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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康时自戎州来，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益州一路，交钞泛滥，物价暴涨，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盗贼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西南之患，蛮夷实不足道，可惧者实是内患。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蜀中长吏，虽百死莫赎其罪。下官以为，朝廷当早下敕令，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益州提刑使李鲁仲、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贤能替之。”章惇直视吕惠卿，言辞慷慨，咄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上下勾结，欺瞒朝廷？”吕惠卿撇撇嘴，道：“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辞。唐康时在戎州之时，便刚愎自用，与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为求脱罪，故意危言耸听？”
“相公这是诛心之论吧？某正想问吕相公，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编修律令，怎会不知？”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来，他也没有退路了，这时针锋相对，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他缓缓起身，凝视吕惠卿，亢声说道：“以某之见，唐康无罪！”
“无罪？！”
石越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许多人都不可思议地望着他。连吕惠卿都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但国法无亲……”
“某敢问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
“《建隆详定刑统》，擅发兴：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吕惠卿白着脸，与石越对视着，冷冰冰地回道，“唐康时与田烈武、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当处绞刑！虽其本意为国除奸，但国法无亲，其罪如此。纵有恩敕，当自上出，岂得谓无罪？”
“大宋刑统，确有这么一条。但是诸律令条文，是否皆有疏议？”石越淡淡反问道。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心里暗暗犯嘀咕，他虽然博学，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他更是不用说。但是所有法律条文，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毕竟很多的案子，一旦有争议，就必须根据法律解释与判例来定罪。
“这是自然。”
“那么敢问诸位大人，《唐律疏议》，是否可以为解释之依据？”
这时厅中有部分的博学之士，心里已是恍然大悟。冯京便即捋须笑道：“宋承唐制，《建隆详定刑统》，虽出于周，然其源便在《唐律疏议》，虽然不可事事皆依《唐律疏议》，还需以事论事；但《唐律疏议》，确可以做为解释之依据则无疑。”
石越点点头，环视众人，高声道：“《唐律疏议》卷第十六擅兴，释此条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疏议曰：其有寇贼卒来入境，欲有攻击掩袭；及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反叛；或外贼自相翻动，内应国家。如此等事，急须兵者，‘得便调发’——谓得随便，未言上待报即许调发。虽所在人兵不相管隶，急须兵处，虽比部官司亦得调发，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与，各即言上。此所谓‘急须兵处，不容先言上者’。”
