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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故乡的街道当成了深圳的政协小礼堂。我们正在讨论张锴雍委员对深圳经济适用住房分配制度的质疑。
所谓“经济适用住房”,就是用纳税人的钱盖房子,平价卖给给需要照顾的特殊困难群体。可是,张锴雍委员发现,许多住这种适用房的人开宝马奔驰。这不是荒唐吗?但细细一想,也正常。因为买此房的人必须是深圳户籍,而且要有相当的户籍年限,而拥有深圳户籍并且有相当年头的人,不是深圳当地原著居民就是符合引进标准的特殊人才,或者是政府公务员,最差也是投资和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老板,基本上都是有钱人,都有能力开豪车啊。开这样的讨论会,本身就荒唐。比我当年留级更加荒唐。
临近毕业的时候,建设兵团文工团来马鞍山招生,我们学校推荐了吴宝强。吴宝强是学校的红卫兵团团长,又是宣传队队长,待人接物像个大人,举个例子,我当初作为“当涂来的”和“留级生”,几乎不被任何同学接近,唯有吴宝强,每次见到我都要打招呼,但招呼得极有分寸,不会让我得寸进尺。那么小的年纪,就有如此的人生态度和做人分寸,自然深得老师和学校领导的赏识。所以,吴宝强是我们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学校推荐他实属应当。事实上,吴宝强也确实通过了各项测试,几乎就要被录取了。可是,在最后一个关口,他被查出是平脚板,非常遗憾。
不仅仅是吴宝强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全校的遗憾。那年月没有高考,只有上山下乡,能够被部队文工团特招,无尚光荣。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整个学校的光荣。其光荣程度,大概和今天的奥运会冠军差不多吧。所以,当我们学校强烈推荐的唯一宝贝被“平脚板”无情地淘汰的时候,全校惋惜。
然而,正当一切即将尘埃落定遗憾而终的时候,负责招生的解放军同志突然问:“听说你们学校还有一个二胡拉的非常好的同学?”
“我们学校?二胡拉的非常好?”学校政工组长一头雾水。他是多么希望我们学校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啊。但凭他的了解,没有。因为我们学校宣传队演出《沙家浜》的时候,都是请十七冶机电公司乐队帮忙的,里面也夹杂着一两个老师,包括政工组组织本人就在其中拉二胡,如果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会拉二胡,并且拉的非常好,政工组组长能不知道吗?
政工组组长姓金,叫金达平,我们喊他金老师,但他好像并不是真正的老师,因为他基本上不代课,就是代课,也只是偶然上一下体育课或政治课。金达平的主要工作是抓政工。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有权利的职位。搞运动,整学生,整老师,全是他负责。当初为史任重扎个草人批判的是他,后来给苗先魁贴大字报刷大标语的也是他。金达平好像比校长还有权威。校长只有每学期结束的时候才对全校师生讲话,金达平却每天早上出操的时候都要对全校师生训话,而且每次都慷慨激昂软硬兼施,点名或不点名地敲打学生或老师,所以大家都非常怕他,也有些讨厌他,老师们都称他“金组长”,而同学们则当面叫他金老师,背后称他“金大屁”。金大屁虽然天天训话令人讨厌,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重视集体荣誉。这时候,他已经猜到对方搞错了,一定把旁边的六中当成我们十七冶学校了,那个“二胡拉的非常好的学生”可能是六中的,而不是我们学校的,但是,金大屁还是抱着碰运气的态度,问:“叫什么名字?”
负责招生的解放军同志说出了我的名字。
当一大群同学奔跑着到我们班来叫我的时候,我吓呆了。
不仅我吓呆了,我们班主任脸色也变了。她以为我闯祸了。闯大祸了。那年月,被政工组长召见基本上都是坏事情。
招生的解放军肯定早有准备,因为他们居然带了二胡。
这是一把好二胡。像小提琴一样有专门的琴盒。转动轴是黄铜的。这种二胡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见过,但是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拉了。
我担心拉他们带来的二胡不习惯,会跑音,但回去取自己的二胡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父亲已经调回马鞍山,我现在不住亲戚家,而是随父母住在花山,离学校比较远。
我心里安慰自己,想着招生的几个解放军肯定都是内行,即使我偶然跑一两个音,他们也知道是生二胡的缘故。
为了稳定情绪,我先把琴弦松开,然后重新宁紧。因为时常得到苗军的母亲钢琴伴奏的缘故,所以我的音比较准,很快调准了内外弦。看了一眼考官,得到鼓励的点头后,我开始拉《三门峡畅想曲》。为了抗干扰,我微微闭上眼睛,一边拉,一边想象着旁边有苗军母亲的观摩和钢琴伴奏。如此,我就忘记了这是在考试,而是在苗军家里的一次普通练习。我发觉好二胡就是好二胡,虽然是第一次摸它,多少有些生疏,但它发出的音确实更加浑厚和稳定,有共鸣,在高音区和低音区同样柔和并有质感。
我越拉越顺手。
考场是一间教室。桌椅板凳被挪到了一个角落,留下大半个教室做临时考场。除了考官之外,还有一些老师和学生,如金大屁、吴宝强以及学校的音乐老师等等。至于教室外面,人就更多了。门上、窗户上全部都是学生的脸。事实上,我一被叫过来,我们班就不上课了。连老师都跟着来,何况同学。这么多人浩浩荡荡,自然起了召唤作用,引得更多的同学甚至老师都围过来看热闹。由于人多,所以吵闹声也就比较大。金大屁连续吼了几声,又瞪起了眼睛,才算安静下来。可是,我一演奏,金大屁就不能吼了,外面又传来叽叽喳喳声。但这没有妨碍我。我沉浸在《三门峡畅想曲》中,沉浸在假想的苗军母亲的钢琴伴奏中和关切的注视之中。终于,当一曲终了,整个教室里里外外鸦雀无声。
我被当场录取。不需要复试。他们甚至没要求我拉第二首曲子。当然,也没有检查我是不是平脚板。
建设兵团文工团的解放军同志是怎样知道我的呢?当时,连学校宣传队都把我这个“当涂来的”和“留级生”排斥在外,谁晓得我会拉二胡呢?我想,肯定是苗军的母亲推荐的。除了她,还能有谁?
我第一时间没有回去告诉父母,而是来到苗军的家。可惜,他们家大门紧锁。我凑着窗户的玻璃往里面看,屋子空空荡荡。我的大脑也顿时空旷起来,眼泪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喷涌而出,居然爬在他家窗户上哭了起来。
他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为什么走的那样仓促呢?怎么连一点音讯都不留给我呢?只留给我无限的失落和永恒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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