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马政之腐败低效,在熙宁年间的宋朝官场上,也是罕见的。每个牧马监,每年数以十万贯计的国帑投入进去,空占着成千上万顷的草地,供给军队的战马却少得可怜。说宋朝不重视军队建设,绝对是冤枉的,被讥为“重文轻武”的宋朝,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官政府中最高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它的这个纪录,不仅仅是空前,而且必然也绝后——然而,宋朝的问题是,大量的军费,便如这马政一样,被贪污、浪费,却收不到应有的成效。
石越几乎是自入陕之日起,便决心要改革马政。但是马政是国之大事,牵涉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民政。其中更有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石越本来想从沙苑监私卖马匹给蓝家的弊案打开一个口子,来改革马政,但是查了几年,都不得要领。这中间层层庇护,利益纠缠,石越纵是个木瓜,也可以知道一二了。何况他更是一个天生的能臣,这几年处理庶务的才干,连李丁文、陈良、刘庠这些人都很是赞赏的。
本来马政的事情,因为这座冰山实在深不见底,石越也不免投鼠忌器。他的政治资本并非不雄厚:有皇帝的宠信,有士大夫中的威信,有民间的支持;在党派上,不仅得到许多庆历老臣的支持,旧党中有支持他的,新党中也有亲附他的,而且隐隐还有自己的派系;在政务上,他守杭抚陕,在中央主持改革,其推行的政策可以说影响到大宋的每一个角落,若论到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连王安石都得自叹不如。在军事上,倡导军制改革,对西夏接连取得两场大捷——自古以来,都是军功最重,以文臣而有如此军功,皇帝纵心有疑忌,但亦忍不住要倚为干城,而在朝廷中,他说话的份量无形中也提高了许多。
但是,纵是有如此资本,面对着沙苑监弊案后隐藏的黑幕,也不禁要迟疑,要权衡。牵涉的文臣过多,难免会激化党争;而牵涉的武将过多,则甚至有可能激起兵变。石越在暗地里也咬牙切齿了好几回,但政治是现实的。不顾一切的蛮干,既便是在你的力量足以压倒一切之时,也并非最佳之选择。因为对手是绝不会坐以待毙,激烈的冲突下,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就是要懂得权衡这一切。在石越看来,其实政治与商业并无本质的区别,无非是“成本、收益、风险”六字真言,只不过政治买卖的对象无所不包,远比商业的对象要广泛。而能否在这六字真言中找到一个最佳的点维持平衡,便是判断一个政治家素养的唯一标准。
石越并不希望过早的激化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并非是他认为收益比不上成本,而是认为风险过大,这种程度的收益还不足以让他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
而大多数时候,他也不喜欢蛮干。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换一条路好了。
在兴修水利、改革驿政、重定户等这一系列措施推行后,被财政紧张逼得喘不过气来的石越,终于不得不想方设法节流。而被搁置的马政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进入石越的视野。
石越推出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没钱而逼出来的。
但是他推行马政改革的时机,也算是恰到好处,至少比起几年前要更加合适。
“马政的事情若说起来实则很简单。学士上的劄子,其实是想让朝廷放下牧马监这个大包袱。故此请朝廷恩准,将陕西一路所有牧马监,全部转为民营马场,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
民间富商豪绅,竞拍买下牧马监,每年只要能保证以市价供给军队规定数量之战马,则朝廷可免其税务,否则可加以惩罚。战时朝廷要租用驮马,亦只按价租马便是。
如此亦算是官民两便。但凡陕西、河东、河北之牧马监,固然不如西夏、契丹,然亦是水草丰盛之处,果真用心经营,善配马种,再不如意,亦会比今时要好。只要能保证供马,花费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马,于朝廷亦是好事。陕西实行之后,若行之有效,将来还可推广至全国。每岁朝廷由此节省下的国帑,至少亦有十余万贯。“陈良娓娓而谈,条理甚是清晰,”然出人意料者,是此事在朝廷竟久不能决,异议者甚众。学生将所有异议归纳起来,其要者不过四条:一是以为商人重利轻义,不可信任,马政是军国之重,不可寄之于商人,持此议者甚众。这一桩事,还得多谢桑长卿,《汴京新闻》联合《海事商报》连续数月,刊发了上百篇文章,驳斥此类成见。两报援引古今事迹,力证商人因为重利,反重信用,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且军器监改革,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物美而价廉,更是现成的例证。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王珪)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在白水潭召开会议,两派公开辩论,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
