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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1-3节

  小男孩儿叫冉。

  我带冉在院里散步,雨后的太阳干净明亮,花坛里的花仿佛一下子全开齐了,黄的,粉的,白的,一大块一大块蓬蓬勃勃,空气中弥漫着的花香浓得都有些呛人。不时会碰到同样出来散步晒太阳的老干部老太太,几乎每个人看到我和冉都会微微一怔,然后更注意地看一看我。他们都认识冉,不认识我,自然要想:这人是谁?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尽由他们打量揣测不予理会,全然陌生的环境使我勇敢。但当有那么一天,冉出现在我们单位的院子里时呢?

  冉的出现给我的婚姻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名义上和实际上的不圆满。

  “我要回家!”冉嚷。

  我看表,才一点一刻,彭湛刚睡了二十五分钟。彭湛回来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辞职,洽谈,跑各种手续,这几天夜里一直睡得很迟,最早的一次十二点半。早晨还要早早起来,办事得遵循人家各机关部门的作息时间。昨天夜里跟人谈事又到凌晨,因此中午这觉十分重要,冉若在家他就睡不成。冉是个不肯安静的孩子,不是楼上楼下地乱跑,就是大喊大叫,大声唱歌。他的嗓子倒是很好,音准也好,乐感尤其好。歌他只唱一个,翻来覆去,是当时被混血儿费翔唱得红透了大陆半边天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支歌的旋律完全超出了一个幼儿所能驾驭的范围,冉应裕自如。每一个半拍,切分音,弱起,气声,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能做到像费翔一样,边唱边跳,一手举麦克一手指前方:“你就是那一把火——”那麦克通常是一本卷起来的书。冉有艺术天分,这似乎是家族遗传。

  彭澄给我们寄来了一千元钱,汇单附言上写的是:祝哥哥和姐姐白头到老。她仍依从在云南时的称呼叫我,传递着一种对于至亲至爱骨肉之情的渴望。她没有父母没有姐妹,从此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相依为命。当时屋外阴雨不断,屋内凄凉混乱,这笔巨款——

  一千元在当时相当于彭澄一年的工资,彭湛两年的工资——和那句祝言所引起的对于彭澄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明亮记忆恍若隔世。那时彭澄她们已由云南撤回了四川驻地,在云南时我们说好她一撤回后方就休假,先回兰州,再去北京;后来又说十月份再休,看看十月的北京。但目前看来这个计划怕要落空,她们有可能得去西藏,历时一年。信中她说:“听说最近中印边界发生了冲突,有了一些小的战斗,今天我上中午班,一进科室就听说要组织赴藏医疗所。刚开始我还觉得去不去无所谓,经大家一说,是去不得呀!一是西藏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没有青菜。二是地形险恶,翻车事故不断发生,你说云南路险,她们说比起西藏,云南乃一小巫,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不是?首先这两点就不像去云南那次,还有一定的保险系数。三是参战一年就是二十三岁,再等到那高原太阳晒出来的黑皮肤红脸蛋恢复过来,又得一年,二十四,终身大事为此就要推后两年考虑,黄金时光已过。据说我们医院要组成一个一百床位的医疗所去西藏察隅县的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没电,用不上电灯,看不成电视,如果大雪封山,几个月看不到信和报纸是常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科将去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估计我又跑不了。不过他们又说这只是小道消息,但当大家问院长政委时,他们都笑呵呵地说:‘当兵是要打仗的嘛。’唉,回想我的当兵生活就像游民。从成都到重庆,重庆到成都,成都到雅安,雅安到夹江,夹江到云南,云南到夹江,这回又要从夹江到西藏……”

  彭澄所在医院隶属成都部队,与成都部队辖区接壤的国家较多,俗称“邻国”。“邻国”和老百姓过日子所说的“邻居”是一回事,挨得近了,久了,难免会有摩擦,有时相互走动走动,串串门儿,说说笑笑地就能把事情解决了;但也有一些事很难解决,这时两方中间只要有一个不讲理的,或性子急的,就得动武,到那时,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了,所谓胜雄败寇。通常,一个家的“拳头”是身强力壮的男丁或这家所拥有的权势,而一个国家的“拳头”就是军队了。国家指哪儿,“拳头”就得打哪儿。因而当兵若当在了需要跟诸多邻国打交道的部队,“生活就像游民”不足为奇。关于赴藏一事,彭澄信中最后的结论是:听天由命。如果真去了,十月份就休不成假了,就去不成北京了。她说她特别想看看北京的国庆节,她还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我是她唯一的北京亲戚。

  我给彭澄回信,开了无数个头,终是没能写下去。不想跟她说我这边的不愉快,不愿她不愉快,深知我和她哥哥的婚姻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可是不说不愉快,就只有说套话,费劲而且无味。于是就想,过些日子再写吧,等情况、心情有所好转,等现在成为过去时再写。我对我的婚姻仍抱有很大希望,决心以我的积极努力去经营好它。

  “我要回家!”

