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4位的压力下，斯穆特终于慈悲为怀，答应我们可以各自分头去柏树花园，而不必集体前往，也无需忍受那顿午餐的折磨。一天，布克和我在《美丽的亚美利加》的歌声中溜了进去，坐在后面。包娣小姐在精力充沛地给大伙儿讲维他命和适当锻炼的事。最后她看见了我们，并且坚持要我们走上讲台向听众们做一正式介绍。

    节目结束以后，布克溜到远远的角落里去会见他的委托人，提出他不希望别人听到的建议。由于我已经和多特见过面，和包娣小姐就她的遗嘱争论过几小时，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上次在此接待的第三位委托人迪温-迪维斯先生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我已把我那完全没用的建议写成摘要邮寄给了他，以便在他个人针对退伍军人部的小小战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包娣小姐的遗嘱尚未完成，没有签字。她的神经近来过于敏感。我拿不准她是否想改变遗嘱。但她说她好久都没有听到可敬的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消息，所以她可能不把财产留给他了。她的这种想法，我当然是全力予以鼓励。

    我们谈她的钱也谈过几次。她喜欢等到我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汗水从黏着泥炭的鼻子上一串一串往下滴的当儿，才突然提出一个古里古怪的问题：“假如我什么都不留给德尔伯特，他的老婆会不会起诉争夺我的财产？”或者：“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把钱给掉？”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会放下手中活计，钻出花丛，抹一抹脸，竭力想做出聪明的回答。可是到了这时，她往往已经改变了谈话的题目，想要知道那边的杜鹃花怎么老是不长了。

    在后院喝咖啡的时候，有几次我也曾提出这个题目，可她马上就会全身紧张，急躁不安。她对律师持有一种严重的怀疑态度。

    不过我还是设法弄清了几个事实。实际上，她是在第二次结婚时嫁给了一位名叫安东尼-默丁的先生。此人4年前在亚特兰大去世，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5年。很明显，默丁先生归天的时候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同样明显的是，对这笔财产的归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因为佐治亚州德卡伯县法院下令把有关的档案加以封存。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我准备与和他的财产有关的律师谈谈。

    包娣小姐想和我交谈。这可以使她在众人面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坐在钢琴附近，远离人群。我们挤在一起。两个人的头相距不过几英寸。别人还会以为我们已经一个月没见面了呢。

    “我需要知道你的遗嘱该怎么办，包娣小姐，”我说。“而且我需要先对钱的事有所了解，才能把遗嘱写好。”

    她的眼睛飞快地向四周扫了扫，好像人人都在偷听我们谈话。事实上，即使我们大声吼叫，这些可怜人中有一大半也不会听见。她身体向下一缩，手捂住嘴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投在房地产上，而是投在其他方面，如金融市场啦，互助基金啦，城市股票啦。”

    听她如数家珍似的念叨着这些投资的类型，我感到十分惊讶。她的钱一定真的是投在这些地方。

    “谁负责管理？”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并无必要。谁在管理她的钱，无论是对遗嘱还是对她的资产，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问只是出于好奇罢了。

    “亚特兰大的一家事务所。”

    “法律事务所？”我提心吊胆地问。

    “哦，不是。我不会把钱交给律师去管的。是一家信托公司。我把钱给他们托管。我死以前收益归我，然后我就把它遗赠给别人。法官当时就是这么判的。”

    “那么收益有多少呢？”我已经完全不能自控了。

    “嗯，这可不关你的事呀，对吗，鲁迪？”

    对，是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受到她轻微的责备，可是遵循律师界最优秀的传统，我还要设法把自己的过错掩盖起来。“嗯，这可能会很重要呢，包娣小姐。譬如，对于交税。”

    “我要你替我交税吗？交税我有专门的会计师嘛。我只是叫你替我把遗嘱重新写一下嘛。天哪，你肯定是没有弄明白。”

    博斯科走到了我们这张桌子的另一头，咧开嘴巴望着我们微笑。嘴里的牙齿多半已经掉落。她客客气气地叫他去玩一会巴棋游戏。对这些老人她特别和蔼温存。

    “你的遗嘱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板着脸说。“不过，你得拿定主意。”

    她坐得笔挺，夸张地深深呼吸，紧紧地咬着口中的假牙。“我想一想再说吧。”

    “行。但是请你记住，现在的这份遗嘱里，有许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万一你突然出了什么事，那就——”

