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仪式随着祈祷词、音乐和赞美诗继续进行着。在预定的时间，福勒上校走上了读经台致悼词。

    福勒上校首先感谢死者亲属、朋友、同事和同伴以及米德兰要员来参加葬礼。他说：“我们选择的职业，使我们更多地受到死亡的威胁。年轻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对死亡并不无动于衷，我们对死亡并不漠然处之；相反，正因为我们知道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军人的特殊职责使我们更多地面对危险，所以我们更加珍视生命。我们入伍宣誓的时候，就完全明白，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随时都可能付出生命。安-坎贝尔上尉，在她接受军事学院委任的时候，她明白这一点；在她受命去海湾的时候，她明白这一点；在她自愿查看哈德雷堡是否一切安全的时候，也明白这一点。而那个时候，正是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安全入睡的时候。这完全是她自愿的行动，与她的职责并无特别关系，是安没受任何差遣而主动去做的事情。”

    我听着，同时意识到，假如我不知内情，我会相信他的话。有一位热心的年轻女军官，她主动执行夜间任务，主动出去查哨。就在她做着这件好事时，却被人杀害了，多么悲惨。事情并非如此，事实甚至比这更加悲惨。

    福勒上校继续说：“这使我想起《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第21章第11节中的一句话——‘守夜人，夜晚怎么样？’”他重复了一遍：“‘守夜人，夜晚怎么样？’守夜人回答：‘黎明即将来临。’我们不就是守夜人吗？为了他人能安然入睡，作为军人，这是生命对我们的召唤，召唤我们每日每夜坚守岗位，召唤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警惕，直到黎明来临，直到上帝把我们带进他的殿堂。那时，我们将不必守夜，也不必害怕黑夜。”

    我不是个好听众，喜欢走神。此刻，我又想起了安-坎贝尔半开的棺材、她的脸庞、她的佩剑、她握着剑柄的交叉的双手。我意识到这幅画面有个地方有问题：有人把一枚西点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但那是她原来的那枚戒指吗？如果是，又是谁给她戴上的呢？福勒？坎贝尔将军？穆尔上校？肯特上校？这戒指又是哪里来的？但是，此刻这东西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福勒上校还在继续讲着，我收回了思绪。

    他说：“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她——一个早熟聪明、精神饱满、任性调皮的小家伙。”他的脸上露出微笑，教堂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他收起笑容，继续说：“安是个美丽的姑娘，无论外貌还是心灵，都非常美。她是上帝钟爱的女儿。我们所有认识她、爱她的人们……”

    福勒尽管口齿伶俐，却依然无法回避这里的双重含义。他停顿片刻，相信只有那些与她有过亲密关系、十分爱她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一短暂停顿。

    “……我们大家都会深深地怀念她。”

    福勒上校的许多听众开始抽泣流泪。现在，我明白了坎贝尔夫妇请他念悼词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原因是因为福勒上校与死者没有一起睡过觉，这使他成为有资格致悼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又在玩世不恭了。福勒的悼词令人感动。死者遭受了极大的不幸，她不该这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又感到自己像个废物。

    福勒上校没有提到安是怎么死的，但他确实这么说了：“在现代军事术语中，战场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场所，通常这种描述当然没错。如果我们把战场的涵义扩展一下，只要有战士工作和战斗的地方都称为战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安倒在了战场上。”他抬起头环视他的听众，最后说：“我们只有把她当做一位光荣殉职的优秀战士，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来怀念才是恰当的。”他看着棺材，说：“安，我们一定会这样怀念你。”福勒上校走下读经台，在棺材旁停下，举手敬礼，然后回到他的座位。

    风琴开始演奏，仪式又进行了几分钟。埃姆斯牧师带领哀悼者吟唱大家最喜爱的第23首赞美诗。最后的祝福词以“安息吧”结束。

    风琴手演奏《万古磐石》①，全体起立。

    ①万古磐石指耶稣基督。

    总的说来，作为葬礼，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葬礼。

    站在前面左边包厢里的8位礼仪护棺人鱼贯走到停放灵柩的走道上。同时，6位抬棺人都是精心挑选的，一律为年轻男性中尉，也许是因为他们年轻力壮，也许是因为他们与死者没有搞不清的关系。我还注意到，埃尔比中尉虽然有一片诚意，但也没有资格入选。

