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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去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家的电梯上,娜斯佳对她所做的是否正确仍心存疑虑。当然,扎托齐尼所托之事她是要办的,何况她已经答应人家了。可是,就采取这种方式吗?

    和将军谈话后,对这位心理分析学家的怀疑,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了”。既然他已作为可能进内务部情报分析部门工作的候选人经受了检查,那这检查,按严格规定,必定也包括了跟踪监视。看来,那几个跟踪者是够笨的,既然连戈托夫齐茨也能发现,或许戈托夫齐茨实际上是一个观察力极为敏锐的人,对人的相貌有惊人的记忆力。所以,可敬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杜撰什么,而住宅被盗前跟踪他的,是内务部的人:在住宅被盗,哦,不是,是破门撬锁之后,则是他夫人雇的私人侦探,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个巧合罢了。但这种观点还需进一步证实。不妨让戈托夫齐茨用语言描述一下,他在私人侦探所“格兰特”那儿没能认出的那两个人,然后娜斯佳再去问问扎托齐尼,跟在心理分析学家“尾巴”上的,是这两个家伙不是。

    而且,一个如戈托夫齐茨那样气质的人,未必会参与对其夫人的谋杀。一种可能是,跟踪戈托夫齐茨的那几个私人侦探,确实碰到了某个曾经与他在某件罪恶交易中有过关系的人。他们之所以杀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为的是不让她对不该她管的事过分关切。但如果扎托齐尼肯定戈托夫齐茨干净,像个婴儿一般无辜的话,那么,这种可能便经不住任何批评,应当立即予以摒弃。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交往圈中,没有任何“危险”人物。

    距娜斯佳与戈托夫齐茨最后一次见面只过了四天,可使她惊异的是,他在短短的四天中蔫了。两颊深陷,眼圈发暗,眼神晦暗。“天呐,恐惧居然能使人变成这样。”假使被人跟踪的是我,或许我的神经过敏会比他更厉害,而且,我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跟踪我都不知道。可他,刚把妻子埋葬了。

    “这次您要说什么呢?”陪着娜斯佳进屋的戈托夫齐茨倦怠地问,“您又有了新问题了?”

    “是的。但和您妻子被杀案无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这次是作为私人来找您的。这没关系吧?您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滥用职权吧?”

    戈托夫齐茨明显有了生气,连眼睛也闪闪发光起来。

    “您要做咨询?做罪犯的心理肖像?”

    娜斯佳明白,他很愿意摆脱自己的痛苦。说一点与妻子被害无关的什么。

    “我是需要咨询,但和罪犯无关。我想和您谈谈我自己。”

    “谈您自己?”他还没学会如何掩饰自己,“您给人的印象可不像一个有此类问题的人呀,或许是酒精、毒品?您有依赖性吗?”

    “您说什么呀。”她大笑起来,觉得这种推测实在是太可笑了。

    “那是什么问题?”

    “我尽力给您解释一下,但我对我是否能够说得清楚没有把握。我自己也很难理解。我现在感到与人交往很吃力。我甚至都不愿跟丈夫说话,这使他很生气。”

    “您感到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吗?感到词不够用吗?”

    “用词方面倒是一切正常。我可以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任何观点,如果您指的是这个的话。可我就是不想这么做。不知为何我有一种僵直感,您听明白了吗?就好像有人给我设置了障碍,而我却无力跨过它。”

    “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总有这种感觉?”

    “不是总有。是去年冬天,二月份开始的。”

    “在发生了什么事件以后?”

    “是的。”

    “您得跟我谈一谈这件事。”

    “当然,我能理解。您瞧,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知道我得把这事告诉丈夫,好挽回他对我的信任,可我不能强迫自己。他已经看出我有什么心事,看出我委靡不振,暴躁易怒,不愿聊天,不喜欢任何交往,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又鼓不起勇气告诉他。”

    “为什么?您感到害羞?这使您有负罪感吗?您对丈夫不忠?”

    “不是,这和工作有关。在调查一件罪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证据,它们证明我的一个亲人参与了犯罪。他就是我的继父,他抚养过我,在我心目中他能完全取代父亲的位置。我当即确信他有罪,而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成了一场噩梦。可后来才搞清楚,罪证是偶然的,继父与这件刑事案丝毫无关。全部过程就这些。”

    “从那时起您就有了交际障碍?”

    “是的,正是从那时起。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您感到难以与所有人还是只与某些人交往?”

