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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聂鲁达的邮递员
年轻渔民马里奥·赫梅内斯决定放弃自己原来的工作，而是到智利黑岛当聂鲁达的邮递员，在那里唯一收信和寄出信件的人就是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作者通过一系列奇特而又引人入胜的情节，绘出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智利形势震荡的景象，还写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也用诗歌创作的形式反映了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
这部小说被译成25种文字，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以这部作品位基础拍摄的电影获五项奥斯卡提名。
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
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是拉丁美洲“爆炸文学”后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多年以来凭借在文学、文化领域中的诸多成就,特别是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不但在拉美享有盛誉，在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位有影响、风头正劲的作家。
斯卡尔梅达于1940年生于智利北部城市安托法卡斯达。从他的姓氏上可以得知，他的家族是克罗地亚人后裔，但作者本人生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学生时代曾就读于首都圣地亚哥的智利师范学院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毕业后曾在智利大学教授拉丁美洲现代文学课程。流亡期间在徳国的电影学院教授电影编剧课，并是美国多所大学的拉美文学课的客座教授。九岁开始文学习作，很早有作品见诸报章，1967年发表故事集《热情》，获得好评。1969年，他以《瓦房顶上的裸体人》这本短篇故事集获得著名的“拉美文学之家”大奖，因而名声鹊起，也从此奠定了作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正当文坛上的这颗新星冉冉升起之时，1973年智利发动了以陆军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以阿连德总统为首的推进民主权利的合法政府，一时间乌云密布，法西斯政权开始了对这个国家的长期统治。斯氏和大批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受害者一样，被迫流亡海外。当时，他在大学担任文学教师，他借助和一位德国导演共同制作一部电影的机会而去了德国。飞机着陆后，一位同行的朋友对斯氏说道：“老兄，这次旅行也许将是一次长途旅行”。事实正是如此，斯氏在德国生活了长达十五年。在德流亡期间，他除了在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和在德国电视台工作以外，他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73年他发表了短篇故事集《自由的子弹》，以七十年代不安定的、动荡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几位主人公在智利革命进程中的不同经历，用不同于传统的处理文学创作和描述现实关系的手法，反映了人的生存和爱的强烈愿望。在这本书中斯氏所特有的讲述故事的手法再次得到展现。1975年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发表了小说《我梦见雪在燃烧》。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在公寓房子内相遇的年青人，其中一位有天赋、有个人主义思想的外省青年，他既想在足球场场上找到发展，又想在情场上得到爱情，而他所处的70年到73年的首都圣地亚哥，到处充满了政治激情：民主选举使左派代表人物把阿连德推到了总统的位置、左派游行庆祝阿连德走进了莫那卡宫、右派颠覆破坏……
在德国生活期间，他非常了解和他一样在这个国家政治避难的大批他的同胞，无论他们是成人还是儿童。于1980年发表的小说《什么也没发生》就是借一个14岁的少年之口，讲述了千百万逃离了祖国的人们的家庭生活。这些稚嫩的儿童，逐渐开始接受移民国家的新生活，和父母们分享新生活的快乐，又分担着忧愁，他们仇恨使他们离开祖国的法西斯，又无可慰籍地怀念昔日故乡的一切，同时夹杂着对对居住国各种新鲜事物的强烈好奇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斯卡尔梅达自认为自己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问政治，不和政客来往，不和资产阶级搀和，不加入任何组织，全力以赴去想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行动并不是如此简单。他在自觉不自觉间，以笔为利器，用以鞭笞敌人，抒发政治主张。1973年智利发生的军事政变，使他成了新政权的“天敌”。对独裁政权愤慨，对社会民主的强烈向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境下，他于1982年发表了文学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叛乱》。这部书问世后即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当时作者侨居德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该书先以德文发表，继而被译成丹麦文、荷兰文、俄文、瑞典文广为流传之时，才在美国一家企业的资助下，以西班牙文的形式出版发行。《叛乱》的问世奠定了他在拉美文坛上的重要位置。《叛乱》的素材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小说以尼加拉瓜人民反对索莫萨独裁政权为背景，表达了作者坚信人民的斗争必然战胜反动独裁者的信念，也同时表达了他对智利国内形势的政治立场。小说由德国著名导演，斯氏多部电影的合作伙伴彼得•利连索尔改编制作成电影，并在德国的电影节上获奖。