  身边的冉又嚷。我耐心告诉他,爸爸在睡觉,爸爸昨天晚上工作睡得很晚,我们再在外面玩一会儿,等爸爸起来。他不肯。我完全没有对付孩子的经验,我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当兵离开了父母。我又看了看表,一点二十,才刚刚过了五分钟。“冉你看,花开得多漂亮啊!”我指着花坛里的花大声说。冉不感兴趣。其实我也觉着自己甚是无趣;突然想起小时喜欢看蚂蚁,尤其春天蚂蚁刚出现的时候,心里一阵兴奋,开始带冉找蚂蚁窝,终于找到了一处,他果然被吸引住了,蹲在那里,瞪着双黑黑的大眼睛——这孩子长得像妈妈——看,我则站在他的身后,等。太阳很暖,花儿很美,散步的人们很是悠闲自在,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茫然空虚,不知将来会怎样,明天会怎样,甚至不知道待会儿会怎样。

  “我要回家!”

  冉终于对蚂蚁也失去了兴趣,站起身来,嚷。觉着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抬手看表,才刚过了七分。我沉重地叹息了。我带冉回家。我不知他为什么非要回家,那个空旷、清冷、毫无生气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吸引他?问他。他的回答是:“我要回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同我待在一起觉着没有意思。我也是。但我是大人,可以克制,可以掩饰,也需要克制,需要掩饰,孩子则不。路过大院门口,我突然又有了新的主意:仍是不甘心,仍是想让彭湛再睡一会儿,我们这个家将来就靠他了。

  “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我要买彩笔!”

  “好!”

  “买方便面!”

  “好!”

  彭澄寄来了一千元钱。钱是人的胆。刚一出大院门,融入人车滚滚的街道,冉就把他的一只小手塞进了我的手里,小手很软,很暖,我握住它,那温软的感觉由手掌直抵心里,我不由扭脸低头看冉,小小的身子,小小的影子。

  这天是星期日,街上到处是出来采购或闲逛的人,明亮的阳光下一片熙熙攘攘。路过一条小河,河边上醒目地坐着个单身长发女子,背对我们,薄薄的肩胛,细瘦的腰身。冉挣脱我的手跑了过去,片刻后跑回来,告诉我:“她哭了。”停一会儿又说,“我知道她为什么哭,她和她妻子吵架了。”这里的“妻子”应为丈夫,到底还小;这么小竟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足可见生活的烙印。冉从不跟我提他的妈妈。他叫我阿姨,对我不多么亲近但也看不出明显敌意。不知他知不知道我的出现跟他妈妈的消失之间的关系。他不说,我也不问。不想利用年龄、经验的优势去套小孩子的话,那未免卑鄙,就我和冉这对人物关系而言,还要加上残忍。再者,我也怕,怕正视,面对这样多变无绪的纷乱,闭着眼过最明智。

  先去商场买了彩笔,买了方便面,又说服冉跟我一块去了菜市场,手中有方便面啃食,冉随和多了,这孩子不喜欢甜食。菜市场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一条街,绿油油的、红艳艳的、白生生的,各种菜蔬比比皆是。我买了小白菜,买了葱姜香菜,又去卖猪肉的地方称了猪肉。晚饭包包子,冉和彭湛都爱吃带馅食品。都说主妇在制定食谱时很少或者几乎不大考虑自己,我业已无师自通地进入了角色。不知不觉,两点半了,我和冉往回走。路边有一个卖活鸡的摊位,鸡们挤在逼仄的两层铁丝笼里,由于不舒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上层笼子里的鸡屙屎直接就屙在下层鸡的身上,其状惨不忍睹;当然鸡也许不在乎这个,但它们不得不在乎空间的拥挤,有几只鸡被挤得趴在笼底,两脚爪支棱在铁丝笼外,任别的鸡在背上踩踏,动弹不得,这种境况的鸡通常是连叫都不叫了,紧闭着嘴,半睁着眼,一副只求速死的样子。冉在这个摊位前停住,专注地看了一会儿,方便面都忘了吃。等他看够了,我们继续走,鸡们在身后叽叽喳喳不绝于耳地叫,远远听来像是一连串的“哎呀”声。

  “阿姨,它们在说什么?”

  “谁?……噢。不知道,鸡说话,人听不懂。”

  “我听得懂。”

  “是吗,它们说什么?”

  “它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

  我注意地看了这个四岁男孩儿一眼,为他的敏感、细腻、多情和丰富准确的想象力、表达力惊叹,同时也不安。这样的人极易受伤,不管是这样的大人还是孩子。他仿佛感觉到了什么,立刻就把拿方便面面饼的小手撤下了一只来,像刚出干休所大门时那样,悄然塞进了我的手掌里,那小手的温软直抵心里。他还小,他还不会有不可更改的成见和敌意,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生活开始在我眼前明朗,开朗,线索开始清晰。

  到家的时候,彭湛正好睡醒,冉拿着他的彩笔直接上楼画画去了,我则拎着菜蔬,踏着几乎是轻快的步子去了厨房。听说晚饭吃包子,彭湛高兴得像个小孩儿,积极地跑去食堂买发面,回来的路上,还拐到小卖部买了醋。我把他买回来的发面用湿屉布盖好,心情也越发地好了起来,同时还有了要诉说这心情的愿望,于是边择菜、洗菜,边开始说了,从头说。

  “看完蚂蚁才一点半多点,我就跟冉说,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其实冉在家对我睡觉毫无影响!”