“又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疏议》曰：应机赴敌，急须兵马，若不即调发及虽调发，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谓军务警急，听先调发给与。‘并即言上’，以其不即言上，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谓非兵寇，直是逃亡，或为盗贼，所在官府得权差人夫，足以追捕，不同擅发兵之例，故云‘不用此律’。”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须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须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疏议》，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以此例？”
“若是依此，则某以为，唐康时、田烈武、李浑，并无罪有功。”石越淡淡笑道：“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况其并不曾有罪，更无必要行此下策。”他说完，斜睨了吕惠卿一眼，抱抱拳，退回座中，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样的事情，若在几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无策。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做个小小的律师，实已不在话下。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唐律疏议》他是读过的，但他毕竟不是大理寺的法官，刑部的郎中，仓促间怎么便能说想来便想起来？何况这些法律著作、条文、成例，对于士大夫来说，本是弱项；否则那些小吏们如何能上下其手，欺上瞒下？但是《唐律疏议》对于宋人来说，偏偏又是一部极有说服力的法律著作。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来便不能不得到人们的同情，他也早有心理准备，即便判决从严，皇帝也可能会特敕——更何况而今石越竟然找出依据来了！虽然在唐朝时没犯法不代表在宋朝就不犯法，但是他已经可以想见，这件本来就会有争议的事情，将出现更大的争议。大宋朝廷，是非得给这“擅兴律”做出司法解释不可了。
但这司法解释，却已摆明了会对唐康有利。从石越引叙的疏议来看，他竟然是想连田烈武、李浑也一起保了！
“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但他擅杀叛卒数千，又当如何？”转瞬之间，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
“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敢问相公，主将捕得叛兵，不可以军法从事么？难道千里之外，还要请示枢府、卫寺而后杀？李浑既是军法官，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大宋的军法，处置违法之将士，是依阶级定，非是以人数定。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无论唐康、田烈武、李浑，都有权处置。章大人做过卫尉寺，不知某所言当否？”石越心念一动，便已决心把章惇彻底拖下水来。
章惇没料到石越这一手，饶是他再果决，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话，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依宋朝的军法，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也可以立斩以闻。对于军法官而言，他们的处置权力，主要针对的对方的阶级，而不是对方的人数。一个士兵犯军法，他们有权处置；十个士兵犯军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要说便宜行事杀了，似乎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雄军二军兵变叛乱，杀害长官，屠杀平民，可以说证据确凿。依石越这么一说，他的确是有权“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这其中却透着不对劲，毕竟那是数千人的规模！以唐康与李浑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决定数千人的生死？若说他们没有越权，怎么说都透着别扭。
不过这个时候，章惇已经不可能站在“是非”一边，而只能别无选择的站在“利害”一边。就算心里认为石越是在诡辩，他也必须声援他。
“以军法而言，确是如此。”
“况且，纵是有罪，亦不过贬官而已。唐康时又有何必要为脱小罪，而犯欺君之大罪？”石越计算着时机，一得章惇肯定的答复，便立即接口，将焦点引回来，绝不给众人缓过气的机会，他的这句话却是极有道理的，就算把唐康、李浑之罪等同于杀降，前线将领杀降、甚至滥杀敌国的无辜百姓，虽然条文上罪责不轻，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判过重罪的。