众所周知，在智利这块国土上诞生和养育过一位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他是斯卡尔梅达的导师和朋友，他亲自指引这位当时的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斯氏还是一个毛头小伙时，他曾拿着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向诗人请教。聂鲁达匆匆翻阅了几眼，一边提提裤子一边说道：“好的，年青人，两个月后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两个星期后，年青人敲响了诗人在黑岛别墅的大门的铃铛，诗人走了出来。“是我，诗人。”“我看到了。”“您读过了？”“读过了。”“您觉得怎么样？”“很好。”年青人正要表现出得意的神情，诗人说道：“但是那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所有的智利作家的第一本书都写得非常出色，让我们等着看第二本吧。”作为自己所崇拜的老师和朋友，聂鲁达的诗句或曰聂鲁达式的诗句几乎在斯氏的每部作品中都可以见到被他巧妙地加以引用。聂鲁达在他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他政治和生活方向的指引者，因此，当智利发动的军人政变把这位爱好和平和民主的诗人置于死地时，也深深震撼了斯卡尔梅达的心灵。1983年，智利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聂鲁达的朋友、学生，当时已很有名气的斯卡尔梅达，倡议国内每位作家创作一部小说，以纪念逝去的诗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作家的《火热的耐心》一书。小说中有一节叙述的是智利人民观看聂鲁达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聂鲁达在演说词中引用了法国诗人亚瑟·兰波的一句诗：“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壮丽的城池。”本书书名正是源于此处。大概令作家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说一发表便得到如潮好评，除了被译成多种文字，还被选作欧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大、中学校的教科书。作家本人以小说为蓝本，亲自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改名为《聂鲁达的邮递员》，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迈克尔·拉德福德福执导，由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马西莫·特洛伊西担任主要角色邮递员。马西莫在上这部电影之前，因其成功地扮演过的角色，已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是他一看完剧本，就认为这将是他今生最成功的角色。因此他不肯为治病而放弃这个机会。导演几次提醒他“一部电影不值得搭上一条性命”，而他却说：“这部电影就是我的生命”。他执意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再现所扮演的角色，到最后录音阶段他完全和剧中所饰演的人物融为一体，人们很难看出是在演戏，还是在现实之中，虚弱的他最多只能录音两小时。他所扮演的邮递员果真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就在电影停机后十二个小时，还没来得及看到鲜花和听到掌声，在摄制组的同行们在酒吧庆祝成功之时，在他应如约前往医院手术的这一天（因而没有参加同行的庆功宴），他却永别了人世。这一真实的故事为这部为人们所热爱的文学作品添加了一抹美丽的色彩。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几个重要的电影节获奖后，至少获得五项国际大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影片获得1996年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五项提名，除最佳影片外，还有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电影音乐提名，最终获得一项最佳原创音乐奖。于是小说更是在很多国家一版再版。作者本人承认他“迟迟不能从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中走出来。”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作品的成功，把作者推到了名利双收的巅峰。
继1987年中篇小说《邮递员》问世后，1989年作家发表了另一部小说《爱情的速度》。它被美国的文学评论家称为“爆炸后文学”的新浪漫主义作品。写的是一个52岁的在德国居住的美国医生，平日办事循规蹈矩，却在头发花白的年纪爱上一个15岁的网球世界冠军，那早已离他而去的热烈的爱情又在心中复活了。这样的几乎可以说荒诞不经的故事在斯氏的作品中让人感到见怪不怪。这本小说发表后三家电影制片商争购改编权。
