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

　　妈妈和爸爸打算星期日来广州。昨天下午接完电话后，我就暗暗有些焦虑。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别紧张，别害怕，保持平稳的心境。

　　一向心里很矛盾：很盼望爸妈来广州，共享天伦之乐。但又怕妈妈令大家神经紧张。自小我们全家人就得以她为中心，家里的天气随着她的心境而变化无常。她因辞职在家心理不平衡，总用各种病痛来困扰家人。

　　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伤害儿女，也许，那就是抑郁症的开端吧？无法控制。

　　不过我认为她更像恐惧症患者。因为医学书中说：“所有抑郁症患者的一个特征是，他们都试图尽可能长地躲藏在‘一切正常’的表象后面。”“他们知道，自己有些不对头，但他们巨大的自控能力和强大的意志，仍然使他们去履行每日的义务和要求，而把他们的病痛留给自己，不让身边的人有所察觉。”专家们称此为蛹式（也叫伪装性）抑郁症。

　　据说，抑郁症有遗传的因素。我的抑郁症与遗传有关吗？我的症状与她不同。我不去困扰别人，我只是自己躲起来，表面很愉快，很正常。所以，这种密封的抑郁症危险性大，一旦彻底崩溃，别人都猜不到其死因。不说这个话题了。

　　本来，像我这样处于严重抑郁症治疗期间，情绪很不稳定，不宜与妈妈多来往，因为她的谈话绝大多数是消极、忧虑、负面的，容易破坏我目前的治疗效果。但我不能逃避。妈妈她怀疑自己有肺结核，据说在茂名总也查不清，她和爸爸都很担心。我做女儿的，应当帮她在广州找好医生排除这个忧虑。尽管她十有八九没这个病。

　　我有信心，在主的帮助下，避免受伤害。

　　想想近几天有什么高兴的事？1.好像不太做噩梦了，梦中的焦虑情景也减少了。

　　2.想不出来？仔细想啊。停下来好好想，一定要想出来。哦，昨天上午看病时不那么累。心里常想，要将身体的、神经的、灵魂的节奏融入到主的节奏中。果然，心中会平稳许多。

　　3.有没有第三个快乐的事？应该有。为什么快乐总是一闪而过，追想起来会这么难？而不快乐的事为什么总是纠缠人，时时侵袭人呢？讨厌！对了，昨天买了几张喜剧影碟，还剪了发。现在照镜子，人会显得精神些。

　　4.再想一个好吗？想个大一点的。蛖，近在眼前嘛。今天的电脑很听话，没出什么故障，挺好用。打字的时候心情比前几次轻松。好了，我开始笑了。可见心情正在好转。

　　5.这个月的例假来的日期基本准时，这也是值得高兴的。

　　6.天气虽然酷热，但我的整体状况比春天时要好。

　　此刻，我想起了一句圣经，我很喜欢默念它，它能给我很大的安慰：“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随笔2006年的春节长假过去了。我的状态依然不好。

　　想写下2003年4月12日之后几天的回忆。可我摸索着一回到那个时空里，就抑郁。黑暗。冰冷。破碎。心跳越来越慢，仿佛跳不动了，脉搏几乎摸不着了，剧烈的恶心感，头顶痛得好像炸开了一个洞，里面飕飕喷出白气，碎魄四散狂奔。我在歇斯底里的悬崖边切切祈祷：关闸关闸关闸！心里同时有一个尖厉的声音在哭叫：啊啊啊——让我疯啊——啊啊啊！心脏不太好，到医院看病。还是老毛病心动过缓，不算个事。大概心里挤塞的负面回忆太满太沉，超载了。

　　翻看了几段认知日记，纯粹是流水账。流水账相当于青纱帐，而我就像一个敌后武工队的伤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时，我必须在青纱帐里躲一躲，歇口气，把流血的伤口重新包扎绑紧。

　　既然目前回忆遭遇阻击，抑郁反弹，那就敌进我退，咱就钻地道，挖地道。

　　“抑郁所以十分恐怖，就因为人们看不到它有什么外部标志，看不到伤口，看不到伤疤，看不到肿瘤，就因为他们的内心在流血，内心在燃烧，直至死亡。”一位瑞士病人拉赫尔·贝格林格先生写道，“人们老是说，情况会好的，总会有好光景出现。大多数情况下，我就只能保持沉默，不再说什么了。”我读到这段话时，真想与这位难兄紧紧握手，正是这样。我们只能沉默。