  他突兀地插道,说完之后就转身走了,使我连他说这话时的表情都没能看着。我愣住了,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是不耐烦我过细的叙述方式,还是嫌我慢待了——倘若不是虐待的话——他的儿子?

  我端着刚出锅的发面包子来到饭厅,桌上已摆好了碗筷,碗里已倒上了醋,蒜瓣儿已剥好放在了小碟里,这些都是彭湛准备的,他本人也已做好了准备,洗净了两手端坐桌旁,摩拳擦掌。包子个个一般大小,蓬松而白,热气腾腾,香味四溢,我曾在医院的病员灶上帮过八个月的厨。彭湛搓着两只手,等不及我把盘子放到桌上,就伸出手来抓。“等冉一块儿!”我躲过他的手,说。小时候,我们家,总是要等全家围桌坐定后才吃饭的,全家围着桌子一块吃饭,是我童年印象最温暖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冉!下来吃饭!”彭湛直着脖子冲楼上喊。楼上悄无声息。回家后我曾上楼看过冉几次,他一直在用新买来的彩笔画画,专心专注。以前我只知道嫌他吵闹,却不去想他为什么吵闹,一个空空荡荡的没有玩具的家,如何能让孩子安安静静排遣他旺盛的精力?

  “韩琳,我们是不是考虑再开一个包子铺?”在等冉的时候,彭湛嬉笑着说。

  “行啊。到时候你干什么,吃?”

  “我是认真的。把你那些事放放,咱们先得挣足了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去追求精神。”

  我看他一眼,确认他是认真的,便觉着他有些异想天开。倒不是包子铺有多么高不可攀,而是他这样子是不是太有点像没头苍蝇了,撞哪是哪?不过按照牛顿“没有大胆的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的逻辑,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似乎也有道理,也许这就是男人比女人要成功的原因?

  冉在楼上毫无动静。

  “冉!”我叫。

  “哎!”他立刻答应。

  “下来吃饭啦!”

  “噢!”

  只听一阵稀里哗啦之后,头顶上就响起了冉的小脚踏在楼板上的嗵嗵声,彭湛略带惊讶地看我:

  “咦,他还挺听你的!这孩子平时别扭得很,性格古怪,像他妈。”

  包子馅咸了。什么都好,可是咸了。

  “不该放最后那一勺盐,真是的,唉!”我一再地说,彭湛不接茬儿。我知道他对这顿饭抱了很大希望,也一直知道男人们对于“饭”的重视,不像女的,随便吃点零食就可以打发。可是事情已然这样了,你说两句什么,就算给我一个做自我批评的机会也好。他不说,只是皱紧眉头嚼着,两腮的咬肌一鼓一鼓;嘴里由于塞满了食物而咕嘟着,像个正在赌气的小孩儿。他的样子使我觉着十分抱歉,也有点好笑,就笑了起来。他看我一眼,把手中一个吃了一半的包子往盘子里一摔,说:“弄这么咸,叫人怎么吃嘛!”

  咣,推开椅子拂袖而去,冉被吓得哆嗦了一下。那种有点好笑的感觉刹那间由愕然取代。

  冉的毛衣小了。四五岁的孩子,正是长的时候。趁着周六天气好,我把他的毛衣拆了,洗了,晒上,又去买了二两新线,给他重织一件大的,这样就不必买新的了,我们的一切开支都得由彭澄和母亲的钱里出,只出无进,不精打细算不行。这两天冉就先穿他爸爸的大毛衣在家凑合着,反正不去幼儿园。原来的毛线是草绿色的,新买的线一两黄色,一两褐色。黄色的织成月亮织成星,褐色的织成房子织成树。图案都在胸前,样式是那种叉肩的,由领口织起,套头衫。我昼夜兼程地织,我得赶在周一前让冉穿上,边织边想象着冉穿上这件毛衣时的样子,倒也不觉辛苦。周日晚上胜利完工,漂亮的冉穿上这件毛衣后如同童话里的孩子。早晨,我去食堂买早点回来,看看差不多到时间了,便去楼上叫冉起床,他该上幼儿园了。冉已经醒了,正一声不响坐在大床上自己给自己穿衣服;彭湛仍睡着,昨晚同人谈事又是差不多快一点。此刻我们的卧室是这样的格局:大床旁边摆着一张行军床,他们父子俩睡大床,我睡行军床,这是我们这个特殊家庭目前唯一可以选择的就寝组合方式。冉自己怎么也套不上我给他织的那件毛衣,便伸手去推他爸爸。“爸爸!爸爸!给我穿衣服!”我就是在这一刻走进的卧室。彭湛怒冲冲坐起,三把两把给冉把毛衣套上,一抬眼看到了我,说:“毛衣织成套头的,你叫孩子怎么穿?!”

