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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就是对被录取者的培训。这不仅包括学习如何接听和拨打某公司客户的电话，而且还要参加“口音矫正班”。在口音矫正班上，英语老师将告诉新雇员如何遮掩他们很明显的印度口音，并换成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口音，这取决于他们在具体工作中接触的对象。坐在旁边观察整个过程的我兴致盎然。我旁听的那个班在培训如何讲美国中部地区的方言，学员们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读一段课文，这是专门用来训练他们软化“t”音并学会卷舌音“r”。
他们的老师是一个已经有8个月身孕的年轻女子，穿着传统的印度纱丽。很神奇的是，她可以很自如地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口音之间转换。她说：“还记得我第一天教你们美国人怎么发‘tuh’这个音吗？它听起来和‘duh’音差不多，你们不必像英国人那样读得那样清晰。我不会这样说：”贝蒂买了一点黄油‘或’往电话机里插一个硬币‘（这时她讲的是英国的口音），我们应该这样说：“贝蒂买了一点黄油’或‘往电话机里插一个硬币’（她用美式英语重新说了一遍）。我先给你们读一遍，然后我们一起读，好吗？‘Thirtylittleturtlesinabottleofbottledwater.Abottleofbottledwaterheldthirtylittleturtles.Itdidn’tmatterthateachturtlehadtorattleametalladleinordertogetalittlebitofnoodles.‘（这段话有些像绕口令，大意是”30只小乌龟在一“
瓶瓶装水里，一瓶瓶装水里容纳了30只小乌龟。每只小乌龟为了得到一点面条必须摇动一个金属小勺，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好了，谁先读呢？”老师问道。接下来学员开始轮流用美国口音读这段绕口令。
一些人一开始就成功了，而另一些人，我只能说，如果他们负责Delta航空公司丢失行李部门的呼叫服务，你肯定能听出来他们不是在堪萨斯州。
旁听了半个小时后，我问老师是否能让我试一试，让学生们听听原版口音。
我来自明尼苏达州，带有明显的中西部口音，我的口音听起来就像是电影《冰雪暴》（Fargo）
中的角色在说话。老师欣然应允。我就开始读那段绕口令：“30只小乌龟在一瓶瓶装水里……”
学生们听得非常兴奋。没想到我竟能因讲话带有明尼苏达口音而得到喝彩。
你可能觉得为了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竞争，让一些年轻人改掉他们自己的口音真是可笑。
但是在你对此大加嘲笑之前，看看这些年轻人为了在社会上立足，尽早加入中产阶级的热切渴望吧。他们说，如果纠正口音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攀登，那就这样做吧。
Infosys也有自己的呼叫中心业务，其首席执行官奈里卡尼说：“这是一个竞争压力很大的环境。我们的呼叫中心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工作。你白天上班，晚上上班，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上班。但他们面临的压力不是被疏离的压力，而是成功带来的压力。他们必须面对成功的挑战，适应高压生活的挑战，而不是担心是否会有挑战的挑战。”
这也是我和呼叫中心的很多接线员谈话后的感觉：和所有其他现代性的扩张一样，外包也在挑战传统的模式和生活方式。不过，印度人经受了这么多年贫穷和官僚主义的折磨，他们急于改变现状，多工作一些时间似乎是可以忍受的。而且，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来说，在班加罗尔努力工作要比试图在美国开始新生活容易得多。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他们可以留在印度，拿到在当地来看相当丰厚的薪水，并且不必远离自己的家庭、朋友和亲人，也不必去适应新的文化和饮食。结果，这些工作反而能让他们更好地做一个印度人。24/7呼叫中心的人事主管安尼。尤尼克瑞桑对我说：“我完成MBA学业后参加了GMAT考试。本来我是可以去美国的普渡大学学习的，但当时没有足够的钱作学费，最后只好作罢。现在虽然我有这种经济能力了，但很多美国企业都进入了班加罗尔，在印度就可以进入跨国公司工作，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美国。在这里我可以享受印度的米饭和森巴（sambar，一种传统的印度汤），没有必要去努力适应凉拌卷心菜和冻牛肉。既有印度美食，又可以在跨国公司工作，两全其美，为什么还要到美国去呢？”她在班加罗尔拥有一所公寓和一辆车，即使在美国也算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了。
如果你能在24/7呼叫中心走一圈，你会发现所有的电脑使用的都是微软操作系统，芯片都是英特尔的，电话是朗讯（Lucent）的，空调是开利（Carrier）
的，甚至连饮用水都是可口可乐的。除此之外，24/7呼叫中心90%的股份都是由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因此，尽管美国近些年来将一些服务工作外包给了印度，但美国公司对印度的出口却从1990年的25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0亿美元。美国的一些服务业工作转移到了印度，但是印度高速发展的经济创造了更多的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去的还会再来。
9年前，当日本汽车大量出口美国时，我曾写过一篇专栏文章，讲述了我和9岁女儿奥利一起在电脑上玩游戏时发生的故事。游戏的名字是《卡门。圣地亚哥在哪儿？》（WhereintheWorldisCarmenSandiego？）我想提醒她，卡门去了底特律，于是我问奥利：“汽车都是在哪儿制造的啊？”没想到她连想都没想就说：“日本。”
