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上午11点40分

　　头晕得很。没有气力。早晨去抽血验雌激素。看中医。陈主任说，几乎摸不到我的脉，气阴两虚。抑郁症的药对脏腑有伤害，耗损津液。她只给开三剂药，星期一再去看病，慢慢调吧。

　　昨天看了心理科、妇科。龚主任给我减了半片晚饭后的赛乐特，丁螺环酮第二片改在晚饭后吃，中午增加了佳乐定的药量。黄主任叫我吃五天的黄体酮，验血结果出来后再作诊断。她建议我学织毛衣、绣花。

　　刚才中药又煮焦了。我发现，头晕时做啥都容易出错。打住吧。休息。

　　随笔在我以往的写作中，我很少把睡眠中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不敢面对梦中的自由和真实。因此，梦境中的李兰妮认为白天清醒时的李兰妮不配写作。

　　以往我写外婆家的故事，专挑不痛不痒的回忆写，现在看来有些刺眼，我是一个浅薄的文字记录者，我是一个粉饰现实的懦弱者。我不了解我的外婆。“文革”刚开始，外婆家就成了我家的话语禁忌。“文革”后，我们一家人潜意识中仍不愿碰那种话题。

　　我听过外公、外婆家的一些传说，比如：外公和一群教师在庐山跟蒋介石合过影、“文革”时外公被群众“专政”判过死刑、外婆娘家每一代都会有一个少年死于自杀……我不敢问：“是真有这事吗？为什么？事实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我不敢问，不忍问。因为我的外公、外婆和妈妈对这类话题极其敏感、恐惧。他们就像古代脸上刻了“囚”字的罪犯，无论政权怎样交替、朝代如何变更，他们脸上的“囚”字永远抹不掉，心理上“罪”的印记已成为“器质性病变”。

　　小时候，我常被妈妈梦中的哭叫声惊醒。我会吓得一骨碌坐起来，在黑暗中哆嗦着听着隔壁的声音。爸爸会焦急地叫醒妈妈，妈妈一醒来就会说她正在做噩梦。有时爸爸出差不在家，就是我和弟弟负责叫醒妈妈。我们会大声喊：妈妈！妈妈！你又做噩梦了！妈妈在隔壁会含含糊糊应一声，不再哭喊。夜重新静下来，而我会久久地猜妈妈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二年级的时候，我梦见妈妈死了，放在一块门板上。醒来后，我心里很不安。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偷偷告诉了一个女老师。老师说：不要再想这个梦。

　　长大之后，我也常做噩梦，在梦中哭喊。但是，我的哭喊从不会冲出我的梦境。它们不会惊扰别人。它们牢牢地困在我的精神意识里，谁也不知道我的梦里游动着怎样的恐怖场景。

　　我跟外婆没有谈过做梦的话题，不知道她是否常做噩梦。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梦，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人。

　　这个道理是埃里希·弗罗姆前天告诉我的。

　　我庆幸自己没要孩子，否则，这孩子精神一定很脆弱。不管她白天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但夜晚她的梦境内会弥漫着莫名的不幸。

　　我在《十二岁的小院》第25章，写了我和妈妈冲突、妈妈打我的片段。当时我强调了自己对母亲的伤害，母亲对我的伤害。弟弟看过手稿后“告密”，妈妈立刻警告我：不许造谣。你要是这样写我，我就跳楼。在弟弟的监督下，我把刺眼的字句都抹去了，我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埋进心底，尽量把那母女厮打的过程加以粉饰。结果导致我一看到这一章，就极其厌恶写作的李兰妮。我讨厌这段粉饰过的虚伪的文字。

