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杰里酷嗜啤酒、赌博、橄榄球和喧闹，尼可拉斯建议周一之夜在一家赌场聚首，欢度这最后几小时的自由时光。杰里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离开法院的当儿，两人又想再邀请几位同事。

    主意不坏，但实现颇难。霍尔曼当然不愿。隆尼·谢弗显得心烦意乱、跟谁也没有搭腔，匆匆忙忙拔腿就跑出了法院。萨维尔新来乍到，毫不了解，显然离他最好远一点。这就只剩下一个赫雷拉，这位上校拿破仑，他们硬是不想高攀。他们不久就要在一幢房子里，和他一起关两个星期哩。

    杰里邀了雪尔薇亚·泰勒·塔特姆，亦即鬈毛狗。这两位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她离了两次婚。而杰里则正第一次闹离婚。杰里对湾区所有赌场都是熟门熟路，他建议到新开的“外交家”碰头。那儿酒吧有个大屏幕，饮料便宜，而且顾客的行动不受干扰，较为隐蔽。再说，女招待的大腿又长又靓，身上只穿一件三点式的游泳衣。

    尼可拉斯8点钟走进“外交家”，鬈毛狗已经在那拥挤不堪的酒吧里坐在一张桌旁喝着生啤。她心情舒畅地微微笑着。那愉快的笑容尼可拉斯在法院里面可是从来没有看见。波浪式的鬓发拢在脑后，下穿褪色紧身牛仔裤，上着宽松套头衫，脚登红色牛仔靴，虽然远远说不上漂亮，她此刻在酒吧里比在陪审席上要强得多。

    雪尔薇亚那双黑色的忧郁的眼睛，是一个在生活中屡经挫折的女人老于世故的眼睛。尼可拉斯决定在杰里来到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对她作一番挖掘，而且挖掘得越深越佳。他又为她要了一杯生啤，开始了他的闲聊。

    “你结婚了吗？”他明知她离婚后尚未嫁人，故意问道。

    她19岁时结了第一次婚，一胎生了两个男孩，如今已都是20岁的成年人。一个在海上钻井台打油，另一个在大学读三年级。

    二人截然不同。1号丈夫在结婚5年后离开了她，她独自把两个儿子抚养长大。

    “你有孩子吗？”她问。

    “没有。严格地说，我仍旧是个大学生，不过目前我在工作。”

    2号丈夫年龄比她大得多。也正是因此，感谢上帝，他们没有生出孩子。这次婚姻维持了7年，然后他就换了个比她更加年轻的模特儿。她为此发誓一辈子再不嫁人。

    屏幕上黑熊队正向包装工人队开球。

    雪尔薇亚兴趣十足地着着比赛。她喜欢看橄榄球，因为她的两个儿子当年都是参加高中联赛的主力选手。杰里风风火火奔了进来，先用警惕的目光朝身后看了一会儿，接着才为迟到道歉。他一口灌下第一杯啤酒后说，他觉得身后有人在盯梢。鬈毛狗听了不由地唉嗤一笑，嘲笑他道，现在陪审团里的人全都得了神经过敏症，跟踪的人离他们肯定是越来越近啦。

    “别提什么陪审团，”杰里说，“跟踪的我想是我老婆。”

    “你老婆？”尼可拉斯不解地问。

    “对。她雇了私人侦探尾随我。”

    “那你倒是巴不得早点儿被隔离起来喽，”尼可拉斯说。

    “可不是嘛，”杰里说，朝鬈毛狗挤了挤眼。

    杰里在包装工人队上押了500美元的赌注。他像个赢得赔不得的赌徒，紧张而又急躁地注视着屏幕上的球赛。上半场才打了一半，他已灌下4杯生啤。尼可拉斯和雪尔薇亚很快就远远落在他的后面。