噢！
我在参观班加罗尔的软件设计公司GlobalEdge时又想起了这个故事，这家公司营销部门的经理拉杰什。拉奥（RajeshRao）告诉我，他刚刚给美国一家公司打过电话，希望能争取到商业机会。拉奥刚刚介绍自己是一家印度软件公司，电话另一端的美国主管就说：“Namaste”，这是印第语的常用问候。拉奥说：“几年前，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和我们谈生意，但现在他们都很热情。”一些人甚至知道怎么用印第语问好了。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外孙女，告诉她我要去印度，她也许会问我：“外公，那是生产软件的地方吗？”
我想我会回答她，不完全是。每种新产品——从软件到小饰品——都要经过一个生产周期，包括基本研究、应用研究、孵化期、开发测试、生产、应用、技术支持和后续设计等。每个阶段都是专业化和独特的，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足够的人力和智力可以为一家大型美国跨国公司解决整个生产过程，但是这些国家都在不断提高他们的研发能力。美国一家研发公司Sarnoff的研究人员S.切鲁库里称，创新业在走向全球化，由单一跨国公司处理整个生产过程的旧的生产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欧美公司开始将研发外包到印度、俄罗斯和中国。
根据卡纳塔克邦州——著名的班加罗尔市就位于这个州——的州政府信息技术管理部门所提供的资料，美国思科公司（CiscoSystem）、英特尔公司（Intel）、IBM、德州仪器公司（TexasInstruments）和通用电气公司（GE）的印度分部已向美国专利管理部门提交了1000来项专利申请。但是德州仪器公司的印度分部就已获得225项美国专利。“英特尔位于班加罗尔市的工作团队正在开发专用于高速宽带无线技术的微处理器芯片，计划于2006年开始投放市场”，在2004年底发布的一项陈述中，卡纳塔克邦州主管信息技术的官员这样说。他还说，“在通用电气公司位于班加罗尔市的约翰。F.韦尔其技术中心（JohnF.WelchTechnologyCentre），工程师们正在开发新型的航行器发动机、传送系统以及合成树脂。”
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通用公司常常把在美国为其工作的印度工程师调回印度，来整合公司的全球研究工作。现在，通用公司甚至把非印度籍雇员派到班加罗尔市工作。威菲克。保罗（VivekPaul）是威普罗科技公司（WiproTechnologies）
——另一家杰出的印度科技公司——的总裁，但他立基于硅谷来接近威普罗科技公司的美国顾客。在来到威普罗公司之前，保罗管理着通用公司在密尔沃基（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港市）地区的造影扫描仪（CATscanner）
商务。那时他的一位法国同事管理着通用公司在法国的扫描仪专用发电机商务。
“最近在一次航班上我与他不期而遇”，保罗说，“他告诉我，他已经迁到印度去主管通用公司的高能科技研究。”我告诉威菲克，我很高兴听到像他这样一位印度人——过去主管通用公司在密尔沃基市的造影扫描仪商务，而现在管理着威普罗科技公司在硅谷的咨询商务——告诉我他以前的法国同事现已迁到班加罗尔市为通用公司工作这样的事。这呈现出一个平坦的世界！
每次当我认为自己找到了最不可能外包到班加罗尔的工作时，我就会发现另一个更加不可能的工作。我的朋友维沃克。库尔卡尼曾是班加罗尔专门负责吸引外资的政府官员，他2003年从那个职位退下来时就设立了一个名为B2k的公司，其中一家子公司叫Brickwork，是专门为跨国公司那些繁忙的主管们提供个人行政助理的远程服务的。假如您是一家公司的总裁，您要在两天后作主题演讲并需要一份幻灯片的讲演稿，那么Brickwork就会为您做所有的调研工作，制成幻灯片，并及时地将所有材料用电子邮件发给您，决不耽误您的演讲。
库尔卡尼解释说：“当你在纽约结束一天的工作时，你可以给地球另一端的个人行政助理分配工作任务，等到第二天早晨你开始上班的时候，所有的任务都准备就绪。
由于时差的存在，你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在做你分配的任务，第二天早上你就能收到完成的工作了。“库尔卡尼还建议我在印度雇一个远程助手协助我完成本书的调研工作，”他或她还可以帮你完成各种整理工作，当你醒来时，你会在邮箱里发现已经完成的摘要“。我告诉她，没有人会比我多年的工作助理玛雅。
格尔曼更适合我，而她就坐在离我10英尺（1英尺=0.305米）外。
雇用这种远程个人行政助理的成本为每月1500~2000美元。Brickwork一般会从印度大学的毕业生中物色人选。印度有这么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你完全能够雇用到出色的人才。就像Brickwork的介绍材料中所说得那样，“印度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多达250万名。印度的商学院每年会培训出8.9万MBA毕业生。此外还有更多的能干的家庭主妇进入劳动力市场。印度巨大的人才库能够为跨国公司提供各种高素质的人才。”
库尔卡尼说：“我们收到的反馈很好。”Brickwork的客户群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美国的医疗保健咨询机构，它们经常需要处理很多数据和准备幻灯片形式的讲演稿；另一类是美国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它们需要精美的宣传手册，用各种图表解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并购能够带来的收益。以并购报告为例，Brickwork会帮助它们准备对市场总体环境和趋势有关的报告，这部分内容很容易从网上获取资料，格式也基本上是标准化的。库尔卡尼说：“投资银行决定这些交易的合适价格。我们做得都是些低端工作，那些需要很高判断力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事情将由它们自己完成。”Brickwork雇员参与的项目越多，他们获得的知识就越多。库尔卡尼说：“我们的理念就是不断学习。你会不断接受挑战。