“下官敢以人头担保，唐康、田烈武辈皆是忠臣义士。其言可信。”事已至此，章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下重注，石越的立场已经说明，他顺手便抛出杀手锏：“下官已经替唐康时将他有关西南之奏折递入禁中。益州路此时到底是何种局面，下官以为，非要查清不可。益州腹地不稳，而欲使大将建功于外，岂非缘木求鱼？况若果真川峡大乱，诸公谁能担此罪责？”
“章大人所言甚是。”文彦博根本不给吕惠卿说话的机会，马上接口道：“益州路局势，朝廷定要了若指掌才行。方才李大人担心叛夷与盗贼里应外合，想来李大人亦是知道益州盗贼猖獗？”
老谋深算的文彦博顺脚便将皮球踢给了李宪，逼他表态。这显然是天平上一颗份量其重的法码。李宪不由暗暗叫苦。宋朝的宦官，地位与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所不同。若说他们没军权，他们的军权甚至重于晚唐——宋朝的宦官常常为统军大帅，节制方面；若说他们不能干政，可许多的宦官俨然便是行政官员，工程水利乃至地方行政司法，都有他们的身影；此外掌管帝国的府库，采购各种物品，更是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在熙宁以前，对于朝廷究竟有多少钱这种事情，也许宦官们知道得比三司使更清楚……但是，如此种种，却丝毫不能代表宋朝的宦官有多高的地位。象李宪尽管常年统兵在外，称得上一方诸侯，但如果皇帝要他死，遣一书生持一纸诏书，他就只能自尽。宋朝的制度，以及士大夫阶层整体的强势地位，已然决定了大宋的宦官们，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与机遇在这个体制之内取得让许多士大夫都为之眼红嫉妒的高位，并且对朝局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做为一个利益集团来说，与汉唐不同，宋朝是不存在一个叫“宦官”的利益集团的。仅仅对于单个的宦官来说，他们才是大宋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享受种种特权与优待，同样也要遭受种种的歧视与猜忌。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周旋于士大夫与皇帝之间。
李宪是个极聪明的人，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能有今日的地位，除了他的军事才能之外，他懂得谨慎地避开朝廷的是非，只是单纯地向皇帝效忠，亦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小心谨慎了一辈子，仅仅是一次回京叙职，便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当然会将这次会议的内容详详细细地报告给皇帝以划清界阶——他心知肚明，这也是文彦博请他与会的原因——但此时，李宪只能暗暗后悔自己多嘴。文彦博平素方正自持，极少耍手段，有时候会让人误会他只是纯粹的儒士。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用切肤之痛来体验文彦博究竟是凭什么做了三朝元老的！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将朝中重臣一网打尽！这位硕果仅存的庆历老臣，的确不是吃素的。
“太傅，下官从未去过益州。益州究竟局势如何，下官亦不得而知。所谓‘盗贼’，不过是听到一些流言罢了。”李宪沉吟了一会，方模棱两可地说道。
“空穴来风，必有其因。李大人远在凉州，竟也听到这样的流言。不论是真是假，朝廷都应当设法彻查才是。依某看来，若不问而定方、李、王诸辈之罪，似嫌草率了些；但若置之不理，直是吾辈无能。不若趁此机会，将益州四司调往他路，另委贤能。待新官上任，查明真相，果有欺君罔上，再治罪未迟。未知吕相公与诸位大人意下如何？”文彦博含笑望着吕惠卿，虽然实实在在是在逼吕惠卿表态，听起来倒让人以为他是在和气地与吕惠卿商议。
吕惠卿“呃”了一声，不假思索地回道：“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以某之意，益州若新委官吏，不熟民情，只怕坏事。不过……”说到此处，他微微沉吟了一下，眼睛瞄了一眼李宪。他自己也知道文彦博请李宪来的用意，其实又岂止是李宪，只怕这厅中有一大半的人回家后便会立即上表向皇帝禀报这里发生的一切。若是自己这么一意阻挠，反倒显得自己此地无银，眼见这么多重臣，要么直接站在自己对立面，要么持中观望，等着看好戏，亲附自己的几个人却没有一个受邀出席。自己势单力孤，文彦博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若依然半步不让，形迹太露，他就真不知道将有多少弹劾自己的奏折在等着自己了。“不过，如唐康之语，李大人所闻流言，的确亦不可等闲视之。某以为可如此处置：西南局势，的确需要选派良将为经略使统辖兵权，不妨便在这经略使外，另委一巡边观风使前往益州观察军民政务。太傅以为如何？”
