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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说明为奴的待遇：
奴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但当饮水，不得嗜酒；欲位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孟覆斗。
按：酒在汉朝不算奢侈品，而禁约如此，可以推想到主人待奴婢的刻薄。至于工作方面，“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是指“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正常工作时间而言，额外还有劳力负担：
事讫欲休，当多一石。夜半无事，洗衣当白。奴不听教，当苔一百。
舂米洗衣，只是操作家务，则“几百役使”，无非替主人生产牟利。
最后一段，以诙谐之语寄沉痛之情，写的是：
读券文遍，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
为奴如此，生不如死。事实上主人杀奴婢的事常有，即令发觉，被捕入官，亦得减罪。相反地，奴婢伤人，判刑特重。此外法律上对奴婢歧视的条文极多，举不胜举。奴婢买卖，本来是秦代的暴政之一，而汉初未改其弊，且在政令上有鼓励畜奴的意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力不足，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增加生产力量的措施。
然而这种强迫压榨的劳力，究竟能收到多少效果？令人怀疑。照史书上看，凡是大企业家，都能善用奴婢，使其发挥潜力，像任公那样，尤其值得表扬。
大乱平定，任公由河南“督道”回到他的家乡，长安以西的“宣曲”，从事农业。关中一带，当时是海内水利最完善的地区，有一条灌溉的渠，名为“郑国渠”。
致秦富强，即以此渠，而这条渠的由来，是个传奇。
秦始皇即位之初，国势已经甚强，连年对外侵略，韩国颇为不安，于是想了一条计策，派遣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西入咸阳，建议秦国开一条渠，凿通径阳西北的仲山，分引径水东流，可以灌溉三百多里的农田。
其时吕不韦当秦国的宰相，他一向持吸收各国人才的开放政策，并不因为郑国是韩国人而忽视了他的计划。同时他门下的食客甚多，各式各样的专才都有，把郑国的计划研究了以后，认为相当高明，欣然接纳，并且要派郑国主持其事。
开凿一条几百里长的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以及好几年的时间。这样到了秦始皇九年，因为囗囗的案子发作，秦始皇加强警戒，才发现郑国是一个间谍。原来韩国是有意要让秦国把壮丁投入这个大水利工程之中，则以兵员的缺乏，就可以暂停对外侵略，使韩国获得一个喘息休养的机会。
于是把郑国抓了来，自然要置之于死地。在审问的时候，郑国坦然承认，他是来作间谍的。不过，等这条渠成功，亦是秦国之利，他说：“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始皇接得报告，认为郑国的话不错，便下令将他释放，支持他继续兴工。这条渠完成后，即命名为“郑国渠”，或简称“郑渠”。
郑渠的故道，现已淹没，大概是由陕西征阳县西北仲山下，分径水东流经三原、富平、蒲城等地，注人洛水。这条渠，把四万多顷的“泽卤之地”化为良田，《史记·河渠书》说此四万多顷的田，“收皆亩一钟”，一钟是六斛四斗，百亩为顷，四万顷为四百万亩，每亩收票六升四斗，总计为二千五百六十万斛。这对秦国的帮助是太大了！《河渠书》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此直接拜郑国之赐，而间接为韩国的贡献。在楚汉相争时，萧何治关中，得能源源不绝供应军粮，亦就因为有郑国渠的缘故——关中只经过短时期的兵灾，所破坏的是宫殿苑囿，水利设施，并未受到什么大损害。
在郑国渠未开凿前，关中地区即是当时海内最富庶的农业区。《史记·货殖列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关中自氵开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氵开者沂水，华者华山，这一片沃土，现代称为“渭河平原”，西起宝鸡，东抵潼关，长三百多公里。渭水两岸的冲积平原，在宝鸡附近宽只不过一两公里，愈东愈宽，一过西安，绿野平畴，一望无际，最宽处达五六十公里，至今为全国著名的麦棉产区。
由于这个平原，在虞舜、夏禹时就为“上田”，所以关中之民“好稼稿，殖五谷”，农业技术亦居于海内的领导地位。任公以土著而出其得自豪杰的巨资，购买回地、奴婢从事农业，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但任公能“富数世”，则不尽是地利之功。他的接人待物的基本态度，以及经营事业的原则方法，确有人所难及之处。
任公的成功，在于他能力矫流俗，以德服人。不明了当时关中的习俗，不知任公的伟大。按：汉初建都长安以后，为了防备豪族谋反作乱，以及繁荣京畿地区这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重目的，下令移民。齐国的贵族田家，包括孟尝君的子孙在内，以及楚国的贵族，昭、屈、景三姓，包括屈原的亲属在内，还有开国功臣的家族，一起都迁到关中。由于五方杂处，以致风俗不纯。因为富翁多，起居饮食，无不讲究，养成了极其奢靡的风气。平民百姓看得眼红，所以无不孳孳为利，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这一来又养成了势利的风气。在这样不良的社会风气中，任公有他一套约束亲属奴婢的与众不同的方法。
他的方法，第一是以身作则。以他的财富身分，很可以像卓王孙那样，盖一座大宅，享受清福。但是他亲自领导，下田耕作，并不以富骄人。其次是自给自足。
他经营的庄园，‘范围极广，衣食所需，都可以不必外求，而在他的“家约”中也规定，“非田畜所出弗衣食”。第三，同甘共苦。他的奴婢也能饮酒食肉，但有一个条件：“公事不毕”不行！这所谓“公事”是指地方上的公事。
汉朝的基层政治单位为里，一里百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乡有多官，称为“三老”、“啬夫”、“游徼”。其中“三老”尤为一乡重望，职掌教化，由朝廷选派当地德行高超，为大众所信服的人担任。“啬夫”掌听讼、收赋税，兼理司法与财政。“游徼”则相当于现代的警察，职掌捕治盗贼，维护地方治安。
任公担任的职务，不是“三老”就是“啬夫”，而以“啬夫”的可能性为大。
处理地方上的诉讼争执，挨家挨户去收赋税，都要有一批帮手，所以说“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这都规定在他的“家约”里。他的“家约”不但约束别人，也约束他自己，有这样的法治精神来管理他的事业，已近乎现代企业经营的法则，其卓然的眼光，真非常人可及。
任公也兼营商业。当时因为物资缺乏，所以一般商贸进货的原则是，不求质精而求量多，而且进货成本要低，这样一遇缺货的情况，便可获致暴利。任公则反其道而行之；价钱不怕贵，东西要好，品质的要求，原与购买力成正比例。大乱初平，生活艰苦，食物但求果腹，衣服但求蔽寒，低级成品，自然畅销一时。但生产制度重新建立，购买力随农民的所得而增加，廉价的低级品，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而任公“独取贵善”的物资，就会变成“抢手货”了。
从以上所谈到的情况不难发现，任公所努力的目标，无非“减低成本，增加生产”八个字。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他所采取的原则和手段是：
第一，一切衣食，都从自己的生产事业中去求得解决，如是则利权不外溢，所得的利润可以化为资本再投资在自己的事业上，像滚雪球样越滚越大。
第二，为了要自给自足，不愿外求，所以任公的生产事业，范围必甚广泛。以食而论，不仅止于种粟，还要种蔬菜果物，养牛养羊，以至开凿鱼池，从事水产。
以衣而论，他要种麻种棉。此外必也有自己的农具制造厂，乃至造车的设备。当然，这些生产事业的投资和收获，是经过细密计算的，如果没有利润，他可以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来获得生活上的必需品。
第三，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且形之于文字，共见共闻，彼此信守，那就是他的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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