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尚书省，实际沿袭的是原来的中书门下省，又被称为东府或者东省。但其职权，与中书门下仍有相当的不同。为了方便宰执们办公，它在绍圣年间，又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与调整。因为改制后的诸部寺监，虽然名义上都隶属尚书省，但实际上却并不在禁中，而是在皇宫以外，各立衙门，故此修葺之后的尚书省，亦常被宋人称为“政事堂”。但真正的“政事堂”，其实却只是尚书省内的一座小院子而已。

　　这座小院子座落于禁中右掖门至文德门之间的横街的北面，它东边的建筑直到文德门钟楼为止，西边的建筑直到枢密院为止，也都属于尚书省，是尚书省诸房与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们办公的地方，其中只有一座小院子，是中书舍人院，算是归属于中书省的。政事堂的所在，便在尚书省建筑群的正中央。院子的正北，便是最狭义上的“政事堂”，一间朴实无华的单层木结构建筑，那是宰执们召开会议时才使用的地方，平时大门紧锁，除了每日洒扫的内侍，无人进去；东西两边，是两列厢房，也都不事纹饰，所有门窗柱壁，皆漆着深红色的红漆，让人感觉单调到乏味，全无半点美感可言。但这里，却正是主宰这个庞大的国家日常运转的地方。东厢房是当值的宰执日常办公的地方，此时则由韩维与范纯仁在此共同办公；西厢房是宰执们接见各级官员、外国使臣，以及谒见官员们休息等候的地方。这东、西厢房也同样是单层木结构建筑，整个政事堂内，唯一的高大建筑，是东厢房南边的水池旁那座三层高的藏书楼——这是如假包换的一座图书馆，尚书省已经有专门的机构分门别列整理、保存各种档案文书、图章典籍，所以，这座藏书楼里面，收藏的都是大宋朝坊间能见到的各种经书、史书、文集，以及各家刊印的报纸……乃是专供宰执们空闲时读书浏览之用。即便完全不知道的人，只要走进政事堂，都可以猜到，这里完全是按着司马光的审美来设计的。只有在被这些简朴得毫无美感可言的建筑环绕的中间空地上，那些树木花草水池假山的布局，才稍稍体现了一点点宋朝的精致巧妙的园林艺术。

　　韩拖古烈是每次走进这座院子都要情不自禁皱一下眉头的人，他完全无法接受司马光的风格，可是，对于宋朝的那些园林匠人，他是打心眼里发出赞叹，如此逼仄的空间，如此令人望而生厌的建筑，经过这些匠人的点缀，竟然就能生出来一种幽雅怡人的气息！

　　在这方面，大辽的工匠们，实在相差太远。将来有一天，当自己致仕以后，韩拖古烈在心里面早已经想好，他一定要亲手设计一座真正的园林，就建在大辽的某个地方，让南朝所有的园林，都黯然失色。

　　这样的念头，即使这次他身负使命，甚而可以说有些忧心忡忡，但是，当他坐在西厢房内，抬眼望着窗外的景致，便抑制不住的，再次从心底浮了上来。

　　“韩林牙。”一位尚书省的令史走到门外，打断了韩拖古烈的思绪，欠身说道：“韩丞相与范枢使已经到了，请韩林牙移驾相见。”

　　韩拖古烈连忙起身，整了整衣冠，拱手说了声“劳驾”，出了房间，随着那令史朝北边的一间厢房走去。其实不用人来带路，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会在哪间房间等他，进了房间，与韩维、范纯仁见过礼，看了座，韩拖古烈不待二人发问，抬抬手，便先说道：“韩公、范公，拖古烈此来，是向二公辞行的！”

　　说到这里，他有意停顿了一眼，观察二人的表情，却见韩维正端着一盏茶送到嘴边，听到他的话，眼皮都没有动一下的继续喝着他的茶；范纯仁却关切的向前倾了倾身子，“哦”了一声，温声问道：“不知林牙决定何日启程？”

　　“在下想越快越好，便择于明日。”

　　“林牙有使命在身，吾等亦不便多留。”韩维轻轻的啜了一口茶，将茶盏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接过话来，慢条斯理的说道：“既是如此，吾等当禀明皇上，修国书一封，略致薄礼，聊谢北朝皇帝之情。”

　　“如此多谢二位相公。”韩拖古烈连忙抱拳谢过，又叹道：“只可惜未得再拜会大宋皇帝一次……”

