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星期六下午7时52分

    “这房间好极了，”珍妮特打开热带地区特有的木制大百叶窗时说。

    肖恩走到珍妮特身边。“这房间看上去像悬挂在海滩上似的，”他说。

    他们的房间在三楼。一直延伸到海边的海滩被照得通明。

    他们两人都尽量想忘掉刚才海滩上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起初，珍妮特想回迈阿密去，但是肖恩劝说她留下来。他说不管对刚才的事件作何解释，毕竟已经过去了。他还说，既然他们不辞辛劳一路开车到了那不勒斯，他们至少得好好玩一玩。

    “我们快点准备吧，”肖恩说。“马尔科姆·贝顿科特期待我们40分钟后到他家作客。”在珍妮特淋浴时，肖恩坐在床边再给布赖恩打电话。他再次听到录音声音时像被浇了一桶凉水。他留言告诉布赖恩刚才的电话号码作废。他留下埃奇沃特旅馆的电话号码和房间号，并告诉他哥哥他要出去吃晚饭，回来后，不管多晚，他会再打电话。最后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要商量。

    肖恩接着给贝顿科特家挂了电话，通知他们可能会迟到几分钟。贝顿科特先生请他不必放在心上。

    珍妮特还在浴室内，肖恩就坐在床边，取出海滩上捡来的那把枪。他打开旋转弹膛，把沙子抖掉。这是一把老式左轮手枪，还剩下四颗子弹。肖恩想到刚才差点被一枪打死，还有些后怕。他也想到，救他一命的竟是他第一次见面就讨厌的人，生活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

    肖恩把旋转弹膛关上，把枪藏在衬衫里。过去24小时内无法解释的灾祸接二连三发生，使他不想放弃这个武装自己的机会。肖恩察觉到出了什么怪事。像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一样，他试图把所有症状同某一种疾病联系起来。

    他本能地觉得应该把枪带着以防万一。

    珍妮特洗好淋浴后，肖恩进去洗。珍妮特一边化妆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没及时去报警。但是肖恩毫不动摇，坚持说罗伯特·哈里斯完全有能力单独对付这种局面。

    “如果事后我们被迫解释为什么不及时报警，我们不是无法自圆其说吗？”珍妮特据理力争。

    “不错，”肖恩承认道，“但是这正是我们需要布赖恩帮我们处理的事之一。

    我们不谈这些吧，让我们快快活活过一段时间。”“还有一个问题，”珍妮特说。

    “那人说我多管闲事。你认为他指的是什么？”肖恩气咻咻地把两手一举。“那家伙显然是个疯子。他很可能是偏执性精神病发作。我怎么能知道他讲些什么？”

    “算了，”珍妮特说。“别那么激动。你给布赖恩又打过电话了吗？”肖恩点点头。

    “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还没有回家，”他说，“不过我把这里的电话号码已留给他了。我们去吃饭时他很可能来电话。”当他们准备动身时，肖恩打电话让泊车服务员把他们的车开到旅馆门口。他们离开房间时，肖恩瞒着珍妮特把手枪塞在口袋里。

    他们沿着海滨大道朝南行驶时，珍妮特终于平静下来。她开始欣赏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各种鲜花盛开的树。她注意到路上没有垃圾，墙上没有乱涂乱画，甚至看不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美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那不勒斯无缘。

    她刚提醒肖恩观看那些特别美丽的花时，她注意到肖恩几乎一直盯着后视镜看。

    “你在找什么？”她问道。

    “罗伯特·哈里斯，”肖恩说。

    珍妮特扭头朝后面看了一眼，又回过头看着肖恩。

    “你看到他了吗？”她警觉地问。

    肖恩摇摇头。“没有，”他说。“我没有看到哈里斯，但是我发现有一辆车在跟踪我们。”“噢，天哪！”珍妮特说。同她期望的相反，这个周末真是多灾多难。

    肖恩在马路中央突然来了个U字形转弯。珍妮特不得不抓住仪表板才稳住自己。

    一眨眼工夫他们又朝来的路上开回去。

    “注意第二辆车，”肖恩说。“看看这是一辆什么车，开车的是谁。”肖恩把车速放慢，让第二辆车迎着他们从旁边驶过。

    “这是一辆豪华大轿车，”珍妮特惊奇地说。

    “你看，这怎么不叫我疑虑重重，”肖恩烦躁地说。“罗伯特·哈里斯肯定不会开这种豪华车的。”肖恩突然又来了个U字形转弯，重新朝南行驶。

    “你以后作这种急转弯之类的突然动作时先给我打个招呼行吗？”珍妮特忿忿不平地说。她重新在位子上坐端正。

    “对不起，”肖恩说。

    他们经过老城继续朝南行驶时，注意到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气派不凡。

    他们进入了豪华住宅区。当他们的车开进灯火通明的马尔科姆·贝顿科特家的车道时，他们不禁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他们把车停在标牌上写着“客人停车处”的地方，离房子足足还有100英尺远。