    杰里不停地谈论橄榄球比赛和成功的下赌技巧。在他谈话的间隙，尼可拉斯也曾勉强发起了几次突然袭击，想把谈话引入案子的审理，但一次都未能成功。陪审团将被隔离，本来就是个令人不快的话题，他们又还没有尝到它的滋味，因而很难接茬。整天坐在庭上听证人作证，这个罪他们已经受够。在这休闲的时刻，再去重复基尔文博士的陈词滥调，哪怕只要想一想，也未免过于残忍。对本案审讯的前景，他们俩也不感兴趣。特别是雪尔薇亚，一提到产品责任这一普通的概念，也会恶心和头晕。

    哈金法官宣布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离的决定时，格里姆斯太太已被请出法庭，呆在正厅里。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霍尔曼对她说，今后两周他将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那是块陌生的土地，她也不能和他作伴。她一到家就拨通了法官的电话，把自己的想法向他倾诉。

    她反反复复地说她丈夫是个盲人，需要特别照顾。霍尔曼坐在沙发上，喝着每天一杯的啤酒，为妻子出面干涉大生闷气。

    哈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他将特许格里姆斯太太和霍尔曼一起住在他那汽车旅馆房间里，而且还可以和他一起吃早饭和晚餐，在生活上给他照顾，但不得与别的陪审员有任何接触，也不能继续旁听案子的审讯，以防止她和霍尔曼讨论本案。

    这一个解决办法，格里姆斯太太并不满意。她是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听了审讯情况的少数几位旁听者之一，而且对于本案已经形成了颇为强烈的看法。这一点她当然没有向法官或者霍尔曼透露。法官很坚决，霍尔曼气冲冲，但她最终还是占了上风，高高兴兴地回到卧室，开始收拾行装。

    隆尼·谢弗周一夜里呆在办公室把一个星期的工作统统干完。他打了许多次电话给乔治·蒂科，最后终于在他夏洛待的家里将他找到，把陪审团将与外界隔离的事告诉了他，根据原先作出的安排隆尼在本周晚些时候要和汤顿通话，因此他担心将要失约，法官禁止任何人直接把电话打进或打出汽车旅馆，在审讯结束以前不可能再和外界联络。

    蒂科对此深表同情，在通话过程中，他对于案子审理的结果表示了深深的关切。

    “我们纽约总公司的头儿们担心，陪审团若作出不利的裁决，会在整个零售行业，特别是烟草零售行业，产生强烈的地震波。天知道到时候保险率会高到何等地步。”

    “我一定竭尽全力。”隆尼保证道。

    “陪审团总不至于真会作出一个裁决，让被告方面赔偿一大笔钱吧？”

    “现在还很难说，案子才审了一半呢，谈论结果还为时太早。”

    “我们全靠你保护啦，隆尼。我知道这会让你处境困难。可是，他妈的，谁让你正好当了陪审员呢，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我明白。一定竭尽全力。”

    “那就拜托啦。你可是要挺住啊。”

    和费奇的冲突，持续的时间很短，而且毫无结果。在这个周一之夜，时间已近9点，人们还在办公室里忙忙碌碌，为第二天庭审作着准备；会议室里饭店送来的晚餐行将结束。一直等到这时，凯布尔方把费奇请进自己的办公室。费奇尽管很想立即回到那个方便店，但还是遵了他的命。

    “我想跟你讨论一件事。”凯布尔站在办公桌自己坐的那一侧，脸色严峻地说。

    “什么事？”费奇大声叫道。他也宁可站着，两手叉着腰。凯布尔要谈什么，他非常清楚。

    “今天下午我们在法庭上狼狈不堪。”

    “你并不狼狈。据我所知陪审团当时并不在场，因而无论发生什么事，对最后裁决都没有影响。”

    “你被人家逮着了，而我们则是遭到了羞辱。”

    “我并没有被谁逮着。”

    “那你对那件事怎么说？”

    “我说那是一个弥天大谎。我们没有派人跟踪斯泰拉·赫利克。我们干吗要盯她的梢？”

    “那么是谁给她打的电话？”

    “我怎么知道？肯定不是我手下的人。还有问题吗？”

    “有。进公寓的那个家伙是什么人？”

    “不是我的人。我没有看录像，这你是知道的，所以我没有看见他。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对方雇用的探子。”

    “你能证明吗？”