　　“皇上此前便已经吩咐过，道林牙大概这数日间便要归国，辞行前不必再面辞，只盼林牙回国之后，仍能以两国通好为念，多多劝谏北朝皇帝，早日退兵，罢干戈，修和议，如此方是两国之福。所谓‘机不可失’，若是此番议和不成，下次再议和之时，恐将不再是今日乾坤！”

　　韩拖古烈听着韩维慢吞吞的说着这番语近威胁的话——这样的话，南朝如今大概也只有韩维适合说，他德高望重，年纪又足够老，是可以倚老卖老的，而韩拖古烈也可以假装不将他的话视为一种威胁。

　　但是，韩拖古烈却也知道，他想见宋朝皇帝最后一面的希望，已经破灭。而这个事实，也让他几乎肯定，南朝的议和，并无诚意。否则，若是南朝急于求和的话，赵煦就算再不愿意，也不会不见他。这个时候，韩拖古烈的心，仿若掉进了冰窟一般。

　　他失神的怔了一会，半是故意，半是自暴自弃，喃喃说道；“如此说来，坊间所传之事，竟是真的了！”

　　“坊间所传之事？”韩维与范纯仁都愣了一下，范纯仁问道：“不知林牙说的是何事？”

　　“事已至此，二公又何必再欺瞒？！”韩拖古烈突然拉高了声音，几乎是质问的说道：“汴京便是三岁小儿，如今都在传南朝并无议和之诚意，乃是假议和！二公难道真不知情么？”

　　但也在韩拖古烈的意料当中，韩维与范纯仁听到他的质问，连眼睛都不曾眨得一下，二人只是对视一眼，哑然失笑。

　　“林牙说笑了。”范纯仁轻轻摇了摇头，道：“这等市井谣言，本就不足为信。我大宋是诚心诚意希望两朝能恢复通好之谊，平息刀兵之祸。范某只盼林牙这番话，不是因为北朝没有议和的诚意，便来反打一耙。”

　　尽管这些反应，全在韩拖古烈的预料之内，可是不知为何，韩拖古烈依然感觉到嘴角凄苦，他望望韩维，望望范纯仁，良久，才叹了口气，道：“韩公、范公！

　　果然再无转寰之机么了？”

　　“林牙言重了。”韩维回视着韩拖古烈，缓缓说道：“虽然林牙不肯见信，不过——倘若北朝真有诚意，肯接受我大宋的条款，老朽亦敢向林牙保证，我大宋绝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

　　范纯仁也点点头，说道：“然某亦不瞒林牙，如今的条款，已是最后的条件。我大宋亦已无法再退步！”

　　“二公，若贵国果有诚意，现今条款，只须改一个字——由南朝赎回被掳河北百姓——拖古烈敢保证，赎金不超过二十万贯！此于南朝，不过九牛一毛。于我大辽，亦可安抚将士之心……”

　　“林牙，大辽要以此二十万贯赎金抚将士之心，未知我大宋要以何物来抚将士之心？”范纯仁打断韩拖古烈，反问道。

　　“兵凶战危，两军交战，胜负难料。韩公、范公，莫要忘记，如今战场之上，还是我大辽据着胜券。况且，若和议不成，我大辽铁骑今岁虽然退回国内，日后却不免边祸未已！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贯？邀虚名而招实祸，窃以为恐非智者所为。当年大宋真宗皇帝之时，两朝本已早立盟约，此后百年之间，两国皆再无刀兵之祸，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平心而论，这是于两国社稷、百姓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辽宋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此理不言自明，二公不会不知。拖古烈亦曾久在南朝，虽知南朝有轻狂之士，颇以岁币为嫌，然于士林之间，亦曾闻得些真知灼见——我大辽自与南朝开放互市，敝国之中，无论贵贱，皆爱南朝器物精美，南朝每岁河北沿边关税之收入，便何止十万贯？而敞国为了满足与南朝之互市，牛马羊群，尽入河北，仍不能止，不得不使百姓采参药于深山，摘东珠于渤海——纵是如此，犹不能偿。我大辽每岁于两国互市之上，屡屡亏空，而自熙宁以来，又有取消岁币之盟，如此则大辽日穷而大宋日富。此虽中智以下，知其中必有不堪者。是故司马陈王执政之时，又立新约，以全大宋之仁，大辽之义。故斯时两国太平无事，全因司马陈王深谋远虑、宅心仁厚，其德泽亦被于大辽。此番两国交恶，亦是由贵国君臣惑于一二轻狂之士，而招致边衅，未可一味归罪我大辽背盟。然如今事已如此，过往之事，深究无益，拖古烈所不解者，是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缗铜钱，而不顾千万将士之性命？在下听闻，当年贵国王韶开熙河，半年有奇，所耗缗钱便超过七百万贯！王韶之开熙河，又如何能与今日之河北相比？今日二公惜此区区二十万贯，恐他日付出二千万贯，亦难止战祸！非是拖古烈出言不逊，然则若今日盟约不成，河北之胜负休去说它，只恐此后数十年间，贵国西北边郡，难有一日之宁！”