  我非常非常生气,一天都没怎么理他。他感觉到了。晚上,冉睡着了,我们躺在两张床上,各看各的书。屋外,风儿阵阵地掠过窗户。“韩琳,”他先开了口。我拿开书,看他。他从大床上欠过身来,一脸的严肃,“你是不是觉着有了这个孩子,就得不到全部的我了?”

  我瞠目结舌。

  晚上,彭湛约了一帮人来家里谈事,客厅里烟雾缭绕热气腾腾,谈话声笑声如火如潮直冲房顶,谈到钱时都是以百万千万论计,光听听就令人心跳。几个人都是彭湛的朋友,也是合作伙伴,这时彭湛已正式向单位递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

  “这样算来,投资的三十万一年就能赚回来,以后所挣就是纯利润,净赚,且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利率递增,三十万的百分之三十是……”“九!三十加二十——

  一年五十万,十年五百万……”“不止——别忘了每年还有百分之三十的递增!”“这个项目就这么定了!海口那边买地的事也有了消息。赵哥来电话说养蜗牛前景可观!”“制片公司的事怎么样了?”“我那边没问题了,作协同意出面,但多少得给他们点钱,如今的文人大伙也知道,都穷疯了。”“告诉他们,他们今年的奖金我们全包!”“银行也初步同意贷款——”“好!下一步,找‘西影’厂买厂标!”“这个交我了!”“咱们要弄一个全中国最棒的娱乐片,请张艺谋做导演,开机那天搞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把各界的社会名流都请来。吴副市长——王冬,可是交给你了,他分管意识形态!”……

  我没参加他们的谈话,沏了壶茶,给每个人的杯子里倒上,就离开了。一听经济问题,我的脑子容易短路,无论怎么集中精力,把每个字都听清了,仍是搞不明白意思,索性不听不问。上面的话,是我来回路过时听到的,因为谈到了电影,我熟悉的行当,才算记得比较详细。

  家里没有电视,也没什么可看的书,我和冉在楼上相互为伴。他画画,我看他画,他很高兴我看着他画。画一个人,说“这是爸爸”,再画一个矮一些的,说“这是阿姨”,再画一个更矮的,说“这是我”。他画的是我们目前的一家三口。

  冉开始认可现实。曾几次想就现实的问题同彭湛好好谈谈,来兰州后我又跟单位续了十天假,但不能总是续假,假期到了怎么办?但他不愿谈,谈不了几句就搁浅。“你来嘛。”每次,他总是这么回答我。

  “问题是,我来干什么。”

  “来了再说。”

  “来了再说不行。”

  “好了好了,关于这个家,关于将来,你尽管放权给我,由我安排,好不好?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咱们家将来绝不会比任何家庭差!”又是这句话,但这时我已没有了初听到时的兴奋。他很乐于谈将来,谈以后,对今天怎么办,明天干什么,从来不说,不知是不屑还是不耐,还是心里压根没有。也许这也是男女的差别?男人嘛,是应当宏观一些,目标远大一些,那么好,具体的、近期的、日常的琐事,就由我来安排。

  “韩琳!”彭湛在楼下叫,我答应着下了楼,来到客厅。“倒水!”他左腿压着右腿,整个身子深陷在沙发里,冲茶壶扬了扬下颏。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暖瓶就在楼下的厨房,他离着比我近得多,我非常清楚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非常的不喜欢,有意思吗?有意义吗?令他如此反复再三乐此不疲?每一次我都忍了,不想让大家难堪,他却不懂得这是教养,是尊重,反成了瘾似的变本加厉。数年后同申申闲聊时聊起过这些琐事儿,申申说,这是你的老问题了,看着挺聪明,处理起具体事儿来还不如普通的家常妇女。要叫我,第一次就坚决地毫不含糊地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保证他不敢再来第二次。我说申申你说得对,但是我不喜欢。夫妻间那种愚蠢浅薄的勾心斗角,我真是不喜欢。她说可是人家喜欢,早说过你俩压根就不是一个筐儿里的人不能往一块装,你不听,怎么样?从前,还是单身的时候,我就很怕看到夫妻在我面前表演亲热、展览不和,或像彭湛似的非要在外人面前争个我高你低,那每每使我如坐针毡。前车之鉴将心比心,我想我不能这样做,可惜彭湛不配合。……客人们都静了下来,看我,令我感到了一种被迫降低水准的耻辱。我一声不响去厨房拿暖瓶给他们续水,我如果不这样做只会使所有人包括我更加难堪。客人走后我说彭湛:“你怎么跟农民似的!”“我们那不正谈事呢么。”他冲我嬉皮笑脸,一句话就堵住了我的嘴。语言在夫妻间就是这样的没用,夫妻间那许多的微妙事情,用行动说话往往比语言简洁明了,也有效,比如像申申说的“迎头痛击”。但我做不到,我喜欢朴素自然平和,喜欢跟我的丈夫相互尊重。硬碰硬,硬欺软,还是夫妻么?那样的日子过起来,累也累死了。