    “我啥也无需证明。我也无需回答你更多的问题。你的职责是管好这次审讯，安全方面的事用不着你费心。”

    “费奇，你可不要让我难堪呀？”

    “而你呢也不要输了这场官司，让我难堪。”

    “我是极少打输官司的。”

    费奇转身朝门口走去：“这我知道。你的活干得不坏，凯布尔。不过，你还需要从法庭外面得到一点小小的帮助。”

    尼可拉斯拎着两只装满衣服和日常用品的运动包。第一个来到法院。露·戴尔、威列斯和一名新来的法警正等在休息室外的走廊上，准备把陪审员们的物品收齐，暂时存放进一个空着的证人休息室。这时是星期二上午8点20分。

    “这些包准备怎么样送到汽车旅馆去呀？”尼可拉斯问，他仍旧拎着运动包，一脸怀疑的神情。

    “我们抽个时问开车送去。”威列斯答道，“不过，我们先要检查检查。”

    “简直不可思议！”

    “什么？”

    “谁也不准检查这些包。”尼可拉斯一边大声宣布，一边跨进空无一人的陪审员休息室。

    “这可是法官的命令呀！”露·戴尔跟着他走到房间门。

    “我不管法官命令不命令，反正谁也不准检查！”他把包放在一个角落里，走到咖啡壶旁，对站在门口的威列斯和露·戴尔大声说，“出去好不好？这是陪审员休息室。”

    他们后退了几步，露·戴尔关上门。过了几分钟，走廊里响起人声，尼可拉斯拉开门，看见门外站着的是米莉·杜勃雷。她满头是汗，站在露·戴尔和威列斯面前，身边放着两只大皮箱‘

    “他们要检查我们的箱包，可是他们别想。”尼可拉斯对她说，“咱们把箱子拿进来。”他一把抓住手边的一只箱子，费力地拎了起来，走进休息室，和自己的包放在一起。

    “法官下的命令嘛。”门外传来露·戴尔的叽咕声。

    “我们是恐怖分子吗？”尼可拉斯义愤填膺地大声嚷道，“他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我们会把武器偷运进来？还是会把毒品夹带进来！米莉拿了一个糖纳子，对尼可拉斯感激不己，感谢他保护了她的隐私。箱子里有些东西，她实在不愿，嗯，实在不愿让威列斯这样的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碰碰摸摸。

    “出去，”尼可拉斯指着露·戴尔和威列斯吼道。他们又退回到走廊上口

    到了8点45分，12个陪审员己全部到齐，休息室里挤满了尼可拉斯从法警眼皮底下抢救出来的行李。每个陪审员带着箱包来到时，他都曾怒气冲天暴跳如雷表演一番。陪审员们的火气也越煽越旺，个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与当局摊牌，9点整，露·戴尔在门上敲了几下，接着就转动把手，想开门进入休息室，休息室的门从里面锁住了。

    她又敲了敲。

    房间里除了尼可拉斯，谁也没有动弹。他走到门边问道：“谁？”

    “露·戴尔。时间到了。法官在等你们呢。”

    “告诉法官，让他见鬼去吧！”

    露·戴尔转身瞧瞧威列斯，威列斯正瞪着两只眼睛，伸手去摸他那把生了锈的左轮手枪。尼可拉斯粗暴的回答，连有些气得冒火的陪审员也大感震惊，但并未影响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决心。

    “你刚才说什么？”露·戴尔大声问。

    只听见咔嗒声，把手转动，尼可拉斯跨出休息室，踏进走廊，顺手关上门：“去告诉法官，我们一步也不会走出休息室，”他愤怒地盯着露·戴尔和她额上那肮脏的灰色刘海说。

    “不准你胡来，”威列斯拼命摆出一副恶狠狠的架势说。可是他那架势点也不凶狠，而倒是有点儿软绵绵。

    “你闭嘴，威列斯。”

