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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十三忠臣一孝子(2)

  “喔,你又怎么能跟那番妇打上交道?”

  “说来很巧!”赵守信笑道,“有个番妇出来汲水,失足滑倒在河里,我拉了她一把,就这么便结识了。”

  “喔,以后呢?”

  “以后她就关照我在外面等候愿意为我去通报。我告诉她说:如果她愿意帮我的忙,只悄悄告诉她的主人,不能跟别的人说。如果她不愿意这么做,不妨很坦白地告诉我。那番妇很守信义,答应我一定只告诉大阿娘——她们这么叫策妄的母亲。大概有一顿饭的工夫,那番妇带来两个同伴告诉我说,大阿娘愿意接见我,不过先要搜一搜身。我就让她们浑身搜过。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的,一把短刀,已经丢掉了,所以搜查的结果,让她们很满意。”

  当然,延信的书信,是再也无法隐藏了。因为已到了可以说明真相的时候——既有五色宝石之献,又无乘隙行刺之虞,加以他言词谦抑,深得番妇的好感,所以顺顺利利地就见到了大阿娘。

  “你说你是蛮子?”

  满洲、蒙古等地,常称汉人为蛮子。赵守信早就自承不讳,而大阿娘却奇怪,这样的大事,何以独独派个汉人来办,所以首先要澄清这个疑问。

  “是的。”赵守信答说,“不过我在塞外已有十来年了。”

  “延将军相信你,比对他自己人还要相信?”

  听这一问,赵守信恍然大悟,从容答说:“不是格外相信我,是因为我有一样本事,跳得高,能够跳过网城,这样便可不致于惊动大家。”

  “那么你是跳网城进来的吗?”

  “不是!”

  “为什么?”

  “我想,我是来献珍宝的,又不是来行刺,何必那样偷偷摸摸地进来?”

  大阿娘微笑说道:“你的口才很好!”

  “大阿娘以为我撒谎?”

  “不是说你撒谎,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相信你?”

  “那容易,我拿证据给大阿娘看。”他望一望撑住牛皮的横梁,随随便便一长身,手就攀住了横梁,但稍一停止,随即飘然而下,怕横梁不结实,系得太久,吃不住分量会断。

  “我相信你了!不过,”大阿娘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儿子不会投降的,我想法子劝他回去。你请延将军过几天再走,我们会让路。”

  这好像是一个可以令人满意的答复,但何以不肯投降,却肯让路?似乎情理不通,也就无法信任她的话了。

  赵守信深知率直相问,会引起怎样的反应?所以陪笑说道,“大阿娘,就让我这样去回复延将军?”

  “对啊!就这样说。”

  “我不敢,我怕延将军骂我撒谎。”

  大阿娘勃然大怒,似乎满头纷披的白鬓都竖了起来,本来是一张肉红脸,此时更如旗人崇信的“关老爷”的塑像。赵守信知道失言了,但相当沉着,且看她如何发脾气再说。

  “你这个狗蛮子,你是骂我撒谎?来,替我把他轰出去!”

  骂,甚至于打都不要紧,这一逐出帐外,便成决裂,不但大阿娘再不会实践诺言,而且自己的性命都会不保,所以赵守信这一急,非同小可。

  谁知真的逼急了,自会逼出意想不到的妙着——他突然伏身一窜,钻到一名番妇的脚下,“汪汪汪”地一面学狗叫,一面双手乱抓她的裤脚,就像恶犬咬人似的。

  大阿娘吓一跳,那番妇则莫名其妙,只是往后闪避。而赵守信缠着不放,便听大阿娘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赵守信回身说道:“大阿娘不说我是狗吗?”说完,向旁边另一名番妇又是“汪”地一声,龇牙咧嘴地作势欲扑。

  这一下把大阿娘逗得又好气,又好笑,盛怒尽解,笑着骂道:“你们南蛮子,真是奸诈不要脸!”

  “大阿娘,”赵守信此时已相信她的话不是瞎说,但必须得一信物,才能向延信复命,所以又陪笑请求,“你老人家看我路远迢迢,到这儿来扮狗叫,光凭这一点,也得赏我一点儿什么,让我好回去跟同伴夸耀夸耀啊!”