  我把这种种种种的不一致用了一个很大的词儿做了概括:价值观。当然并不是说我对他错,不一致罢了。夫妻之间无是非,只有合适不合适。

  续的十天假期又到了,我必须返回北京,偏偏彭湛他们的事正忙到哏节上,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冉怎么办。他让我把冉带去北京。我飞快将北京我的宿舍、工作、周边环境等诸方面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说我不能。他再没有说话,伸手关了灯。这时是晚上,我们都上了床,冉已睡着了。黑暗中,他在大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弄得我久久无法入睡。早晨一大早他就出去了,招呼都没打,饭也没吃。我一个人在家里收拾着要走的东西,忐忑不安,怒气冲冲。他直到下午才回来。

  “你去哪了?”

  “找他妈去了。”

  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他妈”是谁。“找她干吗?”

  “带冉。”

  “她怎么说?”

  “跟你一样。”

  我怒不可遏。“你说这话有意思吗?!”他不吭气了。我想不行今天我得把我该说的话说出来。“你以为冉是什么,小狗,小猫,说提溜到哪儿就能提溜到哪儿?他是个人,一个小孩子,要吃要穿要住要玩要上幼儿园!我那有什么?一个小屋,一张小床,孩子需要的一切一概没有,在这他至少还有幼儿园上。而且我刚回去,得上班,得收拾屋子,得采购,肯定还得处理一些别的什么杂事,若联系幼儿园,还得去开这信那信,去幼儿园看——这么多的事儿,冉在,怎么办?锁屋里,还是带着一块东跑西颠?”

  “冉很乖的……”

  “再乖他也只有四岁。”心想,既然很乖你为什么不能把他带在身边?没说,现在不是吵嘴的时候。

  “我这边事情多,马上还要去海口,看地。那地买下了,就是不养蜗牛,转手卖了也能挣几十万。几十万啊!”

  记得上次他说是十几万,才过几天,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成了几十万。但我现在没心情去跟他纠缠这些无聊的细节。

  “看地让别人去,你的情况他们又不是不清楚。”

  他沉默了会儿,突然问:“你是不是不喜欢冉?”

  我反问:“你呢?”

  “嘁!”

  我说:“论喜欢,也许我不如你,但我会为他负责,至少不会闭着眼睛把他推出去了事;同样,也不会在自己心里没底儿的时候就让他跟着乱七八糟地过。”

  他不响了,很久,他说:“韩琳,结婚前我觉着你比我小,现在我怎么觉着你比我大呢?”

  心中一惊,他怎么也有着跟我相同的感受?——结婚前我看他清清亮亮,如看玻璃缸中的鱼;结婚后却越看越觉着面目不清,如云里雾里。

  按照婚姻专家的理论,婚前婚后双方对对方的不同认识,是由于婚前双方比较注意对缺点的掩饰,进了婚姻的保险箱后,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或者说,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所致。一位女作家据此理论还敷衍成了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女人为使婚姻之树常青所做努力的故事。那女人的常青秘诀就是,永远保持恋爱时在丈夫眼中心中的美好形象。具体措施很多,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其一,不管多忙多累,出现在丈夫面前时都要光鲜红艳,决不能放任自己做蓬头垢面的黄脸婆,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但想,做到这点应该不难;其二,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跟丈夫同房,做完爱后即各回各的房间睡觉,以免他看到你不化妆的脸,或可能存在的不雅睡态。这点当时比较地令我担心,那要是住房条件不允许不同房怎么办,听任婚姻之树枯萎?心下不免将信将疑。现在想想,真是扯淡。是婚后生活内容的变化导致了人状态的变化。婚前的恋爱是什么?是一位与你有着能产生美的距离的美人儿,婚姻则是这美人儿的专职杀手,它去除了距离让人吃喝屙撒睡厮守一起原形毕露。露出原形后彼此仍不厌弃那就叫合适,反之就是无缘。恋爱不是婚姻的基础,婚姻也不是恋爱的延续,谈恋爱和过日子是两码事,桥是桥,路是路。“试婚”一说是有道理的,其核心实质不容忽视。比如,我和彭湛若不是相识在云南边防,没有那些深山、大雾、苍茫壮丽的渲染,能够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吗?并不是说当时的我们不真实,而是说在那种情境中我们所展现出的只能是与此相关的局部,婚姻要求双方接受的,却是彼此的全部。对于从小寄宿、尔后当兵、二十八岁才离开四面水一面天的小岛的我来说,这不啻于一门全新的功课。人说婚前要睁大眼,婚后要半闭眼,我却把前后的顺序给倒了一个个儿。