    “这里看上去简直像法国城堡的翻版，”珍妮特说。“房子这么大！这里的主人是干什么的？”“他经营的是很大的医药公司，”肖恩说。他先下车，绕到车子右边为珍妮特打开车门。

    “我不知道经营医药公司会这么富，”珍妮特说。

    贝顿科特夫妇是一对殷勤的主人。他们把肖恩和珍妮特当老朋友那样接待。主人请他们喝最名贵的香槟酒，带他们参观2万平方英尺的住宅。那里有两层的游泳池，水从上面一层游泳池像瀑布一样直泻入下一层，在宽敞的私人码头上停着一艘长达120英尺的柚木游艇。

    “有人也许会说这幢房子太大了，”马尔科姆在餐桌旁说。“可是我和哈丽雅特已经习惯于住大的房子。说老实话，我们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比这幢还要大。”

    “我们还经常请客，”哈丽雅特说。她按了一下铃，仆人把第一道菜送上来。另一个仆人给每人倒晶莹透明的白酒。

    “你现在福布斯中心搞研究，”马尔科姆对肖恩说。“你真幸运，肖恩。

    这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想你一定见过梅森大夫吧？”“梅森大夫和利维大夫，”肖恩说。

    “他们在干了不起的事，”马尔科姆说。“当然，我不讲你也知道了。

    我本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明。”“我明白你对他们很感激，”肖恩说。“但是……”“‘感激’这个词还不够，”马尔科姆打断肖恩的话。“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单单感激是不够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基金会向福布斯中心捐赠了5百万，”哈丽雅特说。

    “我们美国人应该把钱用在这种卓有成效的科研机构上，而不是像国会那样专搞政治性拨款。”“哈丽雅特一谈起科研经费的事就有气，”马尔科姆解释道。

    “她讲得很有道理，”肖恩承认道。“不过，作为一个医科学生，贝顿科特先生，我对你生病住院的经历很感兴趣，想从你那里了解第一手资料。

    对于你接受的治疗，你是怎么看的？考虑到你经营的事业，我想你一定也会感兴趣的。”“你是指治疗质量，还是治疗本身？”“我是指治疗本身，”肖恩说。

    “我是个生意人，不是个医生，”马尔科姆说。“但是我自认为是个懂医学常识的外行。我一住进福布斯医院，他们马上用某种抗体对我进行免疫治疗。第一天他们对肿瘤进行活组织检查，并从我体内取出了白细胞。他们通过肿瘤把这种白细胞培养成杀伤细胞，再输入我的血液中。据我理解，抗体先把癌细胞包围，然后由杀伤细胞把它们彻底消灭。”马尔科姆朝哈丽雅特看了一眼，看她有没有要补充的。

    “情况就是这样，”她表示同意。

    “一开始我的症状有所加剧，”马尔科姆说。“但是以后就一天比一天好。磁共振成像仪显示我体内的肿瘤都消失了。现在我感觉好极了。”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用拳头在胸部捶了一下。

    “你现在还去看门诊吗？”肖恩问。

    “去的，”马尔科姆说。“现在定于每半年回去检查一次。梅森大夫说我已治愈，我打算把检查时间改为一年一次。我每次去检查，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仍给我注射一剂抗体。”“什么症状也没有了吗？”肖恩问。

    “完全没有了，”马尔科姆说。“我现在同健康人完全一样。”第一道菜的盘子端走后，主菜送上来了，仆人又给每人倒了一杯红色的醇酒。肖恩现在已彻底放松。他朝珍妮特看去，见她同哈丽雅特谈得很投机，原来她们谈到了两个家族共同的朋友。珍妮特碰到肖恩的视线时，朝他回眸一笑。一眼就看得出，她过得很愉快。