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谁能干些什么也是没有止境的。“
和哥伦布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因发现印度的班加罗尔而停止对“平坦的世界”
的探索。从印度回到美国后，我决定继续到东方去寻找例证。之后不久，我就到了东京，并有幸见到了曾在麦肯锡日本公司担任顾问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前研一（KenichiOhmae）。如今大前研一已经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做什么呢？不做咨询了。他说他正在把技术含量较低的日本工作外包给中国的呼叫中心和服务供应商。我惊奇地问道：“外包到中国？日本不是曾侵略中国近50年，中国人不是仍然很恨日本人吗？”
大前研一对此并不否认，不过他也指出，中国的东北地区仍然有很多能讲日语的中国人，这里有很多日本文化的痕迹，比如寿司和卡拉OK.东北的港口城市大连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连对于日本就像班加罗尔对于美国和其他说英语的国家一样重要：这里已经成为外包的中心。中国人也许永远不能原谅日本在20世纪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但现在中国人更关注的是如何在21世纪领先于全球经济，因此他们肯下功夫提高日语水平，承担日本外包的所有工作。
2004年初大前研一就告诉我：“在大连招募员工很容易。大连附近大约1/3的人在高中时就学习日语，因此很多日本公司都愿意到这里来。”大前研一的公司外包的主要是数据输入工作，他们将手写的日本文件通过扫描、传真或电子邮件从日本发到大连，当地雇员用日文把这些资料录入数据库。他的公司开发出一种软件程序，可以将需要输入的数据分成不同的部分，这样就可以根据员工的特长，分配给在日本或中国的雇员录入，最后在东京的总部重新整理数据库。大前研一的公司甚至和7万多个家庭妇女签订了这种用工合同，她们有的熟悉医学，有的熟悉法律，可以在家中完成这些工作。这家公司最近还将服务对象拓展到了房地产领域的电脑辅助设计。大前研一说：“日本的建筑公司在和顾客商讨设计方案的时候，大多是在纸上画出平面草图，很多日本的房屋设计公司并不使用电脑。”这些手绘的设计图首先被送到中国，转换为数字版后再发回日本建筑公司，最后形成建筑蓝图。大前研一说：“我们聘请的都是中国最好的数据运营商，他们一天可以处理70张这样的房屋设计图。”
70年前残暴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毁坏了无数中国的房屋。70年后，中国人在为日本的家庭制作电子版的房屋设计图：也许这个平坦的世界还有希望……
我想亲眼看看这个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所以我继续东行。大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个中国城市。这里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绿化带、众多的科研院校和广阔的软件园区，这里毫不逊色于“硅谷”。1999年我到过大连，但这次故地重游时，我差点认不出这个地方了，因为这里增添了太多的新建筑。
大连距北京约1小时航程，这里是诸多中国现代化都市的缩影——当然，中国仍然有很多其他落后和衰落的城市。很多中国的城市正在崛起，它们竭力争取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商业机会，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制造业。大连的大楼上的标识可以证实这一点：通用电气、微软、戴尔、甲骨文、惠普、索尼和埃森哲。这些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的后台支持工作、软件研发工作都在这里完成。
大连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离韩国和日本都只有1个小时航程。此外它还拥有大量精通日语的人才，网络宽带十分普及，有许多公园和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这些都令其成为日本企业青睐的外包市场。日本企业在本国雇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在大连除了可以雇3个软件工程师之外，还可以再雇用一屋子呼叫中心的接线员（1个月的起薪为90美元）。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大约2800家日本公司会选址大连。
大连华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DHC）是本地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公司的总经理刘军告诉我：“我带了很多美国朋友到大连来，他们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他们面临的挑战，不过我对他们迎接这一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在6年内，这家软件公司的雇员数量从30人猛增到了1200人。
现年49岁的大连市市长夏德仁精力充沛，他曾经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中国在举贤荐能方面确是颇有建树，精英管理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一次宴请当中，夏德仁市长向我描述了他的宏伟计划和目前的进展。他介绍说：“大连共有22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共有20万人。”其中学生中一半以上是工科或理科学生，即使是那些学历史或文学的文科生也都有一年时间专门学习日语或英语，并能够熟练运用电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好的就业前景。大连市民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可以在办公室、家庭或学校里上网。