  我为冉联系了一所部队幼儿园,全托,周六下午接,周一早晨送。

  这是我第一次去幼儿园接他,教室门口聚拢的家长绝大部分是妈妈。教室门开,孩子们涌出,带出了一团热烘烘的气息。所有的孩子和妈妈都一个表情,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在对面阵营里寻觅,一旦发现了彼此便会发出欢快的叫。妈妈们的叫声高低粗细不一,内容也不一,孩子们却是一律的奶声奶气,内容也一律:妈妈!冉也向这边看,他的神情在孩子们中间显得非常特别:死死站在原地小嘴紧闭,任小朋友们从他的身体两侧拥向前去,仿佛小河流中一块孤独的礁石。有一次他的目光明明对准了我,但没等我招呼那目光却一掠而过,那一掠中的紧张、惊恐、悲伤使我不顾一切扒开了挡在前面的一个胖大家长挺身而出,高叫:“冉!”像电影中的特技镜头,又像魔术师表演的魔术,花儿就在我眼前开放了,我的喊声我的出现使冉紧绷的小脸刹那间绽出了阳光般灿烂的笑。“妈妈!”像所有的孩子那样,他边向我跑来边叫,奶声奶气。这是冉的第一次叫我妈妈,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我的心里脸上同时一热,下意识向周围看看,拉着冉的小手赶紧走开。

  冉是我联系好幼儿园后由彭湛送来的——这是我们在兰州商量后所能定下的最好方法了——来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拽着冉去查体,去幼儿园面试,按照幼儿园的要求购置各种生活用品,在一连串旋风般奔波之后,于周一把冉送入了幼儿园。入园那天冉死死抱住彭湛的腿不肯撒手,大哭着要求我们带他回去;彭湛的眼圈都红了,边为他擦泪哄他边解着他纠缠腿上的小手,我则知趣地站到了一边,自知在这种时刻没有资格说任何话。冉徒劳的挣扎使我再次感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当然也有内疚,我们原本应当给这孩子一个适应缓和的时间,须知这是他出生四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但是没有办法,兰州那边彭湛百事缠身;而我,怀孕了。

  彭湛不想再要孩子,我想要。我们彼此理解对方,却无法在理解的基础上就这件事上达成一致,最后的决定只能是顺其自然,也就是说,顺遂了我的心愿。接下去他说希望是女儿,我也是。婚后这么多事情,似乎一致的只有这件。

  把冉送去幼儿园的那天晚上是我和彭湛从母亲家回来后的第一次单独相聚,这时我已经有了房子,一套两居室里的一大间,小间给了一个家在北京的单身汉,门常年锁着基本不来住,厨房卫生间都归我使用,实际上的独门独居。没有孩子的家真安静啊。窗帘拉上了,房顶灯关上了,只有一盏25瓦的床头灯在淡蓝的灯罩下发散出朦胧绰约的光。彭湛的四方脸盘在灯下变得线条柔和了,几天没顾上刮的胡子像是收割后的麦茬儿地,摸上去,都扎手了。躺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大床上自己丈夫的旁边,全身心软软的,脑子里是一片舒适的空白。……他把胳膊环上来了,接着用腿打开了我的被子。我说:“不行!孩子——”他说:“没关系,我们小心一点!”咻咻的鼻息近在耳畔,传递着需要和急切,心顿时软了下来,谁知道自此一别我们多长时间能再相聚?怀着孕的妇女是没有欲望的,但是,总得替对方想。不料就在这时,妊娠反应大发作了,我猛地推开了他,探身扑向床外,吐,就着地,哗哗地,吐得翻江倒海气喘吁吁一塌糊涂。

  他起身,下床,收拾。我闭眼躺在床上喘息,听着他来来回回的脚步声,卫生间涮拖把的水流声,弄这儿弄那儿的各种什么声,心中一片安宁。他又进来了,我睁开了眼睛,见他手里拿着一个脸盆走来,我疲倦地对他微微一笑,以此表示对他的感激,但未等微笑完成,呕吐的第二个波次再次袭来,我再次探身向外,腹肌收紧,喉咙里发出已然干燥了的“呕”,几乎就在同时,咣当!脸盆被扔在了我的脸下,在地上晃当了好几圈才稳住,幸亏是塑料盆,否则,这一下肯定瘪了。我下意识抬头看他一眼,扔下盆后的他已经跳了开去,这时正站在安全线内。我“呕呕”地吐,已然是没有胃内容物了,五脏六腑却仍不肯停歇,一阵紧似一阵地剧烈挛缩,直到逼出了苦黄的胆汁,逼出了血。饶是这般折腾,大脑却仍能脱离躯壳独自漫游:也是一个夜晚,但是是他吐,因喝酒而吐,情急之下我用服装袋为他去接的,视之嗅之从容不迫,隔着服装袋,腿上清晰地感受到了那呕吐物的质感和温度。……申申喝醉了,吐了,陆成功毫不犹豫伸出双手大捧大捧地接着由她嘴里喷涌而出的呕吐物。……这些思想活动我没有说,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他做不到,是因为感情不到。什么都能要,感情不能要,要不来。第二天,彭湛离开了北京,走得一身轻松。

