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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踌躇满志的时候，有个名叫D.O.格雷罗的原建筑承包商，饱经忧患、失意之余，正在向失败低头。
格雷罗目前离开空港大约十五英里，把自己反锁在市内南区一座破旧的公寓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面。这幢没有电梯的公寓楼离屠宰场存放牲口的地方不远，在第五十一号街一家喧闹蹩脚的饭铺楼上。
D.O.格雷罗是个瘦削的细长个子，双肩微溜，面有菜色，突出的尖下巴。
眼睛深凹，薄薄的嘴唇，全无血色，胡髭稍带茶色。细脖子，大喉结。头发在往后秃。双手有点发抖，手指难得是稳定的。他老抽烟，经常一支接一支，用一个烟头点上另外一支。目前，他需要刮一下脸，换件干净衬衫。虽然他把自己锁在里面的那间屋子是冰冷的，身上却在出汗。他今年五十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
格雷罗结婚已有十八载。从某些标准看，婚后生活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满，也还不错。D.O.（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人们都用他名字的缩写来称呼他）和伊内兹·格雷罗两人相敬如宾，谁也没有想过要另觅新欢。而且，不管怎么样，D.O.格雷罗对女人从来不大感兴趣；他更多的心思是用在做生意和理财上面。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格雷罗夫妇之间在思想上出现了鸿沟，伊内兹虽曾设法填平这个鸿沟，却没有成功。买卖上一连串的厄运，把他们这个小康之家弄得濒于贫困，最后迫得他们数次搬家——先是从他们那舒适、宽敞的近郊住家（已经抵押了不少钱）迁到另外一些不那么阔气的地方去，最后又迁到如今这个阴暗、到处透风、到处都是蟑螂、两间一套的公寓里来。这是两人之间出现鸿沟的一个原因。
虽然伊内兹对他们的处境并不满意，但她还是可以根据目前的情况张罗过去的，只要她丈夫不再变得喜怒无常、脾气不再变得如此凶恶，有时甚至无法和他说话。几个星期以前，他在盛怒之下，打了伊内兹，把她的脸刮破了一大块。她倒是愿意原谅他的，他却既不赔礼道歉，事后又绝口不提此事。
她怕他以后还要动手，所以，不久就把他们的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男一女——送到她住在克利夫兰的已婚的一个姐姐那里去住。伊内兹自己留在家里没有走，她找了个工作，在一家咖啡馆当女侍。尽管工作重，工资少，但至少可以糊口。她丈夫似乎很少理会孩子们或者她本人在不在家；最近他的情绪是心灰意懒得厉害，而且总是一个人生闷气。
伊内兹目前正在上班。D.O.格雷罗独自一人在家。他不必把这间小卧室锁上，虽然他在房间里耽不长，但为了切实保证不受打扰，他还是把门上了锁。
D.O.格雷罗和今晚还有一些人一样，很快就要离开家门去空港。他已在航空公司订了座，有一张今夜有效的飞机票，是环美去罗马的第2次班机。
票子就在他的大衣口袋里，大衣就在这间锁着的屋子里，搭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椅上。
伊内兹并不知道有那么一张去罗马的飞机票，对她丈夫取得这张票的动机更是一无所知。
这是环美的一张旅游的来回票，一般要花四百七十四美元。D.O.格雷罗撒了个谎，用赊欠的办法把票弄到手。他先付了四十七元定洋，这是典当了他妻子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她母亲的一个戒指（伊内兹还未发现丢失）
——弄来的钱。他答应余下的欠款，加上利息，在今后两年内每月分期拔回。
这一诺言大概是永远也实践不了的。
没有一家正经的金融公司或银行会借给D.O.格雷罗去附近皮奥里亚的一张公共汽车票钱，更不要说是去罗马的飞机票钱了。他们会彻底调查他的背景，并发现他有长期无力偿付债务的历史，长期积欠一大笔私人债务，而他开设的住宅建筑公司——“格雷罗承包股份有限公司”——早在一年以前就被宣告破产。