    马尔科姆非常陶醉地呷了一口美酒。他把杯子放下，瞧着肖恩。“我不仅没有脑瘤的任何症状，而且我现在的感觉好极了。还记得在我接受免疫治疗的前一年，我不知受了多少罪。先是膝盖动手术，接着得了脑炎，最后又是脑瘤。今年我的身体好极了，连伤风感冒都没有。”“你得过脑炎？”肖恩问道，忘了把叉好的食物往嘴里送。

    “是的，”马尔科姆说。“我曾经是个病鬼。读医的人只要研究我就行。

    我一身是病：阵发性头痛，发烧，经常有大便感觉，还有……”马尔科姆凑到肖恩耳边低声说：“我小便时xxxx有烧灼感。”他朝女士们望了一眼，见她们没注意他的话。

    “你怎么知道得的是脑炎？”肖恩问。他干脆把叉子搁到盆子上。

    “是这样的，我头痛难熬，”马尔科姆说。“我先去当地医院看内科，那位内科医生马上把我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他们那里擅长治疗各种各样奇怪的热带病。那里的医生诊断出我得了脑炎。他们都感到很吃惊，认为那不是患脑炎的季节。不管怎样，脑炎并不严重，我卧床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好了。谁知两个月以后，我得了脑瘤。我想我完了。我的医生也认为我完了。起先，他们以为癌是从结肠或前列腺等其他部位转移过去的，检查的结果否定了他们的设想。他们决定作活组织检查。以后的事你都知道了。”马尔科姆又呷了一口酒。他看到肖恩目瞪口呆坐在桌旁，一动也不动。

    马尔科姆问：“你没事吧，小伙子？”肖恩像被人催眠后刚醒来那样眨了眨眼。

    “我很好，”他支支吾吾地说。

    他马上为自己的走神而道歉，说刚才被马尔科姆的经历惊呆了。他十分感谢马尔科姆对他如此推心置腹。

    “这是我应该做的，”马尔科姆说。“如果这有利于培养像你这样的医科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在欠医学界的债。要不是你的导师梅森大夫和他的同事利维大夫，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马尔科姆转而同女士们攀谈起来。除了肖恩以外，其他人都把盘中的菜吃完了，话题也转到那不勒斯以及贝顿科特夫妇为何决定把别墅建在这里。

    “我们去游泳池的平台上用甜食，怎么样？”哈丽雅特在仆人把盘子收掉后建议道。

    “对不起，我们不得不放弃甜食，”肖恩说。“我和珍妮特忙了整整一天。我怕再不回旅馆，我们就要站着睡着了。珍妮特，你说是吗？”珍妮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勉强地启齿一笑，一是为了礼貌，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窘迫感。

    5分钟以后，他们在门厅向贝顿科特夫妇道别。马尔科姆把自己的私人直线电话号码告诉肖恩，说肖恩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直接给他打电话。

    等大门关上，他们踏上宽敞的车道时，珍妮特的火气上来了。“你刚才太不讲礼貌了，”她说。“他们这对和蔼可亲的老人对我们这么好，你却在中途退席。”

    “晚餐已经结束了，”肖恩提醒她。“哈丽雅特已在谈论甜食。再说，我一分钟也不能再呆下去。马尔科姆使我了解到好些不同寻常的事。他刚才介绍病情时，你听到没有？”“我在同哈丽雅特谈话，”珍妮特仍然怒气未消。

    “他告诉我他因脑炎动了一次手术，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查出有脑瘤。”

    “这说明什么呢？”珍妮特问。

    “我回忆起海伦·卡伯特和路易斯·马丁也有同样的病史，”肖恩说。

    “因为他们的病史和体检材料是我整理的。”“你认为这三个人的病之间有某种联系？”她问。她的火气已开始平下来。

    “我似乎记得我们复印的病历卡中好多病人都有同样情况，”肖恩说。

    “我当然不能十分肯定，但是仅仅根据这三个完全相象的病例，也很难说是纯粹的巧合。”“你在说些什么？”珍妮特问。

    “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肖恩说。“但是这一点说明有必要去基韦斯特。

    福布斯中心在那里设有一个基础诊断实验室，所有的活组织检查都送到那里。”

    “我下个周末不值班，”珍妮特说。“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休息。我愿意陪你去基韦斯特。”“我不想再等，”肖恩说。“我要马上就去。”他考虑到警察正在追捕他，他又无法同布赖恩联系上，他也许无法再等一个星期。

    珍妮特停住脚步，看了一下表。已经过了10点。“你是说今天晚上就去吗？”

