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复”这个词我早就知道。我在大学法国文学科读书时，开始意识这个词。那个时候，只要不睡觉，就经常要读法语。从小说里看到réhabilitation这个词汇，指的是入狱者出狱后经过社会再训练恢复名誉、恢复权利。不记得是从哪本书里了解到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巴尔扎克的书，对于二十一二岁的学生恐怕太难，也许是从我也经常看的西姆农或者通俗的侦探小说中知道的……
如果把“入狱者出狱后”换成“住院者出院后”，那么“经过身体的、社会的训练恢复权利”就接近于今天的“恢复”。但是，无论是法日辞典还是英日辞典，都只有上述的那种解释，作为医学用语的解释极其罕见，对这种“落伍”感到吃惊的人应该很多吧？及时吸收新语义本应是日本辞书的特色——日语的词汇用日语查找，外来语词汇以片假名表示，用日语查找——以英语辞书而言，越是像老牌的COD（《牛津简明辞典》）这样的代表性词典，动作越是缓慢。
“恢复”这个词被定义为一般通用的医学用语内容，还为时不长。美国等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就开始“康复（恢复）医学”，所以“恢复”这个词当时就已经具有医学含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直至一九八七年，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恢复”的医学含义。因为东京大学医学系康复部的上田敏教授给我来信说，明年将在东京召开康复医学世界会议，请我到会发言。
信中还附有会议预定内容的小册子，我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共同治疗疾病好像是这门新兴医学的基本原则——而且已经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可是自己又能做什么呢？于是我回信说自己发言不合适，推荐我在文化杂志《海尔梅斯》担任编辑时的同事、近二十年来一直尊敬的哲学家中村雄二先生代替我发表讲话。中村先生站在当代世界哲学新潮流的最前列，思考精神与身体的问题。
但是，上田敏先生回信恳切要求我重新考虑——记得也是当时——并寄来他的著作《思考康复——关于残疾人恢复正常人生活》。这本书把我带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上田敏先生以明确的分阶段形式把残疾人的心路历程进行系统化分析尤其吸引我。残疾人在经历心理的痛苦过程以后，如何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现实，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康复医学的目的是对残疾的接受，我觉得这个过程与文学——甚至文化论的——思维相通，而且似乎发现一种现实先导的东西。看完这本书，尽管我对自己是否胜任没有把握，但还是同意在世界大会上发言。
我是一名作家，为什么愿意在世界各国的康复医学专家云集的会议上发言呢？发言草稿中对我自身进行坦率叙述的这段文字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二十五年前，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脑部发育不正常。这是一起事故。现在，我作为作家，不得不承认，我的最本质性的主题是考虑如何一辈子与残疾儿在一个家庭里共同生活。
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思考，并对超现实的东西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通过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发现并得以确认的思考。
接着，我讲述自己在与还不会说话的儿子共同生活中，如何最确切地领会弱智儿的心理，讲述孩子通过他所喜欢的野鸟的叫声开始与我的心灵交流，并且把这个过程写成小说……
我在小说中如何表现这个残疾的儿子呢？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如何理解残疾儿与家庭的共同生活成为文学的双重课题。就是说，残疾儿出生这个事故因此成为我这个作家的主题。
我要创作残疾儿为主题的小说。我要以一种语言从总体上综合性地、而且不失具体个性为创作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包含残疾儿，而且包含家庭及其周围的社会、世界。我一直这样创作小说，在以小说这种语言形成模式的过程中，我发现存在一种形式。