陈良所说之“白水潭会议”,是宋朝建国百年来的一大盛事。石越自是早已知道,但此时听陈良说起,亦不禁脸露微笑,心中依然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亲临会场。自从汉昭帝盐铁会议、汉宣帝石渠阁会议、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历史上已经太久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皇帝亲临、朝野官员学者共聚一堂,互相辩论政策、学术上的异同,以求达成一致,辩论之时没有人能以权势身份压人,只求以理服人,辩论之后将所有言论结集出版,公布天下,传于后世。
对于这样的场景,石越以往读史书之时,常常心向往之,不料当生活中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时,自己却失之交臂,只能靠读着白水潭会议后出版的《义利集》来想象当时热烈的情形。
陈良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其余三条则执论者皆不多。一是以为将所有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过于不近人情;一是以为牧马监不止供应战马,亦担负平时牧养战马之责,一旦转为民营,此事必须解决;一是以为马政之不振,是由地理位置使然,纵然转为民营,亦不见得会更好,只恐反而坏事,且为政务在简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异论,皆不足道。枢府已颁明军令,马军须牧养战马,以精练马技。且朝廷亦可将一些战马寄养于马场,先付预费用,计其支出,总要好过如今之牧马监。故此,皇上终于下定决心,准了学士的《再论马政劄子》,其意也是想看看陕西一路施行之效果如何。毕竟全国牧马监,陕西一路只占少数。但是,朝廷却又加了一个尾巴,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
石越微微叹了口气,侧过头去,却见李丁文微微睁开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心照不宣的交换了一下眼神。
朝廷加这个尾巴,内里涵义是十分丰富的。一个马政,不知道牵扯上了多少官员,虽然白水潭会议辩论失败,让皇帝下定了决心,而那些既得利益者迫于舆论,亦不得不退步,但是他们毕竟不肯轻易吐出这块肥肉的。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立马就将汴京、江南、蜀中那财大气粗的富商们挡在门外,从而除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一定是自信在陕西路内,无人能竞争过自己的。而只要马场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经营得好,利益是自己占了;经营不好,则是石越的马政改革失败。到时候推动重来,又可以吸吮国库的钱财。而在皇帝方面,肯定也不愿意见到江南的富商们到处伸手……
“还真是敢小看我石某人啊!”石越在心里冷冷的说道。“只要准了马政改革劄子,此事便操于我手,我还不信陕西这么大地方,还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来经营马场。”石越是绝不能容忍马政改革被破坏的——将牧马监转为大规模的马场,在石越而言,也不仅仅是改革马政这么简单,这还是他雄心勃勃的改善整个陕西生态环境计划中的一环。陕西的疲弊,除了当时现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千余年来的过度开发,耗尽了陕西的元气。在石越看来,将陕西由农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恢复陕西生态的关键。熙宁年间的陕西,相比起一千年后的陕西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将保护生态的关键地带,逐步转变为牧场,防止农业带来破坏,留给子孙后代的陕西,完全可以重现它“天府之国”的美誉(注:关中古时被称为“天府之国”)。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良现在所耗费心血而努力的,还不仅仅是百年之计,而是千年大计!