夏市长还说：“最初日本企业在大连只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工业，慢慢地他们开始将研发和软件开发业转移到这里。过去一两年中，美国的软件公司也开始将软件业外包到大连。我们将逐步赶上印度。大连的软件产品出口每年都在以50%的速度递增。
中国正成为拥有大学毕业生最多的国家。虽然总体来看，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及印度，但由于我们人口更多，因此我们可以挑选出最聪明英语最棒的学生。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华犯下的罪行向中国正式道歉，大连人民会愿意为日本人工作吗？夏德仁市长这样说道：”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但在经济领域我们将只关注经济问题，特别是在谈到软件外包业务时。如果美国和日本企业选择在大连建厂，我们认为那是个好事。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努力学习日语，掌握了这门工具，他们就能够和日本的对手竞争，就可以为自己谋得高薪职位。我个人感觉，最近几年中国年轻人比他们在美国和日本的同龄人都更有雄心壮志，但他们还没法和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上大学之前都要到边远地区锻炼，去农村、工厂和军队，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意志力方面要胜过年轻一代。“夏市长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直接而形象。尽管翻译可能漏掉了他的一些观点，但是他确实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而美国人也应该看到这一点。这个共产党的官员向我解释：”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如果某个地方拥有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最廉价的劳动力，全世界的企业和商机都会到这里来。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人最初是雇员，为外国制造商打工，几年之后，我们学会了所有的生产流程，我们自己也开始办公司。软件行业也是一样。这就像盖大楼一样，今天，你们美国人是设计者和工程师，发展中国家只是泥瓦工，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成为建筑师。“
我继续东行。2004年夏天我在科罗拉多州度假。在那之前，我曾经听说过一家叫捷蓝（JetBlue）的航空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1999年，专门提供廉价的机票。但我不清楚他们的航线，我需要乘坐华盛顿到亚特兰大的航班，但不知道航班的时间，于是我就给她们打电话。说实话，我给他们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据说捷蓝已经将它整个机票预定工作外包给了犹他州的家庭主妇，我想证实一下。于是我拨通了捷蓝的订票电话：“嗨，我是多利。要我帮忙吗？”听起来这应该是个已经当祖母的人。
我问道：“我想从华盛顿到亚特兰大，您们飞这条航线吗？”
多利回答说：“对不起，我们只有从华盛顿到劳德代尔堡的航班。”
我继续问道：“那从华盛顿到纽约呢？”
多利回答：“非常抱歉，我们也不飞那条航线。不过我们有从华盛顿到奥克兰和长滩的航班。”“我可以问您点别的事情吗？您现在是在家吗？我听说捷蓝的员工都在家办公。”
我试探地问道。
多利愉快地回答：“是的，我是在家。”（我后来从捷蓝公司打听到，她的全名是多利。贝克）“我现在坐在我们家二楼的房间里，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
5分钟前有人打电话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们说，‘天啊，我以为您会告诉我您在新德里。’“
我接着她的话问道：“那您住在哪里呢？”
多利很高兴地说：“犹他州的盐湖城。我们有一个两层小楼，我很喜欢在这里办公，特别在雪花纷飞的冬天，我也可以舒服地呆在家里办公。”
我问道：“您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
她说：“他们不公开招聘的，是别人口头告诉我的。我曾经在州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退休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别的。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大卫。尼勒曼（DavidNeeleman）是捷蓝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将这种雇用方式称作“家包”（homesourcing）。捷蓝现在有400名像多利这样的雇员，他们在盐湖城地区的家中工作，即完成了机票预定工作，又没有耽误照看小孩、锻炼、写小说和做饭。
几个月后，我在捷蓝的纽约总部拜访了尼勒曼，他向我解释了“家包”的好处。
事实上，他在莫里斯航空公司（后来被西南航空公司收购）工作时就开始了这种实践。
尼勒曼说：“莫里斯航空公司一共有250名这样的雇员。由于他们的工作热情比较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完成的工作量比非‘家包’员工要高出30%.所以当我成立捷蓝‘时，我说，’我们要把所有机票预定工作都包给这些家庭妇女。”