    “我知道，我知道，”她乱舞着双手，打断我说。“你别教训我。过去20年，我已写过20份遗嘱啦。我什么都懂。”

    博斯科在厨房边大声哭泣，她快步跑过去安慰他。这时布克恰巧结束了咨询。他的最后一个委托人，就是上次在这儿时跟他磨了半天的那个老头。对布克提供的帮他摆脱困境的建议，老头显然不是那么高兴；我听见布克在尽力摆脱他时说的一句话：“哎，我又不收你的费，你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向包娣小姐致谢后，便迅速离开了柏树花园。《老年人法律问题》现在已成为历史。再过几天，课程就将全部结束。

    恨法学院恨了3年之后，我们突然面临解放。我曾听一位律师说过，要把在法学院经受的痛苦和辛酸慢慢遗忘，得化几年时间；但是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此后给你留下的将只有美好的记忆。然而当他追忆起法学院中那些光辉的日子时，他似乎充满了忧伤。

    我无法想象，将来某个时刻我在回顾过去这3年法学院生活时，会宣称这种生活毕竟是令人愉快的。但将来某一天，我也许会把一些欢快的记忆片断拼拢起来。因为和朋友们在一起，和布克欢聚，在尤吉酒家当差，以及一些其他我目前想不起来的人和事，的确曾带给我愉悦。而且我毫不怀疑，一想到柏树花园这些亲爱的老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布克和我将来定会捧腹大笑。

    将来有一天，这可能会很有趣的。

    我提出请他在尤古酒家喝杯啤酒。时间已是2点，天又下雨，是凑在桌边吹它一个下午的大好时机。这也许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布克很有同感，但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去办公室上班。马尔文-香克尔要他写一份辩护状，下周一提交法庭。整个周末，他都将把自己埋在图书馆。

    香克尔每周工作7天。在孟菲斯，在民权诉讼领域，他的事务所成绩遥遥领先，现在正在获得丰富的回报。事务所有22位律师，全是黑人，一半是女性，全都按照马尔文-香克尔苛刻的工作日程办事。秘书们的工作3班倒，所以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至少有3个24小时。布克把香克尔看成自己崇拜的偶像，所以我料定，过不了几个星期，他也要在星期天工作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抢劫银行的强盗，开着车在郊区转悠，对一家家分行进行侦察，以便决定哪一处最便于下手。在一座用玻璃和石头砌成的现代化四层大楼里，我找到了想找的那家事务所。它位于东孟菲斯，门前有一条狭窄而又繁忙的马路，向西通往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这就是当年市区的白人向郊区迁移时聚居的地方。

    这家事务所有4位律师，都是三十五六岁，也都是孟菲斯州大的校友。我听说他们在法学院读书时就是朋友，毕业后分别到市内几家大事务所工作，对那些地方的压力渐渐产生不满，于是又重新聚集一起，从事比大事务所要轻松一点的业务。我看过他们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广告占了整整一页，据说广告费每月高达4000美元。他们什么业务都接，从离婚到房地产到划区纠纷，但是他们在广告上用黑体字标出的特长，当然是人身伤害这一项。

    不管一位律师从事什么方面的业务，他或她多半都要吹嘘自己是人身伤害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律师永远也不会拥有可以按小时收费的客户，他们捞大钱的唯一希望，就是做那些受了伤或者送了命的人的代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钱来得相当容易。假定有一个人在车祸中受了伤，肇事的开车人事前保过险；受伤的这一位进医院躺了一个星期，断了胳臂或者断了腿，工资也受到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律师赶在保险公司理赔员之前找到他，那么他的赔偿要求就可以私下了结，获得5万美元。律师化了点儿时间翻翻文件，但却不一定需要提出诉讼。他最多化30小时，却拿回15000美元左右的手续费。这就等于每小时500美元。

    这样的肥肉，哪个不垂涎三尺！所以孟菲斯黄页上的律师们，无不大喊大叫，热情召唤受到人身伤害的客户。不需要任何出庭辩护的经验，99％的案子都是私了。唯一需要的技巧就是让双方在文件上签字。

    我不在乎他们怎样做广告。我唯一关心的是能否说服他们雇用我。我在车里坐了几分钟，望着雨水敲打车窗。我宁愿被人用牛鞭抽打，也不想走进这家事务所，热情地望着接待员微笑，像挨家挨户兜售的推销员那样和她闲聊，然后拿出最后的招数混过她的关卡，去见她的某一位上司。

    我无法相信我正在下车走向这家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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