　　韩拖古烈舌辩滔滔，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话，方才停顿了一下，朝着韩维与范纯仁抱拳一礼，又诚恳的说道：“拖古烈此言，还望二公三思！”

　　然而，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却也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

　　二十万贯的确不是个值得一提的大数目，尽管自绍圣以来，宋朝军费开支日渐减少，但这也只是相对过往每年军费折算下来远远超过五千万贯缗钱这个天文数字而言的。从宋仁宗至熙宁年间，宋朝每养一个禁兵，平均每年开支少则五十贯，多则一百贯——而无论怎么样进行改革，这笔平均开销是很难摊薄的，绍圣年间，军费开支最低的一年，曾经只有三千四百余万贯，折合下来平均每个禁军的开支只有六十贯左右；大多数时候，每年日常军费开支，总不会少于四千万贯——而这已经令宋朝君臣欢欣鼓舞了。毕竟绍圣年间的缗钱，早已经没有仁宗朝那么值钱了，想要回到每五十贯养一禁军的时代，大概永远都不可能了。而宋朝的中央税赋收入，折算下来，已达到每岁七八千万缗之巨，日常军费开支，由当年占到每年中央税赋收入的五分之四以上，成功的降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强，这也是宋朝能够迅速的走出交钞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对于宋朝来说，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新党们认为这是王安石新法的成功；石党认为石越变法的成功，而旧党则相信这是司马光战略收缩策略的成功。

　　但不管是谁的成功都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如今宋朝国库不缺钱，打得起仗。

　　战时的军费开支远高于平常是不用多说的，特别是熙宁西讨之后，赵顼颁布了《熙宁赏功格》，重新详细的规定了禁军杀敌、俘获、重伤、轻伤、战死等等各种情况下的丯奖赏抚恤。尤其是加大了对获胜部队、参加艰苦战斗部队的集体赏赐，加重对斩杀、斗杀敌人的赏额，对战斗中受重伤、轻伤者也给予重赏，比如凡在战斗中受轻伤者，即赐绢十匹，重伤者除赐绢十匹外，还可优转一资，连续在几次战斗中受重伤，赏赐更是惊人。这改变了宋军过往完全以首级、胜负定功过赏额的做法，的确提高了宋军的斗志，可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便是战时军费开支的激增。

　　韩拖古烈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当年王韶开熙河，半年多点花掉近千万贯，连王安石都不敢再公开他的军费开支。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自四月开战至今，不过短短四个月，包括救济逃难百姓在内，宋朝的各项开支早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两千万贯！

　　然而，即便在范纯仁心里，这个仗，仍然还打得起。只要军事上不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失利就好。

　　“林牙所言差矣。”范纯仁望着韩拖古烈，不管遇到什么事，他说话的声音总是不疾不徐、从容淡定，哪怕他是在辩驳、批评别人，语气也总是十分的温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若是无理索求，休说二十万贯，便是二十文亦不能给。林牙将北朝启衅，归咎于两国互市，然则当日萧卫王出使后，北朝已经提高许多货物之关税。便丝绸来说，丝绸入辽境，原本是十五抽一，其后贵国改为十分抽一，不久又改为十分抽二，而商旅遂绝。连大食胡商，亦宁可过西夏贸易，也不愿前来中京。此后贵国改回十分抽一，商旅复通。北朝三易其法，我大宋未置一辞。为何？因为我大宋并不贪图与北朝通商之利，两国互市，是为互通有无，而我大宋无大辽有者少，大辽无而大宋有者多，此非是我大宋贪图互市之利可知。北朝要果真以为互市上吃了亏，是何物上吃亏，便禁绝何物入境可矣，又何必背盟犯境，伤我百姓？恕我直言，与北朝互市之利，于我大宋，不过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便是自此禁绝互市，又有何妨？只恐贵国不肯！”

