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法官周一上午办的第一件公务，就是接见尼可拉斯，讨论那桩火灾及有关事宜。他们两人在法官私人办公室里单独会晤。尼可拉斯请他放心道，他一切都好，带到旅馆来的衣服，足够他洗了又洗穿了再穿。他只是一个穷学生，损失不大，只有那台计算机和一些监视设备比较值钱。不过，屋里的一切当然全都没有保险。

    他们很快就结束了与火灾有关的讨论，由于没有别人在场，哈金法官便开口问道：“陪审团里我们其余的朋友们还好呜？”和一位陪审员进行这样不作记录的闲谈，当然未尝不可，但在审判程序上确实有点暖昧。正常的作法应有原被告双方律师在场，并由书记官记下谈的每一个字。但哈金希望花几分钟时间听听小道消息，他对这个小伙子十分信任。

    “他们都很好。”尼可拉斯说。

    “没有什么反常的事？”

    “据我所知，没有。”

    “没有讨论过案子？”

    “没有。事实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竭力避开这个话题呢。”

    “好！有没有争争吵吵闹什么矛盾？”

    “到目前还没有。”

    “伙食还可以吧？”

    “伙食很好。”

    “私人会晤的次数够了吗？”

    “我想是够了。没有听见有谁埋怨。”

    哈金原本希望了解了解陪审团内部的是是非非，这倒不是因为对案子的审理有什么意义，而只是出于他那阴暗的心理。

    “好，有什么问题就来告诉我。当然要保密。”

    “一定！”尼可拉斯说。他们握了握手，他随即离开。

    哈金向陪审员们热情致意，欢迎他们回到法庭开始新的一周。陪审员们个个都热切地希望立即投入工作，早点儿结束这场磨难。

    罗尔起立，传唤下一个证人列昂·罗比利奥出庭。于是，演员们各就各位，开始表演。法警领着列昂，从一个侧门走进法庭。他步履蹒跚地走上证人席，法警扶着他坐下，他年迈体衰，面色苍白，穿深色西服白色衬衫，未打领带。他喉管上有一切口，上面包着一层薄薄的纱布，纱布外面裹着一条白色的麻纱围巾。他宣誓时，手拿一只铅笔模样的话筒对着颈部，声音含糊单调，没有高音低音。

    ——那是一个被切去咽喉的喉癌患者的声音。

    但他的话仍旧可以听清，仍旧可以听懂。罗比利奥先生把话简紧靠着喉部，他那单调刺耳的声音在法庭里回响。真该死，他就是用这徉的方式讲话，而且在他一生中，每天都是这样讲话。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

    罗尔开门见山。罗比利奥先生现年64岁，是一位癌症的幸存者。他在8年前切除了喉管，此后学会了通过食管说话。他以前抽烟抽得很凶，而且烟史长达40年，这几乎要了他的命。目前除了喉癌的后遗症，他还受着心脏病和肺气肿的折磨。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香烟。

    听众们不久就习惯了罗比利奥那经过放大的机器人一般的声音，并且深深地为他的叙述所吸引。他靠为烟草行业进行院外游说谋生，这一行他干了20年，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即使患了这种疾病，他也不能一日无烟。他已经上了瘾，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离不开卷烟中的尼古丁，在切除了咽喉和作过放射治疗后，他又继续抽了2年。有一次心脏病突然发作，差点儿要了他的命，他这才最后戒了烟。

    他的健康状况虽然很糟，但目前仍在华盛顿终日奔波，只不过是站在战线的另外一边，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激烈反对吸烟的活动家。一个游击队员，有些人这么称呼他。

    他早年受雇于烟草焦点委员会。

    “这不过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院外活动组织而已，它的经费100％全是由烟草行业提供的，”他轻蔑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就有关的法案及试图对烟草公司进行限制的立法向公司提供建议。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预算，资金十分充裕，可以用美酒佳肴巴结有影响的政客。我们不仅自己冲锋陷阵，而且还指导烟草业的其他辩护人士，教他们在政治拳击场上怎样进攻如何防守。”