吕惠卿这么一表态，颇有点出乎众人意料，文彦博一怔，立时便知应当见好就收，因问道：“那么这经略使与巡边观风使，吕相心中可有合适人选？”
吕惠卿笑道：“经略使须是宿将，且要有破敌方略，方可以担此重任。至于巡边观风使，不仅需通晓兵事吏治，还须熟悉益州情势。这样的人选，仓促决策，多有不妥。以某之见，还须请朝中大臣商议举荐，由枢府荐经略使，都省荐观风使，恭请皇上圣裁。”
文彦博眉头微微一跳，旋即笑道：“枢府主武，都省主文，理应如此。”
“如此事不宜迟，太傅，今日便议到处罢。我等还须早点入宫觐见，向皇上禀报此事。”
文彦博微微额首，起身抱拳道：“如此，某便与吕相公一道进宫见驾，向皇上禀明今日所议之事。至于何时召见诸公廷议，皇上自当另有旨意。不过，还要劳驾回官署的诸公，请错开分道而归。”
“太傅，这又是为何？”王珪早就想起身离开这是非之所，此时闻言，不觉愕然问道。
文彦博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未及答话，吕惠卿已笑道：“禹玉兄，这里诸公的官署多在宣德门附近，叫官员百姓们见到，还以为这么多两府大臣一道进宫，这汴京可又要流言四起了。”
石越用眼角瞄了一眼满面春风的吕惠卿，又看了看文彦博下首的司马光。他早已留意到，今日甚少说话的司马光，每次目光扫过吕惠卿时，嘴角都会不自觉流露出一丝讥笑，那种表情，象极了猎人看到猎物进入圈套还懵然不觉妄作聪明时的神态。吕惠卿以为他逃过了这一关，他固然让步同意派人入蜀，却又将巡边观风使的人事权划到了尚书省，使枢密院与文彦博以后无法对此置喙——但石越却有一种预感，文彦博与司马光，必然还有他们厉害的后招。
不过……石越忽然微微一笑，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主导大宋未来的西南政策的，也未必便会是文彦博与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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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没有官署要回，为了节省开支，免除增设冗官之烦，他负责的“编修敕令所”，与宋朝历代的类似机构，都有所不同。这实际上已经类似于一个官方性质的学术研究所，编修敕令所中，官、吏加起来不到十名，绝大部分都是白水潭学院与太学的师生，他们虽然为官府办事，但是却没有官衔，只是单纯的聘任关系。本来让石越负责这么一个冷衙门，其实不乏他的政敌们想借此用一些极繁琐的工作把他困住的意思，而在皇帝看来，让石越有点“事情”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也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对于石越如何折腾他的“编修敕令所”，别人都不怎么关心，至于他管辖的官员，更是越少越好。不过既在所有人意料当中，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石越在编修敕令所，果然又有了新的创举——经常有人将石越比做年轻时的文彦博，这两个人无论是做大事做小事，总是能做出一点可以成为官方典范的事迹来——这位提举编修敕令石越“不负众望”，上任没多久，就请旨设置了数十个级别不同的课题，分别委托太学以及各学院进行整理研究，甚至连远在杭州的西湖学院都争取到了一个有关市舶务法令的课题……而在汴京的编修敕令所，只需要为它的课题挑选合适的学院，审查参预课题研究的师生资格，与学院签订契约，不时派人监督检查课题进展，根据各课题组的申请向各个衙门移送公牒索取相关的文件档案……结果，这个曾经被人预期会非常繁忙的机构，竟然颇为悠闲，至少石越本人是非常的悠闲。相比之下，枢府、兵部、三衙等机构一起设置的负责编撰宋军第一部正式的军法典以及重新修订各项军事条例、操典的编修所，虽然上上下下有近百名文武官吏，但依然显得忙碌不堪。而尤其是这个编修所是由枢密使文彦博挂名担任提举使的……两相对比，尤显刺眼。而从实际操作的效果来看，石越的方法也是相当有效的。如果让官吏们来做这种事情，不仅耗时长，而且官吏们都认为这是冷衙门，极少有人能有积极性，往往导致错误百出。但各个学院却不同，为了争夺这些课题，他们抢破了脑袋，虽然有些小的课题石越只能象征性提供几十贯甚至是十几贯的经费，但大部分学院都耻于谈钱，他们看重的也根本不是钱，而将这视为一种荣誉……实际上，在抢夺课题的过程中，只有西湖学院名目张胆地与石越讨价还价过……
最算再反对石越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编修敕令所的确是大宋最精简节省的机构。本来石越甚至连官署不打算要，准备在白水潭学院租几间屋子便可以，但是不料却因此被台谏弹劾，以为这样“有失体统”，迫不得已，他才把官署设到了国子监附近。不过基本上，这个官署里面经常布满了灰尘，石越常常隔上十天半月才会来一次，上司偷懒，下官们自然有样学样，有事没事便往太学或白水潭学院跑，过份一点的甚至会跑到西京甚至大名府去——当然，他们是去“检查督促各课题组的进展”，实际原因则是，大宋的确也颇有几所财大气粗的学院，但是，象西湖学院那种锱铢必较有辱斯文的学院，他们是绝对不会去的。也只有在石越发明软笔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这里的官员们才算是倒了点小霉。