　　在我内心记忆中，冲突是激烈的，伤害是深刻的，影响是恒久的。家丑不可外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已铸造成基础美德。我们不敢追根究底进行反省。我们不敢触动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我们的教育一味颂扬百分百的母爱、父爱。我们无视社会、历史、疾患、意外对天下父母的压力、逼迫、扭曲，不敢直视父母的精神世界遭受的灾害性病变，不敢伸出援手去帮助我们亲爱的父母，不敢与父母携手面对世纪、时代在人类精神世界发起的争战。于是，父母是孤独的，迷惘的，抑郁的。子女是孤独的，迷惘的，抑郁的。我们相互间的爱百分百真实吗？百分百不相疑吗？百分百信任吗？百分百幸福吗？百分百无憾吗？百分百不需要反省更新吗？百分百健康，可以延续吗？这条精神基因链百分百没有病变和缺失吗？只有真正爱一个人，信任一个人，你才会真实地面对他，面对他的优点和缺点，并无所顾忌地说出他的失误。只有真正爱一个地方，你才会客观地、公正地看到它的所长所短，并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了。

　　面对电脑我觉得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沮丧感紧紧咬住我，怎么甩都甩不掉。我打不起精神，注意力不能集中，脉搏总在48次/分钟及53次/分钟之间浮动，心动过缓让我不得不来回在屋里走动，躺着最难受，觉得呼吸越来越吃力，心好像跳不动，它不想跳。也不能坐久，觉得屋里缺氧，要站在风扇口、空调口迎面吹。我总驼着背。知道驼背不好看，但我气弱，直腰要费气力，算了，驼就驼吧。我开始依赖咖啡。喝浓咖啡使我的心跳有所加快，使我麻木的头脑恢复些许知觉，但是，我不能无限量地喝啊。浓咖啡已经削弱了抗抑郁药物的安神镇定作用，睡眠困难。我不想去跟医生说。没必要又增加药量。

　　我躲起来快一个月了。尽量不打电话，尽量不接电话，尽量不见人，尽量不介入任何费神费力之事。

　　正面思维在跟负面思维交战。我想起了十年前被我害死的三只鹦鹉，我内疚，应该偿命吧？会有报应吧？我想起了小时候从二楼扔过邻居家一只抱窝鸡，老母鸡抱窝掉毛不会飞，摔死了。我有罪，我没有承认是我干的坏事。我想起几年前买了一只吉娃娃小狗，我刚把它买回来，就放在阳台上出去吃晚饭，肯定让它着凉了，第二天它就病了，送到宠物医院救了一星期，它死了。我没敢去道别，给钱请医院的人把它掩埋了。我有罪。如果我不买它回家，吉娃娃不会死。我太自私了。我为什么这么坏？还有，小时候弟弟告我的状，我找人打过他。还有什么？关闸。关闸。关不住，负面思维像决口的堤水收不住。我害怕了。我不想前功尽弃，我不想回到抑郁症重度时期，我很想康复必须康复。可是，脑子里有个念头总在里面转，有个声音无声地急促地反复告诉我：跟妈妈一起死掉就好了，对所有人都好。帮了她，帮了弟弟和爸爸，也解脱了自己。这是最好的办法。正面思维快来呀！快来帮我抵挡啊。李兰妮，你要镇定。切断切断负面妄想。不要再想鹦鹉、老母鸡、吉娃娃，不要再想你的罪，你已经忏悔了，你已经清洁了心灵。经上说“赦免你们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们的一切疾病”。李兰妮，你脑子里不许再转那个罪恶的念头！你没有权利这么想，你不能让心魔吞噬你，警惕。警醒。快默念：“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必会帮助你。”记住：要让正面思维占据大脑。让阳光照进来，让光明驱散黑暗。

　　黑夜里，我闭上眼睛，竭力控制妄念，心里不间断地想、不留空隙地想：“要有光。要有光。应当一无挂虑。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2006年7月14日链接《十二岁的小院》摘录25“妮子，去淘米。”妈妈在里屋翻樟木箱，她在为搬家做前期准备工作。

　　我和弟弟都在架子床上铺看书。我用我的五角钱租了一批小说和小人书，我要赶在搬家前看完这些书。

　　…………“妮子，淘米去。把菜择了，听见没有？”妈妈走到架子床前，小声喝道：“看什么鬼书？下来！看这些书是要惹祸的，你就等着别人来抄家吧。”妈妈一见到小说就神经紧张，怕人去检举我们家有大毒草。妈妈有心病，最怕人顺藤摸瓜把她的地主奶奶翻出来。