    罗比利奥在这个组织内部接触到了无数的对卷烟和烟草业所作的研究。事实上，该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对所有已知的研究、项目和实验进行精心的综合。是的，他亲眼见过克里格勒描述的那个卑鄙的尼古丁备忘录，而且见过许多次，但却没有保留一份复本。所有烟草公司为了让吸烟者上瘾，都无一例外地在卷烟中保待高含量的尼古丁，这在该组织内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上瘾”这个词，罗比利奥用了一遍又一遍。他曾读到过由烟草公司资助的许多研究的报告，实验用的种种动物，无不由于尼古丁而对香烟迅速上瘾。他也曾读过并且帮助隐藏过许多研究的报告，这些报告不容怀疑地证明：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旦吸烟成瘾，戒掉这一恶习的比率就会大大下降。他们成了终身烟民。

    罗尔捧出了一箱大本大本的报告请罗比利奥辨认。法庭同意将这些报告列为物证，似乎陪审员们在作出裁决之前，会有这么多闲工夫，来翻阅这上万页的玩意儿似的。

    罗比利奥对当初进行院外游说时干过的许多事表现出无限的后悔，但他所犯的最最严重的罪过，他无时无刻都在为之痛心疾首的那个罪过，却是他曾发表了一个字斟句酌的声明，否认了烟草公司以十几岁的青少年作为广告宣传对象这一事实。

    “尼古丁令人上瘾。烟瘾意味着利润。烟草行业的生存，取决于每一代青少年能否染上吸烟的习惯。孩子们从广告中吸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烟草行业每年投入几十亿资金做广告，画面上的人百般潇洒，魅力无限。他们甚至鼓吹吸烟无害。孩子们很易上钩，上了钩便难以摆脱。所以他们才那么迫不及待地诱惑年轻的一代。”罗比利奥通过他那人工喉，吃力地传达出心中的愤恨。他在热情面对陪审团的同时，并未忘记不时地朝被告律师团射出充满讥讽的目光。

    “我们花成百万美元对孩子们进行研究，我们知道孩子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广告做得最多的三种牌子的香烟。我们还知道在18岁以下抽烟的青少年中，几乎有90％的人喜欢抽这3种广告做得最多的香烟。所以烟草公司会怎么干呢？他们不断地增加广告！”

    “你知道烟草公司通过向孩子们出售香烟一年能赚多少钱呜？”罗尔问。他对答案肯定心中有数。

    “大约两个亿，这两个亿是从18岁以下的孩子们那里赚来的。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数字，我们每年都进行研究嘛，我们的计算机里装满了这一类数据。我们什么都知道。”他顿了一顿，朝被告席挥舞着右手一边不屑地微微笑着，仿佛坐在被告席上的人都得了麻风病，“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每天有3000个孩子在开始吸烟，而且他们还可以准确地报出孩子们吸的是什么牌子。他们知道几乎所有成年的烟民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吸烟的。而他们还在想方设法引诱下一代人上钩。他们更知道今天开抬抽烟的那3000个青少年中，有三分之一最终将死于烟瘾。”

    罗比利奥的证词打动了陪审团，罗尔翻着手上的拍纸薄，他不想让这精彩的一幕匆匆结束。他来回走了儿步，抓抓下巴，看看天花板，然后问道：“你是何时在烟草焦点委员会供职的？你当初是如何反驳尼古丁令人上瘾这一说法的？”

    “烟草公司有一套理论，而我在制定这套理论的过程中则是一名有功之臣。它的大意是：吸烟是人们主动选择的一种习惯，因而吸不吸烟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卷烟并不能使人成瘾，退一万步说，即使它真的使人成瘾，那么，谁也没有强迫你吸烟。这完全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在那些年代，我可以把这套理论说得娓娓动听：而今天，他们仍旧说得娓娓动听。麻烦在于，它站不住脚。”

    “为什么站不住脚呢？”

    “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上瘾。上了瘾的人是无法作出选择的。而孩子们比成年人上瘾更是快得多。”

    当律师的天生喜欢抓住时机，对证人穷追不舍，但罗尔现在却决定适可而止。罗比利奥的证词已取得明显效果；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他一直力求讲得清楚，让人听懂，因而已经很累。于是他便把他交给凯布尔诘问，而哈金法官正想喝杯咖啡，便乘机下令暂时休庭。

    这天上午，霍皮·杜勃雷第一次来法院旁听，他在罗比利奥作证的中途，悄悄溜进法庭。在一个较为平静的间隙，米莉与他的目光不期而遇，他能前来使她极为高兴。但霍皮对这件案子突然如此关心又使她心中生疑。昨儿晚上相会的4小时，除了这桩案子，别的事他可是只字未谈啊！