“学士事先已有钧令,凡涉嫌沙苑监案的家族,要尽量避免让他们竞拍下牧马监。”陈良无奈地苦笑道:“但将这些人排除之后,学生却发现,整个陕西路,竟找不出几家有资格又愿意来竞拍马场的人家了。陕西一路的风俗学士是明白的,清白持家的士大夫的确也有许多,但是大多不喜货殖,讲究的是诗书礼义传家。让他们力耕、垦田、淤河、兴修水利,他们不会后人,但是让他们从事货殖、经营马场,却是多半不屑为之。且平心而论,最适合经营马场的几家,反倒是与沙苑监案有牵涉的几个家族……”
石越听到这些话,虽然明知是事实,脸却不由自主似的沉了下去。
“子柔的意思是,我绕不开这些人?”石越冷冰冰地问道。
“学生是以为,至少,学士绕不开卫家。”陈良并没有因为石越不喜而有所畏缩,照样直言不讳。
“啪”地一声,石越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上,桌上茶杯乱晃,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陈良毫不退缩,一双眸子直视着石越。
李丁文微微睁开双眼,望着二人,半晌,方淡淡说道:“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行大事者,岂能无容人之量?”
“是容人还是藏污纳垢?!”石越讥讽地说道,“卫家不过一土财主,凭什么便非得俯仰其鼻息?”
“为行大善,有时候必须忍小恶。”李丁文严肃地说道:“且公子所言差矣,卫家非土财主可比。且不论其家世背景,单是卫棠与《秦报》今日之影响,便是不可轻视者。汴京之人,能视桑家为土财主否?”李丁文说话全不客气。
石越转过头,久久注视着李丁文,心中实是恼怒异常。但即便是盛怒之时,他心中也有一丝清明,知道自己恼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李、陈二人说的都是事实。这等事情,若是才来那几年倒也罢了,那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尚且要战战兢兢,每晚睡觉之前总要“三省吾身”——不过省的是当天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失漏,会不会授人以柄,生怕有半点不妥,自己生死荣辱事小,一腔抱负却只能付诸东流,因此若以当时之心情而论,倒是平常。但时至今日,他以朝廷重臣、宠臣的身份,负安抚一路之重,石越在陕西可以说过惯了一呼百诺的生活,但即便在声望日隆之时,如日中天之时,面对着极为厌恶的“恶势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在让人心中有如憋着一股闷气,左冲右突,却无处发泄。自己自以为巧思妙策,要将陕西这些地头龙戏耍一把,不料到头来,还是要寻求与他们合作……
“卫棠!卫棠!”石越恶狠狠的念着,他心中仿佛有个魔鬼探出头来,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调说道:“你有这个权力除去挡在面前的石头。只要你挥挥手,权力、阴谋……没什么不能绕开的,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应当是他们怕你,向你妥协,而不是相反……你应当向他们展示你的权力与手段!”
人一旦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很难抑制住去使用它的冲动。
使用包括权力在内的暴力手段去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永远是最简单、最痛快的行为。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是最简单、最痛快的手段,便越是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人类极容易沉浸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维持社会良好运转的规则也会被击得粉碎,接下来便是一步一步走向残酷与血腥的相互斗争,报复与反报复。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当司马光要将新党大肆贬斥偏远之地的时候,范纯仁就清醒的意识到,从此大宋的政治斗争将走向更加残酷的方向。而历史亦果然如他所料,恶性的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阻止,从此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也在这党争中丧失元气,最后走向亡国。到了那种时候,既便有程颐这样的人进行自我的反省与反思,但是却也无能去阻止历史的惯性。
除掉卫家只是举手之劳,大规模的铲除陕西所有不顺眼的士绅也不是难事。但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既有的规则下去打击对手,而是依赖于权力与阴谋去打击敌人;敌人同样也会不惮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石越可以对付卫家,别人难道就不敢对付唐家、桑家?
人人都知道旧的社会规则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阻碍到自己时,更加会怒不可遏。但是在破坏了旧的规则之后,又会怎么样?
建设永远都要比破坏难上上百倍。
养成良好的社会传统需要上百年,甚至是数百年,但是破坏起来,却不过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
“程颐说得对,嫉恶太甚,亦是一弊啊!”石越的理智还有说话的机会,“石越,你付出这么多努力,可不是想要个历史重演的结局!”
