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午饭的杯盘碗盏收走以后，在那几杆烟枪过足了烟瘾，从吸烟室回来以后，他们如今显然要开始做1个月来直梦寐以求的那件事了。他们围着桌子各自坐下，眼睛盯着桌子头上那个空着的座位。霍尔曼曾非常自豪地占着的那个座位。

    “我看咱们得选一个新的头儿啦。”杰里说。

    “我想这当然应该是尼可拉斯喽。”米莉立即帮腔道。谁将担任陪审团新的团长，这确实已经算不上一个问题。除了尼可拉斯，谁也不想干。而且尼可拉斯对案情的了解，即使与那些律师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通过口头表决。他以全票当选。

    他站在霍尔曼原来坐的那张椅子旁，简明扼要地讲述着哈金法官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他说：“他要求我们对包括物证和文件在内的所有证据都加以认真考虑，然后再进行投票。”他侧身向左，眼睛瞪着角落上的一张桌子。

    在那张桌子上，高高地堆放着一摞摞精彩的科研报告，那是他们在这4周当中获得的战利品。

    “我可不想在这儿再呆3天，”在大家注视着那张桌子时，隆尼说，“实际上，我现在就可以投票了。”

    “可不能这样匆匆忙忙噢，”尼可拉斯说，“这个案子很复杂，而且非常重要。不经过充分审议，就匆忙决定，是不妥当的。”

    “我说，立即投票，”隆尼坚持道。

    “可我说我们得照法官说的办。我们可以请他来谈一谈，如果必要的话。”

    “我们总不至于要把那些东西全部读完吧？”鬈毛狗雪尔薇亚说。她从不喜欢用阅读消遣解闷，打发时光。

    “我提点看法，”尼可拉斯说，“咱们何不每人拿一份报告，浏览一下然后给大家概括地讲一讲？这样，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哈金法官说所有的材料我们都统统看过啦。”

    “你认为他真的想了解我们看了没有吗？”莉基·科尔曼问。

    “这很有可能。我们的裁决必须以证据为基础，而证据便是我们听到的证词和我们面前的这些材料。我们起码应该努力照法官的指示办事。”

    “我同意，”米莉说，“我们大家都想回家，可是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必须首先仔细考虑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些材料。”

    经她这么一说，持不同意见的几位，也就闷声不响了。她和亨利·吴拎来材料，放在桌子中央。陪审员们懒洋洋地各自取了一份。

    “大致翻翻就成了，”尼可拉斯转了一圈，像小学老师一样一个个地安抚着他们。他自己拿了一份最厚的报告。那是密尔顿·佛里克博士的大作，论述吸烟对呼吸道的影响。他读得那么聚精会神，仿佛他从未读过如此精彩的散文。

    在法庭里，几位好奇心切的听众此刻仍在那儿逗留。他们以为陪审团或许会迅速作出裁决。打发陪审团返回休息室，给他们吃一顿丰盛的午饭，让他们投票，而你也就拿到了裁决。这种情况实属常见，在第一位证人露面之前，陪审团往往已经作出了决定了。但是，本陪审团不同于一般。

    那架李尔专机以每小时500英里的航速在4.1万英尺高空飞行，从比洛克西起飞90分钟后，降落在开曼岛的乔治敦。马莉用一份加拿大护照通过了海关。护照上的名字是兰茵·麦克罗兰，一位出生于多伦多的年轻漂亮女士，来此寻欢作乐，并无公干，在这儿将呆一周。根据当地法律的要求，她身上还有一张返程机票，将于6天之内乘代尔塔公司的航班，飞往迈阿密。开曼当局热情欢迎旅游者前去观光消费，但若是有谁想成为它的公民，那自然又当别论。

    这份护照仅仅是她从蒙特利尔一个伪造证件专家手上购买的整套材料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出生证明、驾驶证和选民登记卡，费用总计3000美元。

    她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市区，找到了接收1000万美元汇款的那家瑞士皇家信托银行。银行离海滨只有一个街区，房屋虽旧，但高大宏伟。她虽然是第一次踏上开曼岛，却熟悉得仿佛是回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她事前曾对它研究了两个月，有关汇款的事宜都曾通过传真作了精心安排。

    开曼岛地处热带。这一天天气潮湿而又闷热，但她全不在意。

    她来此不是为了享受阳光和沙滩。这时当地时间是3点钟，在密西西比是下午2点。

    接待员向她致意后，把她领进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请她又填了一份表格。一份不能通过传真机传送的表格。过了几分钟，进来一位年轻人，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马科斯，他们曾在电话上交谈过许多次。他身材修长，穿着华丽，一副欧洲人的风格，只是讲英语时带点当地人的口音。