  大阿娘沉思了一会儿接纳了他的请求:“好吧,我把这支镯子给你。”

  她从左腕上脱下一支镯子,是用深山中百年老藤所制,其色如栗,名为“风藤”,据说能平肝顺气,老年人戴了,能免风眩之症。通常,风藤镯接头之处,多以银镶绾合,而大阿娘的这一支,独用金镶,格外名贵。赵守信非常满意。

  不独赵守信,延信亦很满意。认为大阿娘的这只风藤镯,确是信物。不过疑团仍在,何以不肯投降,却愿让路?

  “只有一个可能,”毕竟还是熟谙六韬三略的延信能作解释,“策妄的后路有变,不能不回师去救根本之地。”

  “是的,”椎椎的心思也很机敏,立刻联想到了,“也许兵败回准噶尔的策零敦多布,背叛策妄,想取而代之。”

  “果然如此,可真是一报还一报。”延信神色肃穆地说,“这件事我得好好想一想。”

  “不妨先派人去打听,或者,”椎椎自告奋勇,“我去一趟。”

  “不,不,”延信赶紧拦阻,“何须你出马,我另外派人去打探。”

  言出即行,立刻下令多派哨探分两路侦察,一路查明策妄的动向;一路往西深入,打听准噶尔方面,可有什么叛乱的消息。

  非常意外地,罗卜藏居然亦会知道,策妄有撤退的意向。延信认为他的消息来源,应该问个清楚。

  “你是从哪里来的谍报?”

  “将军不必追问这一点。”罗卜藏说,“只请将军告诉我,有这回事没有?”

  “我何能不追问?易地而处,你倒想想看,这样重大的情况,我何能不彻底查明。”延信提出交换条件,“你老实回答了我的话,我也老实告诉你想知道的事。”

  罗卜藏想了一下答说:“将军一定要我说,我自然不敢违令。不过我请将军允许,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你这一说,我知道了,是什么人告诉你的,责任我可以不追究。不过,你得告诉我,赵守信跟你是何关系?”

  “将军真是明察秋毫!”罗卜藏笑道,“赵守信是早就认识的,他善相马,我常请教他。前两天我要找他,说他奉命差遣,不知到哪里公干去了,今天看见他忍不住查问,他被我逼得没有办法才说了实话,我想,这虽是机密军情,但像我这样的地位,似乎也能参预。”

  “不错,到时机成熟,自然非向各位公开不可。”

  “将军所说的‘时机成熟’,不知是不是指等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而言。”

  “是的。”

  “那可晚了!消息证实,策妄已经远走高飞了,”罗卜藏很认真地说,“将军,你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怎么?”延信想了想,懂了他的意思,很沉着地问,“请你告诉我,机会是什么?”

  “是歼敌!”罗卜藏很起劲地说,“如今有两策,一策是设伏狙击策妄;一策是助策妄击平策零敦多布,藉以收服策妄。”

  “你这两策都不错,无奈,扦格难行。先说第一策,我们奉到的旨意是‘安藏’,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新达赖送到拉萨去坐床,策妄果然肯让路,我们不应节外生枝,自己多事,反生阻力。”

  “那么第二策呢?”

  “第二策更不可行,孤军深入,兵家所忌,而况粮食不足,不说打仗,困都困死了。”延信又说,“再者策妄与策零到底是一族,一看召来外患,反促成他们和解,前后夹击,岂不危乎殆哉?”