　　“尧夫相公说得不错。”韩维也点头说道：“他事可以不计较，然道理不能不明。若北朝果真继续穷兵黩武，恐更非智者之所为。还望林牙归国之后，能向大辽皇帝晓明利害。我大宋确是诚心议和，然而却并非是乞和。诚然，我大宋禁军未必便能稳操胜券，然大辽的宫分军亦不能说有必胜之把握。如今之事，是辽国先背信弃义，犯我疆界，似不宜再贪得无厌，见利忘害。否则，若北朝定要选择干戈相见，大宋亦不敢不奉陪！休说是两千万贯，便是两万万贯，又何足惜？！”

　　韩维和范纯仁将话说到这个地步，韩拖古烈知道再说什么也已没有意义。他微微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欠身长辑，说道：“既是如此，拖古烈亦已无话可说，就此告辞别过。不过，拖古烈与二公，当仍有相见之期。但愿下次相会之时，二公莫要再如此固执。”

　　韩维与范纯仁也连忙起身，回了一礼，笑道：“彼此彼此，愿林牙毋忘今日之言。”

　　韩拖古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汴京又多留了这数日，但结果却让他大为失望。

　　到政事堂拜会韩维、范纯仁之前，他还想着虽未必能如他所愿见着小皇帝，但韩维、范纯仁都是重百姓之福祉而轻边功之人，一切所谓的“宏图霸业”，倘若要累得百姓流离失所，或者赋税加重、生活困苦，那在二人尤其是范纯仁心中，实是轻若鸿毛。而只要二人略有动摇，他便再去设法去拜会吕大防，这位新任的吏部尚书，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是司马光晚年政治理念的继承者，韩拖古烈曾将他的政见归结为六十字——“省事、汰兵、薄赋”。一切大的变动，能没有就最好没有，更不用说打仗，别人打上门不得不应战也就罢了，但是只要能有机会恢复和丯平，那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打下去。倘若能用二十万贯恢复和丯平，特别是能换回被掳的百姓，韩拖古烈相信吕大防没有理由拒绝。省下来的军费开支，足以帮助那些遭受战祸的河北百姓重建家园，并且将沿边州郡都修得固若金汤，再造一条大名府防线。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从此再不受侵略？倘若这一切不需继续打仗也能达成，那为什么还要打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朝的旧党，是最不在乎“天丯朝上国”脸面的一群人。不去管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群士大夫，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的确是将思孟学派的“民本”之说，在这一个方面，发展到极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朝，倘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旧党去做地方官，当地的赋税收入可能不会急速增加，也可能不会马上就看到商旅往来、工商兴盛的繁华景象，可是，他们会远比新党与石党的官员更受当地士人、百姓的欢迎与爱戴。

　　韩拖古烈一直这坚信这才是旧党最大的政治根基所在。从整体实力来说，旧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新党与石党，因为他们植根于南朝的每一个乡村，受到最广泛的士人与农民的爱戴与支持。对那些常年在乡村之中，且耕且读的中下层士人来说，接受旧党的理念显然更加容易。而新党与石党，倘若离开城市，他们就难再找到多少的士子能接受他们的理念。即便他们也读王安石、石越、吕惠卿的书，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容易就能决定他们内心的倾向性。

　　从这个层面来说，旧党的根基甚至是超越简单的南北地域之分的。大约只是在陕西、益州、两浙路的乡村，倾向石党的士人会略多一些；在江南东、西与福建路的乡村，倾向新党的士人会多一些，除此以外，便都是旧党的天下！

　　因此之故，亦或是因为旁观者清，韩拖古烈看到了一个宋朝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政治现实——在宋朝，倘若没有旧党的支持与合作，任何变法、任何政策，都不会有好结果。韩拖古烈相信石越是明白这一点的。在韩拖古烈的观察中，石越一直都在礼让旧党，或许旧党会在中枢失利，以旧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重重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可是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底层最根本的地方，却依旧是由旧党的支持者与同情者把持的。倘若中枢的胜利者够聪明的话，那么，不管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竭力避免不要将旧党变成自己的敌人。

　　而旧党如今的领袖，不出于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四人。和战大事上，程颐直接影响力有限，刘挚很难接近与游说，韩拖古烈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有范纯仁与吕大防。倘若这两人倾向议和，那么刘挚也很可能同意，如此一来，不管石越心里面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多半也要妥协。小皇帝更加只能屈服。