　　一个普通的因感冒而咳嗽的病人若与一个重症的抑郁症病人坐在一起，人们肯定会同情那位咳嗽的人；心疼他咳得难受，担心他咳出血来。却不知那位抑郁症病人心里一直在流血，不，他的整体状况比心里流血还恐怖，尽管他不曾呻吟半句。

　　“拍一下抑郁症患者的肩膀，对他说：‘会好的，要振作起来。’这就等于对一名糖尿病患者说，他的身体应该多生产一些胰岛素一样没有意义。同样，要求他们坚持住或者让他们散散心，也是错误的。”在《不要恐惧抑郁症》一书中，德国心理学家乌尔苏拉·努贝尔指出，“这恰恰是把指头捅到了他们的‘伤口’上；他们无法拿出足够大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一个患抑郁症的医生这么说：“我宁可患癌症，我至少还可以讲出来这是什么。可是，这抑郁症，人们却看不出来，感觉不到，什么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既是癌症转移化疗病人，又是重症抑郁症患者写的文章。大概两病兼有而又活下来的人少，愿意把这些经历回忆描述出来的更少。

　　我曾暗暗庆幸，幸亏我的癌症手术刀口像标语一样竖在脖子上，一看即知曾遭重创；幸亏我做过癌症化疗，否则，很难扛住抑郁症药物副作用的煎熬。

　　人们对“抑郁症”三个字误解很深。一听你有这病，张嘴就会说：想开一点嘛！心胸要开阔。要坚强。

　　甚至有人会有枣没枣一竿子：凡事看开一些嘛。千万不要斤斤计较。抑郁都是自找的，做人要开朗大气。

　　抑郁症病人常遇上被人用指头戳捅伤口的“安慰”。没人理解，无话可说。这也是某些病人不得不死的原因之一。

　　这类误解太普遍。所以，精神卫生科门诊宣传栏上第一句话就是：“抑郁症跟意志、品行无关。”这句话让许多初诊的病人释然，并心存感激。

　　如我患的抑郁症，就跟大脑化学物质5－羟色胺严重失衡有关。简言之，我必须服用精神化学药物，补充5－羟色胺。否则，即使天天看心理医生都救不了我的命。

　　新西兰心理学家格温多琳·史密斯曾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她在《抑郁症完全指南》一书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常常目睹我的许多心理病人脸上的痛苦表情，但是我以前从来未理解他们精神衰弱的程度以及绝望的强度。”每次读到“以前从来未理解”这几个字时，我都会想，患过重病的医生是最理解病人的医生。理论上医术精湛终究与亲身体验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的名医很注重体验，他们亲尝百草，甚至为治瘟疫不惜自身染上瘟疫而摸索治疗良方。

　　我这么想，不是巴望所有的医生都先当患者再从医，而是深深感到当今许多医护人员对病人缺乏由衷的怜悯和尊重。据说西医院在中国建立伊始，有80%的医院是教会所建，70%的护士是修女，医生大多有“爱人如己”的宗教信仰，有奉献精神。历史上的中医则佛道兼修，“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仁爱慈悲为本。而现今医护人员多重技术层面的钻研，忽略了道德层面的修行。纵使技术高明，境界所限，成大器者鲜。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都市人，喜好看病，吃药。就像嗜烟嗜酒之人，对看病、吃药有瘾。医院里常常比乡村集市还喧闹。医生们累得筋疲力尽、心浮气躁，加上信仰层面不曾开掘，自救自怜尚不及，面对病人哪有气力理解爱惜？书上说，众多职业中，狱警的心理健康指数排行最低。依我看，医护人员心理环境跟狱警颇相似。

　　在现代中国，要当一位名医大家极其难。医术上精益求精不太难，难的是要有“爱人如己”之心，还要有金刚不坏之身，再加上长寿不夭之命。缺一不可。

　　在国外，精神病学家与心理学家是有区别的。

　　“精神病学家受过精神病学方面的专门训练，作为医生，他的注意力是放在精神病的特定征兆和症状上，然后作出诊断并决定是否需要用药物进行治疗。精神病学家有权开药物处方。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他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心理和情感引起的问题上，如家庭冲突、经济问题、由各方面客观因素引起的压力问题等等。”各类心理顾问和心理学家无权开药物处方。

　　对病人来说，其抑郁问题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必须首先区别清楚。

　　在国内，就我接触过的医院而言，精神卫生科又叫心理科，精神科医师和心理科医师都有处方权。

　　抑郁病人往往容易弄错。有的人明明大脑化学物质失调，属于生理性质的抑郁，却不寻求生物性治疗，反跑去做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结果可想而知。