    休息了20分钟喝过咖啡后，凯布尔走上发言席，向罗比利奥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他的声调尖厉刺耳，已经与凶狠相差无几。仿佛在他眼里这个证人是事业的叛徒，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他一开头就揭露罗比利奥，说他来此作证是为了收取重金，而且是他主动找的原告律师团。不仅如此，在其他两起烟草官司中，他也曾受雇干原告律师，出庭作过证。

    “是的，我在这儿确实是领取报酬的，凯布尔先生，和你一样，”罗比利奥答道。这个回答不卑不亢，有守有攻，完全达到了专家的水平，但金钱的铜臭毕竟给他的品格留下了一个小小污点。

    在凯布尔一连串的追问下，罗比利奥被迫承认他开始抽烟时已快满25岁，不仅有了老婆，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很难说是一个容易受到那些狡猾的广告人诱惑的青少年。5个月前对他进行历时两天的马拉松式的取证时，双方律师都曾发现，罗比利奥性子急躁，此刻凯布尔决定充分利用他的这一弱点。他提问尖锐而又迅速，故意向罗比利奥挑衅。

    “你有几个孩子？”他问。

    “3个。”

    “他们之中有谁抽烟吗？”

    “有。”

    “有几位？”

    “3个。”

    “他们开始抽烟时是几岁？”

    “各不相同。”

    “一般是几岁？”

    “十七八岁。”

    “你认为是哪一个广告勾引了他们，让他们开始吸烟了。”

    “我记不清楚了。”

    “你难道不能告诉涪审团，哪一个广告应对勾引你的孩子们吸上香烟负责吗？”

    “那时候广告很多，现在还是很多要明确指出1个两个甚至5个广告，都是决无可能的。”

    “那么是广告勾引的喽？”

    “我可以肯定地说广告是起了作用的。现在依然如此。”

    “那么他们吸烟是别人的错喽？”

    “我可没有鼓励他们吸烟。”

    “你肯定？你过去干的工作，就是鼓励全世界的人吸烟，而且这个工作你一干就是即年。可现在你却告诉陪审团，你亲生的3个孩子开始吸烟是因为受了狡猾的广告的勾引？”

    “广告肯定起了作用。广告的目的不就是叫人吸烟嘛。”

    “你在家是不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吸烟？＂

    “是。”

    “你妻子吸烟也当着他们？”

    “是。”

    “你有没有跟一个客人说过，他不能在你屋子里吸烟？“

    “没有。那时候没有。”

    “那么你的家庭环境是对吸烟者友好的环境。这样说不过分吧？”

    “不。那时候是这样。”

    “而你的孩子们开始吸烟却是因为受了阴险毒辣的广告勾引？你对陪审团是这样说的吗？”

    罗比利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默默地从1数到5，然后答道：“凯布尔先生，我但愿我以前做过的许许多多事，现在能用不同的方式重做一遍。我但愿我从来没有碰着我吸的那第一支烟。”

    “你的孩子戒烟了吗？”

    “两个戒了。戒得很困难。另一个人已经试着戒了10年，尚未戒成。”

    凯布尔刚才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临时的冲动。话一出口就感到后悔。现在他赶紧转换了话题：“罗比利奥先生，你有没有意识到，烟草业界已经作出努力，来打制青少年吸烟的趋势？”

    罗比利奥吃吃一笑。经过他那话筒放大，这笑声听起来就像漱口时的咕噜声：“没有做什么认真严肃的努力，”他说，“去年向反青少年吸烟协会捐赠了4000万美元，算不上认真严肃的努力？”

    “这样的事他们倒是可能会干的。可以表示他们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嘛，是不？”

    “烟草业支持立法，对青少年集中地区的自动售货机进行限制。这件事已记录在案，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想我听人说起过。这听起来挺可爱，是不是？”

    “烟草业去年向加州捐赠了1000万美元，以支持其向青少年发出警告、反对未成年人吸烟的全州幼儿园项目。这件事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关于成年人吸烟。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有没有告诉那些小家伙，在他们过了18岁生日以后就可以开始吸烟呢？他们很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凯布尔事先把要提的问题列成了一张表。他似乎满足于抛出一个个的问题，而对罗比利奥的回答则听而不闻：“你是否知道，烟草业界支持得克萨斯州的一项法案，在全州的快餐店、亦即青少年经常光顾的场所禁止吸烟？”