    她问道，不敢相信这是肖恩的想法。

    “先让我们查一查地图，看基韦斯特离这儿有多远，”肖恩说。“然后我们再作决定。”珍妮特又开始朝前走。“肖恩，你变得越来越怪，越来越难以理解，”她说。“你在最后一分钟给人家打电话，人家诚心诚意请你吃饭，然而你却在中途退席，突然想到什么基韦斯特去。我算服了你啦。不过我要声明：本小姐今天晚上不去基韦斯特。本小姐……”珍妮特怒气冲冲的独白刚发表到一半，突然撞到一个人身上。此人穿一套深色西服、白衬衫，戴一条深色领带。由于树冠下漆黑一团，看不清此人的脸和头发颜色。

    珍妮特倒抽了一口冷气。她刚才在海滩突遭杀手袭击，余悸未消，现在又从黑暗中窜出另一个不速之客，吓得脸色发白，全身发抖。肖恩刚想前去相助，另一个黑影把他挡住了。

    尽管夜色苍茫，肖恩仍能辨别出眼前的人是亚洲人。第三个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肖恩身后。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肖恩朝身后的房子看了一眼，估摸一下要多少时间能跑到大门口求救。遗憾的是，以后的一切将取决于马尔科姆·贝顿科特能否迅速作出反应。

    “请，”肖恩前面的人用标准的英语说。“我们老板请你和你的女伴过去，有话要谈。”肖恩一一打量了三个不速之客。他们个个充满自信，从容不迫，这反而使肖恩心慌意乱。肖恩感觉到上衣口袋里那把沉甸甸的枪，但是他不敢掏枪。

    他对枪是个外行，他绝对不可能同时射死三个人。他甚至不敢想象这些人将会如何报复。

    “如果出现麻烦，你们会感到遗憾的，”同一个人说。“请，我们老板就在路边的那辆车上。”“肖恩，”珍妮特用颤抖的声音说，“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肖恩回答她。然后，他对面前的人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老板是谁，他为什么要同我们谈话？”“请吧，”那人重复道。“我们老板会告诉你的。请，车子离这里只有几步远。”“好吧，既然你们这样客气，”肖恩说。“我们就去同你们老板打个招呼吧。”肖恩走到珍妮特身边，把手搂住她的肩，一起朝街上走去。刚才同肖恩讲话的高个子日本人在前面领路，另两个日本人默默地走在肖恩和珍妮特后面。

    林肯大轿车泊在一排树下，那里漆黑一片，只有走到几步远时才看得出车的轮廓。高个子日本人把后车门打开，请肖恩和珍妮特上车。

    “不能请你们老板出来吗？”肖恩问。他怀疑这是否就是刚才来贝顿科特家的路上跟踪他们的那辆大轿车。他猜想肯定是的。

    “请，”高个子日本人说。“车里面要舒适得多。”肖恩示意珍妮特先上车，他跟在她后面也上了车。另一边车门几乎在同时打开，一个日本人上车坐在珍妮特身边，另一个日本人随肖恩上车，坐在他身边。高个子日本人坐到驾驶座上，把车发动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肖恩？”珍妮特问。她最初的震惊已变成恐惧。

    肖恩看到驾驶员旁边的位子上坐着第四个日本人，地面前的仪表板上有一台固定的小电视机。

    “非常感谢你们来见我，”田中说，微微鞠了一躬。他的日本口音几乎察觉不出。“让你们坐得这样不舒服，我非常抱歉，好在路程不远。”汽车突然开动起来，珍妮特一把抓住肖恩的手。

    “你们都非常彬彬有礼，”肖恩说。“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是如果你能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以及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会更加感激。”“你们已被邀请去度假，”田中说。黑暗中只见他洁白的牙齿一闪。当车经过一个路灯时，肖恩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脸，沉着坚定，丝毫不露声色。

    “你们这次度假是须下公司邀请的，”田中继续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将享受最好的礼遇。正是出于对你这种人才的尊重，须下公司才会这样不惜工本。对于这种鬼鬼祟祟的野蛮方式，我深表歉意，但是我是在执行命令。我很抱歉，你的女伴也被牵连进来，但是你的主人也会盛情款待她的。在目前情况下她的在场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我肯定你不愿意看到她受到伤害。一句话，墨菲先生，请不要在我们面前逞英雄。我的同事都是专门干这一行的。”珍妮特要想提抗议，肖恩紧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不让她作声。