“这个‘长安君’,与卫洧、卫濮,毕竟有些不同。”陈良从容说道,“《秦报》这几年之间,鞭挞贪官污吏,直斥时政之非,在蜀中、关中、晋地都有相当的口碑。便在驿政改革、改革户等、兴修水利等事上亦立场鲜明,支持学士。”
“且卫棠能重金礼聘陆佃为《秦报》总编,对陆佃信任有加。又派遣记者,前往延绥、环庆、熙河诸边塞之地采访,向国人介绍国朝边境及西夏、吐蕃之真实情况,使国人头一次了解真实之边疆,而不再是听信那些荒诞古怪之传说……仅此一事,三大报皆竞相转载,《秦报》与卫棠名扬天下,卫棠赢得‘长安君’之美誉,亦并非幸致……”
石越此时已平静下来不少,卫家不仅与沙苑监弊案纠缠不清,而且牵涉到与高遵裕等边将走私,至于其他贿赂官府,谋取暴利之事,更加数不胜数,这些事情石越心里十分清楚。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切实的证据,而卫家的关系,牵扯到已故的太皇太后的母家曹家、当今皇太后高太后的母家高家、皇帝的亲弟弟,有“贤王”之名的昌王程颢、大宋数得着的几大官宦世家之一的韩家的韩绛,且卫棠声名鹊起后,更是交流满天下……这样的家族,的确也不是什么“土财主”,不是可以随便入罪的。
而另一方面,石越也清楚陈良说的都是事实。卫棠与他的《秦报》,在政治立场上,是开明的,对自己颇多声援——甚至卫棠本人也一惯是以石越的学生自居的。逢年过节,卫棠总要恭恭敬敬地派人送来礼物,或者亲自来府问安,只不过石越以方面大臣,不能私自结交地方豪贵为由,从来没有收过他的礼物,然而卫棠却亦是一直执礼不废。当然,石越也知道陈良口中的卫棠,只是卫棠的一面——在另一面,石越确信卫棠此人绝非所谓的“君子”。他站在传统的陕西士大夫之立场,大张旗鼓的非议石越重视商业的作法,却无视他们卫家却因为陕西商业的繁荣而受益良多的事实;他道貌岸然的批评陕西走私猖獗,但他们卫家却是陕西最大的走私家族;石越下令将官妓组织起来,每日在勾栏公演曲目,靠售卖门票获利,更是被《秦报》大加讥讽指摘,认为石越是在败坏风俗,是“儒教之罪人”,甚至因此还导致了御史的弹劾与一场报纸上的口水战;至于因为私妓业日渐繁荣而指责石越缺少作为的言论,更是《秦报》上最常见的——尽管卫家父子一样购买门票去勾栏看官妓们公演,一样无所忌讳地出入风月场所……
在某种程度上,石越承认卫棠是个聪明人。石越自己为报纸的言论自由立下的法令,被卫棠充分利用。对于石越,他一半高调赞扬,一半高声反对,从而让支持石越的人轻易不能抓住他的把柄,却也讨得了反对石越的人的欢心。《秦报》凡是批评石越之政策行为,都是从礼法道德的高度下手,以不动声色地替《秦报》最大的读者群——陕西路的士大夫们代言,博取他们的欢心。而在另一方面,卫家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石越带来的好处,并且以一种“小骂大帮忙”的姿态,来避免过于激怒石越及他的追随者。
对于这样的一个卫棠与《秦报》,石越的确也有点无可奈何。在第一次见卫棠之时,石越绝对想象不到,那个年青人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可以迅速成长成一个几近完美的“政客”——他的确拥有适合他转变的家世,但是石越还是隐隐觉得在卫棠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既没办法了解,亦没有这个精力去关心这些事情。
“……况且,学生以为,陕西巨室实多以卫家为马首,学士抚陕,当以安抚之上;且若昌王见怪,总是不便……”
石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道:“子柔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
但仅仅是知道,是不够的。
“学士,马政之事,实是拖不得。”陈良礼貌而又坚决地说道,“朝廷于马政之事并不放心,有传言要派石得一来秦……”
“那个阉竖?”石越冷笑道,“子柔是自何处听来的?”