尼勒曼这样做也有其个人原因。作为一个摩门教徒，他认为如果更多的母亲可以和孩子呆在家里并且拥有一份带薪工作，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好。所以他将“家包”
地点选在了盐湖城，那里有很多信仰摩门教的妇女，很多人都是家庭主妇。
这些人每周工作25小时，而且每个月都要到捷蓝在盐湖城的地区分部接受4个小时的培训，及时了解公司的最新动态。
尼勒曼还说：“我们不会外包到印度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更高的服务质量……
有些公司情愿外包到印度，我始终无法理解。可能是因为他们总想有人在他们面前听差，或是派一些头儿去管人。我们在这里获得的高效率已经远远超过本地工资和印度低工资的差别。“2004年5月9日《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捷蓝的文章，文中提到：”1997年，美国的公司雇员中有1160万人都有部分时间在家中办公，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350万人，这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16%，与此同时，主要在家中工作的自由职业者的数量也从1800万人上升到了2340万人。在一些人的眼中，家包和外包并非不同的策略，他们都是同一目的的不同实现形式：哪里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公司就会到哪里去。“
这也是我所见所闻的感受：盐湖城的家包和班加罗尔的外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是把业务包出去。我所学到的新事物就是，公司和个人几乎可以把工作包到任何地方。
我继续东行，一直到了伊拉克。2004年秋天，我陪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主席——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Myers）将军视察伊拉克的热点地区。我们先后到了巴格达、美军在费卢杰（Fallujah）的总部和位于巴比伦省外围的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简称MEU24）的营地，这里是所谓的逊尼派三角的中心。MEU24的营地有点像阿帕奇（FortApache，在19世纪后半期，美洲土著阿帕奇部落曾强烈抵制殖民者对他们领土的入侵——译者注），周围都是充满敌意的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就在迈尔斯将军忙于和军官和士兵们见面时，我得闲在军营里到处走动，最后竟然走进了作战指挥中心，我立刻被指挥中心巨大的纯平电视吸引住了。电视屏幕上放映的内容好像出自头顶上的投影电视装置。屏幕上放的是一群人在一栋房子的后面移动，而屏幕右边不停滚动出现的对话好像是对电视图像的讨论。
我问旁边那个正在笔记本电脑上仔细监控所有图像的士兵：“这放映的是什么？”
他解释说，这是美国“掠夺者”（Predator）无人驾驶飞机在用高性能的电视摄像机拍摄伊拉克的村庄，并将实时图片传送回他的电脑和这个屏幕上。这家无人驾驶飞机和摄像机都是由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Nellis空军基地的专家掌控的。确实如此，在伊拉克上空飞行的无人驾驶飞机是由拉斯维加斯控制的。
这些视频图像同时被MEU24、位于坦帕市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的地区总部、五角大楼甚至中央情报局同时观看。遍布世界各地的这些分析人士也在网上交换对电视内容的看法，他们在网上的对话记录不停地闪现在屏幕的右端。
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的惊讶，一个和我一起来的军官说，这种技术已经“碾平”了军队里的等级制度。下级军官甚至刚入伍的士兵都可以掌握大量的信息，他们可以操作电脑并对采集来的信息做出决定。当然，一个中尉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肯定是不能命令开火的，但是那个只有高级军官才能知晓全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军人的战场也被夷为平地。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的朋友尼克。伯恩斯（NickBums），他当时是美国驻北约的大使，并且还是美国棒球球队红袜（RedSox）的忠实球迷。尼克告诉我，2004年4月他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位于卡塔尔的地区总部出席一次会议，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阿比萨德（JohnAbizaid）
将军就坐在他的对面，在他的身后是4台纯平电视。前面3台放映的是“掠夺者”
无人驾驶飞机从伊拉克的不同地方拍摄来的实时图像，尼克专注看的是最后一台，里面放的是红袜对杨基（Yankees）的棒球比赛。
汉堡包和薯条也变平了于是我继续东行，一直回到我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家。等我终于在房间里坐定时，我感觉我的头在眩晕。然而，各种可以验证“平坦的世界”的消息又陆续传到我的耳边。有的消息可能会让那些家里有孩子在读大学的父母寝食难安，不知道他们的孩子该如何应对：比如，福里斯特市场调查机构（ForresterResearchInc.）
预测说，到2015年美国将有300多万服务和专业工作外包到国外。而最让我错愕的是2004年7月19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头版文章《想要外包的薯条吗？
