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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半天，两条半路就断了两条，并且遭受了莫大的屈辱。我非常气愤，心里想：张一民郑康平，你们等着！

　　生气没用，人还要活，路还要走，旅行还得继续。下楼之后我先买了份盒饭，然后想着怎么办。办法总是有的，不是还有半条路吗？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石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我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帮我的，现在看来这个贵人只能是石大哥了。

　　石大哥接到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做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他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石大哥时，已经五点多，他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我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我将从郑康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石大哥，并且向石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石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石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那天我从石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你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他眼睛当场发亮，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秦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起了这么大的作用。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秦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秦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秦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秦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地进来的，脸上笑嘻嘻的，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张，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秦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樱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秦老板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秦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秦老板，意思是说秦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秦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的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三十多人，而这里面挤了少说也有三百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挤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得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厨工)当家作主。“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秦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秦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秦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秦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秦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秦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甚至有铁路，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那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秦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使。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秦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秦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唠，”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秦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石大哥报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