    娜斯佳沉吟了片刻。她喜欢这个问题。可要知道,实际上,她与那些和公事有关的人,比方说和面前这位戈托夫齐茨,和季马-扎哈洛夫,是没有交际障碍的;而和乌兰诺夫也能完全正常交谈。是的,她可以跟很多人正常交往。但和工作中的同事就糟得多了。至于列沙和父母,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么说,她不害怕与无关的人交往。使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她自己就没觉察这一点呢,直到心理分析医师问起她才想起呢。

    “您说得对,”她抬头直视着戈托夫齐茨的眼睛,“和我关系越近,交往越难。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解析一下。”鲍里斯-戈托夫齐茨熟练地说。

    娜斯佳看出,谈话能使他感到愉快,这种快感,和她在解析一道逻辑难题时所体验到的一样。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事业,那么,即使他心情晦暗,也会满怀愉悦地做自己的事的。不错,这样的人,无疑值得给予任何尊敬,完全可以推荐他承担扎托齐尼所说的那件工作。

    戈托夫齐茨又提了好多问题,迫使娜斯佳讲述了她与继父和母亲关系中的许多详细情节,还问到了她的丈夫。

    “那么,好吧,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他最后说道,“让我们做个小结。你落进了一个如果不是数百万、那也是成千上万人常常掉进去的典型陷阱。您知道这么一句谚语吗?——别人吃亏你受益。当别人身上发生某种不快的事时,我们可以说是旁观者清,因此能够不受伤害地、轻易地找到出路,可当不幸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却无计可施。如今,事过这么久了,您才看得很清楚,您怀疑您继父的根据并非那么充足,是吗?我刚和您探讨过这个问题。可您当时却不知为何,竟然当即确信他是告密者。您当下就信了,而且无条件地相信了这一点。现在您为此感到十分害羞。使您害羞的是,您当时竟然惊张皇失措,未能冷静从容周密地思考一下这件事,便匆匆忙忙得出结论,并对结论深信不疑。任何人都会发生这种事,你很难找出一个一生中没有犯过哪怕一次此类错误的人。所以,您大可不必为此而害羞。后来又怎么样了?有两点:第一,当您明白自己错了后,您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再信任了。第二,您开始本能地害怕与您的亲人交往,下意识地担心又出这类的事。您担心他们当中有谁会自觉不自觉地迫使您把他们往坏处想,更担心会重犯此类错误,轻信自己的疑心。您竭力想要摆脱您的亲人,以便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时您不至于那么痛苦。换句话说,您偏偏把亲人当做威胁之源,竭力想要最大限度地限制与他们的交往,因为,正是您最亲近的人,即您的继父,使您吃了苦头。可他这样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也不是出于某种恶意,而是由于您自己的过失。您恨您自己,同时又害怕您的亲人。您不要试图寻找此类恐惧感的逻辑,它们是非理性的,正如任何恐惧一样。您的感情被平等地劈为两半:一方面您为自己的过失而害羞;另一方面,您担心重犯此类过错。于是,这就好像形成了某种障碍,妨碍您与亲人正常交往。”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娜斯佳心里很赞同他说的每一句话,就问道。

    “不要紧,您只要总是牢记我对您说的话就够了。您要对自己说:如今我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了,我也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意义,但我不会让它来控制我的。连想都无需想,您只要一念起这句有魔力的咒语,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的。再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但您必须不断念这句咒语,它最终是能给您带来好结果的。总有一天,您往日的热情之火会重新点燃,它将迫使您百倍努力跨越障碍的。”

    “我得等多久这种热情才会苏醒呢?”娜斯佳忧心忡忡地开玩笑道。

    “我不敢保证很快就见效。如果您将独自与此种情境斗争的话,最初的效果至少得过几个月以后才会有。如果您让我来帮您的话,效果会稍微快一点儿,请您记住,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神经官能症是十分难治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彻底根治的。您患的就是神经官能症。您可以摆脱您所处的,确切地说,是您自己把自己逼进去的那一处境,您可以克服障碍并开始与亲人正常交往,可以后神经官能症还是会在您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您意料不到的方式出现的。这病已经形成了,如今您只能一生带病生存了。您对犯不可弥补之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对此您无能为力。我不想使自己显得像个江湖骗子,因此,对您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今天,您的恐惧感妨碍您与朋友和亲人保持关系,明天则又会表现在别的方面。”

    “您说得对,”她又点头道,“今天它还妨碍我工作来着。我很难做决断。”

    “您是否担心会犯错或做得不对?”