不过，石越此时心情甚好，所以没打算去编修敕令所打扰下属们的睡眠，上了马车后，石越吩咐了一声：“回府。”便开始闭目养神。但他只闭得一会儿，便总觉得心里挂着一桩事情，心烦意躁，怎么样也静不下心来。如此几番，发现无论如何，那个幽灵一般的念头总是挥之不去却又捕捉不获，他干脆睁开眼睛，苦苦思索自己究竟是发现了什么。
马车一路穿街过巷，因为石越极讨厌那种官员出门清道的排场，所以也极少带仪仗出门，他在陕西招募的亲兵卫队，在战争结束后，石越便利用自己的特权，将大部分跟随自己的卫士安排到了西军中。极少数随他回京的亲兵，也陆陆续续遣散，有的回了陕西，有的进入禁军，有的则在官府当小吏。只是鉴于当年在陕西被行刺的经历，加上他毕竟也是宋廷的二品贵臣，必要的仪仗与排场有时候必不可少，在潘照临的坚持下，石越才最终留下了四个武艺出众又极为忠心的亲兵。所以在汴京，每逢石越出门，往往便是一驾马车，四骑或五骑（加上侍剑）护卫相从而已。这样的行头，甚至还不如一个有钱的商人，在汴京的街头实在太不出奇了。不过，这样的作风，不扰民是不扰民了，但是行进速度却会变得极慢，特别是从文彦博府到学士巷，要经过几个闹市区，路上人来人往，马车的速度有时候还不如步行来得快。
如此随着人流缓缓地穿行了大约二三十分钟，冥思苦想的石越忽然一拍椅子，只觉灵光一闪，他终于想起他心里挂着是什么事了——文彦博、司马光心里肯定是有了巡边观风使的合适人选，才会这么轻易与吕惠卿妥协的！吕惠卿以为他占据了任命益州巡边观风使的主动权，但是他万万料想不到，这个人选，文彦博与司马光心里早就有数，这个人，至少是不会亲附吕惠卿，而且一但推荐出来，能让皇帝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无话可说的人！所以，文彦博与司马光实际上是隐操胜券！
石越仔细回想今日在文府的前后经过，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闪过文彦博与司马光在不同时刻的细微表情变化，越想越肯定自己的推测。亦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解释这一切。
但是，这个人是谁呢？
瞬间，石越又怔住了。
文彦博、司马光心目中的这个人究竟是谁？石越开始一次次过漏他认为可能被推荐的人选，又一个个地否决。有资格担任观风使的人很多，有能力胜负这个职务的人也不少，但是，在石越看来，似乎没有一个人有必操胜券的把握。文彦博与司马光固然能提出这些旧党或者亲附旧党的人选，但吕惠卿手中同样也有旗鼓相当的人选，在一个由吕惠卿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尚书省，这些人选并没有优势可言。
一时间，石越大惑不解。
他确信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不知道文彦博与司马光究竟会推荐谁，他的判断便算是正确的，也毫无意义。
对于石越来说，他最擅长的，便是料敌先机，事先盘算新党与旧党的打算，然后利用他们的矛盾推出自己的主张，从中牟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不过，随着新党与旧党越来越远离极端倾向而转向温和靠拢，他们便越来越会妥协；而所谓的“石党”越来越壮大，石越的这种招数便越来越不灵便。毕竟，扮猪吃老虎的前提是你的实力不能引起别人的高度警觉。但另一方面来说，几乎失去一切直接权力的石越，要发挥自己对朝局的影响，甚至一举翻盘，又不能不利用这一招。
也许，迟早石越的势力会真正成为大宋的第三种势力，站在正面与新旧两党交锋。但那个时刻，肯定不会是现在。
现在的石越，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地方，叫“编修敕令所”。
但石越并不打算因此而放弃对朝局发挥他的影响。他蛰伏得够久了，冬眠期已经过了。扳倒吕惠卿，带领大宋走出益州的泥潭……这一次，石越并不准备当看客。他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意识到：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是他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他绝不能容许任何人破坏他的成果。
然而，那个人究竟会是谁？
“停车！”石越忽然大叫一声，马车缓缓停了下来。“去大相国寺。”沉吟了一下，石越吩咐道。他知道，今天潘照临肯定在那里和智缘大师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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