接下来是作家长久的“沉寂”，达十年之久，甚至有个杂志戏称之为“一个忘了写作的作家”，似乎斯卡尔梅达在文坛上消失了，他或许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影人，电视人。因为他以前发表的所有小说全部拍成了电影。人们说，斯卡尔梅达“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此外，他还受邀为几本名著改编成电影，如埃娃•鲁娜,又如智利著名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等,共达二十几部。虽则如此，他一天也没离开过他所爱的文学事业。1990年他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祖国，在首都圣地亚哥定居。在诸多他所投入的文学和文化工作中，他发起创办了电视节目“书秀”，并亲自出马担任主持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书先生”。这一文化性质极强的节目，用幽默风趣、生动活泼的形式介绍文学，介绍作者，介绍新书，是个健康、高品位、受到广泛欢迎的节目，特别是它所起到的刺激人们阅读兴趣的作用，受到一致好评，先后在智利、西班牙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获奖。后来这一节目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它的影响日益扩大，走出国门，由美国有关部门制作，通过美国《人民与艺术》有线频道向美国、西班牙、拉美，包括巴西和葡萄牙转播。节目的名称是“书塔”。（TORREdelospapeles）节目邀请拉美地区最著名的作家共同参与，可以相信，在这些知名作家和学者的努力下，定会对介绍和传播拉丁美洲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不是斯卡尔梅达回国后的全部工作。在文坛上“沉寂”了十年，“不写字的作家”，终于首先在西班牙，然后在智利，向读者奉献上他的新作：长篇小说《诗人的婚礼》。
小说先在西班牙发表，一个月后在智利出版，拉美各国文坛上再次掀起了斯卡尔梅达热潮。小说以移民问题为题材。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写道：“我爷爷在安托法卡斯达时对我说过……”众所周知，作者的祖父母是从南斯拉夫移民到智利的，作者本人虽出生在智利，作为移民的后代，他是熟悉移民的生活的，特别是1973年智利军人政权上台后，他和千万个背井离乡的智利人一样，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斯卡尔梅达和家人移居德国多年。因此，他对移民的题材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但是如果认为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那就错了。作家本人认为，当今世界战事频频，随之而来是大量的难民问题，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中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存在和使人关切，加上他本人天生具有的移民情节，这些都是他写作的初衷。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亚得利亚海岸一个叫赫玛的小岛上，小岛隶属于奥匈帝国。描述的主要情节是，奥地利人赫罗尼莫•菲朗克,即书中的富人移民到这个岛上,收购了本地的一家商店,并准备和岛上最漂亮的姑娘阿丽亚•埃玛尔结婚。生活在岛上的一家人,父亲柯贝达•何塞,长子科贝达•雷依诺,次子埃斯特万一家两代人都力图从帝国中独立出去，他们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行动。作者通过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情节表达了独立和反独立两派之间的抗争。诗人科贝达•埃斯特万也和岛上最漂亮的女子深深相爱,最终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奥匈帝国的代言人,一名盲目听信帝国命令的“将军”，带领士兵破坏了新婚家庭的生活,并用武力制服了整个小岛,新人乘坐的船只被俘,新娘爱上了别人,科贝达两代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无果而终，甚至家破人亡，走上了移民流亡的道路，两兄弟一人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登陆，另一人抵达了美国的纽约。这两个城市发生的事情，也为作者下两部小说打下了伏笔。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用非常现代的方式把人的爱情、心理活动和历史有机地浓缩为一体，书中的主人公全是小人物，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完成了一些英雄创举，而他们正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牺牲品。有人把这部作品称之为反史诗（CONTRA-EPICA）文学。作者的这本长篇小说于2000年五月获得智利阿尔达索尔(ALTAZOR)文学奖.小说在西班牙连续六个月高居畅销书榜首,并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等等。估计不久就会看到被改编成的电影。
