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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乔丹大夫平静地说，“你妻子就要死了，约翰。她只能活几小时了，就这些。”看到面前这仍穿着工作服的瘦小年轻人，看到他苍白的脸上极度痛苦的神情，乔丹添了一句，“我巴不得能和你说些别的。不过我认为，你想知道的是真实情况。”
他们此刻是在新泽西州莫里斯城的圣比德医院里。外面传来傍晚时分的喧闹声——这是小城市里的喧闹声——可是这几乎没有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
在病房里的暗淡光线下，安德鲁看见病人丈夫的喉结痉挛似地颤动两次后，才好不容易迸出话来，“这就是没法相信。我们结婚还不久。一切还刚刚开始。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小宝宝。”
“我知道。”
“真是太……”
“太不公平了？”
年轻人点点头。约翰·罗从外表看来，就是个勤恳的正派人。他二十五岁，比乔丹大夫自己只小四岁。这打击使他受不了——尽管并不出乎他意外。
安德鲁但愿能再安慰安慰对方。安德鲁经常见到死亡，并且受过训练，熟悉死亡前的那些征兆，但他一直拿不准，应该怎样把实情告诉垂死病人的家属和朋友。做医生的应该毫不避讳，直截了当地捅出去吗？有没有什么巧妙一些的方式呢？这种事情，在医学院里没人教过，毕业后也没人教过。
“病毒是不公平的，”安德鲁说，“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这次在玛丽身上表现的这样。通常，治疗是有效果的。”
“难道没别的办法？可有什么药物能够……？”
安德鲁摇摇头。没必要作这种具体回答：目前还没有。至今为止，对于到了肝昏迷状态的后期传染性肝炎还没有药物可治。今天早些时候，他还向既同他一起开业，又是该院内科主任的老资格医生诺亚·汤森请教过。但是把这告诉约翰没什么意思。
一小时以前，汤森对安德鲁说，“你已尽了最大努力。换了我，和你的处理也不会有丝毫两样。”安德鲁这才给附近博恩顿镇上的一家工厂打了电话，通知了正在做中班的约翰·罗。
真见鬼！安德鲁瞥了一眼毫无动静的病人，她躺在那高高摇起的病床上。
屋里只有这一张床，因为门外走廊上挂着醒目的“隔离”牌子。静脉滴注瓶在床后的架子上挂着，瓶里的葡萄糖、生理盐水、复合维生素B等药物，通过在臂弯处插进玛丽·罗静脉里的针头，点滴地输入她体内。外面天已黑了下来；偶尔有暴风雨中隆隆的雷声，雨在哗哗地下着。真是讨厌的夜晚。而对于这已是妻子和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这却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夜晚。
一个星期以前她还很健康，很活跃呀！真见鬼！的确太不公平了。
今天星期五。星期一那天，玛丽·罗来到他的诊室，虽病容明显，却依然娇小玲珑、面目姣好。她诉说感到恶心，身子乏力，吃不下饭。一量体温，100.5华氏度。
罗太太告诉他说，四天以前，她就有过上述症状，还呕吐过，由于第二天见好，她就以为：管它是什么病，反正没事了。可现在症状重新出现。她感觉很不好，比上次难受得多。
安德鲁查看了一下她的眼白，发现有点儿黄。她皮肤的某些部位也已出现黄疸。触诊了她的肝，软软的，比正常的大了一些。询问后她说出，上个月她曾和丈夫到墨西哥去短期休假。不错，他们为了图便宜，住在一家不像样的小旅馆里。不错，她吃了当地的食品，喝了那儿的水。
“我马上就收你住院，”安德鲁对她说。“还需要验血来证实，不过，我敢肯定，你得了传染性肝炎。”
看到玛丽·罗似乎吓着了，他解释说，很可能她在墨西哥吃了带肝炎病毒的食物或水。这病毒可能来自那些已得了病却在处理食物和水的人。在那些卫生条件差的国家，这种事经常发生。
至于说如何治疗，多半用辅助疗法，往静脉里输上一些必要的药物。安德鲁还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人完全康复需要三四个月，而玛丽住院用不了多少天，很快就可以回家去。
玛丽凄然地笑问道，“另外那百分之五呢？”
安德鲁大笑一声后回答，“别管它！你不会属于那百分之五的。”
这一点他可说错了。
玛丽·罗的病情没有好转，而是一天天恶化了，血液里的胆红素不断增高，表明黄疸日益严重，这从她那黄得吓人的皮肤也看得出。更严重的是，星期三的化验中发现，她血中的含氨量已达到危险的程度。这些在肠内产生的氨，由于肝功能减退，已无法处理了。