    礼仪护棺队的人，按惯例都是将军的高级助手或死者的生前好友。同样，他们显然也是因为手脚干净而入选的。事实上，入选的都是女军官，其中有将军的另一副手博林杰上尉。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礼仪护棺队表面上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对于那些知情者来说，将军似乎终于有办法让那些曾与他女儿有不正当关系的男人离开了安。

    8位女军官走向教堂入口处。那6位抬棺人合上棺盖，在上面盖上一面美国国旗，抓住棺材两侧的把手，把它从灵柩台上抬了下来。

    埃姆斯牧师走在灵柩的前面，安-坎贝尔的家人走在后面。长椅上身穿礼服的人都起立面向棺材，行军礼致意。这是灵柩起动时的规矩。

    牧师带着人们走向门口，当棺材从8位礼仪护棺队员中间抬过的时候，她们立正敬礼。这时，哀悼者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往外走。

    在外面酷热的太阳底下，我看着抬棺人将国旗覆盖的棺材轻轻地放到那辆木质老式双轮车上，接着，双轮车又被系在一辆吉普车上。

    护送车队集中停在教堂对面的大块草坪上，那是公用轿车和客车，是运送死者家属、乐队、抬棺人、鸣枪队和护旗队的。每一个老战士都有资格被安葬在国家公墓，但是，只有在执行任务中遭遇不幸的人，才能得到如此隆重的对待。当然，如果是战争期间，他们也许就把无数牺牲的战士就地葬在海外，或者，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把尸体空运回国，然后，再送回各自的家乡。不管怎样，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你都会得到21响鸣枪致敬的待遇。

    人们聚集到一起，互相交谈，与牧师交谈，对安-坎贝尔的家人表示安慰。

    我看到坎贝尔一家人的边上，站着一位年轻人。我说过，我从安的家庭影集上认识了他，知道他是将军的儿子约翰。不过，即使没见过照片，我也能认出他是谁。他英俊高大，长着坎贝尔家族特有的眼睛、头发和下巴。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站在家人的旁边。因此，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布伦纳准尉，又说：“我正在调查你姐姐的案子。”

    他点了点头。

    我们谈了一会儿。我向他表示了慰问。约翰从外貌看酷似他的姐姐。我跟他谈话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表示安慰。我问他：“你认识比尔-肯特上校吗？”

    他想了想，然后回答：“这名字很耳熟。我想我曾在什么宴会上见过他。”

    “他是安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见见他。”

    “当然。”

    我带着约翰走到肯特的面前。他站在人行道上，正与他手下的几个军官交谈，其中包括我刚认识的多伊尔少校。我打断他们的谈话，对肯特说：“肯特上校，这是安的弟弟约翰。”

    他们握了握手。约翰说：“是的，我们确实见过几次面。谢谢你参加葬礼。”肯特好像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朝我瞥了一眼。

    我对约翰说：“肯特上校不仅是安的朋友，还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极大帮助。”

    约翰-坎贝尔对肯特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正在尽力而为。”

    肯特点点头。

    我说了声“请原谅”就离开了他们，让他们俩继续交谈。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受害者的葬礼上，把嫌疑犯介绍给受害者的兄弟是欠妥当的。但是如果说在情场和战场上可以不择手段，各显所长，那么，我想，在谋杀案调查中更应如此。

    比尔-肯特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我当然认为，无论是什么行动，只要能使他抬脚迈出最后一步跨进那个深渊，都是正当可行的。

    人群慢慢散开，走向各自的汽车。我看到亚德利父子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那女人看上去跟他们俩都有血缘关系，也许她就是伯特的妻子，同时也是伯特不很远的一个亲戚。我想，亚德利的家谱上没有很多的分支。