然后，我谈到上田敏先生把残疾人的发展模式化为：残疾发生后，经历各种过程，最后接受残疾。我发现他的这个模式与自己小说模式形成的形式相一致。上田敏先生把这个过程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个人因事故而残疾，第一阶段是“冲击期”，出现冷漠和孤独症状态。第二阶段是“否认期”，基于心理性的防卫本能反应，否认疾病和残疾。当残疾的不可完全痊愈性无法否认时，则进入第三阶段“混乱期”，情绪激动，发怒怨恨，而且悲叹抑郁。第四阶段是“努力解决期”，残疾人意识到自我责任，从依赖中摆脱出来，努力进行价值观的转变。第五阶段是“接受期”，残疾人把残疾理解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在社会、家庭中进行发挥自己作用的活动。
那么：
当我以自己的残疾儿作为小说这种语言的模特儿时，也经历上述五个阶段。比起智力残疾的儿子所经历的整个过程，我们家庭更明显地同样经过从“冲击期”到“接受期”的道路。我们家庭和残疾儿如何在“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一起经受痛苦，又如何经过“努力解决期”最终进入“接受期”，在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我的小说也就完成。如何积极地接受残疾人及其家庭？具体答案出现之时，就是我的小说完成之日。
我以残疾儿的父亲和作家的双重体验这样说道：
当我通过小说这种语言模式思考的时候，再次感受到家庭和残疾儿在“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中经受痛苦、共同生活的重要。我想说，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痛苦的过程，也就没有确切的“接受期”。这就是人。
“接受”是acceptance的翻译，查阅COD（《牛津简明辞典》），解释为接受、高兴地同意，也有承认、信任、宽容的含义。在困境中超越痛苦，接受、承认、信任对方。从该词的形成历史过程来看，可以发现欧洲、美国的宗教背景。
去年“助残日”，我参加NHK综合频道的有关残疾人主题的节目，时间很长，并让我担任评论的角色。按说我不过是一个残疾儿的父亲，没有进行专业性评论或者提出建议的本事。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这个机会，能直接听到真正的专家的见解，而且观看了——由于自己的怯懦和怠惰，也许平时不会仔细观看的——特殊的电视记录片，使我受到一次教育。
去年“助残日”观看的几部电视记录片质量优秀，感人至深。我采取对照COD明确定义“接受”的几种原意的方式，并且通过记录片里具体的富有人性的活动，体会到“接受”残疾的含义。
其中拍摄一位刚刚二十岁的残疾姑娘自己推转轮椅独自旅行的全过程的记录片非常好。她游览京都以后，回家乡去看望祖母。通过这次旅行，她得到新的体验，精神更加坚强，她的脸上虽然含带些许痛苦和徒劳的遗痕，但略显忧郁而刚强自信的表情是多么美丽。
她在记录片里说的那些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因为没有征求本人的同意，我不能在这里直接引用。她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残疾人也应该走到外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给别人增添麻烦，求助于健康者。即使是给对方增添麻烦，也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的女儿因为从小就照顾残疾的哥哥，所以她在大学时一直参加自愿助残小组活动。坐在轮椅上生活的一位年长的女性经常打电话到家里来，让她帮助推着轮椅到外面——不是医院——散步。如果不是助残活动日，对方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又面临考试或者交作业，女儿就会拿着话筒，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即使在这个时候，女儿也绝对不接受我的建议。如果发现我在小说里提到她通过助残活动所认识的朋友——残疾人，就会瞪着眼睛向我抗议，我不退让，她决不罢休。
这种时候，我认为虽说是小组活动，但既然接受了助残工作，就是社会行为，所以应该尊重对方的意愿。不过，女儿在电话里耐心地解释，表示实在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无法前去照顾，请对方谅解。我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看书，听着女儿以这种让对方理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那位推转轮椅旅行的姑娘具有十分坚强的毅力，独自爬上京都寺院的斜坡，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要求一直陪伴身边的摄像师和年轻女制片人的帮助。不过，她说即使给别人增添麻烦，也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希望自己的女儿通过自愿助残活动学习主动“接受”这种“麻烦”的态度，成为现在已经走上社会工作的她的一种精神……