》……在密苏里州吉拉多角市（CapeGirardeau）的55号洲际高速公路附近有家麦当劳店，在那里你可以得到质优高效的服务，虽然帮你订餐的人并不在餐厅内，甚至不在密苏里州。事实上，帮你订餐的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呼叫中心，距离这家餐厅有1450千米。呼叫中心通过高速的网络，将顾客的订单传给准备食品的厨师。看起来即使是参观服务工作也不能排除被外包的可能。
吉拉多角市麦当劳餐厅的老板香农〃戴维斯一共拥有12家麦当劳连锁经营店，他将其中4家的订餐业务外包给了科罗拉多州的那家呼叫中心。后者的所有人是麦当劳的另一家特许经营商史蒂文〃比加里。戴维斯这样做的目的和所有寻找外包业务的商人是一样的：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和减少差错。
廉价、快捷和可靠的通讯线路使得科罗拉多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很方便地同密苏里州的顾客进行交谈，为他们照一张电子快照，将他们的订单显示在屏幕上以确认没有出错，然后将订单和照片发送到密苏里州的餐厅厨房。比加里说，订餐一旦取走，照片就被销毁了。而取走汉堡的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他们动身去订餐之前，他们的订单早已穿过了两个州。
戴维斯说，我10年前就梦想过这样干，所以一有机会我就马上付诸实施。比加里很乐意帮助戴维斯实现梦想，他的呼叫中心只征收微薄的费用……
文章还提到，麦当劳公司也注意到了这种外包经营的创新，它开始在伊利诺斯州其公司总部附近的3家分店做实验，不过使用的软件和比加里（Bigari）的并不相同。
麦当劳负责信息技术的副总裁吉姆。萨平顿（JimSappington）表示，将这种外包业务应用到麦当劳在美国的1.3万家餐厅，还是个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
不过，除了戴维斯外，明尼苏达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另外2家麦当劳的特许经营店也将他们的订餐业务外包给了比加里。比加里认为，这一体系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将客户的照片和订单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准确率，加快了服务的速度，抱怨也减少了。文章得出结论说：“在快餐领域，时间真的就是金钱。工作流程即使只缩短了5秒钟也非同小可。”比加里说，他已经将免下车服务（driver-through）
的取餐时间缩短了30多秒，现在只需要1分零5秒，这比麦当劳普通餐厅的2分36秒缩短了一半时间还要多。他们的取餐窗口前每小时经过的车辆有260辆之多，比开始呼叫中心业务前增加了30多俩……虽然呼叫中心接线员比普通电话雇员的平均工资每小时要多出40美分，但总体来看他所支付的工资成本下降了1个百分点，同时餐厅的销售额也大幅上升。经过其他公司的测试，在比加里开始呼叫中心业务之后，其窗口取餐业务的差错率还不到所有订单的2%，而在此之前，这一比例为4%.事实上，尽管比加里掌管的其中7家麦当劳店除了提供呼叫中心订餐服务外，也有柜台服务，但多数顾客即使是坐在就餐区内也宁愿通过呼叫中心订餐，他们用手机订餐，用信用卡支付。
我继续东行，到了我家朝东的起居室。我的妻子安（Ann），曾经是一年级的阅读老师，她给我看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美国的家长和孩子正通过网络将家庭辅导外包给印度人。2005年10月美联社发自印度Cochin的一份报道讲述了这个故事：黎明尚未到来。天色如墨，几颗稀疏的星星在天上闪烁。住在印度南部科钦的科扬卜罗斯〃纳米多来到了一个安静的郊区，开始了她的工作。现在是凌晨4：30.她端着一杯咖啡，坐在自己的小隔间里面开始工作。她有20多位同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小隔间，里面放着电脑和耳机。在7000英里（1英里=1.609千米）
之外的芝加哥郊区小镇格伦沃（Glenview），夜幕刚刚降临。一个14岁的男孩普林斯顿〃约翰坐在电脑边，光着脚丫，等待着上他的几何辅导课。这个中学一年级的小男孩戴上了一副耳机，点开电脑上的软件，就可以和他远在天边的辅导老师纳米多通话。
这被称为电子辅导（e-tutoring）。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现在的通信设施，加上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工资低廉的亚洲人已经把外包的领域不断扩展，渗透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上千名美国的中学生现在都在接受印度人的辅导。
纳米多问：。你好，普林斯顿，怎么样，你考得怎么样？。
普林斯顿回答：。喂，我很好。我考得很不错……
纳米多为一家叫做成长之星（GrowingStar）的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里蒙特和印度的科钦均有办公。普林斯顿和他12岁的妹妹普丽西拉每周两次通过网络接受数学辅导。
普林斯顿的辅导课很快开始了。一份几何试卷出现在他的电脑屏幕上。辅导老师和学生互相交谈，打字输入有关的信息，并用一个数字化的。铅笔。做习题、改错误。普林斯顿在一个很像鼠标垫的板子上写字，他写的东西就出现在纳米多的电脑屏幕上。普林斯顿还可以用扫描仪将他课本上老师布臵了作业的那几页发送给纳米多。普林斯顿说，。我们开始吧。于是他们开始讲解什么是平行线和补角。
电子辅导是在3年前出现的。现在有数千名印度老师在辅导美国学生数学、科学和英语。
她们的工资是每小时15~20美元，而在美国请一个家教需要付每小时40~100美元。普林斯顿的母亲贝西〃皮尤斯坦非常满意，她说她的孩子们两年前开始接受电子辅导，现在每门功课都是A或B.辅导课快结束了。纳米多布臵了课后作业。
普林斯顿抗议了：。又有作业呀。好吧，好吧，做作业。没有作业的生活该有多好啊……
尽管我已经到家了，但是我还是继续向东。我到了华盛顿的市中心，就在我办公室的旁边。200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采访了美国商务代表罗伯。波特曼（RobPortman）