    我看到卡尔在跟鲍尔斯少校交谈。这个即将被开除的犯罪调查处官员脚跟并拢，不停地使劲点着头，活像一只上错了发条的玩具。卡尔是不会在圣诞夜、在生日宴会上、在婚礼上，或是类似的喜庆场合开除他的，但在葬礼上，他或许会考虑这么做。

    辛西娅正在与福勒上校夫妇和坎贝尔将军夫妇交谈着，我很佩服她的这种能力，我总是尽量避开这种场面。这种场面总使我感到很尴尬。

    再看看安生前那些众所周知的情人。我见到了威姆斯上校，这位军法参谋，他的妻子没有来。还有年轻的埃尔比中尉，他在这里显然不知所措。他竭力表现出一副又悲伤又坚强的样子，同时留意着身边那许多高级军官们。

    辛西娅拍拍我的肩膀，说：“该走了。”

    “好吧。”我向停车场走去。

    赫尔曼上校跟我们走到一起，随后，我们遇见了穆尔上校。他手里拿着一沓打印纸，显然是在找我。我把穆尔介绍给赫尔曼。穆尔伸出手来，可赫尔曼装作没看到，并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审视着他。我这辈子都不希望别人用这种眼光看我。

    然而，穆尔上校很迟钝，他不会在意的。他对我说：“这是你要的报告。”

    我接过材料，学着我的指挥官的样子，没有对穆尔表示感谢，而是对他说：“今天我会随时找你，不要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话，也不要和肯特上校谈话。”

    我跨进我的车，发动起来。空调启动之后，辛西娅和卡尔上了车。我们上了小教堂路，加入了往南向乔丹机场前进的一长溜车队。

    辛西娅说：“葬礼办得很漂亮。”

    卡尔问我：“那牧师的事，你能肯定吗？”

    “是的，长官。”

    “这个地方是否没有秘密可言？”

    我回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她可不是个言行谨慎的人。”

    辛西娅抗议道：“我们是否必须在这个时候谈论这件事？”

    我对她说：“我们的指挥官有权在这个时候，或任何时候了解他所需要的任何信息。”

    她扭头看着窗外，没有吭声。

    我从后视镜中瞥了卡尔一眼。看得出，他对我的粗鲁无礼有点吃惊。我对他说：“死者的西点戒指在调查中一直没有发现，但我刚才在她的手指上看到了它。”

    “真的？可能是件替代品。”

    “可能。”

    我们经过博蒙特庄园，又经过心理训练学校，后来又绕过贝萨尼山，然后来到了步枪射击场路。

    时值正午，酷热难当，沥青路面上冒着热气，我对赫尔曼说：“犯罪调查处可以正式对这个案子撒手不管了。”

    “由于我来了，我们已多争取到一个小时，此外我们还能争取到一个小时。”

    我们真幸运。“那很好。”我的回答没有一丁点儿的热情。

    我们跟着那一长溜车队驶上了乔丹机场路。我们经过宪兵岗亭，看到两个倒霉的宪兵下士站在太阳下，向经过的每一辆小车敬礼。

    更多的宪兵在指挥车辆，往飞机库前面那片混凝土停车场开去。我绕过去一点，看到肯特的车子停在三号飞机库附近。我把车紧靠着肯特的车停下。我们三人一块儿下车，随着人流往指定的集合点走去。通常，尸体在这个时候已安葬完毕。但这次，安将被空运到密歇根再下葬。空军慷慨地提供了空运设备。一架绿褐色C－130大力神军用飞机停放在不远的混凝土停机坪上。

    人群聚到了一块儿，包括乐队、护旗队、鸣枪队和礼仪护棺队。鼓手开始敲击起节奏缓慢、沉闷的葬礼进行曲，6位抬棺人出现在两个飞机库之间，将双轮车推到C－130大力神敞开的后机舱门旁边。穿礼服的人把右手抚在心口。双轮木车停放在大力神尾部的一块阴凉地上。鼓声停止，人们将手臂垂了下来。