记录片里有这样一个场面，姑娘在民家住宿时，向年轻的同住人讲述自己因车祸造成下半身瘫痪所经历的痛苦。她仿佛只是客观地叙述，语调那么开朗平静。从此她开始走上“接受”轮椅生活的道路。
姑娘决定出外旅行以后，说服了父母亲，还给预定住宿的饭店打电话预约订房。不是集体旅行，而是一个人旅行，而且还是轮椅旅行，听到这种情况，接电话的饭店有的一口拒绝，有的表示可以住宿，而且非常亲切详细地告诉她进房间的沿途通道情况。
我女儿所在的自愿助残小组一到计划安排残疾人旅行的季节，就每天不停地给沿途的便宜旅馆打电话，商量住宿事宜。我在一旁听她打电话，感觉到我国目前如何对待残疾人的实际情况。从记录片中可以看到，对于那些缺乏温暖同情之心的饭店，那位残疾姑娘明确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实际情况，并且毫不气馁地顽强交涉——从事自愿助残活动的我女儿也是如此。我从她们身上感受到新一代人的坚强。
残疾姑娘回到家乡看望祖母，这是这次充满困难、令人感动的旅行的终点。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朴素的老家大门口等待着，她流露出小时候显然受到祖母疼爱的幸福表情，却又担心自己这个样子会吓坏祖母，同时也给人独自努力推转轮椅来到这里的骄傲感觉……
这时，祖母几乎是敞着衣襟跌跌撞撞地急匆匆出来。祖孙相见无言的场面是何等感人啊。不论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姑娘，还是腿脚不利落的祖母，在自尊自豪、坚强自信的性格上，在富有修养的坦率神情中显然一脉相承。
接着，两人隔着被炉对坐，话语不多。祖母虽然还说不上是老年性痴呆，却也差不多，日常生活中，家里人把她当做小孩子一样照顾。她在情绪激动中，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伺候她的儿媳妇机灵应酬，妥善照应——我自己身边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说话经常被人抢过去的老太太。
然后，姑娘拿出在京都寺院买的护身符送给祖母。祖母接过，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袱，取出来高兴地端详，给人一种完全“接受”老年造成的“残疾”，即衰老及其他一切的感觉。祖母和因事故造成残疾的年轻的孙女相对无言，流露出像哭一样的笑脸。她们各自超越失望和痛苦的“接受”，仿佛闪烁着微光互相映照……
如果祖母和孙女都身体健康，恐怕未必能够如此相互深刻理解。既然祖母不可避免地继续逐渐衰老下去，和她顶嘴的难道不正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孙女的自然生理造成的现象吗？然而，电视记录片里这两位互相“接受”残疾的老小女性，都能够宽容地互相理解，和蔼地相对而坐，笼罩着她们的微光高雅得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康复医学世界大会的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考虑到也许外国的与会者会认为我过于深入个人感情，便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最令我自豪的是，我看到我的残疾儿子已经具有decent，即富有人性的宽容、幽默、信任的人格。而且我们家庭成员在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中都受到他的人格的影响。
通过我与儿子的关系，我也超越个人的范围，认识各种各样的残疾者及其家属以及为他们的康复进行努力的人们。残疾人也好，家属也好，从事康复工作的人们也好，都经受着各自的痛苦。即使是已经进入“接受期”的残疾人，仍然镌刻着痛苦的标记。残疾人的家属、康复治疗的人们也会有这样的标记。我认为，他们共同而明显的标记，就是他们都是decent的人。
现在没有时间就此进行论证，但是我想在最能理解他们的人们面前说：超越了巨大的磨难，与痛苦的家人共同生活，支持着康复医学的这些人们的decent崭新形象里，具有今后连接日本与世界的最有希望的人的原型。
我在这里直接使用英语decent这个词。这个单词的另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它潜藏着丰富的含义，因此成为难以使用明确的界定语言翻译的单词之一——我认为，它非常适合在电视记录片里的那位坐着轮椅旅行的残疾姑娘经过艰苦努力见到祖母时两人相对而坐的那种气氛里说的话。我在上面写过，各自“接受”残疾的两个人，仿佛笼罩着微光，而这微光高雅得令人肃然起敬。我想这就是decent的内涵。
我和妻子也都老之将至——妻子肯定有她的思想准备——而我面对残疾的儿子以及支持他的妹妹、弟弟，在自己的言行成为真正的decent的人之前，果真能“接受”无疑是痛苦的老年这个现实吗？如今我正为此而感到心灵的畏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