  “将军的话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似乎也值得一试。”

  罗卜藏的想法是,策妄既肯让路,拉萨又有岳钟琪接应,则延信护送达赖入藏,一路无阻根本不须多少兵力,既然如此,罗卜藏可以带回青海的队伍,往西追击,至于粮食,不妨就地征购,到底他是青海的台吉,在青海用兵,自会得青海土著之助。

  这话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可是,延信因罗卜藏心存叵测,很可能是想进占准噶尔,取策妄及策零而代之。旧患虽去,隐患又出,绝非朝廷国家之福。

  不过,为了士气,他亦不便峻拒“台吉”。他和颜悦色地说,“兹事体大,我作不了主,必得奏请上裁。”

  “将军这话我不敢苟同。岂不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以时机急迫,如果凡事请旨而行,必致坐失戎机。”

  “这不可一概而论,命将专征,非同儿戏,必有一个鹄的在。如今皇上付托我的是安藏的重任,为了这个任务,有时不妨从权。若说,不往南而往西,变成征准噶尔了,与安藏是两回事,我何能擅作主张?”

  罗卜藏语塞,但还是不肯死心,仍欲有言,延信却不容他开口,还有驳他的理由。

  “再说,兵凶战危,就算打胜仗,也得看看要怎么样才能胜。倘或得不偿失,还是不能去。至于落了败仗,损兵折将,有伤天威。这犹在其次,更有一层绝大的关系,台吉应该想到。”

  “什么关系?”罗卜藏有些负气的意味了,“索性请将军说个明白。”

  “你一定要我说,我就说。”延信的脸色也不好看了,“倘或你出师不利,策妄或者策零,会乘胜追击。岂不是自召其祸?本来策妄内外交迫,势穷力蹙,只有逃回老巢之一途。只为他人贪功反而给了他一个激励士气,卷土重来的机会,台吉,果然有此不幸的结果,只怕你会连累老父!”

  这是极严重的警告,如果罗卜藏不服节制,擅自行动,导致了兵败为准噶尔回师反扑,以致入藏大军,竟有后顾之忧,那就连他的父亲札什巴图尔亲王都会获罪!

  罗卜藏毕竟被慑服了。心里虽还不大服气,行动却很谨慎。不久,谍探报来,果如预料,准噶尔内部有不稳之势,策妄阿喇布坦,从老母之劝,悄然撤兵。于是延信安然无阻地护送达赖入藏,九月间坐床,正式成为第六世达赖,捷报回京,群臣以为会大奖有功将士。谁知竟无动静,自然要引起许多猜测。

  有个说法,皇帝明年登极六十年,必有恩典,并在一起封赏,热闹得多,所以此时暂不作任何处置。

  又有个说法,皇帝早有上论,不愿有什么繁文褥节来庆祝他登极六十年。为了示天下以清静简朴,所以有功不赏。但心中自有邱壑,谁好谁坏,施恩降罪,随时都可降旨,不必急在一时。

  再有个说法,藏事妆平,抚远大将军胤祯并未身临前敌,亦未见有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表现。皇帝是要等胤祯有了出色的战功,一并奖赏。

  此外还有个私下谈话的说法,皇帝对胤祯非常失望,因为他并没有杰出的表现,显示他并无足够的资格君临天下。对这次大征伐竟无封赏,正意味着皇帝对抚远大将军的不满。

  这是个相当深入的看法,但如以为皇帝对胤祯的失望是绝望,却是大错特错。而有些人看不清这一点,觉得又到了不能不谈建储的时候了。

  其中有个人叫王,江南太仓州人,康熙九年的进士,选入翰林院,一帆风顺,早在康熙五十年,便已入阁拜相,官居文渊阁大学士。

  其时正当朝中为废太子,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王冷眼旁观,感触特深。原来他的祖父叫王锡爵,是前朝神宗年间的宰相,力争建储,而后果非常之坏。王对于他祖父在国史上留下这一段挨骂的记录,痛心疾首,耿耿于怀,总想替祖父争个面子回来。所以早在康熙五十六年,便上了个密折,建议建储。

  自从太子废而复立,立而复废这两番大波折以后,皇帝已经想得非常透彻,身后之事,最明智的办法是暗中留意,择贤而立。所以很讨厌臣下谈建储,不过王年将七十,官已拜相,格外优容,只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以为置之不理,自然无事。

  不久,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嘉猷,邀集同官,一共是八个人,联名上奏,亦是请早日建储。皇帝疑心王建言没有下文,指使陈嘉猷等人为他接力,大为不悦,便将王的原奏,连同陈嘉猷等人的公折,一并发交内阁议处。