如果对格雷罗的一团糟的财务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将会发现在过去的八个月中，他用他妻子的名义曾试图筹集资金搞一项投机性的地皮交易，但没有成功。在失败过程中，他又欠下更多的债。目前，由于他曾编造了一些弄虚作假的财务报告表，同时又是个没有偿付债务的破产者，事发以后（看来不久就要败露）将要卷入刑事诉讼，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要坐牢的。还有一件事，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也是马上就要发生的：这套房子虽然破旧不堪，他已有三个星期没交房租，房东扬言明天就要赶他搬场。如果被逐，他们将无处可去。
D.O.格雷罗已是走投无路。他的财政信誉扫地，是零负。
不过航空公司对赊账是非常松的；而且，即使有人逃债，它们在追索欠款的手续方面往往没有别的企业那样雷厉风行。这是一个特意制定的方针。
它的依据是：近几年来，买票坐飞机的乘客是社会上一种异乎寻常地诚实可靠的典型，大多数公司很少吃过倒账。很少有D.O.格雷罗那样打算赖账的人去麻烦它们，所以它们没有采取措施来专门挫败格雷罗耍的那种花招，因为不值得这样做。
通过两个简单的办法，他躲过了一次非常草率的信用调查。首先，他拿出一份“职工介绍信”，这是他自己用打字机打的，信纸上印的是他一度经营过的一家不复存在的公司名称（不是那家宣告破产的公司），这一公司的地址用的是他个人使用的邮政信箱。第二，在打这封信的时候，他故意拼错自己的姓，把第一个字母“G”打成“B”。这样，如果要搞例行公事的用户信誉调查，“布雷罗”这个姓氏不会提供任何情况，而在他那真实的姓氏下面是载有对他不利的记录的。在进一步提供身份的时候，他使用了他的“社会保险”卡和汽车驾驶执照，事先仔细地把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同样加以涂改，事后又重新把它改回来。他在付款合同上面签字的时候，还故意把名字签得不易识别，看不清他签的究竟是“G”还是“B”。
昨天有个职员也继续使用这个错拼的字，替他在飞机票上面写上“D.O.布雷罗”。D.O.格雷罗根据自己目前的计划，对这件事仔细权衡了一下。他的结论是毋须担心。如果以后有人提出疑问，在那份“职工介绍信”和飞机票上就只错了一个字母，似乎是个真正的笔误。一点也证明不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他打算今天晚上在空港报到的时候，把环美客舱清单和他的飞机票上的名字拼法改正过来。重要的是，在登上飞机以后，必须做到他的名字确切无误，不致引起混乱。这也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D.O.格雷罗计划的另一部分是把这第2次班机炸毁。他将和飞机同归于尽。这一因素并不使他生畏，因为他自己作了盘算，他的生命对己对人都不再有什么价值了。
但是他的死倒可以产生价值，他决心要使他的死亡产主价值。
在环美这次班机飞出之前，他打算去保七万五千美元的飞行险，写上他妻子和孩子的名字作为受益人。他有他的理由：直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带给他们什么好处，但是最后这一行动将是为他们着想而作出的一项不平凡的姿态。他认为他正在完成一项爱和牺牲的业绩。
在他乖戾失常的脑子里——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逼出来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乘坐第2次班机的其他旅客、它的机组人员，所有这些人全都要和他一起丧生。他象精神病患者一样，天良已泯。在他想到别人的时候，只是考虑他们会不会破坏他的计划。
他认为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已经考虑在内了。
飞机一经上天，他那张飞机票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的了。没有人能够证明他无意执行合同上分期付款的规定。即使那张伪造的“职工介绍信”败露——很可能要败露——除了说明他是用欺诈手段取得赊账之外，再也不能说明什么别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对随后索取保险金毫无影响。