    “是的。正是这样。要不我换个工作?”

    “这没有意义。恐惧感会依然如故,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依然会担心犯错的。您必须克服恐惧。您应当学会与之斗争,明白吗?您得制订出一套方法,好不让它控制您的生活。这个过程很艰难,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您呢?”娜斯佳突然问道。

    “什么——我?”

    “是啊,您的恐惧感。您对我说过您担心自己会发疯,因为您有被迫害狂,总觉得有人在盯您的梢。最后,我和您搞清楚了,如果您还没忘了的话,确实有人在跟踪您,所以,您没有任何被迫害狂。可您仍然还是害怕。”

    戈托夫齐茨神色大变,而且,眼神顿时变得暗淡无光。喏,刚才还在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医生和娜斯佳谈话的他,刚才还十分正常的戈托夫齐茨,眼神躲躲闪闪,也不再打响指了,瞬息之间又变回来了,成了先前那个不但引起列斯尼科夫、而且也引起娜斯佳本人极度怀疑的人。他的目光牢牢钉在墙壁上部的某个点上。他一言不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娜斯佳固执地问。

    “您……我和您是搞清楚了……实际上是您搞清楚了,有人在跟踪我,跟踪者是尤丽娅雇来的。但在那些人之前,还有过两个家伙。对那两个家伙,您还没说什么呢。您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呢?”

    “我知道,”娜斯佳想,“可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对此您就不必打听了。假如扎托齐尼想让我告诉您的话,他会告诉我的。”

    “我认为是您弄错了,”她说,“您只不过是产生错觉罢了。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与自己的恐惧感斗争的呢?既然您能把一切都分析得头头是道的话,您怎么还容忍它操纵您呢?”

    “为什么?”他把一双发了炎的眼睛转向她说,“为什么?和您为什么会犯错是一个道理。我可以和您的恐惧感斗争。可对自己的,我无能为力。恐惧是非理性的……不过,我记得,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您一边看着我,一边想必能想出成千上万条逻辑理由,可仍然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您觉得您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上是不会害怕的。在这点上您和我完全一样,当我听您讲述时,我就想,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上,肯定永远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更不会为这样的区区小事而这么难受的。可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从这个位置看,我们的不幸和难题,看起来与从旁看上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许您得去找找专家?”娜斯佳提议道。

    她突然对这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错,此外,他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也是极其敏锐的。他被作为精通本行的专家推荐了上去,内务部对他进行了日常常规检查,比在其他情况下进行的检查更严格细致,因为问题涉及到的,是一个责任十分重大的职位,往往要经过数千次的检验。在检查过程中还进行外部跟踪,而戈托夫齐茨就是在这上面卡了壳。他的全部过失即在于此。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恐惧折磨得快要发疯了。可又不能告诉他实情。我必须守口如瓶,看着他受罪。真是活见鬼,什么时候警察局里会有足够多的好警员,好不至于徒然伤害别人的心理呢?

    “去找专家?”戈托夫齐茨抱怨地问,“去找什么专家?”

    “喏,跟您一样的心理分析医生呗。”

    “不!”

    他脱口大叫,这想法本身就让他感到是一种亵渎。

    “不。”稍稍平静一点儿后他又说道,似乎被自己的发作吓了一跳,并为此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可究竟为什么呢?”

    “不。假若这种专家有一位是我可以完全信赖的好朋友的话,我会这么做的。可我没有这么一位专家朋友。和别的行业一样,我们这一行里也有竞争。我无法容忍人们说我身上有连我自己也对付不了的病。你难道会找一位浑身长满疥疮的皮肤病医生看病吗?”