昨天她开始神志不太清楚。人颠三倒四，昏头昏脑的，既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或在医院里干什么，也认不出安德鲁和自己的丈夫。那时安德鲁才提醒约翰·罗，他妻子病情严重。
星期四整整一天，无能为力的苦恼折磨着安德鲁，在诊室接待病人的间隙，他一直在思索这问题，可是毫无结果。他意识到，病情好转的障碍就在于这血液中愈来愈多的氨。怎样清除它呢？他深知，根据现有的医疗水平，还没有有效的办法。
后来，现在他才觉得当时颇不公道，竟把自己的烦恼发泄到一个该死的药厂女推销员身上；这人昨天下午到他诊室来，却挨了他一阵发作。她是个“新药推销员”。该叫她“新药女推销员”吗？他可不管这些。他甚至没记住她的姓名或她的模样。只记得她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只是个孩子，说不定刚刚开始推销新药。
女推销员是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的。事后安德鲁也弄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肯接待她。反正有人通报说她正等着，他就同意了，以为能从她那里听到什么新药的消息。但等她开始提到他们公司刚上市的一种最新抗生素时，他的思想就开了小差。随后只听得她说，“你根本就没听我说话，大夫。”这就使他大为光火。
“或许因为我有更值得思考的事情，而你只不过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
这是很不礼貌的，平时他不会这样。可这回，他既为玛丽·罗的事烦恼万分，又加他一贯讨厌医药公司以及他们强行推销药品的方式。不错，大医药公司也制造出一些好药，但他们那种为推销药品而进行的大肆吹嘘，甚至还拍医生们的马屁，都使他十分反感。还在医学院读书时他就领教过这个。
医药公司的代表盯着医学院的学生奉承、献媚；医药公司心中有数，这是些将来有处方权的医生。他们还送学生听诊器、出诊提包等，有的学生欣然接受。安德鲁可不是这种学生。尽管他并不宽裕，他宁愿自己购置，以免受制于人。
“或许你愿意告诉我，大夫，”昨天那费尔丁-罗思公司的女推销员说，“你那火烧眉毛的重要事情是什么。”
这时他把情况告诉了她，说玛丽·罗由于氨中毒而生命垂危，接着挖苦她说，他指望费尔丁-罗思这样的大公司能制造出什么药物使病人不再产生过量的氨，而不是来推销某些“我们也有”的抗生素，因为这类抗生素市面上就有五六种，效果都差不多……
他刚讲完，就已经在为这场发作感到羞愧，说不定还准备道歉，可女推销员已收拾好样品和宣传品，只说了一句，“再见，大夫，”就走了。
昨天就这样过去了，安德鲁对于怎样挽救自己的病人玛丽·罗，还是一筹莫展。
今天早晨，他接到病区护士长勒德洛太太打来的电话。
“乔丹大夫，我为你的病人玛丽·罗担忧。她陷入麻木状态，对任何东西都毫无反应。”
安德鲁赶往医院。一个住院医生守候在此刻已完全昏迷的玛丽·罗身旁。
安德鲁没到医院就知道，虽然必须赶到医院去，但去了也不可能有什么大胆的冒险措施。他们能做的只是让那静脉滴注瓶继续输液，只能做这点事，只能抱以希望。
现在，一天即将过去，显然已经毫无希望。玛丽·罗的病情似乎已没有好转的可能了。
约翰·罗强忍住眼泪问道，“她还会清醒过来吗，大夫？玛丽会知道我在这里吗？”
“很抱歉，”安德鲁说。“不大可能了。”
“那我还是要守着她。”
“当然，当然。护士就在附近，我还要向住院医生交代清楚。”
“谢谢你，大夫。”
离去时，安德鲁在想：谢我什么呀？他感到需要喝杯咖啡，于是朝着他知道此刻正在煮咖啡的地方走去。
医生休息室是个小房间，里面只放着几把椅子，一个邮件架，一台电视机，一张小书桌，还有主治医生的衣物柜等。它的优越性在于非常安静，随时可以喝到咖啡。安德鲁到达时，那里没有人。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往一张用过多年的旧式单人沙发上一坐。再呆在医院里已无必要。但他本能地不打算马上回到他的单身公寓房间去。那住处是诺亚·汤森的妻子希尔达替他找到的，很舒服，只是有时略嫌冷清。