他还故意买了一张来回票，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不但打算完成这次出国的飞行，还打算回来。至于为什么选择去罗马，那是因为他在意大利有个远房兄弟，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有时也曾说起要去看看他——伊内兹知道这一件事。所以他作出这一抉择，至少看上去是合乎一点逻辑的。
在D.O.格雷罗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个计划在他头脑里已经打转了好几个月。在这期间，他仔细研究了飞机空中失事、飞机被人毁掉旨在从飞行保险中捞一把的史料。在有案可查的飞机失事史料中说，在毁机的动机调查清楚之后，对那些还活着的同谋者就被控以谋杀罪，和他们有关的飞行保险单作废。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飞机失事原因不明，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有人破坏的结果。关键在于飞机残骸是否存在。如能找到残骸，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有办法把残骸凑在一起，设法找到其秘密所在。这些调查人员经常总能解决问题。如果是一次空中爆炸，留下残迹，就可以断定爆炸的性质。D.O.格雷罗据此认为他的计划必须排除找到残骸的可能性。
这是他选择环美直飞罗马的班机的原因。
第2次班机“金色巨艇”大部分的航程是在海洋上空，所以根本就永远不可能找到一架支离破碎的飞机残骸。
环美航空公司有一本印发给乘客的小册子，里面标明了飞行路线、航速，一看便知，里面甚至还有一组报道，教给乘客如何“自己查明飞行中的方位”。
格雷罗根据这本小册子，算出在飞行四小时以后——把一般的风速计算在内——第2次班机将飞临大西洋中部上空。他打算在飞行开始后，再核对一下，如有必要，再把目前的计算结果加以修正。他的设想是：首先记下起飞的确切时间，然后注意听取关于飞机进程的报告，这是机长经常会通过客舱里的扩音机向旅客宣布的。有了这样的情报，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飞行是落后于或是走在原定的时间前面，落后了多少或提前了多少。最后，就在他已经决定了的地点上空——约摸在纽芬兰以东八百英里——触发爆炸，让飞机或它的残骸堕入海底。
这就再也找不到它的残余。
这第2次班机的碎片将永远留在大西洋海底，藏在那里成为一个谜。这就不会进行检查，随后也没有人能揭示飞机失事的原因。活着的人也可能会有迷惑，产生疑问，进行猜测。他们甚至猜对了，但永远也弄不清真相。
由于缺乏有人进行破坏的任何证据，飞行保险的赔款必须如数付给受益人。
现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如何爆破。显然必须把这架飞机毁掉，同样重要的是，爆破的时间必须对头。为了解决这时间问题，D.O.格雷罗决定把爆破装置带上飞机，亲自动手。目前他正在这上了锁的房间里把它装配起来。虽然他作为一个建筑承包商对炸药也很内行，他身上还是在冒汗，从他十五分钟前开始装配的时候，就一直在出汗。
这个装置有五个主要部分：三格炸药，一个小小的雷管接上电线，一节半导体收音机使用的电池。炸药盒是杜邦公司红十字加强型的——体积小，威力特大，含有百分之四十的硝化甘油，每盒直径是一又四分之三英寸，长八英寸。用电工的黑色橡皮膏粘在一起，为了掩盖其用途，被放在一个饼干盒子里面，一端是开着的。
格雷罗小心翼翼地还在破烂的床罩上面摊开了另外几样东西，他就在床罩上面工作。这里面有一个木制晾衣夹，两只图钉，一方英寸的透明塑料皮，一段短短的绳子。这个用以炸毁一架价值六百五十万美元的飞机的装置价值还不到五美元。所有这些东西，包括炸药——是D.O.格雷罗当年做承包商时用剩的，是在五金店里买来的。
床上还放着一个扁扁的小皮包，是人们出门办事坐飞机时装文件和书本用的那一种。格雷罗就把这个爆炸设备安装在这里面。稍后，他就带上这个皮包上飞机。
一切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简单，简单到格雷罗自己也承认：多数人事实上由于对炸药不懂行，决不会相信这东西能行。不过，它就是管用，具有破坏性极大、致命性的效果。