    “我当然不会去的,”娜斯佳同意道。

    她在戈托夫齐茨家坐了将近三小时。在此期间他曾两次以茶来款待她,与此同时他窘迫地请求客人原谅,说茶里没什么东西好加的,他家甚至连拧檬也没有。娜斯佳这才明白,原来他已经好久没出门了,恐怕连商店也不曾去过。“可不么,瞧他怕成那样,”娜斯佳在去往彼得罗夫卡的路上这样想道,“弄不好他会饿死的,可他饿死也不出门。我该给扎托齐尼说什么好呢?这老爷子一方面倒像个体面人,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专家。他对我的理解全都十分正确。在听他说时,我心里完全赞同他所说的一切。当然啦,他是没说出任何新玩意儿,可谢天谢地,目前我的脑子还够用,意志力也不缺乏,对自己的问题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至于那一令人不快的真相,我自己也满可以说得出来,可是,戈托夫齐茨居然能在我刚一出口时就洞悉一切,这一事实对他有利。可从另一方面说,假如他经常有这种恐惧感,他又怎么能到部里上班呢?那里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爆炸性新闻,人们为了能得到这些新闻,随时都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或许连戈托夫齐茨本人也不知道,人们正在考察他是否适合做这项工作。喏,这样也好。你想聘请一个人,委他以重任,可后来,在经过考核以后,又不要人家了,这样做有啥好处?最好先对他进行考核,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再来聘请他。可我真的好可怜他呀!真想告诉他有关那些盯梢者的真相……可我不能。到如今我才理解,去年冬天,那个扎托齐尼曾是多么难呀。他当时看出我很难过,可又不能帮我,生怕打乱计划。或许我冲他发火毫无道理。他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罢、罢,有关戈托夫齐茨先生的事,暂时还得等待最后结论。我已跟他说好,他将竭力帮助我,从今以后我每周一次去他家里应诊。当然,其实我并不指望他帮我什么,我的问题由我来对付。今天谈话后,我的心情好受多了。可我得好好观察观察他,免得判断有误,不然的话,我可无颜见伊万。他可是还指着我给拿主意呢……活见鬼,我又怕犯错误!可是不,不会出错的。我知道这恐惧来自何方,我还知道为什么会有恐惧感,可是,近来我并没变傻,还跟从前一个样儿,那么,既然从前我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那么,为什么此刻反倒怀疑自己了呢?我不该这样。我不该怀疑自己……我不该害怕……”

    当我告诉维卡,说我打算和她分手,把所有财产和金钱都留给她时,使人吃惊的是,她居然十分平静。维卡到底是好样儿的,她具有极强的自制力,脸上甚至不曾流露一丝一毫欢喜的表情。她轻轻地耸了耸肩,双手揉着太阳穴,进了另一个屋。片刻之后,她换了一身笔挺的工作服,走了出来。我又嗅出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香水味儿。这气味好难闻啊!我从前怎么会喜欢这么可恶的气味呢?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她严肃地看着我说。

    “决不反悔。”我痛痛快快地说道。与此同时,我感到一阵轻松,觉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危机,寻找到了使自己摆脱困境的出路。

    “你不想做些解释吗?”

    “不。”

    “那就穿衣服吧。”

    “干吗?”

    “去婚姻登记所,递交申请呀。你既然主意已定,那还拖什么呀。”

    她倒急了,这条毒蛇!装模作样,好像是与我的决定妥协了,其实,她心里保不定怎么乐呢,说不定连五脏六腑也欢蹦乱跳起来了吧。也罢,既然我连她的命都能救,给她点儿财产和金钱又算得了什么。

    我俩出了门,向坐落在离我家三个街区的婚姻登记所走去。阳光灿烂,树丛笼罩着一层淡绿色的轻烟,一些身穿超短裙的漂亮姑娘从我们身边走过,生活在我眼里简直是太美妙了。早该这样做了。一段时期以来,我简直形同行尸走肉,什么也无法令我欢喜,而我也对生活一无所求,无论是对今夕还是明晨,我都没有任何计划,可今天我又活过来了,又能力生存而欣悦了。我的生命中能遇到卢托夫,这真是太好了!如果没有他,我还会像这样一动不动地呆在这儿,感到自己像一只供作牺牲的羔羊。对维卡,无论这有多么奇特,我都情愿做出任何牺牲,因为我明白,她自己曾经奉献了那么多,在和我母亲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里,她受了多大罪呀。老实说,如果没有她,我恐怕永远也成不了现在的我,因为我单单是为了她,为了维卡,才强迫自己在“素面朝天”这个节目里硬撑着,为的是能使她达到应有生活水准的一半。我很爱她,情愿为了她奉献一切。要是单为了我自己,我兴许什么也不愿做,情愿守着疯疯癫癫的母亲,靠微薄薪水惨淡度日。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卡有权得到我的全部财产,确切地说,这些财产是我们共有的,因为,假若我身边没有她,那么,我也就无从得到这些财产。我只想知道,她对此的理解是否和我一样?或许不一样。她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从不计较谁该谁什么。可话说回来,谁知道她如今怎样了呢,在她有了情人之后……

    在婚姻登记所里,我让维卡呆在走廊里,自己径直闯进了所长办公室。

    “我姓乌兰诺夫。”我自我介绍道。

    所长疑惑地瞧了我一眼,皱着眉头叹了口气。

    “噢,是的,您的事有人打过电话。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跟夫人一起?”