2001年，《诗人的婚礼》的姊妹篇《长号手带来的女孩》如约而至。埃斯特万·科贝达流亡到智利的安托法卡斯达。一天，从欧洲来了一个长号手，他把一个两岁的女孩交到埃斯特万手中，说是他的孙女。尽管他对此持疑惑的态度，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她，于是女孩在他身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们之间由于爱、痛苦、嘲笑和幽默发生的许多事情，使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远远超过了血缘的关系。当得知当年地中海那个岛上那位不幸的新娘阿丽亚可能是她的祖母，她决定要把这件神奇的事情进行到底，她相信这就是自己的身世，并使用祖母的名字给自己冠名。阿丽亚·埃玛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移民一样，特别喜欢电影，爱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举动，执着地向往着纽约，梦想着有一天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叔爷雷耶诺·科贝达，而且相信他就是神奇的电影的发明家，于是在寻找同行去冒险逃往纽约的过程中，她认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也发生了一千一百件、作家用其特有的讽刺、夹杂着欢乐讲述给我们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同时也为尚未问世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本书，即赫玛岛上的人逃到纽约后发生的故事留下了一个活扣。
纵观斯卡尔梅达的主要作品，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拉美“爆炸后文学”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斯氏在1973年发表故事集《热情》之后，特别是发表《瓦房顶上的裸体人》获美洲之家奖后，以立即引起文学界的极大关注，甚至可以说，斯氏的开山之作也是“爆炸后文学”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下面就让我们在斯氏发表的主要作品中去印证这一看法。
1973年斯氏《热情》一书发表，读者感到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了在此之前智利文学作品中从未见到的题材和典型人物。这本故事书中的主人公们，或游荡在大街上，或痴心地爱恋着，他们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面目出现的。如果说“爆炸文学”中的主人公们沉陷在一种神秘的、昏暗的、甚至有时是为某种任意的、不可认识的信条所束缚，则可以在斯氏笔下看到一个面目全新的群体。他们大胆、活跃、充满激情。虽然他们大多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有生活，（也许是极其艰辛地生活在社会上），他们有激情，（也许仅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但是，作者赋予了他的主人公一种信念，使某种行动成为可能，使某种想法成为可能，某种“幻想”或是“魔幻”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一个新的文学的境界就这样产生了，而这正是“爆炸后文学”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看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视，也可以称之为“爆炸后文学”的另一特点，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爆炸文学”中几乎被作家们遗忘的对感情的描述，具体来说就是对爱情的描述。按照作家发表作品的大致顺序，让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在70年代发表的短篇故事中的一篇《相好》：一位生活在纽约的智利青年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年青姑娘，看见她第一眼便疯狂地爱上了她。但他不会说英语，他不知如何去沟通，他唯一想到的是偷她一只鞋。他拿着她的鞋子不知如何是好。故事叙述的是直到姑娘下车这段时间内年青人所想到的一切事情。他想了很多，想得很远，想到会和这个在瞬间所爱上的姑娘在一起共同生活，一起购买唱片、听音乐、买房子、早晨七点体面的早餐、那是充满了笑声的日子，还有无尽的温存和亲热，还有“性”，“我会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停放在你的深谷之中……”，总之，面对面前真实存在的女孩的身影，通过无边际的幻想，使一个智利孩子的梦想得以实现，虽然就在此刻之前，在纽约的小酒吧里“他早已将自己消耗殆尽：收拾桌子上的残羮剩饭、清扫瓷砖地面、用可怜的劳动所得买到在破旧的小旅馆中杀死嶂螂的权力，……每天，在柜子上的蓝色脸盆里，倾吐着日复一日的寂寞，租用一块可以把屁股安放下的木头，可以弯弯两腿，看看自己在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城市里因饱尝了沥青而充血红胀的双腿……”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境遇里，作者借主人公的口气说道：“然后，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可以毁灭我、嘲讽我、如果我背约于你，哪怕在我的床上，你可以和别的男人睡觉，但是，首先要给予我向别人炫耀你的机会，让我向你显示，任何一个知道饥饿、没有野心的动物都能够成功，都能梦想……”。让我们就此主题和“爆炸文学”做一下对比，作为一个文学运动，近二十年来，虽然“爆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各式各样，但总让我们感到或看到了某种空白，那就是存在的空白，感情的空白……，而斯氏笔下的主人公们，毅然决然地从空白中走了出来，即使生活在下层，即使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充满激情、幽默自嘲，他们冲破使人之间分隔开的诸如语言、不信任、恐惧感、强烈竞争等等障碍，而去和对方沟通、交流、表示爱慕……因此可以说，感情、爱情是斯氏作品中“爆炸后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
