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建国基本上一个平庸的男人，除了每晚在周红梅身上寻找一点快乐外，他没有什么别的人生追求，要他去混黑社会他不敢，让他去经商他不会，他顶多只是偷一点厂里的铁出来卖。那几年他的工资与周红梅的工资加起来日子过得基本上还是衣食无忧的，但是正是这种贪图安逸让他错过了许多次发财机会。

　　而高得富却不同，他的子女多，而且都能吃，要吃饱不容易，于是他也偷铁卖，将武昌汽修二厂的铁弄出来卖，刚开始只是随意性地带几块，后来就用自行车拖，他偷铁有优势，因为他是班组长，他还偷配了厂与车间的钥匙，所以偷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渐渐地他就不认为是偷了，以为就是自家的东西。这晚他居然用一个三轮车来装，而且他不告诉曾建国，以前他经常喊曾建国一起来干，但是这晚他可能考虑到如果喊曾建国来就得分一半给他，这样就不太划算，再说有一个三轮车来装用不着两个人，这也太把国有资产不当一回事了，结果他就出事了。

　　武昌汽修二厂的领导们觉得最近车间的铁件老是少，于是报了警，当时一个姓李的警察听了介绍后就认定了是内偷，于是他穿着便衣到现场转了一圈，还对厂领导说今天你再进些好铁回来，故意放在比较显现的地方，这个家伙今晚一定会来的。

　　这个姓李的警察晚上就在厂区内蹲点，果然晚上高得富推着三轮车来了，高得富心情不错，边哼着"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的歌，边将角钢、槽钢、铁锭什么的向车上搬，他甚至还算了一下这一趟足够自己两个月工资，明天就可以称几斤肉让全家人饱餐一顿了，而且马上老二高启要上学了，应该可以解决他的学费问题了吧。

　　结果谁都可以预见到，正当高得富准备离开时，厂区内突然灯光大作，刚才还空无一人的厂区突然从黑暗中冲出许多警察来，高得富同志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高得富被抓了现行，没得说的，当晚他在派出所过的，李姓警察亲自审讯他，高得富一五一十地交待了全部罪行，李姓警察说你还有同谋犯么？说出来算立功，可以减轻你的处罚。高得富当时就想到要把曾建国供出来，但是他还算够义气，没有说。

　　李姓警察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不说爱厂如家吗，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把厂的东西偷回家，那还有厂么？没有厂你的工资谁来发？没工资你靠什么吃饭，靠什么养活一家老小？高得富深受教育，痛哭淋漓承认自己错了，希望党和人民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否则自己的老婆小孩将没人养，并最终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看来李姓警察是被高得富的真诚所打动，陪着高得富来到了高得富的家，了解情况。害得那几天曾建国心神不宁，一付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真是没出息。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高得富归还所偷物品，免除刑事责任，但被厂里开除。据说这还是李姓警察帮了很大的忙，陈述了高得富家中的困难才得以免除刑事责任。尽管如此，高得富被开除了一家人的生活也成了问题，高得富在家睡了几天后只好从汉阳门码头坐轮渡来到了汉正街，他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多年后他也算发了财，常说得感谢李局长啊，要不是他，我可能今天什么也没有，一个下岗老工人而已。这句话他对曾建国说得最多，因为曾建国那时早下岗了，而他所说的李局长就是当年的李姓警察，退休时任武昌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1981年，高启还是上学了，是曾建国借钱给高得富交的学费，以对高得富没有供出他的坚贞表示感谢。1982年，我、王婷、肖水生都上了学，并于同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我和肖水生坐同一张桌子，王婷坐在我前面，我很高兴。在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李鸣，我有一次看到一辆警用摩托车送他到学校门口，于是我打听到了他就是那个李姓警察的儿子。我很羡慕他，警察的儿子多牛B啊！