    “跟夫人一起。她在走廊里呢。”

    “好吧。请稍候片刻。”

    她摘下话筒,拨了个号码。

    “玛莎?到我这儿一趟。是的,马上。”

    玛莎是个美得耀眼的年轻姑娘,她翩翩走进办公室,灿烂的笑容使我乍然一惊。

    “嗨,您好,”刚一进门,她就直冲冲地对我说道,“我在电视上见过您。”

    “这太好了,”所长冷漠地打断她的话说,“乌兰诺夫先生想要废除婚约。收下他的申请,明天把离婚证办妥。”

    “可这……”姑娘话一出口又连忙打住了。显然,她习惯于严格遵照条例办事,而根据条例,递交离婚申请书之后,要过好长时间才能最终办妥离婚证。

    “就明天,”所长肯定地说道,接着转身对我说道,“您跟玛莎去吧,她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我和维卡填了申请表。

    “明天5点以后来,”玛莎像望着一尊圣像似的盯着我嗫嚅道,“别忘了带身份证,我得在上面打个戳。”

    我默默地点点头,暗暗叮嘱自己明天来时,别忘了给这位姑娘买一束鲜花和一盒糖果。

    “规定变化可真大呀。”出门后,维卡对我说道。

    “你指什么?”

    “办手续快呗。从前得等三个月呢。”

    “如今也得等。我对所长行了贿。”

    “这么说,你就是为了行贿,才进她的办公室的?”

    “当然啦。”我撒了个谎。

    有关卢托夫的事,我可不能向维卡透露。他特意问过我住在哪个区,婚姻登记所在哪儿,并答应打“协调电话”。没说的,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人可靠,这太令我高兴了。话说回来,今儿个事事顺心。我又开始生活了。

    维卡有一会儿没开口,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

    “你急着到哪儿去呀,萨沙?”她终于开口问道,“你莫不是另有个女人,急着尽快跟她结婚吧?”

    瞧瞧,够狡猾的,不是吗?有结婚意图的,是她,而不是我;决定另结新欢的,也是她,而不是我,不知为何,此时此刻,我才注意到原来维卡走路的样子竟那么难看。左肩高右肩低,步态沉甸甸的。以前我怎么就没察觉这一点呢?或许她从前并不这样,而现在不过上了年岁而已。

    “是的,我是另有新欢了,”我直截了当地说,“她就要生孩子了。所以,我得尽快办妥离婚和结婚手续。”

    “你近来变化可真大呀,”维卡忧郁地说,“如今我全明白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你变得暴躁易怒,连老朋友都不理了。可你要知道,萨沙,我不是傻瓜,也不会犯歇斯底里,我们本可以以人的方式好好解决一切问题的。如今把婚姻维持到耄耋之年的少得可怜,许多人都离婚了,我也能理解。当然,说起来,还是新欢,况且也要怀孕……我都能理解,萨沙,可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呢?你把我的生活变成了地狱。我担心你是疯了。如今我真无脸见被你欺骗、蒙哄、失信的那些朋友们。”

    我从她这一番话里,听出的完全是另一番意思。“既然你爱另一个女人,既然你想不分财产就撇下我,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对我说呢。那样一来,我也就不会找杀手了,也就不会有这一场噩梦了,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得轻松简单。我的生活之所以变成了地狱,不就是因为我每分钟都在期待人们最终能把你给杀死,同时又时时担心会毫无结果吗。你会活下去的,而我却得蹲监狱。近来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宁愿让你爱到哪儿去到哪儿去,无一句责备,不流一滴泪水,也不大吵大闹。要知道如今想和我离婚那真是太容易了!可你却一拖再拖,一瞒再瞒,可话说回来,哪个男人不这样。这个世上有多得数不胜数的女人,都是突然得知她们心爱的丈夫已经有了业已成年的、非婚生子女的呀。如果不是有人掐着您的脖子,您未必喜欢离婚,未必会对旧式婚姻那么深恶痛绝的。显然,您那位新人手段很高明。”

    “我们不说这事儿吧,”我冷淡地说道,“事情过去就算了,我很高兴你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这对你的名誉有好处。”