    “知道。可是你知道为何干这样的事吗？我把原因告诉你。他们这样干就可以雇用你这样的人来告诉像我面对的诸位这样的陪审员这就是他们为何这样干的唯一理由：在法庭上听起来悦耳o”

    “你是否知道烟草业界支持立法，对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方便店进行刑事惩罚？这一支待已经列入记录了。”

    “我想这件事我也听说过。这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他们在这里丢几个钢蹦儿，在那里摔几张钞票，是为了替自己涂脂抹粉，买一个好名声。他们支持这一立法，是因为他们了解事实真相，而这个事实真相是他们每年花20亿作广告，足以保证下一代人吸烟成瘾。你要是不信，你准是一个十足的笨蛋！”

    哈金法官把头向前一伸：“罗比利奥先生，这句话与本案无关。以后别再这样说话。我希望把这句话从记录上抹掉。”

    “我很抱歉，法官大人。而且我也向你道歉，凯布尔先生。你是在履行你的职责而已。我无法容忍的是你的委托人。”

    最后这句话有点突兀，凯布尔一时间晕头转向，冒出了一句：“为什么？”可是话一出口，立刻又巴不得这句话根本没有说。

    “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阴险。他们天资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却冷酷无情。他们可以望着你的眼睛，要多真诚就有多真诚地对你说香烟是不会令人上瘾的。而他们心里完全清楚，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没有别的问题了。”凯布尔说。这时，他已走到了返回被告席的中途。

    加德诺是个1.8万人的小镇，距卢伯克约1小时车程。帕米拉·布兰查德住在旧城区离大街两个街区的一座房子里。屋子虽然建于本世纪初，但改建得焕然一新。几棵高大的枫树，枝叶繁茂，火红的和金黄的枫叶，遮盖着屋前的草坪。孩子们骑着自行车、踏着滑板在街道上嬉戏游玩

    周一上午10点，费奇已经获悉了以下的信息：帕米拉的丈失是一位当地银行的董事长，此人是第二次结婚，前妻已在10年前离开人间。他不是尼可拉斯·伊斯特尔或者杰夫或者鬼知道究竟是何许人的生父。在80年代初期的那场石油危机中。这家银行几乎垮台，即使目前许多本地人还依然不敢和它往来。帕米拉的丈夫是本地人，但她自己并不是。她可能来自卢伯克，也可能来自阿马里罗。他们是8年前在墨西哥结的婚，当地的周报仅提了一句：

    福勒斯特·布兰查德与帕米拉·考尔结婚；在柯楚梅尔度过短短的蜜月后，他们将在加德诺定居。

    报上没有登他们的结婚照，加德诺最佳的消息来源是位名叫雷夫的私人侦探。此人当过20年警察，自吹镇上的老老少少全认识。他在接受了一笔可观的现钞后，星期天晚上忙了一个通宵。他彻夜未眠，同时却灌下了大量的波旁威士忌酒，到了清晨，身上到处都散发出一股酸麦芽浆的气味。丹特和乔·波依陪着他一起在他那间又脏又乱的办公室里忙乎，三番五次地婉言谢绝了他的威士忌。

    雷夫向镇上的每个警察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一个警察，此人常和住在布兰查德家街对面的女士来往。有门儿啦！

    帕米拉离过一次婚，前夫和她生了两个儿子。她不常谈到他们，只知道一个目前在阿拉斯加，另一个是位律师，也许正在念法学院准备将来当律师。大体如此。

    这两个儿子都不是在加德诺出生长大的，调查不久就钻进了死胡同。谁也不认识他们俩。事实上，在雷夫找过的当地人中，没有一个曾亲眼见过他们。后来雷夫又给自己的律师打了电话。此人是个手段卑劣的办理离婚案的专家，经常雇用雷夫干些原始的监视勾当。他认识布兰查德先生银行里的一位秘书，这位秘书又向布兰查德的私人秘书了解，这才发现帕米拉既不是来自卢伯克，也不是阿马里罗，而是来自奥斯汀。她曾在那儿的银行家协会工作过，所以才遇着了布兰查德。私人秘书对她以前的婚姻情况有所耳闻。据说她许多年前就离了婚。不过，这位秘书并没有见过她的儿子，布兰查德先生也从未提到过他们。这对银行家夫妇过的是一种安安静静的生活，几乎从不款待客人。