　　我用许多糖果来拉拢他，终于见到成效，肖水生骂我是马屁精，于是我也给他吃，结果他也不再骂了，这说明给别人一点甜头是相当重要的生存法则，此后我经常用这招，基本上无往而不胜。

　　四

　　别人都说王婷的妈妈是"破鞋"，当然那时我还不太理解"破鞋"的意思，在我看来她妈妈的鞋子非常好看，红红的，还有一条细细的高跟，起在候补街的石板路上声音清脆悦耳。

　　"破鞋"名叫赵萍，是湖北楚剧团的演员，许多人都说她才是胭脂路上最漂亮的女人，风姿绰约，高贵典雅，天天香风袭人，衣着新潮，她绝对不应该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走在灰暗的街巷中，她永远是人们目光的焦点所在，女人看她是鄙夷和忌妒的，男人们看她是垂涎欲滴的，我多次注意到曾建国看她的眼神都是痴呆状的，口水流得老长。周红梅为此多次骂曾建国，但曾建国总是否认，语带不屑说："我会喜欢那个破鞋"？别说是周红梅，就算是我也知道他是喜欢的，所以我认为周红梅那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话十分正确。

　　其实，赵萍人很好，她每天都能带回来很多好看又好吃的糖果，所以我喜欢以找王婷一起做作业的名义去她家玩。后来我发现高启也喜欢。赵萍一概微笑着欢迎，她说我们婷婷笨，作业不会做你们就多帮她。她还喜欢给候补街巷的孩子们看手相，并一一预知他们的将来，但是她的预测都不准。比如她说肖水生会成为一个警察，结果呢，肖水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混混，还预见我会将来会发财，但我直到现在仍然靠借钱度日。还说高启将来会成一个大老板，但是高启却是一个短命鬼，不到25岁就挂了。所以永远不要对一个孩子说他将来会怎样，关于人生谁他妈的能给一个标准答案呢？

　　曾建国则喜欢以找我回家吃饭的名义来她家，每次都少有礼貌地与赵萍说话，而且曾建国同志还爱脸红，这让周红梅很不舒服，周红梅会在楼上扯着嗓子喊曾火车你这个没脑子的到底吃不吃饭，再不回，老娘拿去喂狗了。曾建国会不耐烦地说来了，来了，烦死了。赵萍则微笑着不发一言，其实一切她尽已洞悉。

　　后来巷子内有人说我爸与赵萍可能有一腿，以我看来曾建国以一个六级钳工的身份还想沾一点腥，实在是不可能的。据说赵萍是一个上海教授的女儿，她与王婷的爸爸是在下乡时认识的，但是她的丈夫也就是王婷的爸爸后来去了香港找他爸爸或者什么别的地方一直没有回来，她们就与王婷的奶奶一起住在胭脂路一个老式样房里，后来政府将那房子收回去了，就给了他们这样一套一居室作为交换。王婷的奶奶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婆，常对别人说赵萍的坏话，他认为这个儿媳十分的不孝顺。因此她们之间很少交流，有什么话都是通过王婷转达的。其实她们命运都差不多，自己的丈夫都不知所踪了。许多年后，王婷的命运也神秘消失在这座城市中，我几乎走遍全国寻找她，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十分的伤感，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婷是我的初恋。

　　在我七、八岁时，每天早上我们都可听到长江对面武汉关的钟声悠悠传来，这时一个脆生生的声音总在楼下喊："曾继来，太阳晒屁股了，快上学去了。"我打开门，总会看到王婷灿烂的笑脸，她总穿着很干净很漂亮的花衣裳，头发上扎着一双展翅欲飞的蝴蝶结，我答应一声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她的后面。在巷口的时候我们会喊上肖水生，有时高启也会跟我们一起。王婷走在我们中间总是笑得很开心的样子，格格的笑声脆响似乎还带着清晨的水气。我很喜欢这种笑声。