“嘴上叼着康乃馨的男人”，也是作者早期发表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因为作者的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写的是一个叫豪尔赫的葡萄牙青年，他在推翻葡萄牙独裁争权后，曾发誓要嘴上叼着康乃馨度过每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即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在全民欢庆新年即将到来的夜晚，他偶遇一位姑娘。青年人虽然并不知道她来自何方，姓甚名谁，便邀她共度美好的夜晚，继而提出一块睡觉，遭到姑娘的婉言谢绝。应当说，这篇故事虽然也属于“爆炸后文学”以爱情为主题的范畴，但与此同时它还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拉美现实生活中更加深层的东西，那就是在这些国家极为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义。在拉丁美洲，这一社会现象既有其历史渊源，又有其现实表现。故事的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了“姑娘沿着树木行走，带着只身一人的女子在公共场所所特有的正经、谨慎、又似乎心不在焉的神情急匆匆地走着，就像孤独是一种难堪，就像所有男人的嘴巴都大开着，要去舔她的脖子或咬她的嘴唇。”故事的戏剧性在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从长达四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刻，全民在这里庆祝，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层和肤色，而我们的女主人公还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因为她是没人陪伴的女性，于是她必须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想法，装出朝向一个目的地行走的样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才那样自然地接受年青男子的拥抱。这名男子在法西斯垮台时宣誓,要在嘴上叼着康乃馨度过新年的第一个夜晚。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年青人豪尔赫的进入和他对女主人公的拥抱认定为女主人公此刻又恢复到了男权为主的传统的社会位置中，于是，她不再是一个没有男人陪伴的“另类”，她可以放松自如地呆在人群里了。她几乎下意识地被牵着走，然后，和所有新结识的男女一样，在小餐馆里分享面包和酒，豪尔赫要向女子倾诉自己的快乐，而到此刻我们还不知道女子的来历，只知道她讲西班牙语而不是葡萄牙语，在故事的结尾处我们才知道她是智利人，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祖国，移居罗马尼亚。对他们俩人相识过程的描写，表现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女性的忽略和漠视。这种“大男子主义”综合症在斯氏的早期作品中是常见的。“但是最终,小伙子什么也没问。”女子在象征“力量”和“权利”的男子面前，自始至终是被动的，卡尔门是豪尔赫欲望的对象，而他完全受自己主观愿望的支配，于是他说道：“我现在就付账，我们回家，你留下和我睡。”按照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做法，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在相遇相识后，卡尔门是这道大餐的“饭后甜点”，而豪尔赫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安排了这一切。故事中两人的话语并不是很多，这种以“静默”代替语言的手法在作者的作品中很常见，在上面提到的《相好》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在类似这样的男女之间感情特别微妙的时刻，爱情成了主人公，而故事中的人物和话语都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话语说的不当，还会“扼杀”爱情。可是，没有话语就没有故事，就没有进展，于是《相好》中的小伙子就在内心独白中度过了和姑娘一起在车厢中的时刻。这篇故事中的女子则只简短地说了“我不想”“我不能”，以不能不顾母亲职责为理由，委婉地回绝了男青年。结局是年青人又返回了女子入住的旅馆，来到了她的房间，但并不是强求女子做她不想做的事，而是一本正经、非常温柔地把那支他曾发誓整个夜晚会叼在嘴上的康乃馨放到了她的花瓶中献给了她，这时他发现，她的花瓶中摆放的也是康乃馨。在这篇故事中，康乃馨也和葡萄亚社会党有关联，该党在推翻萨拉萨尔的独裁政权后，夺得了第一次民主选举的胜利，党徽就是一支红色的康乃馨。此刻小伙明白了，她不是大街上偶遇的风情女子。使豪尔赫改变态度的另一原因是，他从女仆口中得知女青年是智利人，而且她和为数众多的智利人一样，和我们的作者一样，正离开祖国准备移居他国。豪尔赫对她的同情和尊敬之心、对自己曾有的漠视的悔恨之意油然而生。西班牙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戏剧家加尔西亚•洛尔加在他的《血的婚礼》中早已把康乃馨比作“大男子主义”或“少爷”作风的象征。豪尔赫最后说道：“下次，你可要说清楚呀。”这也看出他对待一个受法西斯迫害而逃离祖国女子和随便一个路过此地的旅游者的态度会是截然不同的。