    费奇每一个小时都会接到丹特和乔·波依发回的报告。他在这天中午前给奥斯汀的一个熟人挂了电话，6年前在得克萨斯州马歇尔市审理一个烟草案时，他曾和此人共过事。事情很紧急，费奇向对方解释道。过了不到几分钟，一大批调查人员已经查完了电话薄，一个个开始忙着打电话。这批猎犬很快就找到了蛛丝马迹：帕米拉·考尔曾任奥斯汀得克萨斯银行家协会的执行秘书。通过一连串的电话，他们找到了现在担任私立学校咨询顾问的她以前的一位同事。与之通话的侦探，谎称自己是卢伯克地区的助理法官，正在为一起一级谋杀案搜集未来陪审团的有关材料，而帕米拉则是陪审员候选人。这位女同事虽然和帕米拉已多年未通消息，但仍觉得有义务回答一些问题。

    帕米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杰夫，另一个叫阿历克斯。阿历克斯比杰夫大两岁，在奥斯汀念完高中后去了俄勒冈州；杰夫也是在奥斯汀念的高中，而且成绩优秀，接着又进了大名鼎鼎的莱斯大学。兄弟俩刚刚开始学步不久，就遭到父亲遗弃，帕米拉是个出色的单身母亲，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

    刚刚下了私人喷气专机的丹特，陪着一位侦探去了那家高中，获准在图书馆里查阅那些纸张已经发黄的学校年鉴。杰夫·考尔1985年拍的彩色毕业照，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小礼服，打着宽宽的蓝色蝴蝶领结，留着一头短发，一张诚挚的面孔正对着镜头。这张面孔与丹特在比洛克西研究了许多个小时的那一张一模一样。他毫不迟疑地叫道：“我们找的就是他！”他不声不响地将这一页撕下，立即在这纸堆间用手机给费奇拨了电话。

    给莱斯大学打了三个电话，了解到杰夫·考尔是在1989年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学位从该校毕业。打电话的侦探冒充一位潜在的雇主，找到了一位教过杰夫并且目前对他依然记忆犹新的政治学教授。教授说，这位年轻人进了堪萨斯的法学院。

    费奇用电话找到了一家保安公司，在他作出用现钞重金酬榭的许诺后，公司保证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立即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展开全面搜索，寻找杰夫·考尔留下的踪迹。

    平时喜欢叽叽喳喳的尼可拉斯午餐时却一反常态，一声不响，默默地吃着奥赖利食品店送来的烤土豆。他低头避开人们的目光，满脸都是明明白白的哀伤。

    这种低沉的情绪传染了每一位陪审员。罗比利奥的声音依然在他们耳边回响。这是一个机器人的声音，而不是他本人的声音，他本人的声音已经被烟草吞噬了。他就用这个机器人的声音，揭露出他曾经帮助隐藏的那些肮脏勾当。每天有3000名孩子开始吸烟，他们中的1／3将因为吸烟成瘾而丧命，而烟草公司却在准备勾引下一代人。

    洛伦·杜克无心吃完面前的鸡肉色拉。她抬眼望着坐在对面的杰里·费尔南德斯：“我可以问你点儿事吗？”她的声音打破了沉闷。

    “当然。”他说。

    “你是几岁开始吸烟的？”

    “14岁。”

    “为什么要吸呢？”

    “因为万宝路广告上那个骑士，我周围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吸万宝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都喜欢马和骑士。万宝路广告上的那个骑士太潇洒啦，他的诱惑谁能挡得住！”

    他的话音刚落，那名扬四海的画面立即在陪审员们的脑海里出现。他们仿佛看到了他那张刀砍斧削似的面庞，那刚毅的下巴，那顶宽边呢帽，那匹奔腾的骏马，那件穿旧了的皮衣。他们也许还看到了那巍峨的群山，那皑皑白雪。他远离尘世，独自置身荒原，用自己的光辉照亮了万宝路。一个14岁的孩子又怎能不想成为他这样的万宝路骑士？

    “你成瘾了吗？”莉基·科尔曼一边拨弄着盆里脱脂清煮火鸡和生菜，一边问他道。她说出“成瘾了”这几个字时，十分费力，好像是在谈论海洛英似的。

    杰里想了一下，他知道朋友们都在等着下文。他们想要知道，是什么强大的力量使人上钩以后就无法挣脱。

    “我说不准，”他说，“我想我可以戒掉的。我已经试着戒过几次啦。能不抽当然是最好了。这是一个很糟的习惯嘛。”