“长安街头巷尾,多有风传。只怕亦不能不防。”陈良亦不甚自在的道,“国家诸内侍,以石得一为最可恶者。无论士夫民间,稍有小事,便密报于上,以此邀宠。所幸皇上甚少让他离京。此番若让石得一来陕,还不知要惹出多少是非。若马政能在这阉竖来之前停当,则少去许多烦恼。且大战在即,亦容不得拖下去……”
“石得一。”石越不屑地撇撇嘴,但终是没有说什么。倒是李丁文眉毛一扬,欲要插话,似乎从眼缝中觑见石越神色,嘴唇只微微动了一下,终于也没有说什么。
“便照着子柔的想法去办罢。”石越还是决定接受现实,“子柔你再去一次沙苑监,看看能不能将之扩大一点——稍大一点的牧马监,可以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马场。你再挑几个人去一次延绥,沿边大族中,便没有对马场有意者?”
“是。”陈良总算松了口气。
折可适本是呆不住的人,在驿站没多久,因听到驿站的人与旁人说起当天晚上,长安的官妓要在一处叫梨花园的地方公演《剑舞》——这本是宋朝有名的歌舞故事剧,演的是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之事,其间从汉高祖斩蛇起义、项羽设鸿门宴说起,贯穿许多关于剑与舞的故事,十分精彩。折可适素来久闻这曲目的名声,只是府州虽然也有军妓、官妓,但毕竟是偏远地方,无法与内地大郡相提并论,竟没有妓者会这个舞蹈。加上又听说当晚之舞戏,是长安第一名妓董乐娘亲自挑台扮公孙大娘,更是勾得折可适好奇心动,非去不可了。
傍晚时分,折可适从驿站租了辆骡车——长安的驿馆,怕犯了帅司衙门的禁令,没有人敢租马匹给私人。好在折可适生性洒脱,也并不介怀,只坐着骡车到了梨花园,只准备看戏。不料,待他大摇大摆下了车来,竟是大吃一惊——梨花园前面人山人海,车马停满了整整一条巷子。他从下车的地方走到梨花园的门口,几乎要走半里路,而这半里街道之上,却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男女老幼。
折可适几曾见过这等场面?他又从来没有过“买票”的概念,也不知道要在何处买票,只好询问车夫。
那车夫听到他相问,竟是呆了一下,不可思议地反问道:“官人不曾事先买票么?”
“还要事先买?”折可适也呆住了。
车夫这才知道这个外地人竟是什么也不懂,但折可适虽然穿着便服,可他却是亲眼见到是帅司的人将他送到驿馆的,因此也不敢轻慢,连忙耐心解释道:“董乐娘是长安头牌,平素一般人想见她一面也难,但凡她上台演戏,总是要预先买票定座的。官人这些时候才来,依小的看,也只好打道回府……”
折可适听到这话,不禁大为扫兴。正要败兴而归,抬头又了看了一周围,忽然计上心来。
他向车夫笑道:“你先去回去,既来了,我不如到处走走。”
“那官人要记得早点回驿馆。长安虽放宽了,但子时以后,仍是要宵禁的。”车夫好心提醒道。
折可适点头示谢。待车夫调转车头走了,他又左右观察了一下,沿着梨花园的围墙,专往人迹少的僻静处走去。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折可适从地上捡了一颗石头,轻轻扔进院中,自己在墙外听了半晌,见里面并无动静,当下将袖袍一挽,竟翻起墙来——以折可适的身手,区区一座梨花园的围墙,怎么拦得住他,自然是轻松便翻了进去。