大使。他的助手埃米。M.威尔金森（AmyM.Wilkinson），一个白宫工作人员，告诉了我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美国和阿曼刚刚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同意消除关税和贸易壁垒。不同寻常的是，波特曼是通过电视会议的方式和阿曼商业和工业部长迈克博勒。宾。阿里。素丹（MaqboolBinAliSultan）签订的这个协议。伯特曼在美国，而素丹是在阿曼的首都马斯喀特（Muscat）。威尔金森女士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我们的会议室有大约30名媒体记者，个个拿着笔记本电脑。波特曼大使站在房间前面的讲台上。他的形象被投影在一个数字化的电视会议屏幕的半边。阿曼商业工业部部长和围坐在圆桌边的阿曼记者们被投影到屏幕的另外一半。波特曼大使先讲话。阿曼部长接着讲话。然后是回答问题的时间。美国的媒体向波特曼提问。然后一个美国记者同时向波特曼大使和迈克博勒。宾。阿里。素丹部长提问。接着，美国记者纷纷向阿曼部长提问，阿曼记者也向美国大使提问。最后，（在屏幕一边的）波特曼伸出手和阿曼部长‘虚拟握手’。这看起来挺滑稽，有人忍不住笑出声了。不过效果确实不错。这种会议能够让更多的人参加，否则我们必须整个使团飞到那边去，阿曼方面也是一样。
数字化的会议室的每个人都不会筋疲力尽，而且坐在‘虚拟桌子’边上的每个人都皆大欢喜。“
我在美国还遇到一些可以说明世界变平的例子，不过和经济学没有关系，但却和我的职业有关。2004年大选之前，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主持人鲍勃。希弗主持的周日早间新闻节目《面对国家》（FacetheNation）。那几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各大媒体上都受到关注，因为拉瑟（DanRather）在名气很大的《60分钟》节目中报道说，越战期间布什总统的空军服役证明是伪造的。
节目之后，西弗给我讲述了一周前他遇到的奇事：那天他录完节目走出直播间时，一个年轻的记者在路边等他。这并不奇怪，因为各主流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美国广播、福克斯和CNN——周日早间都会有访谈节目，他们会派记者到其他媒体直播间门口等待节目结束后采访出席访谈的嘉宾。
但是这个年轻人并不是这些主流媒体派来的，他很礼貌地介绍自己是一个网站InDcJournal.com的记者，希望能问希弗几个问题。出于礼貌，希弗表示同意。这位年轻人就用一个希弗不认识的设备开始了采访录音，紧接着他又表示希望能拍张照片，可是希弗并没有看到他带的照相机——他根本不需要专门的照相机，一部手机就帮他解决了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登陆了他们的网站，不仅看到了一篇报道、我的照片，还发现已经有了300篇相关评论。”尽管希弗对这种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并不少见多怪，但他仍旧对这位年轻人如此高效率、低成本的独行侠式的报道方式感到吃惊。
我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很大兴趣，于是我联系上了这位年轻人，他名叫比尔。
阿尔多利诺，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我在网上对他进行了采访，首先从他用的设备问起。
“我用一个很小的MP3播放器兼数字录音笔（长3.5英寸，宽2英寸，1英寸=2.54厘米）进行录音，用一个单独的小数码相机拍照，这些当然比不上融数码相机和录音笔于一体的手机方便。我一直随身携带这些设备，因为你随时都会遇到新闻。”
阿尔多利诺说，这个MP3播放器花了他125美元，主要功能是播放音乐，也可以当作录音设备，将声音存成WAV格式，然后可以在电脑上播放.基本上，采访必备的录音设备只需要大约100美元，如果你工作中还需要图片，那就再花200~300美元买个照相机，400~500美元就能买一个很好的录音笔兼数码相机。
但是要想做采访工作，花200美元添置设备已经足够了。
是什么让他创立了自己的新闻网呢？
阿尔多利诺说：“我已经厌烦了主流媒体那种片面、独断的信息采集方式。”
阿尔多利诺自称是“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他说：“独立采编和博客都是市场力量的反映，因为现在的信息来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我最早的独立采访对象是华盛顿特区的反战团体，事实上很多媒体都没有正确地反映这些社会团体的性质。我采编的新闻由于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而得到迅速传播。对希弗的采访在24小时内点击次数达5.5万次，那是我对‘拉瑟门事件’的披露.我当时采访了第一位对丹。拉瑟的报道质疑的专家，没想到48小时内《华盛顿邮报》、《芝加哥太阳时报》、《纽约时报》等都要求对他进行采访。”
他继续说：“发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造假的过程是非常快的。很多人都在不屈不挠地寻找事实。媒介的传播速度和开放性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难以应付无数无形中存在的新闻监督员……我总是想以写作为生，但很讨厌美联社的那种写作风格。博客的存在让人们不必对着电视大叫大嚷，让他们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
我觉得博客实际在充当新闻采编和评论的供给系统，他们一方面在密切关心主流媒体的动态，另一方面也在给后者提供基本信息。就像你在本书中谈到的很多情况一样，事情都有好坏两面。
多家媒体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新闻报道不一致的情况，但它也打破了垄断，更好地确保了公众获得信息的真实性。“就像我很偶然地听到希弗和阿尔多利诺的故事一样，也许你也会在某一天遇到一些事情，他们会告诉你，旧的等级制度正被碾平，世界也在变平。我翻阅着2005年6月25日的《金融时报》，忽然看到这则新闻《Google寻找更多的天才》。