    “那我们去哪里呢？”肖恩问。

    “去东京，”田中的口气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接着，车子在默默无声中行驶了将近2分钟，到达了那不勒斯机场。现在已是星期六深夜，机场上稀稀落落，只有机场主楼里还有一些灯光。肖恩考虑用什么办法呼救，但是一想到珍妮特可能受到伤害就不敢贸然行动。他当然不愿意被人绑架到日本去，但是他又想不出可行的阻止办法。

    大轿车通过一个专用的入口进入停机坪，绕过机场主楼，朝一架大型喷气机驶去。一眼就可看出，这架飞机已作好起飞的一切准备，机舱门大开，只等客人登机。

    大轿车在离飞机约50英尺处停了下来，肖恩和珍妮特被请出汽车，朝舷梯走去。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手捂住耳朵，因为飞机的发动机声音震耳欲聋。

    肖恩朝珍妮特瞥了一眼，只见她已吓得六神无主。他们已来到舷梯下面。

    “请，”田中示意他们登上舷梯。

    肖恩和珍妮特登上飞机后，看到一张纸背安乐椅上坐着一个穿一身毕挺西服的白种人。像那个日本人一样，他也显得镇定自若，充满自信。他头发微鬈，风度翩翩，右手拿着一杯饮料。当他把杯子送上口时，肖恩和珍妮特听到冰块撞击杯子的清脆声。

    紧跟在肖恩和珍妮特后面登机的田中，看到这个白种人时大惊失色。

    “我应该提醒你，”那个白种人用英语说。“我的日语很流利。我叫斯特林·龙鲍尔。”他把杯子放下，站了起来，抽出一张名片，递给田中，并学日本人的样子恭敬地鞠了一躬。

    田中接名片时也深深鞠了一躬。尽管斯特林的出现使他大惑不解，他还是沉住气仔细地看了名片上的内容。然后，他回过头去用速度很快的日语吩咐他的同事。

    “我想还是让我来回答吧，”斯特林漫不经心地说。他坐了下去，拿起杯子。

    “机长、副机长和机组人员都在驾驶员座舱内休息。”田中又怒气冲冲地对部下说了一连串日本话。

    “对不起再次打断你，”斯特林说。“你吩咐你同事那样干是十分愚蠢的。你稍微动一下脑筋就会知道，我不可能单枪匹马同你们周旋。你朝飞机下面看看，我的同事就在那辆汽车里随时准备同警察局联系。在我们这个国家，绑架是有罪的，并且是重罪。”“那你想干什么？”田中用英语问。

    “我想我们需要认真谈一谈，”斯特林说。他把杯里的冰块晃得咯咯作响，然后一饮而尽。“我眼下受委托代表福布斯癌症中心的利益，”他继续说。“中心主任不想损害同须下公司的合作关系，但是凡事总有限度。他不愿意看到墨菲先生被绑架到日本去。”田中缄默不语。

    “墨菲先生，”斯特林不理会田中，转而对肖恩说。“我想单独同这位日本先生谈谈，你介意吗？我建议你和你的朋友下机到我同事的车里休息。

    你们可以在那里等我。我不会耽搁很久的。”田中没有对斯特林的建议表示异议。肖恩一听正中下怀，马上拉起珍妮特的手，从田中和他同事身边挤过去，下了舷梯，就朝停在黑暗中的汽车奔去。

    他们一溜烟跑到梅塞德斯车前，肖恩把后车门打开，让珍妮特先上车，他再跟进去。“你们好！”韦恩·爱德华热情地向他们问好。他朝他们瞥了一眼后很快又把注意力集中在那架飞机上。“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怠慢你们，”他说。“但是我认为你们最好到机场大楼里面等。”“龙鲍尔先生要我们到你这里来，”肖恩说。

    “这我知道，”韦恩说。“因为这个计划是我和斯特林一起拟定的。但是我仔细一想，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你们在车里不安全。”“我明白了，”肖恩说。

    他先下车，再把珍妮特搀出来。他们一起朝机场大楼走去。

    “我越来越莫名其妙，”珍妮特抱怨说。“同你在一起好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肖恩·墨菲。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想知道，”肖恩说。“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我们错过了一次被迫的日本之行。”“为什么去日本呢？”珍妮特问。

    “我也不明白，”肖恩说。“但是自从我到福布斯中心以来，弘熙那家伙一直在监视我，有一个日本人最近还去找我母亲了解我的情况。我唯一想得到的解释是：日本人不知怎的以为我对他们在福布斯中心的投资构成了威胁。”“这一切显得那么荒唐，”珍妮特说。“在飞机上把我们救出来的人又是谁？”“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肖恩说。“这又是一个谜。他说他是为福布斯中心工作的。”他们走到机场大楼前，发现大门紧闭。