    陪审团出事了，一阵兴奋的浪潮，在星期二上午将众多听众驱回法庭。街头巷尾，马路新闻满天飞。有个陪审员受到了恐吓。另一个陪审员的公寓房间被人破门而入，法官非常震怒，已下令把陪审团统统隔离。消息越传越神，流传得最广的一条是：烟草公司的一名侦探，在一个陪审员的公寓里当场被人发现，已经发出拘捕他的逮捕令，现在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正在满城到处搜寻促拿此人。比洛克西、新奥尔良、摩贝尔和杰克逊几个城市的晨报，全都在头版头条或是头版的“都市新闻”栏刊登厂大幅报道。

    光顾法院的常客们、一批一批地涌回法庭本地的许多律师，突然在法院里发现了紧迫的任务，整天在庭内庭外打转的各报的记者占据了前排，而且是坐在原告一边。华尔街派来的那帮小伙子在发现了赌场、深海垂钓和新奥尔良的那些通宵夜总会之后，来庭旁听的人数本已日渐减少，如今却倾巢杀回，一个不缺。所以这天早晨有许多人亲眼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露戴尔神情紧张，踏着脚尖。跨出陪审团进出的门。从法庭前面走近审判席。仰起头颅，和低头来的哈金法官低声交谈。法官的脑袋歪向一边，似乎起初没有听清，接着就茫然不知所措地盯着陪审团进出的那道门，威列斯正耸着肩头神情木然地站在门边。露戴尔报告完毕后，快步走回到威列斯站着的地方。哈金法官对挂着一个大问号的律师们的面孔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又看看满屋子的旁听者，接着又在纸上胡涂乱抹了一番。他在绞尽脑汁，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他的陪审团罢工了！

    法官手册上对此说了些什么来着？

    他把话筒移到下巴颊下说道：“先生们，陪审团出了点小小的问题。我得去和他们谈一谈。我请罗尔和凯布尔二位先生协助其余的诸位留在座位上别动。”

    陪审员休息室的门又锁上了，法官轻轻敲了三下，接着就转动门手。门纹丝未动。“谁？”门里一个男人的声音问。

    “我是哈金法官，”他大声说。站在门边的是尼可拉斯。他转过身来，朝同僚们得意地微微笑。米莉·杜勃雷和格拉迪斯·卡德太太这时正六神无主地在一堆行李旁边打转。她们神情紧张，坐立不安，生怕自己会被法官投入大牢，或者受到别的什么严厉惩罚。但别的陪审员依然是愤怒难平。

    尼可拉斯打开锁，开了门。他愉快地对法官笑脸相迎，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仿佛陪审团罢工是案子审理过程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

    “进来。”他说。

    这时，哈金已经脱去法官的黑袍，穿着一身灰色西装。他和罗尔及凯布尔排成一路纵队，走进休息室。

    “这儿出了什么事？”他问，一边用目光扫视着众人，大多数陪审员都坐在桌旁，桌子上凌乱地放着咖啡杯、空盘子和报纸。菲利浦·萨维尔独自站在窗边。隆尼·谢弗坐在一个角落里，敲着膝头上的计算机。伊斯特尔显然是陪市团的发言人，大概也是他煽风点火挑起了这场事端。

    “我们认为让法警搜查我们的行李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是不公平的？”

    “这很明显嘛。行李是我们的私人财物。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偷运毒品的贩子，而你也不是海关官员。”尼可拉斯说话的口气充满权威。他如此勇敢地当面和一位杰出的法官对杭，使大多数陪审员感到自豪。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不管霍尔曼会有何种想法，毫无疑问，他还是他们的领袖。而且，他还多次和他们说过这场官司中起决定作用的最最重要的人物，不是法官，不是律师，也不是被告和原告，而是他们！是他们这些陪审员。

    “将陪审团隔离时，从来都是要这样检查行李的嘛。”法官大人向伊斯特尔走近一步说。伊斯特尔比他高4英寸，可不会被他吓倒。

    “可是这也没有明文规定呀，不是吗？我敢打赌，这种事是由主审法官考虑决定的。对不？”

    “进行检查还是有一些正当理由的嘛。”