    天气酷热难忍，而且没有一丝风。只要护旗队员握着旗杆的手臂不动，旗帜便耷拉在空中纹丝不动。简短的仪式继续着。

    礼仪护棺人抓住覆盖在灵柩上的国旗的两边，在埃姆斯牧师说出“让我们祈祷”的时候，她们把旗举到棺材上方一半高的地方。仪式结束时，牧师吟诵道：“主啊，请赐予她永久的安息，让你不朽的光芒照耀在她身上。阿门！”

    7人鸣枪队举起步枪，向空中齐放三响。当枪声逐渐消失的时候，站在灵柩旁的号手用号声划破了宁静的天空。我喜欢这号声。在战士的墓前，选用他们每夜入睡前听到的最后一次号声，来表示这最终到来的最漫长的睡眠，以此提醒在场的人们，像黑夜过后将是白昼一样，熄灯号声之后一定是起床的号声。我想，这是十分恰当的。

    礼仪护棺队员把国旗折叠整齐，交给埃姆斯牧师，牧师将它赠给坎贝尔夫人。她的神情庄重而又严肃。他们谈了几句。其他人一动不动地站着。

    突然，飞机的4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启动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然后，将军向四周的人们敬礼，挽起坎贝尔夫人的手臂，约翰-坎贝尔同时挽住她的另一手臂，他们一起向飞机倾斜的后舱门走去。起先，我还以为他们是上飞机向已被抬上飞机的安最后告别，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他们是选择这个时机永远地离开了哈德雷堡，永远地离开了军队。飞机后舱门渐渐竖起来，关上了。地面控制人员向飞行员发出信号。飞机离开停机坪，上了滑行道。

    对于坎贝尔将军夫妇乘着运载女儿尸体的飞机突然离开这儿去了密歇根这一举动，我相信几乎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但是，再一想——而且似乎每个人都同时这么想到了——这无论对于坎贝尔夫妇，还是对于哈德雷堡，或是对于军队，都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大家目送着这架C－130大力神在跑道上徐徐滑行，逐渐加速，然后，在离人群约4000英尺的地方，腾空而起，掠过那排高大葱绿的松树，随即便升入蓝色的天空。人们似乎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大家立即散开了。护旗队、鸣枪队、乐队、护棺队和其余的人整齐地走向停在路上的汽车。

    车子的发动声在我身后响起，我转身朝汽车走去。辛西娅和卡尔在我的两边。辛西娅用手绢轻轻擦着眼睛。她对我说：“我有点不舒服。”

    我把车钥匙递给她：“车里有空调，去休息一会儿。等你恢复了，我们在3号飞机库碰头。”

    “我没事的。”她挽起我的胳膊。

    我们一同向汽车走去。卡尔对我说：“保罗，我要求你现在就着手处理这件谋杀案，我们已没有时间等待，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是没有时间，但我倒有另一种选择。”

    “我必须命令你才行动吗？”

    “你不能命令我去做我认为有策略错误的事，而且这可能会给联邦调查局调查此案带来麻烦。”

    “是的，我是不能。但是，难道你认为现在直接去找肯特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

    “那怎么？”

    辛西娅对卡尔说：“我去见肯特。”她看着我，“在机库，对吧？”

    我没有回答。卡尔对她说：“好。我和布伦纳先生在车里等你。”

    辛西娅朝前边点了一下头，我看到肯特和他手下的两位军官正一起往他的车子走去。我对辛西娅说：“10分钟之后去找我。”

    我从后面赶上肯特，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肯特掉转身子，我们站在那儿，互相对视着。最后，我说：“上校，我可以单独跟你谈谈吗？”

    他犹豫片刻，回答：“当然可以。”他让他的两位下级走开。我们站在机库前烫人的水泥地上，车子从我们身边一辆辆开走了。

    我说：“太阳底下太热，我们进机库吧。”

    我们并肩走着，像是一对共同执行任务的同事。我想，等一切都说清，一切都做完，我俩过去确实曾是同事。

    我俩也就成了过去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