咖啡有点烫。安德鲁一边让它凉着，一边拿起一份《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看了看。头版显著位置就是一篇关于什么“斯布特涅克”（不管叫什么，反正是颗地球卫星）的报道。这是俄国人最近发射到外层空间去的，他们大肆吹嘘，说它预示着“新太空时代的曙光”。根据这篇报道，预计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下达命令，加速制订美国的空间计划；而美国科学家们对于苏联在科技方面的领先，深感“震惊和羞惭”。安德鲁希望，这种震惊能波及医学界就好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二年来，医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是存在着许许多多令人沮丧的空白点和没有解决的难题。
把报纸放下后，他拿起一本《医学经济》。对这杂志他总是很感兴趣，有时还十分入迷。据说这是医生们最爱读的刊物，就连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不如它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医学经济》的主要作用是：指导医生们怎样尽量多赚钱；钱赚到手后怎样投资，怎样用它。安德鲁开始读一篇文章《开业医生尽量少交税的八种办法》。他认为他应该尽量了解这一类事情，因为受了多年专业训练、终于当上医生挣钱时，如何处理钱财却是医学院不曾教过的。自从一年半以前他进汤森大夫的诊所以来，安德鲁对于每月存入银行户头的现款之多感到吃惊，这种吃惊感很新鲜，而且并不引起不快。当然他不想让金钱来主宰他，就像……
“打搅你了，大夫。”
一个女人的声音。安德鲁转过头来。
“我到你的诊室去过，乔丹大夫。你不在，我就决定到医院里来找找看。”
倒霉！这就是昨天到他诊室来的那个医药公司的女推销员。她穿着一件湿透了的雨衣，她那略呈褐色的头发也湿淋淋的，眼镜上带有水汽。脸皮也真厚——竟然闯到这里来了！
“看来你不知道，”他说，“这地方不准外人进来。我也从没见过推销员——”
她接口说，“到医院里来。对，这我知道。但我认为这事非常重要。”
她动作迅速地放下公文包，摘下眼镜擦拭，又开始脱雨衣。“外面雨真大，我从停车场走过来时，全身都湿透了。”
“什么事这么重要？”
女推销员把雨衣扔到一把椅子上，他又一次注意到她很年轻，至多二十三四岁。她慢条斯理小心翼翼地说话了。
“氨，大夫。昨天你说，你有一个肝炎病人，由于氨中毒快要死了。你说你希望——”
“我知道我说过的话。”
女推销员用清澈的灰绿色眼睛直视着他。安德鲁觉察到这人个性很强。
他想，她称不上漂亮，尽管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高颧骨脸蛋；如果头发干了梳一下，她也许还算好看。脱掉雨衣后，身材也还不错。
“你当然知道，大夫。我敢肯定你的记性比你的礼貌好一些。”他正想说点什么，她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止住了他。“昨天我没有，也无法告诉你的是：我们费尔丁-罗思公司四年来一直在试制一种新药，用于减少肠内细菌产生的氨。这种药在你病人的那种危急情况下或许有用。昨天我只知道有这件事，但是还不知道这项研究的进展情况。”
“我很高兴听到已经有人在试验了。”安德鲁说，“但我还是不明白——”
“你听下去会明白的。”女推销员把耷拉到脸上的几绺湿头发抹到后面去。“他们试制的药叫做罗特洛霉素，动物试验已取得成功，正准备往人的身上做试验。我弄到了一点罗特洛霉素。现在带在身边。”
安德鲁站起身来。“你的意思是，我说……小姐，”他记不起她的姓名，头一次有点发窘。
“我没指望你记住我的名字。”她又不耐烦了。“我叫西莉亚·德·格雷。”
“德·格雷小姐，你是要我给病人用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陌生药，而这种药只在动物身上试验过，是吗？”
“任何药，都得有第一个用的人。”
“你别见怪，”安德鲁说，“我可不想做这种开路医生。”
女推销员怀疑地扬起一边的眉毛，声音也尖利了。“即使你的病人就要死了，而你又没有任何别的药可用，你也不肯吗？你的病人怎么样了，大夫？
就是你昨天提到的那位。”
“比昨天更糟。”犹豫了一会儿他又说，“她已昏迷不醒了。”
“那么说，她就要死了？”
“瞧，”安德鲁说，“我知道你用意是好的，德·格雷小姐。你进来时我对你说话的态度不好，请原谅。不幸的事实是，一切都太晚了。现在开始用试验性的药已太晚了，而且，即使我肯，你可知道要办多少手续，要签多少同意书，还有多少麻烦事儿要做吗？”
“我知道，”女推销员说。现在她的眼睛十分明亮，凝视着安德鲁；他忽然觉得开始有点喜欢这直率坦白、精神饱满的年轻妇女了。她接着说，“我完全知道要办哪些手续，要签哪些同意书。实说了吧，打从昨天离开你以后，我没干别的，一个劲儿打听这些事——办这些事，还有就是缠着我们研究部的主任，硬要他给我一点儿目前还很少的罗特洛霉素。三小时以前，在我们这个州最南部的坎登，我终于从我们公司的试验室里取到了药。然后，在这样讨厌的天气里，我又片刻没停地开车赶到这里。”