斯卡尔梅达最先发表的作品是短篇故事，它们不但获得了奖项，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而且被评论家认定为“爆炸后文学”。从作者以后的作品，特别是后来陆续发表的中、长篇小说不难看出，他正是沿着这条既延续和发展了上一辈作家的创作，又有极其明显个人特点的道路走了下去。下面让我们看看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部小说。
作者在国外流亡期间发表的小说<叛乱>是作者文学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它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上个世纪30至50年代，尼加拉瓜人民处于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王朝的统治之下，尼加拉瓜人民，即小说中的莱昂城的市民，与独裁者展开了大智大勇的斗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经历向我们展开叙述，让我们看到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事情，和一切独裁者一样，统治者暴戾恣睢，以高压和卑劣的手段掩盖其虚弱的本质，对人民进行百般折磨，然而，不拥有任何先进武器的善良的人民，除了具有战胜敌人的勇气，还有对正义事业的忠诚，有机智的头脑和无穷的智慧。他们创造了一套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例如在市民之间用暗号传送秘密信息。他们采用消防队员想出的计谋，在民房之间穿墙凿壁，秘密铺设了一条长长的、，与消防车相连的帆布管子通道，管子内注满汽油，一直通向敌人指挥部，把敌人困在风尘迷漫的红色火焰中。小说把我们引到一个正在经历着战争的社会群体之中，一个以众多女人为主角的城镇，因为父亲、儿子、丈夫、情人被抓去打仗了，杀害了。当然，还有一些男人秘密地在游击队参加战斗。他们中间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物，例如梅诺尔一家，奥古斯汀·梅诺尔被“国民军”抓去，当了一名士兵，伴随着反独裁斗争的日益高涨，是继续违心地留在反动军队中，还是投身到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中，使他十分矛盾和痛苦。偶尔几次探家，爆发了激烈的家庭矛盾。而她的姐姐，“城里最漂亮、勾人心魂”的维多利亚，是坚定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狂热追求着他的男友雷昂内尔，他是一名勇敢的游击队员。利用战斗的间隙，他用聂鲁达式火辣辣的诗句向姑娘表白爱情，他们用投身于斗争的实际行动，等待着胜利来临时幸福的结合。在父亲压力之下，从敌人部队开了小差的奥古斯汀被弗洛雷斯上校抓回。而最终的战役打响之前，他的父亲和姐姐也被敌人抓到敌军营，姐姐为了留下可以日后复仇的宝贵生命而容忍了弗洛雷斯的强暴。当敌人把他的两位亲人当作人质时，他奋不顾身扑向了敌人的枪口，用年轻的生命为游击队争取了时机，救下了亲人，击毙了他原来的上司弗洛雷斯。胜利从来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母亲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女游击队员失去了昔日朝夕相处的手足，姑娘失去了准备献给心爱之人的贞洁……小说的结尾是，莱昂城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游击队员维多利亚和恋人雷昂内尔双双在清新的水流下沐浴……、
坦率地说，反映人民反抗统治者的题材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非常熟悉的，用可读性来衡量这部作品，它似乎也比不上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是就这样一个近乎传统的题材，斯氏却在写作风格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这种题材的故事中，不是用轰轰烈烈的斗争来描写人民的斗争，也极少有正面的军事冲突和突出的个人英雄，有的仅是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妇女、神父、邮差、修鞋匠、剃头匠，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使统治者显得既无奈又无能。请重读这一小节，当上尉弗洛雷斯面对在司令部门口要和他们理论一番的人群时，他的部下问他：
“‘您在想什么？上尉’军曹问道。
‘这场战争有很多条战线。’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神父，想从他的面部表情来察看他的激烈程度。他宁愿面对一场阵线分明的战争，一场能够确切地知道应当怎样对付每次进攻的战争。军曹做出一副轻篾的表情。
“这些老娘儿们的‘叽叽喳喳’也算是‘进攻’吗？”
就是这些生动的章节和发生在每个小人物身上的故事，有如一幅幅各不相同的图画，把它们拼接在一起，绘制了一幅完整、有趣、耐人寻味的画卷，这就是全体民众作为集体主人公拼接成的一幅人民战争的画卷。可以说没有突出的个人英雄，没有明显的个人作为全书的主人公，莱昂城的全体民众就是主人公。除了在情节铺设上有新颖之处，作者在写作风格，特别在语言文字的驾驭方面，显示出大家风范。美国文学评论家认为，作者用诗歌一般精炼、丰富而生动的语言，用写实和文学夸张相结合的手法，写出了最朴实的人民的大智大勇。书中把人物的大量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和对外部环境的描写结合，把个人的私密和民族大业的描写相结合，战争和遭受压迫的痛苦和斗争胜利带来的幸福的描述更是贯穿全书。至于作为文学家，从发表作品开始就显露出的睿智幽默的写作风格，始终不丢弃的“嘲讽”的写作的手法和具体的令人忍俊不禁的例子，在全书中更是俯拾即是。