　　王婷大我3个月，她也总是学高启强迫我喊她姐姐，可是我从来不喊，除非她给我糖吃的时候，我每次把糖一塞进口中时就立马翻脸说："臭王婷，臭王婷。"王婷就会说我是白眼狼，满院子追着打我，院子中有一个块水泥做的乒乓球台，我们就围着台子转，一般情况下她根本就追不上我，但也有例外，我有一次滑倒了，被她按在地上，她压住我，打我屁股，问我投不投降，我说男子汉大丈夫决不投降，她就使劲地抽打，我挣扎的时候，她的手打到我脸上，我鼻子一酸居然流出眼泪，我大怒说我日你妈，我日你的臭B。王婷更生气了，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哇哇地哭得更响了，高启在楼上拍着手大笑说羞羞不要脸，曾继来连女生都打不过。

　　曾建国一把将我拎起，怒斥我小王八蛋乱骂什么呢，看老子不收拾你。幸好周红梅适时杀出，一把抢过我对曾建国说个没用的东西，看到破鞋脚都迈不动吧了。曾建国脸红脖子粗地说你他妈说什么屁话，小心老子收拾你。但是周红梅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概，挺着她的大胸说，你来啊，你今天就来打死老娘，然后好娶一个破鞋回家啊。曾建国扬起手，但是没有打下去，因为他看到赵萍正一脸惨白地怔怔站着。

　　此事后，我与王婷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往，她也不再喊我去上学，这让我很失落了一阵子，她每天放学也不再等我，总是一个人走在前面，我想找王婷和好，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说。一个星期后我才找到机会，那天我们一起值日，要扫地，我积极地干活，等校园都没一个人时我才跟她一起回家，这次她没有故意躲我，我从书包中摸出一个桔子来，递给她说这个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王婷站住看了我半天，然后才接过，她掰开又递给我一半，我们相对而笑，我们和好了。我说你明天再喊我上学好不好，你不喊，我都迟到好几次了。王婷为难地说我妈不让我喊你了。我说为什么啊。王婷说我妈不想让你爸妈她们再吵架了。我说这跟他们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们有事没事都会吵的。王婷说你爸喜欢我妈，你妈不高兴。

　　我说我也喜欢你妈，我还喜欢你。王婷愣了一下，然后小脸在夕阳的余辉中染得通红。王婷说这样吧，我每天喊高启去上学，你听到了也下来，咱们一起上学怎么样。她说得很诚恳，但我不很高兴地说随便你吧。

　　五

　　高启很快就显示出他非同一般的号召力，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高启太会玩了，他做的弹子枪成了校园的抢手货，他继承了其钳工父亲的部分天赋，用铁丝做的枪又好看打出去的纸弹又准又快，他买2毛钱一把，到他三年级时已经涨到5毛钱一把了。他喜欢恶作剧，顶着烈日大中午去沙湖边捉水蛇放在漂亮女生的抽屉中，等着那女生一声惊叫，他就没心没肝地笑得前仰后翻；他会在胭脂山上捣鸟窝；他会游泳，常常偷跑到汉阳门码头上从高高的趸船上一个猛子扎下去，在长江中嬉戏有余。他因为这些英雄事迹渐渐成为了孩子们的头，有时居然敢去挑战高年级霸王学生的权威。

　　我们读到3年级时，高启的妹妹高秀也上小学了，这个黄毛丫头每天背着一个破书包跟在我们后面，高启很反感他这个妹妹，因为高启要做什么，高秀总会说爸爸说了不许你做的。高启说要你管，骂她是小特务。高启这时已经是孩子王了，便经常指示我：你带我妹妹回去。我十分不情愿，但是我又不想得罪高启，只好听命。