    “你抽烟的时候并不舒服？”莉基问。

    “哦，那倒也不是。有时候抽一支真是快活似神仙呢。不过我现在一天要抽两包，抽得太多了。”

    “你呢，安琪？”洛伦向坐在旁边通常很少开口的安琪·魏斯问道，“你是几岁开始抽烟的呢？”

    “13岁。”安琪说，脸一下子红了。

    “我是16岁开始抽的。”雪尔薇亚·泰勒·塔特姆不等别人发问，自己主动坦白道。

    “我开始吸烟是14岁。”坐在桌子一头的霍尔曼也想加入这场谈论，“戒的时候是40岁。”

    “还有谁？”莉基想结束这场忏悔式的谈话。

    “我是17岁开始的，”上校说，“那是我入伍当兵的时候不过，30年以前我早就戒啦。”他像通常那样，为自己的自控力自豪。

    “还有谁？”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莉基又问道。

    “我，我17岁开始，吸了2年就戒了。”尼可拉斯说。但他说的并非真话。

    “这儿有没有谁是18岁以后开始吸烟的？”洛伦问。

    无人吭声。

    尼奇曼身着便服在一家快餐店和霍皮共进三明治，霍皮生怕在公共场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呆在一起被人看见，因而显得十分紧张，但见了面一看，尼奇曼穿着彩格衬衫和牛仔裤，这才较为安心。霍皮明知他在城里的朋友和熟人并不一定能立刻认出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但他绷紧了的神经硬是无法放松。更何况尼奇曼和内皮尔又是来自亚特兰大的特殊部门呢。

    他把上午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复述了一遍他说，罗比利奥尽管说不出话，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看来已经牢牢地抓住了陪审团。尼奇曼不止一次地说，他对案子审理的情况不感兴趣，他只干华盛顿的头儿们要他干的事，他把一张对折的白纸交给霍皮，纸的上部和底部布满绳头一样小的数字和文字。他说这是司法部的克利斯特诺刚刚发来的，他们要霍皮仔细看一看。

    这份文件是费奇两个舞文弄墨的手下的杰作，他们从前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现在在华盛顿鬼混，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

    这份传真是对列昂·罗比利奥所作的凶相毕露的调查报告。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在那吓人的标题“秘密备忘录”下面，只有短短4段文字。霍皮一边吃着炸土豆条，一边飞速看了一遍。罗比利奥此次作证拿了原告50万。罗比利奥当初因侵吞公款被烟草焦点委员会解雇，而且还曾受到起诉，但委员会随后又撤了诉。罗比利奥有精神病史。罗比利奥在烟草焦点委员会工作期间，对两位女秘书进行过性骚扰。罗比利奥的喉癌，可能是酗酒所致，而非吸烟。罗比利奥是个臭名昭著的撤谎专家，他仇视烟草焦点委员会，日日夜夜阴谋报复。

    “哦。”霍皮叫道，露出了满嘴的土豆。

    “克利斯特诺先生认为，你应该把这个文件悄悄交给你太太。”尼奇曼说，“而她只应该让陪审团里她信得过的人过目。”

    “没有问题，”霍皮说他折好文件，塞进口袋，接着又抬眼朝这拥挤的餐厅四面八方偷偷瞧了一遍，仿佛刚刚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查阅了法学院年鉴和注册员提供的有限资料，他们又掌握到了一些情况。杰夫·考尔于1989年秋，作为法学院一年级学生进入堪萨斯。在1991年拍摄的三年级学生的集体照上，他板着面孔露了面，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他没有获得法学学位。

    他在读二年级时，是法学院橄榄球队的队员。在球队的一张集体照上，他和两个队友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这两个队友全都在1992年毕了业。麦克戴尔现在在得梅因的司法局供职，汤姆·拉特里夫则在威奇托一个法律事务所里当助手。立即向两地派去了调查员。

    丹特一到劳伦斯，便奔赴法学院，确认了年鉴上照片中的杰夫。他又花了1小时，翻遍了从1985到1994年的学生照片，却没有发现有哪个女孩子长相像马莉。这些年鉴内容很简单，法学院学生又都是严肃的成年人，许多人不愿拍集体照，丹特不过是在大海捞针罢了。