安德鲁刚说了声，“我很感谢你——”女推销员已不耐烦地摇起头来。
“还有哩，乔丹大夫，一切必要的文件都已办妥。你要用这药，只需再得到医院和病人直系亲属的同意，其他就没事了。”
他只能瞪眼看着她。“我真该死！”
“别浪费时间了，”西莉亚·德·格雷说。她把公文包打开，取出几张纸。“请你先看看这一张，它是费尔丁-罗思公司的研究部为你准备的罗特洛霉素说明书。这里的一张是我们医务主任写的便条，告诉你怎样使用这种药。”
安德鲁接过这两份东西，看来接着要过目的还不少哩。
他一开始读起来，就完全钻进去了。
将近两小时过去了。
①
“你的病人inextremis（拉丁文，意为“已在弥留之际”。译者注），安德鲁，咱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电话里是诺亚·汤森的声音。安德鲁好不容易在一个家庭宴会上和这位内科主任联系上了，安德鲁向他说明有人提供试验性药物罗特洛霉素的情况。
汤森继续说，“你说那个做丈夫的已经同意了？”
“是的，而且是书面的。我把院长从他家里找到医院里来，他已让人用打字机把表格填好，当事人和连署人都已在上面签了名。”
签字以前，安德鲁同约翰·罗在他妻子的病房外的走廊里谈了话，年轻的丈夫非常愿意试新药。安德鲁看他那急切劲儿，劝他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约翰·罗因为手在发抖，签的名字歪歪扭扭，但在法律上这是有效的。
安德鲁通过话筒对汤森说，“院长很满意，因为费尔丁-罗思公司送来的其他材料符合要求。显然因为这药是本州生产的，使手续简化了。”
“你务必要把这一切过程都详细记在病历上。”
“我已记上了。”
“那么你只缺我这里批准了，是吗？”
“就医院方面说来，是这样。”
“我批准，”汤森大夫说。“倒并不是我对此抱有多大希望，安德鲁。我认为你的病人似乎是无法挽救了，不过我们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我去吃美味的烤野鸡了，好吗？”
安德鲁在护士值班室放下电话后（他刚才一直是在这里打的电话），问道，“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夜班护士长是位只上半班的注册老护士。她已准备好放有皮下注射器的盘子。她打开冰箱取出内有清澈药水的玻璃瓶放进盘子，这瓶药水就是费尔丁-罗思公司女推销员带来的。“准备好了。”
“那我们去吧。”
安德鲁和护士走进病房时，早晨陪伴玛丽·罗的住院医生奥弗顿大夫正在病人床边，约翰·罗在不妨碍别人的地方逡巡着。
安德鲁向住院医生讲了罗特洛霉素的事。奥弗顿大夫是个粗犷、性格外向的得克萨斯人，他听后用南方人的拖腔说，“你指望出现他妈的奇迹吗？”
“不，”安德鲁简洁地回答。他转向玛丽·罗的丈夫。“我再强调一遍，约翰，这是没有把握的尝试，非常没有把握的。只不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懂。”声音很低，很激动。
护士在给毫无知觉的玛丽·罗做注射前的准备，这将是在臀部作肌肉注射。安德鲁对住院医生交代说，“医药公司讲，这药每四小时注射一次。我已开了处方，不过我希望你……”
“我会守在这儿的，头儿。记住了，四小时一次。”住院医生把声音压低，“喂，打个赌怎么样？大家机会一样地赌，要是——”
安德鲁瞪了他一眼，让他闭嘴。这位得克萨斯人已在医院里受了一年训练。这期间，他表现出是个极称职的医生，可是他对周围事物麻木不仁，这却是尽人皆知的。
护士给病人注射过后，拿了脉，量了血压，报告说，“没有反应，大夫。脉搏、血压和注射前一样。”
安德鲁点点头，暂时放心了。他并没指望有什么好转，但产生不良反应倒是可能的，特别是用尚在试验阶段的药物时。此刻他心里仍在嘀咕：玛丽·罗能不能活到明天早晨呢？
“她的情况如果更糟了，打电话到我住处来，”他交代说。接着，轻轻对病人的丈夫说了声“再见，约翰”，他就走了。
安德鲁回到公寓后才想起来，费尔丁-罗思公司的女推销员还在医生休息室里等他的回话哩！这次他总算记住她的姓了——德·格雷。名字是辛蒂吗？
不对，是西莉亚。他正准备挂电话时，一转念，到这会儿她大概已打听出所发生的一切了。明天再找她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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