　　近两年，每逢接触到普及诊治抑郁症的信息，我都非常留意。心里忍不住要想起那些因无助而自杀的抑郁症病人，早知怎样求救，他们命不该绝。

　　停。我挖的是地道吗？只是一个猫耳洞。扎紧的伤口依然渗血。

　　我梦见走进一家展览馆，一个玻璃橱窗里有一具木乃伊僵尸，我赶紧往后闪，但还是看到了木乃伊胸腹部一截，胸肌腹肌的纹理很清晰，像风干的腊肉。玻璃柜脏兮兮的，有好几条长长的灰白色蜘蛛网。僵尸边蹲立着一只木乃伊黄猫，神态像活的一样。我想起了民间忌讳，据说人死了身边不能有猫。猫一接近死人，尸体就会坐起来，逮住什么都不放，好像叫做“诈尸”？我害怕，怎么能把猫摆在僵尸旁？万一死人诈尸我跑得及吗？耳边听到有人议论，这只黄猫是守着死去的主人变成这样的。馆里光线很暗，阴风飕飕。我要离开这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展览，我也不想知道。我在找出去的路。找不到出口。心里忘不了那只木乃伊黄猫。我是不太喜欢猫的，但这时我为这只守候主人的猫感到辛酸。我害怕那具木乃伊。那酱黑色干硬的肌肉让我反胃。

　　估计许多抑郁症病人像我一样很辛苦。我眼前常出现这样的画面：我一只手扒着摩天大楼的天台边沿，全身悬空，眼看就要掉下去了。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何时能爬上天台。我只有三个指头支撑全身重量。很想很想放手啊。

　　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没有污染。黄金周的第一天，我们这些抑郁症病人一早就去那里报到。医生体贴地告诉我们：不用倾尽全力控制自己，想发疯就发疯吧。经过专家精确计算后的催眠，压缩的潜意识底层的李兰妮爬出来了。如同在电脑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她疯跑，傻哭，撞墙，跳楼，割腕，吞安眠药，朝自己开枪……为所欲为。让内向型的抑郁症病人尽情地释放自杀的意念吧，如大禹治水，疏而导之。同样，给那些外向型的抑郁症病人以释放暴力的机会吧，让活火山蜿蜒缓细地流出岩浆。第六天，镇静剂。苏醒。疗养。扶元。在黄金周的第七个夜晚，让抑郁症病人回到现实中。2006年2月15—17日链接《致秋天里的人们》要尽快开刀。医生说。

　　这儿有个女孩儿，也是颈部长了个小瘤，开刀一查恶性……住院吧，早查早放心。

　　一个熟悉得令人发昏的字眼——住院。

　　记忆中，只有几家医院的轮廓似乎是清晰的。

　　十四岁。在那天涯海角的岛屿上，一位军医告诉我老爹：“血管瘤。她要住院，开刀。”老爹那时一点不老。红帽徽映得黑发乌亮，红领章为国字脸增润增辉。他走路惯于昂着头，八字脚一点儿不影响虎步生风。

　　“听清楚了吗？你现在的任务是住院，开刀。爸爸要去老远的地方开会，开完刀你自己回家。”没等医生把我带进病房，爸爸已驱车远去。我仅知道这家医院的番号，以及从家到这儿，我坐了整整一上午的北京吉普。

　　“几岁了？哟，真勇敢。”外科主任给我戴高帽，“来我这儿当兵吧，你是块好材料。”为了几顶高帽子，我咬着嘴唇忍了两个多小时，任人又宰又割。那瘤子连着一条静脉大血管，两位实习的女兵出了一身汗，腿肚子硬了，手指头软了，最后只好由主任出场收拾残局。

　　下了手术台，我立即歪着脖子、捂住刀口往食堂奔。我明白，没人端着滚烫的鲜奶和糖心荷包蛋等我。

　　几天后，我自己上路拦了一辆顺风车回家。妈妈问：“怎么还没拆线？医生护士谁都不管你吗？”我操起剪刀，盯着镜子，把一个个发黑的线头连血带肉拔了出来。

　　十七岁。那是广州的一所军医院。

　　住院半年，我最烦别人问：“你爸爸妈妈怎么不来看你？”老李家没那套缠缠绵绵的习惯。

　　这儿的二百五医生格外关照我。

　　小鬼，再做个胃液分析吧。上次忘了给你留空腹胃液。

　　好的。

　　小鬼，做个十二指肠引流怎么样？好的。

　　隆冬天，我让引流管穿过鼻孔、咽喉、胃囊、十二指肠。引流管顶端的金属疙瘩失踪了，我像烈士般被人庄严地抬往X光室。

　　小鬼，来。试试空气造影。

　　好的。

　　学中干、干中学的试验结果，总是我的腹腔里灌满了气，床头插着持续半个月的特护小红旗。

　　你怎么不说“不”啊？你怎么不说……？五年后，十年后，妈妈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地教导我。