他把这个装有炸药的饼干盒牢牢地粘在皮包里面，把木头夹和电池捆在一旁。用电池为炸药点火。衣夹是开关，在适当的时候能把电池内的电流释放出来。
他的手在颤抖。他自己感到衬衫里面在流汗珠。雷管已经安上，稍一失误，一不小心，此时此地就可以把他自己，这间屋子，这个建筑物的大部分炸得四分五裂。
他屏住呼吸，把雷管和炸药上面接出来的第二根电线和衣夹的一端接上。
他等了一下，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用手帕擦去手上的汗水。他的神经和神志紧张异常。他坐在床上能感到身子下面薄而凹凸不平的床垫。在他动弹的时候，这张老掉牙的铁床架子就发出吱吱的声音表示抗议。
他继续他的工作。他以极为灵巧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把另一根电线接上。
现在全靠那一方英寸的透明塑料皮来隔断电流，防止爆炸。
这块塑料皮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英寸厚，在它的边缘附近有一个小洞眼。
D.O.格雷罗拿起床上剩下的最后一个配件——绳子，把它的一头穿进那塑料皮上的洞眼，然后把它牢牢拴住，防止塑料皮移动。他把绳的另一头穿过皮包上一个已经钻好但并不显眼的小孔，引到皮包外面，正好在皮包把手的下面出来。他把皮包里面这部分绳子弄得松松的，把露在皮包外面的那段绳子又打了个结，结的大小正好不让绳子缩回去。最后，也是在皮包外面，他又打了个手指可以放进去的圈套，就象执行绞刑的人用的绞索，具体而微，然后把多下来的绳子剪掉。
一切就是这样。
把手指伸进圈套里去，绳子一拉！只要接通电流，爆炸立地发生，就可以把四周的人、物摧毁殆尽。
一切就绪，格雷罗感到一阵轻松，点上一支烟。他再一次想到一般人——包括写侦探小说的人——总把制造一个炸弹想象得比这复杂得多，不由冷笑一下。在小说里看到的，总是些精心设计的机关啊、钟啊、导燃线啊，发出滴滴答答或者丝丝作响或者劈劈啪啪的声音，而且据说如果把这些东西泡在水里就可以防止爆炸。实际上，并不需要这繁琐的一套——象他刚装配好的、简单、平常的部件就行。而且只要一拉绳子，不管是水、枪弹、人的勇敢都不熊制止他这种炸弹的爆炸，任何东西都将无济于事。
D.O.格雷罗咬住烟卷，在冒出的烟雾中眯着眼睛斜视着，他小心地把一些纸张放进皮包，把炸药、衣夹、电线、电池和绳子全部盖上。他设法做到这些纸张不会来回移动，但是纸张下面的绳子却可以随便移动。即使有必要把皮包打开，里面的东西看上去也全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把皮包关上锁好。
他看了看床头那只蹩脚闹钟。八点过几分，离班机起飞两小时不到一点。
是时候了，该走了。他打算坐上住家附近的地铁去航空公司的接客站，在那里搭上空港的专车。他身上剩下的钱，刚够坐地铁和购买飞行保险单。想到这里，提醒他还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到空港去买保险单。他赶紧穿上大衣，摸了摸口袋，检查一下那张去罗马的飞机票是否还在里面。
他把卧室门上的锁打开，走进那间简陋、破烂的起居室，带上那只皮包，战战兢兢地拿在手里。
最后还有一件事要办！留张条子给伊内兹。他找了张纸片，一支铅笔，想了几秒钟，写道：
我这几天不回家了。我要出门去。我盼望不久会有好消息，让你感到意外。
他签了D.O.两个字母。
他犹豫了一下，心里软了下来。这不象一张结束十八年夫妻关系的字条。
接着他又决定只能如此，言多必失。因为出事后，即使找不到第2次班机的残骸，调查人员也会彻底检查乘客的名字。这张字条，还有他留下的其他一切纸张，也将受到周密的检查。
他把字条放在伊内兹肯定能看到的桌子上面。
下楼的时候，D.O.格雷罗能听到那家蹩脚饭铺里传出来的人声和投币自动电唱机里放出来的音乐。他翻上大衣领，另一只手紧紧握住那个皮包。皮包把手下面是那个活象绞刑人用的绞索绳圈，它就在他弯着的手指旁边。
在他离开南区的房子、走向地铁的时候，外面还在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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