　　我不搭话，想赶快看完这一段。

　　妈妈心烦了。她爬上床，要来夺我手上的书。我急忙溜下床，把书紧紧抓在手里。

　　妈妈发火了。她把床上的书统统扔下来，扔到门外。弟弟慌忙往下跳，赶在妈妈前面去捡小人书。

　　“还敢往屋里捡？我撕了你的！”妈妈抓起门口一本书。

　　“别撕求求你！”弟弟扑上去，被妈妈一把推开，“早就警告过你们，不许看这些书。再看我就烧掉它。”她的眼睛盯住了窗台上的那盒火柴。

　　“别烧！要罚钱的。我没有钱赔。”我扑上去从妈妈手里抢了书，顺手扔到床底下去。弟弟也帮着扔。架子床矮，大人绝对爬不进去。

　　“好哇，联合起来对付我。你给我钻进去，”妈妈抓住我的手，推我说，“把书一本一本扔出来！”“就不钻！”我想掰开妈妈的手，掰不开。我挣来挣去就是挣不脱，我逃不出她的手心。我急了，立刻想到了那句咒语，那句百试百灵的魔咒。我一口气大声喊道：“你爷爷是大地主！你们家在乡下有一栋楼——你爸爸给革命群众专政到农村去了，你……你是地主婆！”妈妈的手立刻松了。她被吓呆了，只呆了很短时间，她飞快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闭嘴！你……你当面就敢造谣。你想干什么！你的良心哪儿去了？这么小的人，心就这么狠……你，”她指住弟弟，“你给我拿棍子去。去呀——”弟弟战战兢兢，找来专门打人的那根竹棍，犹犹豫豫，递给妈妈。

　　妈妈拉上窗帘，插上门，用竹棍敲敲自己的腿。

　　“这种棍子好，不伤骨头。我要让你痛几天，看你还敢不敢兴风作浪。你们听，响吧？我是妈妈，我不会打伤你，但是我要让你记住……”弟弟说：“妈，今……今天不要打，留着下一次……”他话没说完，我胳膊上已经重重地挨了一下，我刚想看看胳膊上暴没暴红印，腿上又着了两棍子。我本能地闪到门口，拉开门闩。

　　“想跑？”妈妈用棍子敲敲门框说，“跑哇，跑了就别想再回来，我说得到做得到。”妈妈要打人，我和弟弟从来没有逃开过。妈妈说，她想打人的时候，一定要让她打，打不到人她会犯病气死。

　　“你们恨我咒我，是不是？你们都想迫害我，想我快死，我偏不死。”妈妈的眼神不对劲，好像在盯着我和弟弟头顶上的什么人。她突然起手，左右开弓，竹棍连连在我和弟弟身上抽。痛。好痛。火辣辣的，痛的感觉从四处聚拢过来，一点一点往心里钻，越钻越深。

　　弟弟双手抱头，跳着脚哭，“妈妈呀，妈妈呀，不要打了，我们听你的话，饶……饶命吧。”妈妈停下来，仔细看看我，“你瞪我！这么仇恨……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刚才骂我什么？你以为我害怕啊。大不了一个死，我什么都不怕，我受够了！”她抽了我一个耳光。

　　我什么都不想，只专心控制住眼眶里的泪。我知道她想听到我求饶，我偏不让她遂愿。

　　爸爸回来了。

　　妈妈开门放爸爸进屋，又急忙插上门。

　　“又怎么了？”爸爸问。

　　“骂我地主婆，要揭发我，消灭我！”妈妈太阳穴上的青筋鼓得暴暴的，“不收拾他们一顿，到了新地方，又要兴风作浪。”爸爸扶着妈妈的腰说：“别生气了，歇着去吧。”“不！她必须认错。这孩子心越来越狠，越学越坏，还带坏弟弟。”妈妈突然冲我喊，“你又瞪我！你说，你心里骂我什么？说，说呀！”她的声音越来越尖厉，一听到这种尖声音，我脑子就会突然发涨，里面热得一塌糊涂。

　　“你是地主婆！你就是害怕别人知道你家的事，你怕得要死！你爷爷是老地主，给你爸爸好多钱上清华，你家的底细我都知道，我要去告诉所有的人！”“好。很好。终于说出来了。”妈妈扑上来劈头盖脸打我抽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伸手去抓她的头发，用脚踢她。