    款子已到，他通知她说；听到这一消息时，马莉竭力克制，不让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这确实很难。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就绪。她跟着他上楼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的头衔有点含糊不清，这在开曼岛的银行界颇为普遍。反正他是个什么副总，负责证券投资秘书送来了咖啡，马莉要了一份三明治。

    派恩克斯公司的股票价格是79美元，整天升势强劲，买盘巨大。马科斯一边敲着微机，一边向马莉报告道。特雷科的股价上升了3.25，每股已达56美元。史密斯·格雷每股升至64.5美元，康派克股价已达33美元左右。

    马莉根据几乎已经背熟的笔记，决定进行第一笔交易，以每股79美元的价格空头抛出5万股派恩克斯公司的股票。她希望不久之后，就能以比此低得多的价格再将其买回。空头抛售这一手法，一般只有那些手段极为老练的投资人才敢使用。某种股票的价格若是看跌，交易规则允许先以高价卖出，以后再在低价位时补回。马莉拥有1000万美元的资金，她有权以这种方式卖出价值将近2000万美元的股票。

    马科斯敲了一阵键盘，确认这一笔股票已经成交，他接着又带上了耳机。她的第二笔交易是空头卖出特雷科公司的股票。抛出3万股，每股56.25美元。接着又以64.5的价格，再抛出史密斯·格雷4万股；以79.O8，再抛出派恩克斯6万股；以56.08，再抛出特雷科3万股；以64.24，再她出史密斯·格雷5万股。

    她指示马科斯密切注意派恩克斯股价的波动。她刚抛出11万股该公司的股票华尔街会作何反应，她极为关注。股价起初停在79美元，接着跌至78.75，最后又慢慢上升，回到了79美元。

    “我想现在它已经安全了。”马科斯说，他对这个股票已经关注了两周。

    “再抛5万股？”她毫不犹豫地说。

    马科斯不由地一怔。但他没有吭气，只是朝她点了点头，立即执行了她的命令。

    派恩克斯股价先是跌到了78.5，接着又下挫至78.25，她呷着咖啡，在马科斯的注视下，在华尔街作出反应的同时，默默地翻着笔记。她想着尼可拉斯。他此到情况如何？但她并不为他担心。事实上，她此时此刻是分外的冷静。

    马科斯取下头上的耳机：“已经差不多有2千万美元了，麦克罗兰小姐。我想我们应该住手了。要继续她售，就得由我们的老板亲自批准了。”

    “够了。结束吧。”她说。

    “离收市还有1刻钟。请去我们的客户酒吧休息一下。”

    “不了，谢谢你。我回旅馆去。也许去做点日光浴。”

    马科斯站了起来，扣好上装：“还有一个问题，你准备何时对这些股票采取行动？”

    “明天。一早。”

    “重大行动？”

    马莉站了起来，手里拿着笔记本：“是的。你若是想让你的客户们把你尊为天才，那你立刻把烟草公司的股票全部空头抛出。”

    他叫来一辆小奔驰，把马莉送到海滨的一家旅馆，旅馆离市区和银行都不很远。

    如果说马莉的现在已处于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么她的过去也正迅速地变得明朗。费奇的一名侦探在密苏里大学的图书馆中查到了一批旧的人员录用表格。在1986年的表格上有一位名叫艾弗琳·布朗特的博士，是讲授中世纪学的教授，但在该校1987年手册上，她的姓名却未出现。

    费奇立即通知了正在布恩县法院查阅纳税记录的助手。助手直接去见法院书记官，不到几分钟，就找到了遗嘱和不动产登记员。艾弗琳·布朗特的遗嘱于1987年4月送交法院验证。在办事员的帮助下，费奇的助手不费吹灰之力，立刻查到了这份遗嘱。这个遗嘱是个含量丰富的沙金矿。

    布朗特夫人于1987年3月2日在哥伦比亚去世，亡年56岁。她没有丈夫，只留下一个孩子，时年二十有一的加布丽艾尔。根据布朗特夫人于逝世前3个月签署的遗嘱，她继承了母亲的全部遗产。

    档案厚约1英寸，费奇部下的那个侦探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遍。遗产包括一幢价值18万美元的房屋，其价值的一半已经付清；一辆汽车；一批普通家具和装饰品；一张3.2万美元的当地银行存款单；以及价值20.2万美元的股票和证券。档案中只有两张债权人的索款单。

    布朗特夫人显然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因而征求过律师的意见。在取得了加布丽艾尔的同意之后，房屋已经售出，不动产变换成了现金。在交纳了房产税、律师手续费和法院受理费之后，所剩19.15万美元由机构代为托管。加布丽艾尔是唯一的受益人。房屋处理得十分顺利，未留下任何痕迹。律师的动作迅速利索，看来十分能干。布朗特夫人去世13个月后，一切都已办妥了结。

