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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可能使少数人沉沦，却能使更多人在平等、自由中自我完善！
有百姓说，在我们这里，“当了市长就没人管了”。综观时下落马的贪官，“一把手”可谓“独占鳌头”，不论是在腐败的数量上、还是在危害程度上，都是比较大的。
有的干部一旦被提拔重用，掌握实权，就狂妄自大，为所欲为，心里根本就没有“人民”二字，在“放手培养”中放任自流，在“放水养鱼”中混杂鱼龙，在“放心重用”中放纵腐化。
在我国，副手和员工都有人监督，而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很不力的。一把手若有能力，头脑清醒还好，若是个糊涂领导，人民就惨了。
另外，这些贪婪的领导为什么要为贪而自我毁灭呢？我以为，这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长期以来，从上到下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比较薄弱，只有他们来监督别人，没有人敢去或者有人敢也不见得就能监督他们。
落马的腐败者中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安徽的王怀忠，是要饭的出身……这些人年轻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监督机制的缺失因素不能忽视。
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
这就是民主监督的误区。
所谓领导大一级压死人。长期封建统治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把社会中的人养成了只唯上不唯下的习惯，民主不民主放在一边，主要看上面满不满意，因为职务和权力是“上面”给的，不管什么人不会不明白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真正不识趣的还真正少，即使有也混不了几天。
正是由于这样的权力组织结构，使上级领导的个人威力增长，而下级领导与其的依附关系十分强烈，君君臣臣，子子父父的三从四德般一套权力场游戏规则已经形成，发挥作用，它像一股强大的旋涡，将一些领导干部无奈地卷入卑鄙可耻的钱色权的交易中不能自拔。
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必须受到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和个人专断。
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反复证明这样一个规律，当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滥用权力时，如果感受不到强有力约束的存在，就会更加自我膨胀，最终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所以民主政治的核心是监督，用人民的权利监督公共权力，而民主监督是遏止和减少权力腐败的根本途径。
吴鼎富从当所长的那天起就告诫自己：个人的权力是组织赋予的，带好一班人的威信要靠自己的人格魅力。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当领导是一阵子，做人是一辈子，当领导要讲领导德，做人要讲人格。”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坚持从细枝末节做起，把严于律己与接受群众、职工的监督结合起来，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生活上保持清贫，在交往中把握小节。
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就在这一转型期内，所面对的反腐形势也十分严峻，腐败在有些地方甚至蔓延进了人事与组织领域。
就在近两年，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案曝出，在1992年11月至2002年2月的10年间，马德收受、索取17人贿赂，总额达603万余元，其中12起案件与买官卖官有关，该案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此案又牵出了黑龙江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腐败案，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查明，韩桂芝的主要犯罪事实是：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利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马德等人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
马德“买官卖官”案表明，一些地方人事与组织领域的腐败仍然令人触目惊心，这固然是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也说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而干净地清除干部管理制度的弊端，腐败现象就难以得到根治。
在“砸烂”声中，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呼啸里，国有企业职工的饭碗特别脆弱，也特别危险。握有权力的人想要谁下岗，只是一句话的事。既不必经过审批，也不必经过讨论，此事不在劳动争议范围内，更不受法律的管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现实就是如此，要想保住岗位的人，要想保住那份工作的人，真的是挖空了心思、丢尽了脸面。他们与想要当领导的人比，当然不会出手那么阔绰，但论起脸皮之厚，则毫无逊色。据所见所闻，略举几例如下：
胁肩谄笑法：曲意逢迎，投其所好，点头哈腰，满脸堆笑。领导说“公鸡能下蛋”，他说“亲眼见”。领导放了一个P，他说“仿佛丝竹之音，依稀兰麝之气”。为领导的母亲擦背，为领导的公子洗脚，代买菜蔬，代洗衣被，代拖地板。服务周到，鞠躬尽瘁。某岗位有三人“竞争”，其中两人只是常规讨好，收益甚微。而第三人出奇兵，打听到领导脚指生疮，遂吮而吸之，将脓血悉数吸干，领导大奇快，甚喜。于是该职工胜出。另两人惨遭淘汰。
学术贿赂法：某领导新调来本单位，原是外行。但不久后人们看到厂内外、市内外的学术刊物上频频发表该领导的论文，俨然一个行家里手，令人刮目相看。原来，这全是某职工所为。该职工虽然颇有学术功底，但在本单位同行中并不算太出众，未能彻底摆脱对于被“淘汰”的恐惧。因此写出论文署上领导大名，以此“行贿”，从此在单位里地位稳固，同行为之侧目。虽遭同行腹诽，但也无人可以憾动其稳固地位。
痛哭流涕法：某岗位现有两人，按领导的上级的意思，“两人太浪费了”，必须裁去一人。该领导还算正派，在甲、乙两人中，初步选定工作能力和责任心都较强的甲。不知怎么把风声透露出去了，乙深夜访领导，痛哭流涕，几次晕倒在地，经扶起，抽泣着痛说家庭困难和家庭不幸，若失去岗位，则不欲再活云云。领导不胜其烦，只好牺牲较为本份的甲，让“会哭的”乙留任完事。
以身相许法：此法古已有之，谓之“美人计”，其手法不必细述，不过是含蓄的脉脉含情加上性感放荡前卫先锋而已。屡试不爽，不需要成本，只需要勇气。也不失为一个妙着。
例子还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前面已经说过，官位紧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毕竟只是锦上添花，不当领导也可以活得很好。但岗位紧缺，事情就有些可怕了。生命攸关，岂可等闲视之。
为了当领导尚且可以那么不择手段，为了工作岗位，也就不算太下作了。亦是可怜。古往今来，揭露权力场黑暗和丑恶的名著已经不少，比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但披露岗位“竞争”中的丑恶，尚无震聋发聩之作。我的意思不是要“揭露”职工中的丑恶，而是要控诉此中的辛酸和悲哀。好好的一个人，何至于此哦。真真的可怜之至。
凡是紧缺的东西，就会形成“竞争”。但涉及“竞争”，往往伴随着形形色色不光明的现象、以及各种各样不能摆到桌面的丑恶和卑劣。
这算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吗？改革当然需要竞争。但良性的竞争催人奋进，激发聪明才智的奔涌。而恶性的竞争，只能败坏世道人心，摧毁人们珍视的美好理念和事物。竞争而不能进入良性轨道，就不会有公平可言。
依靠非理性的、恶性的“竞争”而创造的“繁荣”，其结果只会是“经济繁荣，社会倒退”，这是我们必须严重注意的事情。
毛泽东早就说过，吏治的腐败总是与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要跳出王朝兴亡的“周期率”，共产党人找到的方法就是民主。而在今天看来，要跳出权力的腐败、用人的腐败，最有效的方法也只能是民主。