    “正当得还不够，我们决不跨出休息室一步。法官大人，除非你保证不碰我们的行李。”说这话的时候，伊斯特尔紧咬牙关，声色俱厉。哈金法官和两位大律师心里明白，他决非虚张声势，而且他说这番话又是代表了整个陪审团，陪审员们谁都没有娜动半步。

    哈金这时犯了一个错误。他侧过头来朝罗尔瞟了一眼，而罗尔正迫不及待地等待机会表现一番：“哎呀，法官大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陪审员的行李里难不成还会有塑料炸弹？”

    “你别说了，”哈金斥道。可是罗尔已在陪审员们心目中赢了一分。凯布尔当然拎得很清，他也想对陪审员们表达由衷的信任，可是哈金却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好吧，”法官大人说，“行李就不检查了。不过，要是我发现哪位陪审员带了我昨天发给诸位的单子上列出的违禁物品，我将以蔑视法庭罪严惩不贷，甚至会将其投入监狱。诸位都明白了吗？”

    伊斯特尔环顾四周，扫量着每一位同事。多数人都松了一口气，有几位陪审员还不折不扣地点着头。

    “这样很好，法官大人，”他说。

    “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审案了？”

    “还有一个问题。”

    “唔？”

    尼可拉斯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叽哩咕噜地读了一番，然后说道：“根据大人你的这一规定，我们的配偶每周可以来和我们相会一次。我们认为一次太少。”

    “你们要几次？”

    “需要几次就几次。”

    多数陪审员对此颇感意外，对于限制和配偶相会的次数，有几个男陪审员，特别是伊斯特尔、杰里和隆尼，曾经发出过埋怨，但女士们却无任何议论。如今让法官大人形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她们如狼似虎，离不开男人，这尤其使格拉迪斯·卡德太太和米莉·杜勃雷，难堪得无地自容。卡德先生几年前就患了前列腺炎，因而卡德太太便想借此机会公告周知，以便恢复自己的好名声。但就在此时，霍尔曼·格里姆斯却抢先开了：“我有两次就够了。”

    老霍尔曼在被子里面和太太折腾的那种景象，谁想起谁都会捧腹。一阵大笑，打破了一直笼罩着休息室的紧张的气氛。

    “我想不必作一次民意测验了，”哈金说，“就两次吧，诸位可同意？再难熬不就是两个星期嘛。”

    “两次也行。可能的话，再加一次。”尼可拉斯提出了建议。

    “好吧。大伙都同意？”法官抬眼望去。洛伦·杜克坐在桌边正咯咯地笑。格拉迪斯和米莉在拼命缩向墙壁，怎么也不敢正视法官的眼晴。

    “行啦，这蛮好啦，”杰里·费尔南德斯说。他两眼通红，头昏脑涨。杰里只要一天没有性生活，就会头痛，但有两件事他现在心里完全有数。他今后两周不能回家，对他妻子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值得高兴的事；在这期间，他和鬈毛狗会作出安排，解决他的困难。

    “我反对这件事的文字表述。”一直站在窗口的菲利浦·萨维尔说，这是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一次开口。他手上捏着法官制定的那张条规，“你对有权每周和陪审员相会的人所下的定义，不够全面。”

    这一节让他恼火的文字用标准的英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着：“每次相会期间，每位陪审员可以在他或她的房间里，单独与他或她的配偶、女友或男友度过2小时。”

    哈金法官和两位律师回头望着菲利浦。陪审员们全都在认认真真地读着这段文字，摸不透这个怪人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但哈金法官并不想把他摸透：“萨维尔先生，我向你以及诸位陪审员保证，在会面的问题上，本人绝不想以任何方式对你们任何人进行任何限制。你们在会面时干些什么，跟谁干，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我统统不管！”

    这番表态使萨维尔深感满意，同样也使格拉迪斯·卡德太太蒙羞难堪。

    “诸位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大人，谢谢你啦，”霍尔曼高声答道、他这时才又想起自己是陪审团的头。