  我带冉上楼,用钥匙打开我们涂着淡绿油漆的门,门刚推开,冉就从我的肘下钻了进去,接着就听到他叹息般欢呼了一声:“新家真漂亮啊!”其实漂亮是谈不上的,只不过是比较干净,搬进来前门窗和墙都刚刚刷过;比起他们兰州那所空荡荡的大房子来,也温馨得多,再加上我几乎每次上街都要买一两个没什么实际用处、只为了好看好玩的小零碎回来摆在家里,比如穿条绒背带裤的长腿猴子,月牙环抱着星星的棉布小挂件,青蛙钟表异形水杯什么的,都使这个家增色不少。冉能准确发现每一件新添置的东西,对每一件都要充满喜爱地摩挲、摆弄、评价一番。他的欣赏使我喜悦。

  我在厨房里烙韭菜盒子,这种带馅食品也是为冉喜欢的。将鸡蛋炒过用铲子铲碎,海米泡好后切成末,一起拌在切得细细的韭菜里,最后加上香油、味精等调料;面要烫面,烫的面软,然后擀成一个个面皮,将馅包进去,放锅里烙。韭菜盒子好吃与否的关键功夫在于最后的“烙”。火不能太大,大了易烙煳;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势必延长烙的时间,使面皮过硬,影响口感;与此相对应的,是时间要掌握好,短了,不熟;长了,会降低韭菜的鲜香与色泽。我这份手艺是跟母亲学的,多年未曾操作,一出手,竟就会恰到好处,我有做主妇的天赋。还熬了玉米面粥。粥也不是一般的粥,而是将新鲜的老玉米用礤子擦碎后熬成的,带着刚从地里收获下来的粮食汁液的鲜香和糯嫩,能让你直到喝撑了肚皮也喝不够。冉吃得满嘴流油,两只小手尽是黄绿色的汤汁,吃饱喝足之后,又对我说了他的一个新的体会:“我不喜欢大房子。”我拍拍他的小脸蛋,满心喜爱。

  我喜欢冉。他给了我情感寄托,却没给我让人揪心牵挂的沉重;也安静了,静静地看书看电视玩玩具画画聊天,或许,这才是他本来的性格;也听话,只要你说得对。是一个懂得配合、愿意配合的孩子。我对他唯一的不满是,他的叫我妈妈。我觉着难为情,除了不习惯,更多的,是虚荣。尤其是在院儿里,在熟人面前。谁都会虚荣,只要可能,谁也不会愿意当众展览自己的缺陷,不管是哪方面的缺陷。像是有意跟我作对,冉偏偏爱在人多众广的场合叫我妈妈,人越多越叫,响亮地、一迭声地、有事没事地,叫;我们俩单独相处时,他倒不是这样。如此几次这番,我突然明白,他需要的就是面对众人的这种证明:他也有妈妈,他也有人爱。我们俩有着各自的需要,这一对需要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多少次了,我想对冉说,不要再这样叫了,这么大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少次了,话都到了唇边,又生生地咽了回去,我当然知道这样做的结果,良知到底还是略胜了虚荣一筹。我硬起头皮带冉在院子里走出走进,对熟人们意欲打探的目光装看不见,不让他们发问,任他们在肚子里嘀咕。但到后来发现其实熟人还好对付,只要你脸皮足够的厚,谁也拿你没有办法,谁也不愿为满足自己一点不足道的好奇心去惹人讨厌,真正需认真对付的,是陌生人,他们不认识你因而不知深浅不知轻重。

  那时我已显形了,挺着个大肚子每周去幼儿园接送冉。在路上,在等公共汽车时,在车上,冉总不忘上演他所热衷的老节目:响亮地、一迭声地对着我叫妈妈。每到这时,人们,尤其是妇女,总会先看看我的肚子,再看冉。我的肚子里,明摆着装着一个孩子;冉呢,四肢健全五官健全头脑也健全,明摆着是一个正常孩子;而且,不论是我还是冉,都不像政府管理相对放松的农村人。综其几点,再对照一家只准要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我们这种情况就不正常了。那阵子,差不多每回都会遇上一至两个——倒也不会更多——好事者这样问我:“你这不是有孩子了么?”指冉。“少数民族。”我说。“噢。”对方意外而恍然大悟。意外是因为我和冉都不像少数民族,北京人的眼睛,只能看出街上黄头发深眼窝的维吾尔族人是少数民族。于是接下去无一例外的问题就是:“哪族?”我答:“回族。”面不改色心不跳镇定沉着。

  兰州方面捷报频传,彭湛发来的信全是电文式的,却比长篇大论更能让人感受到他前所未有的精神状态甚至都能看得到他的神采,信首称呼之后直接就是内容,一个字是一个字,字迹大而潦草,透着匆忙和兴奋。

  韩琳:

  冉现在是我挂念之焦点,你和你腹中的那家伙是焦点之焦点。总之这一大摊事全靠你了,多保重,多吃水果,你现在可以胡乱花钱了!我发了!!!

