扒开煤堆往外爬。
他尽情地吮吸着清凉的空气。煤水车前边有一个小孔道,煤从那儿铲出。再过一会,等前面的煤渐渐少了,司炉工可能要到这边来。不过,他此刻会平安无事。
天色越来越亮,他对身上打量了一番,只见从头到脚全都是煤灰,就像矿工刚刚出了矿井一样。无论如何他要洗一洗身子,换一换衣服。
他朝水箱外面看看,只见火车仍然行驶在郊区,道路两旁闪过的是工厂、仓房以及一排又一排又小又脏的房子。他得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本来计划在格拉斯哥下车,从那儿转车去敦提,再由东海岸到阿伯丁。现在在格拉斯哥下车仍然可以,当然下车的地方不能在车站,而要在站前或站后跳下车。但是那种方式有冒险性。火车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之间的一些小站肯定会停,如果在那些车站下车可能会被发现。不行,他得尽快下车,改用别的交通工具。
下车比较安全的地方是在城市或村庄外比较偏僻的地方。首先是要偏僻——他从煤水车那儿跳车一定不能被人发现,但是离住户人家不能太远,以便他偷到衣服和汽车。还有,跳车需要在上坡的路段,因为那儿火车速度较慢,利于跳车。
此刻火车时速大约为40英里。费伯躺在煤堆上,等待时机。对火车经过的乡间,他不能始终观察下去,因为他担心被人看见。因此,他打算在火车慢行时朝外观察,其余时间里就那么静静地躺着。
几分钟以后,他发现自己在打瞌睡,尽管身子躺的地方并不舒服。他动了动身子,用胳膊肘撑在下面。这样一旦真的睡着了,身子便会倒下,他也就会被撞醒过来。
火车的速度加快了。在伦敦和利物浦一线,似乎停车的时间比开车的时间还要多,而此刻火车在原野上正加速奔驰。本来他待的地方就不舒服,倒霉的是天又开始下雨,绵绵不断的冷雨浸透了他的衣服,皮肤上像是结了一层冰。这也是促使他下车的又一个原因。否则,人还没到格拉斯哥就会断气的。
火车高速行驶半小时以后,他就在思考着要把机车组干掉,亲自把火车停下来。如果不是信号所出现了信号,那两个人将会丧生。火车突然刹了车,车速也突然在减慢。费伯以为是铁道上有限速行驶的路标。他对外张望,只见火车又行驶在原野上。此刻他明白了火车为什么要减速——前面就是交叉道,那儿亮起了停车信号灯。
火车停下来,费伯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煤水车里。五分钟以后,火车又启动了。他爬到水箱的一侧,在边缘上站了片刻以后就跳下了车。
他双脚落在路堤上,躺倒在茂密的草丛中,脸朝下。等到火车的响声消失以后他才站起身子。附近惟一可见的文明迹象便是信号所。那是一幢两层的木房子,楼上的控制室里有几扇很大的窗子,楼梯造在外面,底层有一道门。房子另一边有一条煤渣小道,伸向远方。
费伯绕了个大圈,绕到房子的背面,那一面没有窗户。他走进底层的一道门,竟然发现了他一直盼望的东西:一个卫生间,一个洗澡盆,而且衣帽钩上还挂有一件外衣,简直像是对他的赏赐。
他把浸湿了的衣服脱下,洗了手和脸,就用一条脏毛巾把全身用劲擦了一遍。装着底片的胶卷筒仍然紧贴在胸前,安然无恙。接着他穿上衣服,不过不再是浸湿了的夹克,而是信号员的外衣。
现在他万事俱备,只欠交通工具了。信号员来来往往总会有什么交通工具的。费伯到外面去找,发现小房子的另一边有一辆自行车,锁在栏杆上。他用匕首把锁撬开。他推着车,径直往前走,越过信号所那堵光秃秃的后墙,一直走到从房子那儿看不见他的地方,这才转过去,上了煤渣小道。上了道,他就蹬着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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