这则报道写的是Google打算把传奇的技术天才路易斯。蒙尼尔（LouisMonier）
从eBay挖过来。
蒙尼尔在eBay负责新技术开发。真正吸引我的是报道中的一段话：“蒙尼尔先生最初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把打算离开eBay的想法告诉了博客约翰。贝特尔，贝特尔很快就在他的网站Battellemedia.com上公布了这一新闻。”也就是说，一个顶尖的博客公布了这一消息，而传统的媒体巨人《金融时报》不得不引用贝特尔一个人的网站作为最权威的信息来源。
研究政治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专家迈卡。希福莱（MicahL.Sifry）在2004年11月22日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一去不复返了。过去，（TheNation）
杂志中提到：竞选、机构和新闻界都是依靠大资本支撑的与世隔绝的权力中心，但是现在和旧制度不同，出现了很多能够让个体更疯狂、更能亲身参与、更能直接满意的东西。“
阿尔多利诺和《金融时报》上的报道只不过是两个例子。世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变平，并且在改变各种规则、角色以及相互的关系，而社会科学还没有对此作出足够的研究。就像我要在下一章中谈到的那样，我们将进入一个阶段，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一切事物都能数字化、虚拟化和自动化，那些采用新科技手段的国家、公司和个人将获得惊人的收益。我们将进入一个阶段，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这些科技手段，他们可以是创造者、合作者甚至是恐怖分子。真正的信息变革即将开始，我称其为全球化3.0版本，但我相信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与前两个全球化的版本存在着质的差异，所以我强调世界已经从圆的变成了平的。不管你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你都会发现，等级制度正遭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挑战，或者正从自上而下的关系变成更为平等和合作的关系。
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商务部高级官员、现为私人战略咨询室的大卫。罗特科普夫表示：“全球化曾是我们用来描述政府和大企业关系变化的词汇，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意义更广阔也更为深远的现象。”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相互交流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机构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它意味着新的社会、政治和商业模式的出现。
罗特科普夫补充道：“全球化涉及社会的最根深蒂固的方面，甚至会影响到社会契约。
你所在的政治实体中存在着那些在虚拟空间的新工作，存在着能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工人，存在着在世界多个地方同时生产的产品，谁来监管工作？谁来征税？谁从税收中获益？
如果我对平坦世界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将像古滕堡（Gutenberg）印刷术、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那样被当作全球最基本的变革之一。就像罗特科普夫提到的那样，每次变革都会影响个人角色、政府角色和形式、创新方式、妇女地位、战争方式、受教育方式、宗教和艺术的表达方式、科学研究地开展方式等。“历史上总有一些分水岭式的事件，他们带来的变革是彻底的、多层面的，他们的意义在当时也是很难预测的”。
如果平坦世界的前景让你对未来感到不适，你的感觉没有错，很多人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历史上的每次技术变革都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世界变平的过程和以往的变革有着质的不同。印刷术的引进用了数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新技术之影响到地球上很少一部分人。工业革命也是这样。世界变平的过程比前两次全球化发生的速度更快，影响的人也更多。转变的过程速度越快、范围越广、带来的破坏就可能越大，因为权力从旧主人转移到新主人手中的过程是无序的。
过去数年一些无法利用这些变化而在市场上遭受失败的高科技公司给所有的企业、机构和国家敲响了警钟：它们现在面对着无法回避甚至无法预测的挑战，但是却缺乏适应这些挑战所必需的领导、灵活性和想象力。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也不是因为它们不够精明，而是因为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它们。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让人们不要受制于这些变化，如何让人们不落后于这些变化。这些都不容易实现，但这却是我们的任务。这是不可避免的。本书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思考问题的框架，并且让我们最大限度地从中受益。
在本章中，我介绍了我是怎么发现世界在变平的。下一章中我将讨论世界是怎样变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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