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启发她。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好事的？”

　　我这样一问，她就好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准确。

　　“1964年。”英姑说。

　　“那时候你多大？”我问。

　　“17。”英姑说。

　　英姑告诉我，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给她的感觉是天天有人生孩子，而且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基本上就是在家里生，经常出现“一死两命”的情况，就是母子双亡的情况，于是，大队书记就找她谈话，说她初中毕业，有文化，人也灵光，想让她当接生员。

　　“你愿意了吗？”我问。

　　“不愿意，”英姑说，“不敢。自己还是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害怕，哪敢做这个呀。”

　　“后来呢？”我又问。

　　“后来书记做工作，说这是为人民服务。”

　　“你愿意了？”

　　“还没有，”英姑说，“还是不敢。”

　　“再后来呢？”

　　“再后来书记又做了我妈的工作，我妈让我去了。”

　　“你妈怎么说？”我问。

　　“妈妈说这是做善事，应该去。为了不再发生‘一死两命’，应该去。”

　　“所以你就去了？”

　　“是的，所以我就去了。”

　　“你妈妈是党员吗？”我问。

　　“不是，”英姑说，说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妈妈吃斋信佛。”

　　“她对你的成长有影响吗？”我问。

　　“有影响，影响很大。”英姑说。说得很肯定。

　　英姑告诉我，她生于1947年农历2月19，妈妈说这天正好是观音菩萨的生日，所以从小就要她多做善事。英姑说妈妈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土改那年，农民去地主家分东西，别人都要衣服要家具要农具要牲口，只有她妈妈抱回来一尊观音菩萨。那时候英姑刚刚记事，好像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情，所以印象特别深。

　　英姑还说她妈妈就总喜欢做善事。新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做饭，她妈妈就主动去帮着当时叫做“宝四区”的政府做饭。

　　“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问。

　　“1966年。”英姑说。

　　英姑告诉我，经大队书记和她妈妈的一致做工作，1964年，初中毕业的曾柳英成了当时被叫做上星大队的义务接生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被派到沙井医院学习了20多天，成了正式的接生员。1965年，由于她工作态度好，技术精，亲手挽救了不少生命，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于是，被推举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兼团支部书记，次年，英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曾柳英刚刚19岁。

　　“那你差不多有40年党龄了？”我说。

　　英姑笑，像是听了表扬不好意思地笑。

　　“你妈妈支持你入党吗？”我问。绕着问。

　　“支持，”英姑说，“妈妈讲共产党都是菩萨心肠，阿弥陀佛，尽做善事，跟他们吃斋念佛的一样，这样的党应该参加。”

　　在后来的采访中，曾柳英对我说，这辈子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介绍她入党的上星大队党支部书记，另一个是她的妈妈。如果不是受妈妈的影响，那么她就不会从小热衷于做善事，做好事，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么她就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而如果不是大队书记，她就只能是一个善良的农村乡镇妇女，不可能从事在当时非常有实际意义的接生员工作，更不可能成为大队妇女主任和团支部书记，当然也就不可能那么小小年纪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英姑说，如果那样，那么她就只能在小范围做一些小的善事，而不可能在那么大的范围做那么大的善事。英姑自豪地告诉我，现在他们这里四十岁左右的人很多都是她亲手接生的，积德呀。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

　　我问：“你觉得入党和不入党对你做善事做好事有影响吗？”

　　“有影响。”英姑回答。

　　“不都是做好事吗，有什么影响？”我问。明知故问，就像水钧益对接受他采访的外国元首提问一样。

　　“那不一样，”英姑说，“没有入党，我只想着洁身自好，自己做好事，行善积德。入党了，我就不能光想着自己了，就不仅仅是洁身自好了，就有了一种责任了，就想着维护党的形象，就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做更多的好事，就要团结一批人，影响一批人，带领一批人共同做好事，大家一起构建和谐社会。”

　　我听了一愣，没想到“和谐社会”这么新鲜的流行词她都会说。可见，英姑不是简单的做好事和行善积德，而确实是非常关心时事，确实是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