  当时内阁的首辅是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举朝皆知,他是拥护皇八子胤的。如今王主张复立废太子,与他心里的想法,形成冲突,所以马齐想借刀杀人,提出好些不准轻言立储的口论作根据,将王定了死罪。

  复奏送入乾清宫,王在乾清门外待罪,不敢进宫,皇帝却谅解了他,对另一个大学士李光地说:“王的话,原不能算错。不过,他不应该授意言官同奏,言官不能本诸良心、独立行事,成群结党、遇事要挟,是明朝最坏的习惯。你们把王的处分,拟得太重了,叫他进来,我有话开导他。”

  于是王奉召入宫,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说了好久好久的话,声音极低,定罪一事,亦就宽免。连陈嘉猷等八人,亦无任何罪过——猜想皇帝已将继承大位的皇子,必须年纪较轻,体格壮健这两个条件,告知了王。

  及至皇十四子胤祯封为郡王,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特准使用正黄旗纛,等于代替御驾亲征。满朝文武,皆知大命有归。如今安藏一事,已经收功。恰又欣逢登极六十年,意料中将会诏告天下,立皇十四子为皇太子,谁知一无动静,而且众臣上表,三月十八日万寿,请准朝贺,皇帝亦复不评,心境这样之坏,是为了什么?王认为是皇帝对皇十四子深感失望,仍旧想立“二阿哥”,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困,因而再度上奏,请释放二阿哥,话说得相当激切。接着又有广西道御史陶彝,纠合同官十一人,包括陈嘉猷在内一起上奏,与王所作的请求,完全相同。

  这一下,激起皇帝的震怒。前后两次,事出一辙!头一次可以原谅他本心无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绝非偶然。在皇帝看,是王有意不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存心捣乱。其情可恶,其心可诛。再也饶不得他了!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痛责王,植党希荣,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锡爵的罪过,他说:“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儒,天下大乱,至崇祯而不能守。明朝之亡,锡爵不能辞其咎。”

  对王锡爵的指责,大致是不错的。明末的史实,在当时信而有证,神宗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生;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他的生母郑氏立刻进封为皇贵妃。皇长子之母恭妃王氏,诞育元子,而未进封,显然无宠。从来帝王之家,母以子贵,而子亦以母贵,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便很可能以幼夺长,被立为太子,所以宰相申时行等,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皇帝拒绝,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尚未有子,倘如现在立了东宫,将来皇后生了嫡子,又将如何?

  以后数年,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到得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便全力推动此事。皇帝支吾其词,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最后计穷力竭,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此时共有五个皇子,除皇子封为福王以外,其余三子封为瑞王、惠王、桂王。

  万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宾天,即为神宗。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在热孝之中,荒淫无度,以致即位十天,便得了病。有个鸿护寺丞李可灼,私下进了一服丸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皇帝服了一丸,觉得暖润滋畅,胃口大开,非常舒服。哪知再进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呜呼哀哉!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刚好一个月。

  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枝笔,一锭墨。王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

  他说:“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为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

  写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心里的气消了些,不过,最后一点,却还须细查——唐朝设御使台,所以御史称为台臣。王自辩,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这话是真是假,当然要查。

  查明王的话不假,同时建议同一事,只是巧合。其时王大臣议奏:王及陶彝等十二人,应革职,从重议罪。皇帝考虑下来,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

  “王跟陶彝等人的奏折,都说是为国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带,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应该有灭此朝食的决心。这十三个人,可以暂缓议罚,照八旗满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为额外章京,发往军前,交抚远大将军差遣,效力赎罪。”

  在文官来说,这等于变相的充军。十二御史,尚在中年,王年将七旬,鬓眉苍苍,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无疑。因此,皇帝又作了一个权宜的处置,命王的长子,正在当翰林的王奕清,代父从军。王家兄弟很友爱,老二奕鸿正在澎南做粮道,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认为老父获罪,长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所以变卖了自己的产业,与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话,号称“十三忠臣一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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