    “现在该怎么办？”珍妮特问。“快来！”肖恩说。“我们不要呆在这儿。”

    他拉着她的手，绕到汽车开进来的入口处出去。在机场大楼前面有一个大停车场。

    肖恩开始挨个试开汽车的门。

    “你不用说我也猜得出，”珍妮特说。“现在你要去偷一辆汽车作为今天晚上的压台戏。”“‘借用’比‘偷’要好听一些，”肖恩说。他发现一辆雪佛兰车的车门未锁。他马上坐到驾驶座上。“快进来，”他叫唤珍妮特。

    珍妮特迟疑不决，她觉得自己在违心的漩涡里越陷越深。他们本来已经闯了这么多祸，现在再去偷车，不是罪上加罪吗！她觉得实在不是滋味。

    “快上车！”肖恩又叫她。

    珍妮特无可奈何地把门打开，钻了进去。

    肖恩三下二下就把车发动起来了。这反而使珍妮特更失望。“你还是个行家，”她不无讽刺地说。

    “熟能生巧呗，”肖恩说。

    两人谁也没有讲话。肖恩把车开出机场区域后向右拐。“我可以问一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吗？”珍妮特问。“我也说不上，”肖恩说。“我想找个有人的地方打听一下去基韦斯特的路。问题是现在才11点，又是星期六晚上，可是周围静得像没有人似的。”“你为什么不把我送回到贝顿科特家，”珍妮特说。“我要开我租来的车回旅馆去。如果你一心想去，你可以自己去基韦斯特。”“我认为你的主意行不通，”肖恩说。“这帮日本人不是在贝顿科特家与我们不期而遇，他们早就在跟踪我们。他们既然从埃奇沃特海滩旅馆跟我们到贝顿科特家，这说明我们离开里茨·卡尔登宾馆时他们已盯上我们。很有可能，他们是从福布斯中心开始一路跟踪过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回去取那辆车，也不能回旅馆。除非你愿意冒再次被跟踪的危险。”“看来我们也不能去报警，”珍妮特说。

    “当然不能，”肖恩不加思索地说。

    “那我们的车和行李呢？”珍妮特问。

    “我们到了迈阿密后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把我们的行李寄来，”肖恩说。

    “关于你租的车，我们可以打电话请贝顿科特先生照看一下，然后通知车行去取。这些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要再被人跟踪。”珍妮特连连唉声叹气。

    她真的不知所措。她很想回旅馆上床休息，但是肖恩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尽管对于他们的遭遇肖恩也解释不清楚。无论是海滩遭袭击，还是被日本人绑架，都使她吓破了胆。

    “这里有人，”肖恩说。“我可以问问他们。”前面，他们看到有一些人停在写有“绿洲”大字招牌的房子前，看上去像一家夜总会或者迪斯科舞厅。

    肖恩下车向舞厅门口走去，向服务员打听去码头的路。几分钟以后，他回到车上把服务员介绍的路线转告珍妮特。

    “我们为什么要去码头？”珍妮特问。“我是不是又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别老是对我生气，”肖恩不满地说。

    “不对你生气，让我对谁生气？”珍妮特说。“我原来的周末计划全部给搅乱了。”“你该把火发到海滩上那个疯子身上，发到那些古怪的日本人身上，”肖恩说。

    “去码头干什么？”珍妮特继续问。“基韦斯特在那不勒斯南面，”肖恩说。

    “坐船去既方便，又省时间。我们还可在船上睡一会儿。再说，我们也不必再用那辆‘借用’的车。”珍妮特不再发表意见。在经过这样疯狂的一天后能在船上睡上一夜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结局。

    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码头。但是令肖恩失望的是，码头上冷冷清清。唯一的船坞大门紧闭。肖恩看到码头旁边有一家餐厅兼酒吧。

    “让我们进去看看，”他说。”我想喝杯啤酒，同时向老板打听一下有没有包船。”酒吧里人不多，都在看电视里转播的篮球赛。肖恩和珍妮特在吧台前找到两个背对电视的位子。酒吧里有两个服务员：一个高个子的神情严肃，留着小胡子。一个粗壮的脸上常挂着笑容，但有些滑稽。他俩穿着随便，都是短袖花衬衫和深色短裤，腰里围一条小围裙。