    “谢谢！”尼可拉斯说。

    陪审团在陪审席上刚刚愉快地坐稳，斯各特·曼格拉姆立即向法庭大声宣布，他的问题已全部问完。于是由凯布尔向基尔文博士提出诘问。凯布尔提出的问题软弱无力，他像是已被这个伟大的专家彻底征服。对几个显然毫无意义的数据，两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基尔文说基于他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他认为大约有10％的烟民患上了肺癌。

    凯布尔没有反驳这一论点，而是接过手来加以强调。这是他从一开头就使用的手法，而且以后还要使用，一直用到案子结束。

    “那么请问基尔文博士，既然吸烟导致肺癌，得肺癌的为何又只有10％呢？”

    “吸烟大大地增加了患肺癌的危险。”

    “但不是每个吸烟者都会得肺癌，对吗？”

    “对。不是每个吸烟的人都会得肺癌。”

    “谢谢你。”

    “但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要大得多。”

    凯布尔的劲头上来了他开始追逼。他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为时长达20年的科研中发现，大城市烟民的肺癌发病率，远远高于农村烟民的肺癌发病率。不知基尔文博士对此研究是否了解？基尔文当然了解，虽然他与此研究无关。

    “你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吗？”凯布尔问。

    “不！”

    “你能提出一种猜测吗？”

    “可以。这个研究报告发表时引发过一场争论，因为它证明除了吸烟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肺癌。”

    “例如空气污染？”

    “对。”

    “你相信吗？”

    “这是可能的。”

    “如此说来，你承认空气污染会导致肺癌喽。”

    “可能会导致。但是我坚持我本人研究得出的结论。农村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农村中的非吸烟者，城市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城市中的非吸烟者。”

    凯布尔拿起另一份厚厚的研究报告，故作姿态地翻了几页：“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1989年发表的报告，其研究者发现肺癌与遗传和吸烟有关，基尔文博士不知是否熟悉这一报告？”

    “我读过这份报告。”基尔文答道。

    “你对它有何评论？”

    “没有。遗传不是我研究的领域。”

    “那么，对于遗传是否与吸烟和肺癌有关这一问题，你是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了？”

    “对。”

    “但你并不想对这个报告的观点提出质疑，对吗？”

    “我对该报告所持观点没有评论。”

    “你认识主持这一研究的专家们吗？”

    “不。”

    “那么你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是合格的专家？”

    “我不能。我知道，你肯定和他们谈过话了。”

    凯布尔回到座位上，拿起另一份研究报告，又返身大步走回到麦克风前。

    开庭两周以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那场使庭上所有人都深感迷惑、而且无人能解读其含义的效忠宣誓的即兴表演，星期一下午以前，法庭上从未出现过戏剧性场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陪审团事件。被告律师团里有个律师向华尔街派来的金融分析家中的一位透了点儿口风。他说，一般认为斯泰拉·赫利克是对被告颇为有利的一位陪审员。这番话我传你，你传他，每传一次斯泰拉对烟草公司的意义也随着增加一个数量级。等金融分析家们打电话向纽约报告时，她已被说成是被告失去的陪审团中的台柱，而这时的她正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由于马提尼威力发作而半醉半醒。

    为这个消息火上浇油的，是有关对陪审员伊斯特尔住所破门而入的更加美妙的传闻。人们不难设想，那个私闯公寓的人拿的是烟草公司的钱。既然被告已经被人逮住，或者说是至少受到很大的怀疑，他们的情况自然不妙。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陪审员。他们越轨又被人发现。天快要塌，地快要裂了。

    周二上午交易所开盘时，派恩克斯的股价是79.5，随后迅速下挫到78，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和谣传四起，抛盘在不断增加。上午交易时间刚刚过半，股价已落至76.25。这时突然从比洛克西传来了一条新的消息。一位身在法庭现场的金融分析家打来电话，向他的上司报告说，陪审团拒绝出庭，实际上已经罢工，原因是他们已腻透了原告方面的专家提供的枯燥无味的证词。

    一瞬间，这一消息已传得沸沸扬扬。在华尔街看来，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比洛克西陪审团的矛头指向的是原告一方。派思克斯股票价格立即调头向上蹿，到中午休市时分，已在上攻80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