　　然而，范纯仁的态度却出乎韩拖古烈意料的强硬。

　　这也是可以理解之事。韩拖古烈再如何了解宋朝，他到底不可能知道宋朝确切的军费开支与国库积蓄。旧党并非是不想让大宋朝如汉唐一样，有着辽阔的版图与强大的军力，事实上，熙宁、绍圣年间的旧党，年纪大一点的，正是当年支撑着仁宗朝与西夏的战争的那些官员。这些人只不过是比一般新进的官员更加了解战争的困难，而在某些选择之上更加现实而已。

　　但倘若现实并不需要他们做抉择的话，那么战争也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的选项。

　　更何况，范纯仁本身就是旧党诸领袖中，立场最温和者。这个“温和”，当然不是对辽国，而是对新党与石党。他与石越原本就是有极好的私交，对石越也十分信任，在这个时候，只要石越不同意议和，范纯仁断不至于做出釜底抽薪的事来。

　　韩拖古烈失望而归，回到都亭驿，又有下人来报，称吕大防也婉拒了他求见的请求。

　　这时候他终于不再怀报幻想，着人将早已写好的辞行表送至礼部，讨了国书，即吩咐韩敌猎与萧继忠并一众随行，收拾行装。宋廷果然也并不慰留，当日皇帝赵煦便颁了敕令，赏赐韩拖古烈一行，又有两府各部寺官员来辞别，并安排了护送的文武官员与军队。

　　韩拖古烈暗中计算时日，知道耶律信早晚间就要停止和议，重启战端，眼下宋廷虽然待之以礼，但一旦战事重开，那就祸福难料，保不定便会被宋人扣留，当下也不敢再多停，次日便在数百名天武军的护送下，离了汴京。

　　韩拖古烈虽然一心想要兼程北归，奈何出了汴京，还是宋人的地盘。护送他们一行的宋将，是天武二军的一个指挥使，唤作郑夷中，官阶不高，不过是个正八品的宣节校尉[1]，可是为人却不太好相处，绍圣中宋军马匹渐多，天武二军虽是步军，却也配有不少战马，这郑夷中部下五百余众，便个个有马，但他却仍接着步军的速度，每日算着时间，最多走六十里。超过六十里，无论韩拖古烈如何好说歹说，他都多一步也不肯再走。有时候更是托言种种变故，一天下来，连二十里都走不到。韩拖古烈心里着急，想要悄悄贿赂郑夷中，但他却不知道，这郑夷中早就受了陈元凤的嘱托，哪敢违命？离京之前，陈元凤便警告过他，限期到达大名府，只许晚，不许早，早一个时辰到，便要郑夷中项上人头。金银再好，终不如自己的脑袋好。

　　郑夷中那里既说不通，韩拖古烈也无可奈何，只得外示从容，随着宋军缓缓而行。如此非止一日，转眼之间，便到了九月，而韩拖古烈竟然还没到大名府。一路之上，各是坏消息不断传来，先是传闻辽主知道宋廷终无和意，大怒之下，已经中止和议，深冀一带，已经重燃战火。据说韩宝率军屡次进犯冀州与永静军，向宋军挑战，但王厚始终坚守不出，绝不应战。

　　此后不久，又传来消息，称宋帝下诏征发京师禁军，除调集了包括宣武二军、骁骑军在内的步骑两万五千余人的禁军，又在京师、河北诸镇及逃难百姓之中，征募精擅武艺的勇壮男子两万余人组成一军，并尽数征调朱仙镇讲武学堂之学员充入军中担任武官，赐名“横塞军”[2]，拜天武一军副都指挥使王襄为主将——如此一共征发了步骑近五万人马，组成“南面行营”，又拜熙宁朝宿将、王襄之父王光祖为南面行营都总管，以李舜举为宣抚使司提举一行事务，随军北上，大举增援石越！

