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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十二节 沈括

  表面上悠闲的我,因为过早的知道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让自己陷入烦恼,苦苦思索着如何应付那该死的方田均税法。直到有一天传来消息,说《清议法》已经颁布,我才暂时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

  然而等到我看到那道诏书的时候,却发现事情永远不可能如我想的那么美好,便如这《清议法》,首先三十到五十年后解密军机大事这一条就取消了,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皇帝和大臣们没兴趣让天下知道;这个倒还罢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拟议中的《枢密院旬刊》变成了《月刊》,而《皇宋月刊》变成了旬刊。至于让儒生到指定场所辩论朝政,更是没影没踪了。看着这个被从中间砍断的《清议法》,我才知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意识的人们来说,提倡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诏令中,有一些句子暗示朝廷虽不提倡但也不追责儒生议论朝政,我想这可能也政治斗争的一种妥协吧。说真的,我还很怀疑发行这两本杂志和诏书,还是皇帝和王安石想挣钱,才做出妥协的。

  本来我想在大坝上捅个眼,没想到这个眼又被堵上大半,只剩个沙漏了。也罢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安慰着自己说,这总是聊胜于无。

  正在那会做声不得的时候,石福来报,沈括大人来访。

  我连忙到客厅相见,却见厅中站着一个中年人,脸微胖,长得也算眉清目秀。这人就是沈括?我嘀咕着上前,寒喧起来。

  两人客套了几句,就分宾主坐下,我就问他来意,原来他是读了书院的几本教科书,一直想见我,没想到我却去了湖北炼铁,又听到炼钢有成……总而言之,就是他很佩服,就想来见见我。

  我倒没想到沈括居然会成为我的追星族,肚子里暗暗得意,嘴里却不得不谦逊几句,又说了些沈括修水利,制礼仪的得意事迹,然后就开始闲扯起来。

  据历史记载,这家伙几乎是个全才,数理化不用说,连生物天文地理全都懂,还会打仗,造兵器,炼钢,所以他一问问题,我就头痛。那几本书我编得多累呀,还有多少人帮忙才整出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东奔西跑,心里想的不是赚钱就是政治斗争,怎么可能和这个被后世数学家称为“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的,仅中国出了一个的”数学家谈数学呀,别看我是现代人,他一和我说算体积,我头都会变大多少倍。我高数早就扔了,初中数学当然也有他闻所未闻的,但是他擅长的地方我同样也不怎么灵光。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最差的情况,我东扯西扯,故意找一些自己懂得多的地方说,一会说到化石,说到地壳运动,让沈括非常有兴趣。我看着他那高兴样,心里暗暗好笑:“我能不知道你的痒处吗?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化石的人呢。”我又和他说太阳历,简直让他感动得认我为知己,沈括主张废除太阴历改用太阳历,以适应农时,谁不知道呀?当时人们不采用,他还说以后一定会被采用,结果到九百年后英国人开始用了。这么出名的事我能不知道?不过我不傻,现在就算我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我也不会帮你去主张什么太阳历的,采用新历法可是古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包括礼制、传统、实用种种因素都要考虑,而且采用新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政治上的一种新气象,再怎么联想过份的都有,我这时候要帮你整这个,那不是告诉天下,我石越想变革旧制吗?

  因为我地位比他高,知名度比他大,学问看起来也似乎比他强,他倒是蛮佩服我的。本来还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么多,见到我后才相信原来真有“生而知之者”,我猜他把我当圣人都有可能。我则一面肯定他对太阳历的认识,一面指出历法的改易是朝廷大事,需要极度慎重,他也只有点头的份。

  留着他用膳之后,我们又说到计时的机器,他发明的漏壶很出名的,我却向他提出现代钟表的原理以及一种现代的计时方法,他蛮有兴趣的听着。完了我又让他改日去看我的印书坊的机器……总之种种新奇的东西和想法,我都一反平时的低调,在他面前口若悬河。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议论,一直谈到日薄西山,他才依依不舍的告别。

  我知道对付沈括这种人,让他对你死心塌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佩服你。沈括是个聪明人,他能想出许多技术发明,并注意到许多的细节,都证明他是比较开通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恪守古制的人是有理由的,他支持新法也是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沈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懂政治,关心民生,实际上他的许多发明就为了改善民生而发明的。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出色的外交使节,当然这些这时候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却可以从这些推测到他的为人——我相信沈括本质上,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支持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可以帮助大宋富强,当然,我不排除有可能是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一个促因。

  当我出现在这个世界后,他的人生将会改变,特别是在他主动拜访我之后,我已经决意把他收到我账下。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是傻子,他现在还没来得及站队,至少没有陷入政治太深,他应当很明白我的政见较之王安石的政见孰高孰下……

  当我决心要把沈括收归账下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面前一片开朗——在之前,我虽然自觉的参预历史的进程,努力改变着历史的方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不仅仅可以主动改变大历史的方向,也可以改变一些个人的命运……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一群人,当新党当权时,他们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当旧党当权时,他们同样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这些人,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反对新法,是反对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样与新法敛财的本质,所以当新党当政时,自以为是的当权者听不见任何的意见而视他们为旧党;当旧党执政时,对于新法风声鹤唳的旧党敏感的反对着一切新法,拒绝任何改变,从而把他们视为意志不坚定者。这些人是历史的寂寞者,却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当中真正的精英,务实而理性,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够灵活,但是对于政策的理解却相当的灵活。从某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真正的精英长期被打压而居于政治金字塔的中下层,才导致了北宋最终的覆灭。

  这些人现在被视为旧党而遭受新党的打击,我相信凭我目前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些人应当是旧党中坚定支持我的一派,也就是说,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在政见上更加合契。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都不在京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更巧妙的方法,把这些人聚集到京师来,让他们能够在朝廷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也许他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并实现我的意图。

  当我想通这一节之后,我甚至觉得方田均税法都不那么让我烦恼了,如果王安石要闹,就让他去闹吧。我在方田均税法没有显示出它的危害时加以阻止,不仅会加剧我和新党的矛盾,而且也不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有效支持,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方田均税法的危害,甚至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书生,可能还会认为方田均税法是良法,我的反对,反而会让我丧失掉这一部分原本支持我的儒生对我的信任感。

  我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坏意的微笑,婢女们在一旁窃窃私语,猜测她们的主人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几个侍女远远的跟在我身后,望着我轻快的走出大厅,在院子里大喊:“石福,备马车。”

  当时比较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很舒适。不过我觉得那会让我变得软靡,也会让我慢慢的习惯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我一般不会乘坐这种玩意,我宁可骑着个驴子四处游玩……当然我并没有骑驴的机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马车,结果就导致我家的轿夫是最轻闲的,而马夫则是最累的。

  我的马夫叫石安,名字是我起的。虽然我并不想给他起名字,但是事实上我不这样做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害,而任何人如果伤害你的车夫,都是一件不智的事情。

  做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马车没有轿车舒适,不过如果赶车的是个老手,那么马车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而如果要加急赶路的话,虽然颠颇,却也别有一种风味。

  石安的动作很快,我才走出大院,他和他的马车就停在我前面等候了。我提起衣襟上了车,两个小厮跟上来坐到石安的身后,我轻轻吩附一句:“去汴梁城。”

  刚听到石安恭声应答:“是,老爷。”马车便挥鞭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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