    他又翻了一遍档案，作了一点摘记。有两页纸粘在一起，他轻轻把它们撕开。上面的一张上盖有一枚公章。

    这是一份死亡证明。艾弗琳·布朗特博士死于肺癌。

    他跑到走廊上，立刻给上司打了电话。

    在这个电话转到费奇手上之前，他们已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另一名侦探又把这份档案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此人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当过特工，而且还获得过法律学位，他发现布朗特夫人曾对许多反对吸烟的组织捐过钱，其中包括全美肺协会、无烟世界联合会和净化空气运动。两张债权人索款单中，有一张是她最后一次住院时的医药费2万美元。一张旧保单上有她的丈夫彼得·布朗特的名字。在书记官办公室的另外一侧，找到了他的档案。他于1981年6月去世，时年五十有二，身后留下了心爱的妻子和宠爱的女儿、年方15的加布丽艾尔。他死于自己的家中，签署死亡证书的医生与后来签署艾弗琳·布朗特死亡证书的是同一人——一位肿瘤专家。

    彼得·布朗特和他妻子一样，死于肺癌。

    斯旺森在确信上述事实准确无误后，才拨通了费奇的电话。费奇在办公室里接了电话。他锁好房门，独自一人，十分镇静地接了这个电话。斯旺森报告的内容，使他非常震惊，他已无力作出反应。他坐在办公桌旁，上装已经脱去，领带已经拉松，鞋带也已解开。他哑口无言。

    马莉的双亲全都是死于肺癌！

    他在纸上写下了这句话，在它周围画了一个大圈，又从圈上引出许多线，仿佛要把这个消息画成一张流程图，加以分解和分析。他最后总算把它和她有关裁决的保证挂上了钩。

    “你在听着吗，兰金？”在双方沉默了很久后。斯旺森问。

    “嗯，”费奇说。他接着又沉默了很久。流程图已经画得纵横交错，但去向不明，仍在原地踏步。

    “那个女人现在何处？”斯旺森问。他站在哥伦比亚法院大楼外面的寒风中，一只小得无法再小的话筒紧紧地顶着下额。

    “不知道。我们一定要找着她。”他的话缺乏信心，斯旺森明白那女人已经消失。

    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

    “还需要我干什么吗？”斯旺森问。

    “你回来吧。”费奇说完，突然挂断了电话。他那只电子钟上的数字变得模糊不清，他闭上了眼睛。他按摩着猛烈跳动的太阳穴，把山羊胡子紧紧地压在下巴上。他恨不得一跳三丈高，举起办公桌朝墙上摔去，把电话机统统砸烂。但他竭力控制住了自己。在这样的时刻，头脑必须冷静。

    除非放火烧了法院，或者朝陪审员休息室扔几颗炸弹，要想阻止陪审团进行审议，他已无计可施了。他们全在休息室里，那最后的12名陪审员。休息室门外站着法警。假如他们进展缓慢，假如他们必须继续在隔离中度过又一个夜晚，那么他费奇也许还能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小白兔，设法使法庭宣布审判无效的。

    扔一颗炸弹进行威胁，倒不失为一种选择。陪审团要继续审议，就必须撤走，更严格地进行隔离，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流程图流进了死胡同。他列出了可供选择的种种方案；他发现可以采取的所有残暴行动都有风险，都是非法的，而且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时钟在滴答滴答地继续往前走。

    选出的这12名陪审员，不过是一个师傅和他的11个亦步亦趋的门徒而已。

    他慢慢站了起来，用双手捧起那盏劣质的陶器台灯。康拉德早就想把这盏台灯拿走，费奇的办公桌上总是乱得一团糟，他又经常暴跳如雷，放在那儿实在不妥。

    这时，康拉德和潘正在走廊上转悠，等持他的指示。他们知道准是有谁闯下了大祸。从办公室里传出台灯猛力砸在门上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接着是费奇的高声尖叫。胶合板隔成的墙壁在咯咯地震动。随后又是咣当一声，这一次他摔的大概是电话机。费奇在大喊大叫，但只有“那笔钱！”这几个字可以听清；最后是办公桌摔在墙上时发出的一声砰响。

    他们俩吓得接连后退了几步。他们不愿在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时，站在门的附近。嘭！嘭！嘭！费奇在用拳头捶打着胶合板墙壁。

    “把那个女人给我找来！”他悲愤欲绝地喊着。嘭！嘭！

    “把那个女人给我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