于1985年发表的小说《聂鲁达的邮递员》，是作者在写作生涯中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作者在这条道路上成功的里程碑。小说的主要的情节是这样的：青年渔民马里奥偶然得到一份邮递员的差事，但是用户只有一位：在黑岛拥有一套别墅的著名诗人聂鲁达。于是马里奥和这唯一的用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马里奥虽然只读过几年的书，但他是一块可以雕琢的朴玉。在诗人的启发下，他痴迷般地热爱上了诗歌，他费尽心机向诗人讨教，宁肯放弃丰厚的小费。诗人用通俗的比喻，极其幽默的语言给予了他诗歌的启蒙，他对高雅的诗歌渐渐领悟。在聂鲁达爱情诗歌的熏陶下，马里奥以充满诗意的纯情爱上了在小酒馆工作的美丽姑娘比阿特丽斯，他用聂鲁达的爱情诗歌频频向姑娘献殷勤，赢得了姑娘的芳心。正当青年人对未来充满憧憬之时，婚事遭到姑娘母亲的强烈反对，因为小伙子“除了脚趾上的脚气一无所有”。马里奥求助于聂鲁达，诗人用聪明的“比喻”和这位丈母娘“谚语”的大炮展开了一场舌战，几经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诗人聂鲁达亲自参加了婚礼。大选胜利后，聂鲁达受命赴法国担任驻法大使。一天，马里奥平生第一次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个包裹，这是诗人寄自法国，还有一只小录音机。诗人想念家乡，他请求马里奥为他录下家乡黑岛的风声、鸟鸣、大浪涛涛和自家的清脆的风铃声……忠诚于友谊的马里奥尽心尽力为诗人做了这一切，并连同自已的习作诗歌一并寄给了诗人。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马里奥和他的亲人乡亲们一道收听了聂鲁达领奖时发表的演说。
1973年智利右派份子发动军事政变。已回国居住在黑岛的聂鲁达遭到敌人的控制和迫害。马里奥冒着生命危险。绕道海边来到聂鲁达的家中，在诗人的病床前，把其他国家发来的声援诗人的电报背给他听。诗人什么也没回答，他执意请求马里奥搀扶着他向朝向大海的窗口走去，他要再看看太阳，再看看大海……聂鲁达逝世后，马里奥遭到了军政府的逮捕。若干年后，马里奥发表的诗歌获奖，诗坛上又增添了一名年轻的诗人。
小说和电影相继问世后，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作者的故事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可以说是通过文学的手段创作了一个美丽的故事，但在不同场合，人们禁不住还是要问，聂鲁达的邮递员在哪儿？他现在是诗人吗？他和比阿特丽丝生活得如何？善良的人们多么希望作家笔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现实啊。
作者的聪明之处正是在于在现实的基础上想象这美好的一切，巧妙地运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和全体智利人民对聂鲁达的热爱。安赫尔•拉玛曾经说过，拉丁美洲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中篇小说，因为它是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最好方式，《佩德罗•巴拉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尉》、及斯氏的《什么也没发生》、《邮递员》都是很好的范例。斯氏的这部作品问世后，除了被改编成电影，还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就连改编成的广播剧，在欧洲的几个国家也受到好评，小说更是一版再版，并被译成25种文字。
在斯氏的作品中词汇不仅仅是沟通的符号，作者赋予了词汇超出字面的很多含义。在《邮递员》这部小说中，作者除在策划情节方面机敏过人，成功的另一因素就是作者用精心选择的珍珠般的词汇串联全书，这也是很多院校选择这部小说作教材的原因。在书中，无论是通过马里奥和聂鲁达的对话、马里奥用朗诵诗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恋人、聂鲁达和马里奥未来丈母娘的舌战，都可以领教作者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维和概念的匠心独具，对斯氏在作品中的语言，要像马里奥“指教”他的丈母娘那样，才能有所领会。当她宣读诗人从巴黎寄来的信时，马里奥对她说：“您读得太快了……词汇必须一个一个地去咂摸滋味＂。所以有人称，斯氏的作品使用的是魔幻语言，对于魔幻语言，反复咂摸滋味会越来越有味道。《邮递员》一书中，把聂鲁达的许多诗句，或者说，聂鲁达式的许多诗句巧妙地被作者按情节需要穿插在书中，加上作者在语言上的文采，两者结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在小说《叛乱》及其它作品中作者也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借主人公之口，或由于情节需要直接引用，或加上作者的意思修改引用，不但使文章增色不少，也足以看出斯卡尔梅达对先人聂鲁达一贯的无比热爱的态度。在智利记者的一次采访中，斯氏坦白地承认，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学会了这手，他曾用聂鲁达现成的诗句讨好女孩，而对方并不知道他是在背诵别人的诗篇。斯氏对诗人和诗歌特别情有独钟（比如《诗人的婚礼》中的主人公也是诗人，但他不是《聂鲁达的邮递员》中的诗人）。