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变革期、转型期，形形色色的诱惑无处不在。在这种环境下，作为领导干部，要想做到“不为名利失心、不为权欲熏心、不为排场傲心”，就必须有一种力排一切干扰的定力，有一种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如果说做人是当领导的基础，那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则是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导向和基础。
做一名自觉“民主监督”的干部，必须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
一是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现在有些同志关心生活胜过关心工作，过分在意票子、车子、房子，有的追求物质享受胜过自己所做的工作，热衷于吃喝玩乐，有的甚至被“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腐朽思想迷住了心窍。这些都是危险信号，很多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过程都是从贪图享乐、私欲膨胀开始的。所以，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区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切不可相互混淆，甚至是相互渗透。要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要想；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要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要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努力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二是感情与原则的关系。中华民族历来重情重义，有着深厚的道德底蕴。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对亲戚、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给予必要的帮助，但要是非分明，不能只讲亲情、友情，而忘了原则、法纪。有些干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住自己，对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碍于情面，明知不对，也不拒绝，甚至放任庇护，最后为亲情所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是在处理感情与原则的关系时，必须把握好一个“度”。古人讲“器满则倾，月满则亏”，就是这个道理。“度”怎样把握，在于你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在于你对工作和生活的体验和悟性，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于心”。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座右铭对“度”这个概念做出了贴切的注解：“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作为领导干部，“度”把握得好不好，对你的形象甚至于前途至关重要，也许一念之差，就会让你跌入百丈深渊。白克明书记曾经讲过，共产党人要有原则和纪律这两把“快刀”，坚持原则，复杂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原则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规矩，任何人和事都不能凌驾于原则之上。用人情代替原则，或是用权术改变原则，势必会酿成大错。
三是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执政是权力，为民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职务越高，肩负的责任就越重，应尽的义务就越多。如果把权力当做谋私的工具，那就背离了权力的责任，损害了权力的尊严，最终会受到人民的谴责，甚至身败名裂。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诱惑，领导干部只有常想着党的宗旨和人民的需要，始终对党和人民负责，时刻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才能正确处理好权与责的关系，真正把握好自己。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绝不能把权力单纯看成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甚至看成私有财产，否则就会背离权力的人民性。清醒六
——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早在1983年就大胆预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因特网的横空出世和飞速壮大，今天，信息社会真的就在眼前，而信息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深远和巨大的，很多因素决定了人们必须重新认识学习和学习的重要性。
学习不仅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生命趣味盎然的源泉，它能激活个体和集体的大智慧，使个人和组织获得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对于很多行业来说，由于知识更新加快，工作与学习已经密不可分。像过去那样，一个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就是一个“文化人”，一辈子不用再走进课堂的情形已经成为历史。对于领导来说，一个不善于学习，一个没有智慧的领导，必然对所出现的新问题束手无策，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一个好的领导，他一定是一个勤奋的学习者、问题的深入研究者，他不仅知道是什么，而且还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都要看到问题的本质，否则，就会出大问题！
可是，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为何不注意学习呢？
许多领导说，领导们的“文山会海”以及应酬太多。这显然不是理由。在家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每天读它几页，这是谁都做得到的。当然，如果领导们愿意取消部分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应酬以及为芝麻小事而召开的冗长会议，那读书的时间就更充足了。由此可见，领导们没时间读书，本就是个伪命题。只能说，在他们的观念中，阅读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选项，它远不及跨越千山万水地“学习”来得实惠。在“学习”过程中，上级怎么讲，我就怎么干，这些精神从书本上可是阅读不到的。这也算得上一种“读书无用论”了。
领导们“没时间”阅读的结果，自然是其文化素质的每况愈下。因此，领导们在发表讲话时，口齿不利索，把秘书讲话稿中的“莅临指导”念成“位临指导”，已经不再是什么笑话了。这样的领导，带头建设“书香政府”似乎不太现实，建设豪华“培训中心”可能会更拿手些。
有一句国外的名言道：“如果要消灭一个民族，必须先炸毁他们的图书馆。”意思很简单，让一个民族不读书，其杀伤力远比核武器要强大得多。倡导设立“国家读书节”的中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也有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
阅读如此重要，为何我们的一些领导只是口头赞赏？这与我们的领导任用制度不无关系。领导上任前的言谈水平，公众基本不清楚，而“一朝当领导，终生无虞”，领导只要不违法乱纪，文化素质再怎么平庸，一辈子基本可保衣食无忧。
一个不爱读书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一个不愿读书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创造力贫乏的城市，只能是没有生命力的钢筋水泥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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