　　二十一岁。病重。我急需挤进一所有名的地方医院。

　　爸爸翻出磨得起了毛卷了边的小通讯录，找出一个个可能顶用的老上司、旧部下的地址，写信求援……爸爸认定会回信的人偏偏没有回信。

　　意外地，有人回信了。这人没有受过爸爸的恩惠，与我家几乎无甚来往。若按现代人的互利原则，他大可不必偷偷借用他家老爷子的面子，赔上许多工夫去打通层层关节。

　　我入院了。那儿是我的启蒙地，人心世态、善恶真伪、生死荣衰尽收眼底。该说的，我已经在一部中篇里说过了。该忘记的，我早已经忘记了。只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救人于水火之中。

　　最近一次入院，在去年。

　　第一次住进这么宽敞明亮的病房。每天的晨光，都停留在那方淡蓝色的窗帘上。撒满了小碎花的病号服，衣红裤绿。自有人来拖地板，自有人来为你打饭，自有人把热水送到你的床前。可是，没有人冲你微笑，没有人留意你的存在。

　　第一次见如此美貌的病房医生。浓黑俏丽的短发，白工作服下露出一截鲜亮的纯红色裙边。稍息，全身放松，重心落在右脚上，一只胳膊不经意地拄在窈窕的腰间。她在每张病床前平均停留两分钟。

　　该我动手术了。红裙子歪歪秀气的头，一位实习的小迷糊姑娘怯怯地朝战战兢兢的我走来。

　　旁边两张手术台，躺着两位娇小的香港少女，她们做的是人流术。进这间手术室的人，有五分之三做的是这种手术，五分之三中又有一半是香港人。该医院动手为众同胞排忧解难，众同胞解囊为该医院创汇增收。

　　缝针时，麻药的效力已过，我心里一阵阵抽缩。我望着身边亭亭玉立的女医生，幻想着她伸出温暖的手。

　　起来了。我对医生说，晕！要倒。红裙子冷漠地斜我一眼，不可能……没等她说完，我已经失去了知觉。

　　醒来了。我发现自己蜷缩在手术室的角落里。

　　“你真会吓人。回病房去吧，我们要下班了。”红裙子袅袅而去。

　　“这儿要关门。走吧，扶着墙走嘛。”两位肉鼓鼓的护士边数着一卷卷钞票结账，边为我出谋献策。

　　“我晕……”“喝牛奶吗？五毛钱一杯。”我流泪了。那泪珠是冰凉的。那地方好冷啊。

　　去年的春寒冻伤了我。这回我宁愿自费住到另一家医院去。

　　爸爸妈妈闻讯赶来出钱出力。

　　“给我们一个补过的机会吧。”爸爸的眼神时时令我想起马致远那首《天净沙·秋思》。

　　我曾在小说中诉说过我们一代人对父母天长地久灵魂深处的怨恨。当我们真正需要保护和爱抚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忽视。

　　在劫难逃。

　　挣扎起来的一代不懂得什么是天伦之乐，不懂得什么是柔情，不懂得接受爱，不懂得怎样去爱人。不。这一代人是懂得爱的啊，没有爱哪有怨？弟弟说：“快开刀吧，不为你自己，也该为爸妈。”一纸大学作家班的入学通知，却载我匆匆飞到九月的江南。

　　走了，走了。

　　没良心的女儿只会说“再见”。

　　老爹呢？老娘呢？就让心儿总那么沉甸甸地沉甸甸地坠着吗？

　　1987年10月补白写上述文章的第二年，即1988年12月，我做了文末说的这个手术。但是，直至2000年春季我才知道，这是右甲状腺癌全切除术。医生和我的父母怕我经受不起癌症打击，特意瞒着我和家里其他人。

　　不止是我的父母，也不只是在癌症手术这样的事情上，太多的父母儿女都选择隐瞒。都是出于爱的动机，结果却令人叹息。我们的传统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喜欢保密，无论大事小事都不习惯公开透明，好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这种习惯的背后是一种精神上的敏感、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单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任、默契、支持系统不健全，存在危机和故障。

　　也许，近百年的弱国寡民当久了，大伤元气神气精气；多年来人们不信天，不信地，不信人，不信神。你什么都不信，力量从何而来？你什么都不信，如何立足于天地万物间？你什么都不信，怎么会拥有平安、健康、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