    高个子服务员马上过来在肖恩和珍妮特面前各放了一只圆形的硬纸板酒杯垫子。

    “想要些什么？”他问。

    “我看见菜单上有海螺馅油炸面团，”肖恩说，眼睛看着贴在墙上的大菜单。

    “当然有，”服务员说。

    “我还要一杯生啤酒，”肖恩说。肖恩朝珍妮特看看。“我也一样，”她说。

    两杯冰冻啤酒马上送到他们面前。正当肖恩和珍妮特呷着啤酒赞赏这里悠闲的气氛时，海螺馅油炸面团就送上来了。“哇！”肖恩评论说。“这么快。”“只有佳肴才花时间，”高个子服务员说。尽管今晚已历尽风险，对于服务员的俏皮话，肖恩和珍妮特都不由自主大笑起来。而那个服务员却像个优秀的喜剧演员，依然神情严肃，不露一丝笑容。

    肖恩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打听包船的事。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船？”服务员问。

    肖恩耸一耸肩。“我对船是个外行，我也说不上，”他承认道。“我们想今晚到基韦斯特去。要花多少时间？”“这要看情况，”服务员说。“从这里到基韦斯特，直线距离为90英里。

    如果大一些的船，只要三四个小时就行了。”“你能帮我们联系，找一个愿意送我们去的船主吗？”“价钱可不便宜，”服务员说。

    “要多少钱？”“五六百元，”服务员耸耸肩说。

    “他们接受信用卡吗？”肖恩问。

    珍妮特刚要表示异议，肖恩在吧台下面捏她的腿。“我会还你的，”他轻声说。

    那个服务员绕过去打电话。

    斯特林给伦道夫·梅森家里打电话。尽管报酬丰厚，斯特林对于半夜2点还不得安宁也耿耿于怀。他窃窃自喜，这一下让梅森大夫也别想睡安稳觉，好陪他一起受罪。从梅森大夫迷迷糊糊的声音中听得出他睡意正浓，但是他显然很高兴能接到斯特林的电话。

    “我已经解决了田中及须下公司的难题，”斯特林宣布。“我们甚至收到了东京方面电传回来的答复。他们保证不绑架墨菲先生。如果你能亲自担保不让他接触涉及专利的秘密，他照样可以留在福布斯癌症中心搞研究。”“我无法作那种担保，”

    梅森大夫说。“现在已为时太晚。”斯特林听后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才好。

    “情况有了新的发展，”梅森大夫解释道。“肖恩·墨菲的哥哥布赖恩·墨菲为了他弟弟的事已到迈阿密来了。因为找不到肖恩，他就来找我。他告诉我由于涉嫌撬窃殡仪馆、偷盗尸体的脑子，迈阿密警察局正在到处寻找肖恩。”“这具尸体的脑子同福布斯癌症中心有关吗？”斯特林问。

    “这是毫无疑问的，”梅森大夫说。“死者生前是福布斯医院的病人。

    她是我院收治的成神经管细胞瘤患者之一，并且是过去几年中唯一死亡的这类病人。问题在于，我们的治疗方案还没有专利保护。”“你的意思是说，肖恩·墨菲取得了该病人的脑子后可能已经掌握了涉及专利的秘密？”“正是这个意思，”梅森大夫说。“你总是一眼就能看破要害。我已经命令福布斯的保安人员不让墨菲先生再进我们的实验室。我要你做的是，把他交给警察局处理。”“这也许有些难度，”斯特林说。“墨菲先生和里尔登小姐已不知去向。

    我就是从他们住的旅馆给你打电话的。他们的行李还在房间里，但是我认为他们不打算再回旅馆。现在已是半夜2点。我低估了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

    我以为他们从绑架者那里虎口脱生后会稍微收敛一些。我的想法完全错了。

    我猜想他们已搞到一辆车溜之大吉了。”“我要你找到他们，”梅森大夫说。

    “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斯特林说。“这个任务同你原来给我的任务性质不一样。我想你最好去雇一个一般性的私人侦探，他们收费要比我少得多。”“我仍然希望你继续干下去，”梅森大夫说。从声音中听得出他已走投无路。“我要你尽快把肖恩·墨菲交给警察局。说实话，根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我还巴不得你让日本人把他带走。你的报酬我再加百分之五十。就这样干吧。”“你确实很慷慨，”斯特林说。“但是，伦道夫……”“再加你一倍，”梅森大夫说。“情况这样紧急，我不可能浪费时间再去找其他人干。我恨不得肖恩·墨菲现在就在警察手里。”