    我们冷冷地一声不吭地走到家。维卡上楼去了,而我把车开出“纸盒子”,驱车去了母亲家。我还得跟她把话说清楚。这任务也不轻松。

    母亲家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漂白粉味儿。

    多年以来我对这种气味已经习惯了。母亲疯病的表现之一,就是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人的洁癖,该病症无其他任何症状,惟一症状在于坚信世上惟一适用的消毒手段,就是漂白粉。母亲总有办法在商店里寻找到其中会有这种杰出成分、散发出相应芳香的清洁剂或洗涤灵。她往往会一天天一刻不停地打扫房间。在我们一块生活期间,每天我都悸怕,担心我们中间总有一天会有人中毒,因为母亲难保不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在餐具上吧,让一些漂白粉制剂残留下来的。您倒是评评理,难道我们能在这样的房子里生小孩吗?

    算我走运。我到母亲那儿时,她还几乎算正常。可以说是病情有所缓解吧。这使我得以有机会与她达成某种沟通。我吻了吻母亲,伸手从袋子里取出食品,从散发着虽然可疑、但仍是我十分熟稔的漂白粉儿的杯里啜口茶后,我开始进入正题。

    “妈妈,你不能再这么一个人生活了。”我说。

    “可你们撇了我,我有啥办法。”母亲任性地反驳道,可是,她说的倒是一句实话。

    “可即便我们不离开,那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我和维卡天天上班,而你就一个人。像你这个年龄没有旁人照顾是不行的。”

    “你是想把我给锁起来吧,”母亲即刻接口说道,“我是大家的累赘,你们想尽快摆脱掉我,好得到这所房子。可你没门!我全懂,萨沙,你休想骗我。”

    “妈妈,我不需要你的房子。我不过是想你身边应该有个人,好照看你,帮你做些家务。”

    “我谁都不需要,”母亲决绝地说道,“我自己能料理。”

    跟她吵架是很困难的,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疯病,而她的体格又十分健壮。她心脏很好,血脉畅通,关节灵活,无丝毫盐类沉积迹象。喏,她脸上光滑,皱纹还没有维卡多。她经常擦地板,擦玻璃,洗、烫衣服,到直顶天花板上的书架上掸尘土,身后拖着折叠梯转悠,一连十小时不住气儿。尽管我俩早就买了洗衣机,可母亲还是对手洗情有独钟,而且,她洗衣时从来不用化学制剂。说到这儿你们就不难想象,母亲家里浴室里的各种帘子,以及沙发罩、桌布什么的,为什么会常常被泡在水里了。当然,对一个这样的人,你不可能向她证实,她需要旁人的帮助。

    我妈对肮脏的恐惧几近于病态,尤其是在她病重期间,这会成为她成天絮絮叨叨的主题。每逢这时,她便会面对空寂无人的屋子,一连几小时喋喋不休地数落个没完。她诅咒城里传播疾病的鼠患,诅咒那些在秘密实验室里专门研制能把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路上常见的尘土变为有毒物质,能散布死神,想以此连根铲除所有俄罗斯人的仪器的人民公敌;数落被人收买了的政府。他们故意不和肮脏斗争,其目的是迫使诚实公民购买国外进口的洗涤灵,以此来赚钱,因为这些洗涤灵质量当然十分低劣、污染生态环境,而外国公司为了能签供货合同,付给我国政府大笔贿赂。由以上所述所能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周围的一切全都是混账东西和有害物质,只有本国生产的可爱的漂白粉可以信赖。

    因此,除诉诸哄骗外,我看不出有别的办法。

    “妈妈,我和维卡在莫斯科城外找到个好工作,我们得去两三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很不放心。让我们想一想,看谁能留在你身边。比方说,可否找一位正派女人跟你做个伴儿。”

    “顺便再糟蹋我的家?”母亲气恼地打断我说,“亏你想得出!我可不想替别人打扫屋子。”

    “她自己会打扫的,”我耐心解释道,“她自己到商店购物,而且,如果你病了,她还能照顾你。”

    “她自己打扫!”母亲毫不掩饰鄙薄地嘟囔道,“甩两下抹布就全齐了。不,我谁都不信,一切都由我来做。”

    “你别忘了,你是个残疾人,你不能总是一切都自己做,只有知道你身边有帮手,我才能放心。妈妈,你要知道,如果就你一个人在家,我是不能出莫斯科的。你总不会想要我毁掉自己前程吧?归根结底,你总不能不让我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吧!就算你谁都不需要,可为了我你也不同意吗?这是为了我呀。”

    “你说得好听,”母亲讥讽地说道,“你怎么,没钱花了?”