斯氏认为，诗歌能使世界沸腾，诗歌是使人们理解世界的魅力的最好的方式。在《邮递员》中，作者用诗歌使两个对立的、意味着两个极点（高雅诗歌、民间谚语；知识分子、人民群众；主流、非主流社会；穷人、富人等等）的世界不但有了联系，而且还将延续和发展下去，即诗人的艺术家的世界和邮递员的卑微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在延续着。在现当代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发明了无数几乎令人眩晕的写作手法时，斯氏始终没有丢弃很多所谓传统的写作手段，在很多人对此几乎不屑一顾时，他却把传统中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例如，在《邮递员》中作者借马里奥和聂鲁达的对话，对诗歌中常常使用的“比喻”，做了极好的铨释，而精彩的比喻在他的其它作品中也比比皆是，在短篇故事“相好”中，男主人公把他捧在手里的姑娘的脚比作“一小块阳光”，就是很好的例子。总之，在作者的笔下，词汇成了他讲故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词汇是桥梁，通过它，可以包容心灵间分离的距离，语言是媒介，它使有形的物质世界和无形的精神世界结合在一起。
在《叛乱》和《邮递员》中，除了生动和形象化的语言，另一极其重要和显而易见的风格就是幽默和大量的嘲讽。生活中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不但喜欢嘲讽别人，也喜欢自嘲，他的“秃顶”总是他自嘲的“道具”。而在这两本书中，他用嘲讽的手段无情地打击敌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善意地嘲弄他所热爱的主人公们。作者坦言：“‘嘲讽’是我的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无论是嘲讽他人还是自嘲，它使故事中的一些提法、话语、情节能够保持在和读者形成一种共谋关系的状态，‘嘲讽’也避免了作者主观、武断、强加于人的口气。”他还真诚地告诉我们：“作为作家，很好地使用这一文学手法，它是我追求的理想，也是我喜欢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极力从‘压力’中得到解脱”。斯氏文学创作对这一手段的运用,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示,事例生动形象,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总之，《邮递员》是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动人的情节，把诗歌、柔情和嘲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个有深厚生活基础的美丽故事。电影放映后，在意大利的街头出现了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体恤衫上写有电影中主人公的一句话：“诗歌属于使用它的人而不属于创作它的人”。这种武断和有失公正的态度不正是作者借读者之口表达了他本人的文学立场吗？
作家本人认为，他从事写作，是出于想写些什么的冲动，他自认为他并没有以故事来教育他人的目的，他又酷爱想象，以高超的想象自娱和娱人。他笔下的对象经常是小人物、边缘人物，学生、冒险家、日常生活中的弱者，也不乏大千世界的“小英雄”，他们就生活在大街小巷里、在沙滩上、在竞技场上，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作家用他们的语言描绘他们，同时加上作者的艺术的联想，于是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往往需要在他语言描述的导引下，去想象一幅幅画面。特别是他笔下的有些主人公在梦幻中、醉酒态、昏迷时，作家大胆地使用充满诗意.缺少理性的联想,更确切地说,体现了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联想,用语言成就了纷乱复杂的形象,有时让人不知所云。但是它的好处在于产生了自然、生灵活现的效果，完成了沟通的目的。作者认为，这也是讲述生活中高度紧张状态的“秘密武器”。每当读到他的这些章节时，都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和上一代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难分难解的渊源。
美国出版的一本关于拉美现代文学作家辞典中，在智利的条目下只提及三个作家，即何塞·多诺索、伊萨贝尔·阿连德和斯卡尔梅达。有人认为，他是继鲁尔福、加尔西亚•马尔克斯、奥内迪和科塔萨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最近这些年来他频繁地出现在北美、欧洲和拉美文坛上的现象可以看出，目前他是拉美国家文坛上最抢眼的作家之一。我个人认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优秀作家集中涌现形成的“爆炸文学”逐渐衰退后，由于这一代作家的强大实力，对后来的作家来说，仍然不失为一股强大的挑战势力,因此,很多“爆炸文学”后的作家,虽然他们才华横溢,仍然不可挽救地在上一代作家杰出“技艺”的风浪中翻船沉没,而斯卡尔梅达,凭借自己的力量,他的写作主题、不循规蹈矩的选材、他笔下的人物、他对“魔幻现实主义”巧妙的发展和使用，特别是因他的作品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使他在众多“爆炸后文学”沉船覆没的作家中不但是位幸存的，而且是位名副其实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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