军旅生涯,虽然只是马上的生活,但是对于鸡鸣狗盗之事,似乎也颇有助益。他从后花园一路观察地形,小心避开生人,没用得多久,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前面的戏楼之中——此处也是人山人海,肩踵相接,三面楼的楼上楼下,戏台前的平地上,都坐了各色人等,而过道之中,还挤满了站着人群,折可适便往人群中一挤,津津有味地看起戏来——折可适是世家子弟,平素里看戏观舞,总是人家郑重其事的相请,或者一群将领,或是一堆士大夫聚集在一起,哪里曾如今日竟要翻墙逃票,与一群市井小民挤在一堆,连个座位都没有——但偏生折可适还觉得甚有趣。
此时那戏台上,两个舞者正在一同唱着一曲《霜天晓角》,折可适细听歌词,却听唱的是:
莹莹巨阙,左右凝霜雪;且向玉阶掀舞,终当有用时节。唱彻,人尽说,宝此刚不折,内使奸雄落胆,外须遣豺狼灭。
“终当有用时节。”折可适只觉歌声悦耳,歌词中意,不由轻声哼唱着。
戏台上两个舞者唱罢,便是乐部唱曲子,舞者舞起一段《剑器曲破》来。只见衣带飘扬,剑光耀眼,柳腰莲步,渐欲迷人,看人眼花缭乱,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叫好之声。
两个舞者舞罢,二人分立两边,另有两个穿着汉朝服饰的舞者出来,在戏台中间一张摆着酒案的桌子两边对坐。“竹竿子”(注:即宋代戏剧之主持人)拿着竹竿拂尘上前来,清声说道:
伏以断蛇大泽,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真符接苍姬之正统。皇威既振,天命有归,量势虽盛于重瞳,度德难胜于隆准。……
折可适便知道接下来便是演鸿门宴了。此时虽然离唐装出场的公孙大娘尚远,但折可适却已是心驰神往,完全融入到戏中的世界了。如此不知过了多久,忽然间,只见到满座一齐鼓掌的鼓掌,叫唤的叫唤,便见两个汉装舞者徐徐退场,进场两个唐装舞者,其中一个却是女子,折可适只听到旁边有人不断地叫着“董乐娘”,便知那个女子是眼下的“长安第一名妓”董乐娘了——宋代民俗,卖身者为娼,卖艺者为妓,要当得上“长安第一名妓”的称号,必然要才貌艺三绝。折可适也想知道这董乐娘长得是何模样,连忙定睛仔细望去——只觉得那董乐娘,粗看起来,其实相貌也是平常,虽然也可称美貌,但这种程度的女子,妓者中并不少见;但细看第二眼,便觉得她一只鼻子生得甚是可爱,倒似是用冰雕用玉琢就一般,便是放到她脸上,便是绝配,绝半点瑕疵,而若是换到别的女子脸上,却总要损了几分颜色。折可适虽然早已娶妻,但平生半在倥偬,少近女色。忽然间见到如此佳人,只觉心中一动,不竟得生出几分难得的怜香惜玉之情。
只见那董乐娘手执短剑,端立于裀席之上,观其神态,便仿若一个大剑客一般,眉宇之间,竟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仿佛举世之间,莫逢敌手,茫茫天地,难觅知音。然而自其浑身上下,又找不到一丝一毫的骄傲自得之气,你看她是平和的,但是试图接近之时,却觉得她的高高在上,她便然在风尘之中,亦只得仰慕之。
那“竹竿子”将拂尘搭在一只手上,在一边抑扬顿挫地说着:伏以云鬟耸苍壁,雾縠罩香肌,袖翻紫电以连轩,手握青蛇而的皪,花影下游龙自跃,锦裀上跄凤来仪,逸态横生,瑰姿谲起。领此入神之技,诚为骇目之观,巴女心惊,燕姬色沮。岂唯张长史草书大进,抑亦杜工部丽句新成。称妙一时,流芳万古,宜呈雅态,以洽浓欢。