　　“这日子不能过了！都别过了！”她哭着喊着揪住我，把我逼到墙角，要跟我拼命。

　　爸爸和弟弟用力扯开妈妈。

　　天旋地转。我倚着墙，身子慢慢往下滑。

　　27我慢慢走进大礼堂，缩着脚，倒在一张椅子上。我身上、脸上、头上并不十分痛，却火辣辣地烧。

　　我不伤心。妈妈打我，我真的不伤心。

　　她从来没对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心肝，我心头的肉。妈妈爱你。”她没有说过。

　　…………我听见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我四处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老龙眼树弯着腰，像个伤心的老婆婆，伸长了手，在黑暗里数她地上的死孩子。

　　小院里，只有我和弟弟住的那间屋有暗暗的灯光。要不要推门呢？妈妈是不是还在哭？我静静地在院子里想了一阵儿。

　　很久以前，我想过，万一以后落在后妈手里，后妈往死里打我，我就跑到小院当中喊救命。妈司令肯定会出来救我。

　　我没想到妈司令会走，会回老家种地。我更没想到，原来小院每一家人都要搬走。

　　小院里，妈司令一家走得最早。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开了小院，没跟任何人告别。

　　小玉子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她怀里抱了一个小腌莱坛子，里面八成装着肉干。小玉子妈背着小三丫头走得飞快，母女俩白白胖胖的，远看像一朵肥嫩的山蘑菇。小玉子腿弯弯的，摇摇摆摆往前赶，像大蘑菇后面的一只瘦蚂蚁。

　　…………有点冷。我紧了紧身上的单衣，发现衣袖短了一大截。我长大了，快十二岁了，过几天，我也将走出小院……(以下是发表时被删去的原文——作者注)走出大院，把童年留在这个院子里。

　　木蒲桃的树叶落在我的肩上。秋天已经走远了，树上的果子几乎掉光了，只有枝顶上还挂了两三只深红的果儿。我的手刚触到老树粗糙的皮，一颗晚熟的果子“啪”地落了下来。

　　这棵蒲桃树一百岁了。还有九百年，它才能变成精。

　　我拾起那颗果子，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果子摔得皮开肉绽，却依然窝着沁人的清香。

　　我握着摔烂的果子，走出小院，走出大院。

　　大院门口，一个盲公刚刚走过去。

　　盲公长长的脑袋，长胳膊长腿，穿着打了补钉的灰布衫，背着一个青布袋子，那里面有个铁皮饼干筒，装着香脆的花生。

　　盲公的拐棍头包了铜，戳在地上“笃笃”响，他嗓子老老的，不紧不慢地喊：“南——乳花生——”笃……笃……笃……笃……笃……隔很久，他才又喊：“南——乳花生——”他要喊通宵么？我站在大门口左右张望，我上哪儿去呢？起雾了。

　　摊开手心，我有一颗木蒲桃。1990年12月8日补白十几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删去的这段结尾。正因为它被删掉了，只存在手稿中，所以它比我写过的其他文字生命力更顽强，它总要在我的脑海里凸显出来，它的表现欲战胜了我的理性控制，我不得不在这本书里让它发出声音。否则，就像放旧电影出现胶片故障，银幕上反复出现模模糊糊喀喀嚓嚓吭吭哧哧的一段画面：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茫然地站在军营大院门口，黑夜深深，一个瞎子用竹竿戳着这个城市的街道，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铁壳饼干筒，嘴里用广东话喊着：南——乳花生——南——乳花生——那时的城市，晚上总有一两个粤语称“盲公”“盲婆”的人沿街叫卖南乳花生、盲公饼等等，他们并不会主动兜客，总是不慌不忙，边喊边走，声调、步伐始终不变。不管街上人多人少，有人没人，他们的声音、步子、情绪不变，似乎成为城市的标志了。

　　为什么此情此景会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记得牢牢的，比那些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印象更深呢？我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这时候摘录《十二岁的小院》的这些段落有逃避的因素。我要逃到小院里避一避。我感到混乱，紧张。我渴望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