　　这个消息传到韩拖古烈耳中，让他又是惊讶，又是担心。这王光祖本是仁宗朝名将“王铁鞭”王珪之子，将门出身，能征善战，颇有勇略，熙宁初年也曾在河北做过边臣，其时为了一点小纠纷，萧禧率数万大军压境，而王光祖看穿了萧禧只是虚张声势，竟遣他的儿子王襄，当年不过二十来岁，单骑赴会，说退萧禧。此事令萧禧印象十分深刻，曾多次与韩拖古烈言及。但王光祖与王襄都有些时运不济，王光祖做过多任边臣，虽然治军有方，却也没能立下多少了不起的战功，每逢大战，他总是阴差阳错的错过，如熙宁西讨之时，他在广西路；西南夷之乱时，他又调任河东路……最后还因为在黔州路当知州时，对治下夷人过于残暴，受到弹劾罢官，绍圣之后，便调任三衙，并在朱仙镇兼个教官，清闲度日，据说如今已是六十好几。而王襄自当年与萧禧一会之后，二十多年间，皆默默无名，只是在禁中安分守己的做侍卫，偶尔出外，担任过几次“走马承受”的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派出去的耳目之臣，中规中矩，积功积劳，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做到天武一军的副将，究竟有多少统兵之能，便是韩拖古烈这个“大宋通”，亦不得而知，只怕这其中，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两朝皇帝的亲信武臣。倒是王襄的幼弟王禀，韩拖古烈数年前还见过一面，弓马出众，颇有当年萧忽古之风，只是当时年纪甚小，掐指算来，如今最多不过二十来岁，官爵未显，世人也未知其名，却不知此番是否也随父兄出征。

　　故此这赵煦以王光祖为帅、王襄为将，韩拖古烈实是有些讶异的。如今南朝有名的将领不少，如王光祖父子，虽说二十年前还算颇具声名，可若非韩拖古烈曾格外留意，大概如今也已经要算是籍籍无名之辈了。但他也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放心，在他看来，越是这样的籍籍无名之辈，石越与王厚便越好统制，南朝在河北又多出近五万兵马，于大辽可算不得一个好消息。

　　韩拖古烈却哪里知道，这其实不过是赵煦在一心简拔亲信而已。此番随这近五万人马北上的，除了李舜举，还有陈元凤！李舜举的“提举一行事务”，是位在诸总管之上要职；而陈元凤本就身兼宣抚判官之职，二人既在军中，这王光祖，其实也就是拱手而已。赵煦有心要将这只大军交给李舜举统率，然如今宋军既废监军之名，又不便公然以内侍掌兵，做为权宜之计，赵煦只好费点周折，以塞两府门下之口。这只大军，石越虽指挥得动，可是却绝对轮不到王厚来插手。

　　不过这也须怪不得赵煦，他采纳陈元凤的献策，派出这支大军之后，京师兵力已经空虚之极，除了班直侍卫之外，便只有捧日与天武两军，勉强可以守一守东京城，连西京洛阳，都已经是一座空城。他既倾京师之兵欲谋求与辽人决战，自然不能不让亲信之臣来掌兵。而陈元凤在得知深冀重燃战火后，撺掇小皇帝增兵，也不可能是为了石越与王厚打算。他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迎合赵煦的心思，催促石越与王厚进兵决战——与辽人议和之事决裂之后，宋朝东京与北京之间信使往来，赵煦急欲石越速战速胜，他满心想的是要趁此良机，与辽人决战，歼灭契丹主力，进而收复燕云，而石越却总是拖拖拉拉，不断借口兵力不足，难保必胜，不肯下令决战——故此这次陈元凤献策赵煦再派出这近五万大军，便是为了塞石越之口，迫他进取；再则这近五万大军，陈元凤亦当成是他最大的本钱。他知道自己以目前的资历，很难长久的留在汴京中枢，他也须要建功立业，也要积攒资历，也希望能出将入相，让天下人无话可说……总之，凡是石越做得到的，他陈元凤没有理由做不到！而他要做到这一切的话，他就需要牢牢掌握着南面行营的这近五万人马！尽管李舜举是个阻碍，但这也是为了取信皇帝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这些内情，韩拖古烈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到的，是宋廷一定还在为是否要扣留他们这一行人而犹豫，甚而很可能发生争吵，所以，宋人才既没有立即扣留他们，也不肯让他们尽快返回——事实上，除了韩拖古烈以外，辽国使团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惴惴难安，谁也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但在使团之内，人人都心照不宣的忌讳公开谈及此事。看到韩拖古烈镇定自若的样子，自副使韩敌猎以下，直至普通的士卒、仆从，都不愿意或者不敢显露自己的怯懦。

　　尽管在韩敌猎与萧继忠面前，韩拖古烈总是信誓旦旦、信心满满的宣称宋人绝对不会扣押他们做为人质。可是，在内心的深处，韩拖古烈却也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样有信心。他一方面的确相信石越会确保他平安回到辽主跟前，但另一方面，鉴于大辽至今还扣押着朴彦成等宋朝使馆的文武官员，他们被扣留为质的可能性仍然相当大。

　　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决定于石越的一念之间。但一切都要等他们到了大名府，才会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