    “信不信由你,我是没钱花了,”我连忙撒谎道,“我挣的钱都花在房子上了,至今都没还清债务。所以我得挣更多的钱。在我离开期间,我要把房子暂时租个好价钱,而这也是一笔收入。”

    “你要那么多钱有啥用?你有吃、有穿,又有用的,连小车都坐上了。你还要什么?你怎么这么贪财,萨沙?你们这一代我就是不理解,喏,我年轻时无论春夏秋冬就只有一件大衣,可还是过得挺滋润,为什么?因为别人连这样一件大衣都没有。”

    她激动起来,整整训了我半小时,诉说斯大林时代的优点,数落俄国目前所笼罩的停滞,数落我的贪婪和不道德,奚落我为自己找了个多么好的媳妇。

    “我知道你要钱想干什么!”她尖叫道,“准是她出的主意。她这是想吸你的血呢!她需要花花绿绿、丁零当啷的玩意儿,想要过得开心,难怪她连孩子也不想要,就想如何过得开心自在,不想工作!而你就像一头小公牛被她牵着鼻子走,什么都看不见!我敢肯定一定是她背叛了你,要钱是给她年轻的情夫花,而你却为了满足她的愿望,不惜抛弃自己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我浑身冰凉。也是,无怪乎人们都说,疯子具有异乎常人的洞察力,看人观物透彻得很,因为他们完全是以另外一双眼睛观世的,所以能在旁人一无所见的地方发现端倪。她对维卡的感觉怎么会这么准呢?维卡性格中的这一方面,甚至对于跟她耳鬓厮磨那么多年的我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而母亲却原来早就看出来了。

    “您说你需要钱是不是?”她继续数落道,“你欠了债?既然如此,那请允许我问你一句,你打算用什么钱来为我雇帮手呢?”

    “她不要报酬,给个住的地儿就行。但她得住在这儿,和你一起,就住在这个家。她给你干活儿的惟一报酬是你得把房留给她。”

    “我就知道!她将为我干活儿,以便能尽快把我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倒好像我不知道似的!谢天谢地,幸好我现在还不糊涂。”

    “那好,既然你担心这个女伴不可靠,你可以把房子卖了,用卖房的钱,找一个好的养老院住着,到了那儿,你将有一流的服务,还不会感到孤独苦闷。说不定你还能在那儿找到个可以再嫁的主儿呢。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此外,你在养老院里,也不会担心什么人会希望你死了。”

    “我才不去呢,”母亲决绝地说,“养老院肮脏透顶。我才不愿天天亲手打扫臭气熏天的住处呢。”

    事情很清楚,我是无法说服她了。实话说,我也并不是非得说服她不可,我只需办妥她无自理能力、需要我监护的证明文件就够了,所以,即使她不同意,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决定所有事项。我把房子卖了,好在那房已买成私房了,再到养老院一付款就全齐了。可我极不情愿这样做。这太没人味儿了……我只是想让母亲能认识形势,想让她能同意我,想要她从今往后不至于走哪儿都说什么自己的亲儿子把她给卖了,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送进了养老院。

    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可是真没想到,我居然能活着看到这么可怕的一天?我的亲儿子居然想把我赶出家门,扔到大街上去!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他制服不了自己那位牵着他脑袋的蠢婆娘,”她用食指指着我道,“假如你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居然会是这么个白痴,保不定会怎么生气呢。你小时候,他为了你的教育,花了多少心思,他多么为你而骄傲来着。他没看见你这副蠢样那真是他的幸运!你的所有心思全花在那个大手大脚的女人身上了,你一门心思全在想要赢得那女人的欢心,好一个月能让你上一次身。我为我有这么个儿子感到害羞。滚吧!”

    我默默走到前厅,穿好了外衣。母亲留在屋里没动,连送我一送也不想。我打开房门,走到楼梯口时,听见她用刺耳的尖叫声在我身后喊道:

    “你死了!对我来说你已经死了!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你是个死人!”