  你的彭湛

  这就是一封信的全部,却顶天立地占满了整整一大张十六开的横格信纸,字字舒展飞扬,跨格越线,全无约束。再如又一封。

  韩琳:

  速给彭澄寄去一千元,她们当兵的不容易,我太忙。不日内我将托十分可靠的人给你带钱去。你先把你银行的存款取出来花着,全部取出!放手花!!

  彭湛

  那些日子不论我在做什么,采购,做饭,打扫房间,接送冉,嘴里都要哼着歌,同一支歌:“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尽管天各一方,每天仍我一个人进进出出,但心情较婚前完全不一样。有一种踏实感和可以正视一切的坦然。丈夫的能干又给这踏实坦然平添了一份快乐,一分终有所靠的安宁。工作上的事儿看得淡多了,让写剧本就写,写完了交,交上去完,爱用不用。从没想到婚姻会对我产生这么大影响,会改变我从小就十分明确的、视事业成功为人生第一成功的价值取向。小时我坚信自己的将来一片辉煌,干什么不知道,但辉煌。记得当兵不久,一天,一个叫于小苹的女兵完全没有任何铺垫没有前因后果地突然大声对全宿舍的人宣布说:“告诉你们,其实咱们将来都是普通人。”令我恼怒,暗说:等着瞧!现在想,这位于姓女兵真是一个大大的智者,那么小就能洞悉众人内心不说,更难得的是,才十六七岁的年纪竟就能够“不惑”能“知天命”能看到人生的真谛。换我,如果没有一个“辉煌”在远方勾着,怕是不会有走下去的兴趣、勇气。那“辉煌”如同一则寓言故事里说的,是吊在毛驴鼻子前面的一根胡萝卜,毛驴以为只要往前走一步能吃到萝卜,于是一步复一步地走了下来,走完了全程。后来,我在报上读到了一个意思差不多的现代寓言:某男子在二十岁生日时宣布说,他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三十岁生日时宣布说,他将在炒股中挣到一百万;四十岁生日时宣布说,他下岗了,要争取找到一份每月能挣千数元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我的情况如那毛驴,如那男子,在“辉煌”的引诱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走进了平淡。只不过这平淡已不是那平淡,年轻时眼中的平淡是可怕的,中年人眼中的平淡就非常客观。轰轰烈烈花团锦簇是人生,生儿育女柴米油盐也是人生,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味道。

  这天,上邮局给彭澄寄钱回来,正遇上单位发节日东西,快国庆节了。每人五斤瘦肉,二斤带鱼,一纸盒雪花梨,五瓶啤酒,还有七十元的过节费。一个单身小演员帮我把东西送上了五楼,我把啤酒送给了他。回到五楼家中一鼓作气将肉放进冰箱,把鱼洗好煎好,留待我女儿慢慢享用。鱼肉是所有蛋白质里品质最优秀的蛋白质,利于大脑细胞的发育。我去做了B超,确认是女儿。女儿很好,脑袋直径三点二公分,B超显示有胎动,胎心,只是不知为什么她在肚子里没有一点动静。煎好鱼刷了锅又把梨收拾到北凉台,我才得以坐下喘息,去邮局来回都是步行,不敢骑车,怕万一有什么闪失,这方面的事情我听的多了。突然,肚子里明显地一下骨碌,紧接着,一块硬硬的东西将肚皮顶起;伸手摸去,摸到了一块有五分硬币那么大小的圆东西。轻轻向里按它,竟是按不回去。这过程持续了约半分钟左右,那小小的圆东西又像来时那样,骨碌一下子缩了回去。突然地意识到这就是胎动了,这就是她的动静她给我打的招呼了!那小小硬硬的圆东西是她的哪里,小胳膊肘还是小脚后跟儿?……胎动自此开始,日见频繁,日见活泼,也日见放肆。有时半夜我正睡着呢她会将我踢醒,不知为什么这个所有孩子都在睡觉的时刻她竟能不睡,是因为不舒服还是太舒服?我给彭湛写信,报告给他了这个女儿成长的最新消息,让他赶紧给她起个名字;我经常给他写这样的信。女儿多大了,心跳如何,发育如何,表现如何。

  妊娠后期,我严格按照医嘱每周去医院做围产检查。医院妇产科在二楼,走廊的玻璃大门上,一列“男宾止步”的红字如同一道银河,将牛郎织女们有效地分隔了开来,里面是孕妇,外面是陪她们前来的丈夫。我为这种分隔高兴,这使我可以滥竽充数。因这时大家已成熟人,常在一起交流怀孕心得,一直的形单影只会令任何一个旁人心生疑问和怜悯;这疑问和怜悯会令任何一个孕妇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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