    “好吧，”斯特林勉强地答应。“我答应继续干下去。但是我先把话说明，除非里尔登小姐使用她的信用卡，否则在肖恩回到迈阿密以前我是没有办法找到他的。”

    “这同她的信用卡有什么关系？”梅森大夫问。

    “他们是用里尔登小姐的信用卡付旅馆账单的，”斯特林说。

    “你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梅森大夫说。

    “我会尽力而为的，”斯特林保证说。

    斯特林结束同梅森大夫的对话后，对韦恩说他还要打一个电话。他们在埃奇沃特海滩旅馆的大厅里。韦恩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大沙发上，看着一本杂志。

    斯特林给在波士顿一家银行工作的朋友挂了个电话。等到他确信对方已从睡梦中彻底清醒过来，他才向他详细介绍了情况，说珍妮特·里尔登已在当晚用信用卡付过两家旅馆的账。斯特林请这个朋友一了解这张信用卡再次使用时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他把他的大哥大号码告诉了他朋友。

    斯特林回到韦恩身边，告诉他他们还要继续干下去，但是任务完全变了。

    斯特林问韦恩有何见解。

    “只有一点，”韦恩说。“让我们找两个房间闭闭眼睛。”珍妮特感到胃很难受，在贝顿科特家吃的丰盛晚餐好像在消化道里背道而驰。她睡在船舱内一个铺位上。这首长42英尺的船正在把他们送到基韦斯特去。并不宽敞的船舱内，肖恩在另一边的铺位睡得正香。在微弱的光线下，他显得那样安详。在大难临头时他竟然悠闲自得到这个地步，珍妮特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她的胃更难受。

    他们傍晚在海滩散步时，海水静如湖面，现在变得浊浪汹涌，翻江倒海。

    船晃来晃去，再加上不绝于耳的马达轰鸣声和讨厌的柴油气味，珍妮特知道如果不吸进新鲜空气，她就会呕吐。她挣扎着走出舱外，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海风和新鲜空气果然使珍妮特的胃好受一些，但是却把她的睡意赶跑了。她抬头仰望满天星斗。她不禁回忆起孩童时经常在夏日晚上仰望苍穹，为自己的未来构思一个又一个美梦。现在她已生活在孩童时的未来之中，而现实并不像她的梦那样美好。

    也许她母亲是对的，尽管珍妮特很不愿意这样想。也许她来佛罗里达想同肖恩认真谈一谈的行动本身就是愚蠢的。她到佛罗里达后，关于他们两人关系的事，只不过昨天晚上在海滩游泳前谈了几句，而肖恩仅仅重复了她的话。他的态度很难令人满意。

    珍妮特来佛罗里达的目的是想亲自驾御自己的生活之船，但是同肖恩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她觉得越难驾御了。

    斯特林在凌晨3点30分打电话给梅森大夫时比在2点时更加得意洋洋。

    电铃响了四次，梅森大夫才拿起听筒。斯特林刚接到波士顿银行界朋友打来的电话。“我已经知道这对无法无天的家伙要去的目的地，”斯特林说。“算我们运气好，这位小姐又用信用卡支付了一笔不小的数目。她付给船主550美元要他用船把他们从那不勒斯送到基韦斯特。”“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梅森大夫说。

    “我以为你听到这个消息会高兴的，”斯特林说。“福布斯中心在基韦斯特有个基础诊断实验室，”梅森大夫说。“我猜想这就是墨菲先生的目标。”“你为什么担心墨菲先生去那个实验室？”斯特林问。“我们的成神经管细胞瘤的活组织标本都送到那里去的，”梅森大夫说。“肖恩在生物技术方面是个天才，看一眼也许就能推断出我们使用的技术。我不能冒这个险。

    你立即赶到那里去，阻止他进入那个实验室，并且设法将他送交警方。”“梅森大夫，现在可是凌晨3点30分啊，”斯特林提醒他。“去包租一架飞机，”梅森说。“钱由我们付。基础诊断实验室主任叫库尔特·沃纳梅克。我会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去机场接你。”斯特林把沃纳梅克先生的电话号码抄下来后就把电话挂断。

    尽管报酬丰厚，他对半夜三更赶到基韦斯特去实在不感兴趣。他认为梅森大夫有些小题大做。今天毕竟是星期天，实验室很可能不开门。

    尽管如此，斯特林从床上起来，走进了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