    星期一傍晚，一位名叫斯莫尔的调查员在威奇托市中心的怀斯和沃特金法律事务所找到了汤姆·拉特里夫，约好1小时后在一家酒吧碰头

    斯莫尔向费奇作了报告，并且从费奇那里弄到了尽可能多的背景材料。他以前当过警察，有两位前妻，现在的头衔是保安专家，在劳伦斯这意味着偷鸡摸狗什么都干，从监视汽车旅馆到操作测谎器。他智商不高，费奇和他通话时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拉特里夫到得很晚。他们喝了酒，斯莫尔便开始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消息灵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架势。拉特里夫则疑虑重重，起初很少开口。这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突然要你谈谈从前朋友的情况，是谁都会猜疑的。

    “我已经有4年没有见着他了。”拉特里夫说

    “和他通过话吗？”

    “没有。一次也没有。他念了两年就退学了。”

    “你跟他很接近吗？”

    “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很熟，但算不上好朋友。他出了什么事啦？”

    “没有。啥事也没有。”

    “那你为何这样感兴趣？你不认为该把原因告诉我吗？”

    斯莫尔把费奇的话学说了一遍。杰夫·考尔可能要在某个地方某个大案中担任陪审员，而他斯莫尔则是受雇于一方，前来摸一摸他的老底。

    “这个案子在哪儿开庭？”拉特里夫问。

    “这我不能说。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切全都合法。你本人就是位律师，这你是全懂的嘛。”

    他的确懂。在短短几年的律师生涯中，他主要是在一位诉讼合伙人手下充当苦力。调查陪审员候选人，既单调又耗时费力，这种差使已使他感到厌倦。

    “你说的话我怎么核实呢？”他像一个货真价实的律师一样一本正经地问。

    “我无权谈论这个案子的详情，咱们这么干，你看是否可行？如果我提的问题你认为对杰夫有害，那你就别回答。这够公平了吧？”

    “那就试试看吧。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我马上拍拍屁股走路。”

    “成，他为何从法学院退学？”

    拉特里夫呷了一口啤酒，低头想了想：“他是个好学生，脑子很灵。但是读了1年后，他突然不想将来当律师。那年暑假，他在堪萨斯城一家大事务所打工，过得很不快活而且他又坠入了爱河。”

    费奇迫切希望了解他身边有没有一个女人：“那女的姓甚名谁？”斯莫尔问。

    “克莱尔。”

    ‘姓什么？”

    又呷了一口：“我记不起来了。”

    “你认识她？”

    “认识。克莱尔在劳伦斯市区一家酒吧工作，那个酒吧是法学院学生常去的地方。我想他们就是在那儿相识的。”

    “你能描述一下她的容貌吗？”

    “干吗？你问的是杰夫呀。”

    “人家要我了解一下他在法学院时女朋友的长相。至于为什么要，我就莫名其妙啦。”斯莫尔耸了耸肩，他不过是奉命办事，他们对视了一会儿。真他妈的，拉特里夫想道，他这辈子再不愿见到这种人了。不过，杰夫和克莱尔的样子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

    “中等个子，大约6.5英尺。体形苗条黑头发，棕褐色的眼睛。一只漂漂亮亮的花瓶。”

    “她也是大学生？”

    “我说不准。我想从前有可能是。也许是研究生。”

    “堪萨斯大学？”

    “不清楚。”

    “那个酒吧叫什么名字？”

    “摩里根，在市区。”

    斯莫尔很熟悉那家酒吧，他常常去那儿借酒浇愁。欣赏欣赏大学女郎：“我在那儿结交过几个女朋友，”他说，“是个挺不错的地方。我很怀念它，”拉特里夫神色忧伤地说。

    “他退学以后干什么去了？”

    “不情楚。听说他和克莱尔离开了那个城市。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斯莫尔向他道谢后，又说如果有别的问题，能不能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拉特里夫答道，他实在太忙，但打个电话试试也无妨。

    斯莫尔在劳伦斯的头儿有个朋友认识摩里根酒吧的老板。人头熟是小城镇的一大优点。员工档案也不那么保密，特别是在酒吧这样的行业，老板上报的营业额还不到其现金收入的一半。她名叫克莱尔·克里门特。

    费奇听到这消息时高兴得咧着嘴巴，摩擦着又肥又小的双手，他喜欢这种跟踪追击。马莉现在是克莱尔了，尽管她费尽心机，想把过去的历史全部掩盖。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对着四壁高声朗诵着这战争的首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