一段念完,“竹竿子”将拂尘一甩,退至幕后。便听乐部开唱曲,和着乐曲,董乐娘与另一个舞者便舞起剑来。这一番剑舞,在旁人看来倒也罢了,虽然赢得一阵阵喝彩之声,但平常之人,亦不过是看个热闹。但在折可适,却是大吃一惊——他看到那董乐娘一击一格,一撩一架,虽是为了赏心悦目而加了许多好看却无用的变化,但是从她的步法与手腕的动作,折可适却可以肯定董乐娘是会真正的剑术的。
其实妓女会武艺,甚至精擅骑射,在宋朝并非是稀罕的事情。汴京教坊,有不少妓女,其射技便是寻常的禁军士兵,都是望尘莫及。但折可适此前接触过的歌妓,却都是只会诗画歌舞,从未有过如董乐娘这般,似乎竟是受过严格的剑术训练的,自然是大感讶异,对于董乐娘这个女子,竟也生出前所未有的好奇心来。
《剑舞》表演完后,又有当时人孔三传首创的诸宫调杂剧,而最后压轴戏,却是一剧《千里送京娘》,由董乐娘来扮京娘——这个故事,本来是流传于民间的传说,说的是宋太祖的英雄事迹,但是当时毕竟是宋朝,虽然是替宋太祖歌功颂德,但若说是宋朝之事,则只怕没有人敢演一条盘龙棒打出八百座军州的好汉赵匡胤。因此那编写剧本之人,便想了个主意,竟将此事强按在了唐太宗的头上。一般看客,无论贵贱贤愚,却也乐在其中,虽然戏中一口一个“李公子”,但却人人皆知那是“赵公子”。而宋人写的《千里送京娘》与冯梦龙之版本,也大相径庭。其中那京娘,便不是弓鞋小脚,最后也没有自缢而死,而是在“唐太宗”即位被收为义妹,共享富贵,竟是一个大团圆的喜剧。
因为这出戏是新编的,折可适以前从未看过,此时倒也看得津津有味。而董乐娘扮演的京娘楚楚动人,反抗强人时机智贞烈,与她演公孙大娘之时,竟全然是两般模样。演公孙大娘之时,董乐娘是让人又敬又爱;演京娘之时,却是让人又怜又爱。折可适几乎想要自己跳到台上去,护送着京娘回乡了。
如此不知不觉间,便听到梨花园内的大座钟响起,竟到了亥初时分。“竹竿子”到台上做了团团揖,说了几句散场的场面话。梨花园园门大开,所有看客都陆续离场回家。折可适却挂念着想与董乐娘说上几句话——他第二日便要离开长安,下次来长安根本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他与董乐娘素昧平生,且一个武官,在宋朝也不见得有多高地位可言,以董乐娘的身份,未免便肯见他。若是一般人,便是心中喜欢,亦不会去做这种孟浪之事,怕的是自取其辱,若是被一个歌妓取笑,传扬出去,面子上挂不住。
但折可适却并不理会这些,竟是打定主意,定要向董乐娘一诉衷肠。他曾经听军营中的书记官讲过魏晋的故事。道是有一个人,突然想念朋友,便星夜前往,到了门口,却不进屋,立时折回,别人问时,他便说是“乘兴而往,尽兴而归”,如此便足矣。折可适生平极为仰慕这些古人的风范,本人的性格亦是喜欢洒脱而不拘小节。因此,他既然心中喜欢,便不愿留下憾事。
有了这个心思,折可适便磨磨蹭蹭,等着众人散尽,又眼看着董乐娘上了一辆马车,便悄悄跟在后面,尾随而行。好在那马车为防颠簸,驶得甚慢,折可适大步尾随,倒也跟得上。只见那马车在长安城中东拐西弯,跑了有半个时辰,终于驶进一间院子中。此时夜色已深,只有院子前面有两盏昏暗的灯光,折可适远远望去,却看不清是什么所在。只隐约听到有几个人低声说话,还有一人的声音竟甚是耳熟。折可适更觉得奇怪,借着夜色掩护,悄悄走近了过去,顿时大吃一惊,几乎叫出声来。好在他反应甚是敏捷,立时便用手将嘴死死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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