    我没等电梯,一口气冲下了楼。当然,对她的叫喊是认不得真的。她是个疯子,是个有病的老女人,而且,她当然不会真的想要我死,要知道我可是她惟一的儿子呀。她这么做不过是因为没用脑子,因此我没权力生她的气。可我凭第十种感觉感觉到,她最后那句话不是由于生气和愤怒才说的。而这,也就是我们在疯子身上常能见到的那种洞察力。她说得对,我确实是已经死了。当然最近几天我又活过来了,可要知道我当死人已经有些日子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或许总的说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许我那个疯妈嗅出有个杀手在紧盯着我?莫非维卡并未取消约定?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明天我们就能领到离婚证了,而她,也将自由富有了。

    呸,你呀你,天呐,真是胡说八道!乌兰诺夫,这是你干的吗?你清醒清醒吧,你冷静一点吧。你是怎么的,想要根据你疯妈的几句话来分析你妻子的行为吗?你也真是的,居然找到宇宙智慧的来源了。你倒是去警察局,去找政府防污染委员会说说看,那帮人,为了签订有害生态的清洁剂供货合同是大把大把地受贿呀。那该怎么办呢?母亲不是天天都在给你唠叨这一套么,那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就不信她呢?

    我心里松快点了。真的,我说什么来着?哪来的洞察力?母亲今天话里触及到维卡不忠这个题目,只不过是碰巧罢了,事实上,要知道只要你能回想一下的话,她不总是在这么说吗。我和维卡结婚这么些年以来,哪年不是听着她絮絮叨叨过来的呢,只不过随着她心理健康状况的不同,她的暗示或粗鲁、或巧妙地有些不同罢了。假使母亲精神沮丧,她的话就和往常一样,不过就是带有侮辱性罢了;而如果病情加剧——这种情形一般持续几天到两三个星期,那么,她针对维卡的话,便会毫无遮拦,并且充满非正常字眼儿。而维卡却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甚至还安慰我、劝阻我,要我不要生母亲的气,因为她是个病人,并不知道她这是在做什么。可怜的女人啊……就让她得其所愿好了。归根结底,这是她该得的。

    我坐车到了最近的地铁车站,走进车站大厅,在找自动电话,好按照电话号码簿打电话。我最忍受不了筹码自动话机,这类话机总是坏的,只会吞硬币,却接不通,除此之外,过不了一会儿,它就又会极其吓人地、恐吓地尖叫起来,要人再往里搁硬币。我总算找到了电话,于是拨通了卢托夫的号码。

    “您去了婚姻登记所?”他问。

    “是的,一切顺利,谢谢。你们投保了什么?明天证件就准备好了。”

    “那就太好了。您妈妈怎么样了?”

    “老妈那头不太妙。我的所有提议她都反对,一口回绝。看来,我们得通过法庭和社会保障部门采取行动了,可这就免不了要费一番周折了!”

    “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卢托夫笑着回答我道,“在这件事上,您的事是绝对公正的。假使您的老妈真的有心理疾患,且有残疾,您有权向法庭提出认定其无自理能力的问题。您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拒诉,因为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法律办的。至于说这件案子真的拖了好长时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如果您真的忙,那我可以帮您的忙。而如果您不忙的话,那也就用不着我来帮忙了,因为,我再重复一遍,您起诉的理由是完全合法的。”

    “我是很急。”我说。

    我的确急得很。我在其中挣扎了四十多年,我在其中活像个活死人似的生活,对我来说,早就无法忍受了。当我得知维卡已经背叛了我,得知她想要杀死我后,我已经无法和她呆在一起了,她的样子和她身上香水的气息,都令我气恼。在去过婚姻登记所以后,我和她已经不再是夫妻了,我弄不明白,如今我们还怎么能够在同一座屋檐下生存呢?可我不在这儿又到哪儿生活呢?莫不是去母亲那儿吗?今天这一幕我已经受得够够的了。我无法再在电视台做节目了,因为像维佳那样捞钱我不会,而靠污辱和辱没一般说都是些好人的人来给自己拉广告我又不愿意。我想尽快到卢托夫那儿去。我觉得他会是我的一个可靠的保护伞,在其保护之下,我不会碰到任何不快。

    “好吧,让我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卢托夫说道,“要让我帮您办好一切手续,我想我未必能像办理离婚那么快。”

    “这我能理解。”

    “明天一早给我来电话,我会告诉您该到哪儿和去找谁。”

    “谢谢,”我热情地感谢他道,“要不是您,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或许我早就死了也说不定。”

    “得得,您就别夸大了吧。祝您一切顺利,明天见。”

    可要知道我根本就没夸大什么。卢托夫甚至连想都没想到,我的话在准确性和真实性上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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