　　高秀读书很认真，成绩不错，但我是三年级的老生，指导她还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她向我请教问题时，高秀总会说继来哥哥你真棒。我因此很得意。高秀很喜欢到我家来玩，因为周红梅对她很不错，偶尔家中有两个苹果，她也是将大的给高秀，这让我十分不满。周红梅就笑着说等你以后长大了，把秀秀给你当老婆好不好？我说呸，谁要她这个黄毛丫头，要娶就娶王婷那样漂亮的。周红梅很生气，骂我跟曾建国一样都不是好种。秀秀也坚持不嫁给我，她说将来要找一个大帅哥，哪能像继来哥哥，瘦不拉叽的。高得富有次听到后对我说，小王八蛋，你哪一点配得上我家秀秀，老子还不愿意呢。高得富被单位开除后，在汉正街倒一些小东西到司门口摆地摊，好像他干得挺起劲，常对我爸曾建国说，这比上班还来得快些，你干脆跟我一起干好了，我听说广东那边的电子表便宜，我们一起去搞一批来卖怎么样。曾建国这个四肢发达的家伙头颅摆得像钟表，说厂里刚升我当班组长，这样走不好吧。而且周红梅作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妇人也是反对的，并对高得富说你以后发财了再带我们建国一把就好了。

　　高得富后来又在胭脂路摆了一张竹床摆上一些不知从哪弄来的布卖，他卖布是按斤卖的（注：此地便是当年闻名武汉三镇的胭脂路零头布市场，南起民主路，此到粮道街，即使是今天这个布坊市场依然红火）。高得富东倒西倒，据说发了一点小财，他刚被开除时，曾建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还经常送一些粮票布头什么的给他，可是到1985年，他就不需要了，他常还搞几尺布头送给周红梅，说是给你们拿去做几身衣服，这布可都是从日本搞过来的。曾建国回来后，周红梅就对他说你看人家高得富多有本事，不晓得多会搞钱，你看他一家老小穿的衣服，哪一个不是浑身上光鲜流了的，还早早就买了电视。并指着曾建国身上的印着武昌汽修二厂字样的帆布工作服说，你只晓得拿几个死工资。

　　曾建国不以为然地说，我已经是八级钳工了，还是班组长了，往后我还会当车间主任什么的，高得富这种投机倒把的搞法能跟我比？曾建国然后扔下周红梅不理了，回头喊我：喂，儿子，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啊，给老爸我说说，8乘以12等于多少啊。我将头一歪，懒得理他，曾建国很生气地说这小王八蛋真他妈没用，以后接老子的班算了。

　　曾建国同志并不知道，在他50岁时，他们厂被改制了，他本人也被无情地下岗了，每个月只能拿280元的低保工资勉强度日，而高得富却已经是拥多个门面的小资产阶级了。

　　有钱后的高氏兄弟更加神气，高明同学以雄厚的资金实力也在同学中赢得了较高地位，以请人过早、香烟、啤酒等拉拢了一帮高年级的霸王学生，他们也常常以欺负低年级或者老实学生为乐。高启对他的这种做派不屑一顾，常说要不是高明是自己的哥哥，要让他好看。有一次两兄弟还险些各自拉起人马对干一场，要不是高秀哭哭啼啼地说告诉爸妈，只怕这事又会成为校园传奇之一。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一说，但是校园周边出现了许多游艺机、老虎机什么的。高明同学开始带头逃课成为这些游戏机的忠实拥趸者。由于高明的智商相当有限，总是输，所以每次游戏机的老板看到他来脸都笑成一朵花。而每次高启来，游戏机老板则相当不高兴，因为高启同学往往一块钱就可以玩半天，后来发展到一块游戏币就可以把《街霸》这样的游戏打穿。高明同学输了钱后就想法子偷他老爸的钱，搞多了终于被发现了，高明不服高得富的管教，竟然还手与高得富对打起来。此时的高启为老爸仗义出手，高明没几下就被人高马大的弟弟打倒在地。从此高明再也不敢在高启面前充大哥了，高得富也授权给高启说：以后你是哥哥，替老子管着高明这个王八蛋，他不听话，就跟老子往死里打他。如此看来，是否是大哥与年龄大小关系倒不大，而与拳头大小倒成正比。这也说明我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完全可以改变自然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