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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王跃文
——刘晓闽散文集《她和他，摇啊摇》序
如果我们沿时光往回走，倒回去三十年，在长江口，一个叫浒浦的小镇。盛夏中午的阳光被老宅子旧得褪尽颜色的木格窗挡在外面。一个女孩，也许七岁，趴在一张“巨重无比”、“有九个抽屉”的大桌子上看照片。这些照片被压在一块玻璃板下，上面有外公、外婆、父母、舅舅，还有更小时候胖乎乎的自己。小女孩像着了魔，一遍又一遍，仿佛永远看不够。老宅子的墙上有一面古旧的黑色大钟，门外的院子里有天井，有青苔，还有舅舅们种的两棵梨树。
三十年过去，当年趴在桌上看照片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个年轻妇人。她还在着魔般地打量那些照片，目光中却多了许多复杂的东西。她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照片。照片上当年英俊儒雅的外公已经过世，抱在穿着旗袍的外婆手里的二舅过继给了别人，母亲两条粗黑的长辫真的只在照片上见过，而照片上手持红宝书、佩着领袖像章的二三岁时的自己今天已有了一个八岁的调皮儿子。
流年中的碎影，留下的当然并不止这些。童年时淡淡的欢乐，好公好婆的慈爱亲情，父亲的抱憾和伤痛，自己的伤痕。作者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努力在逝去时光的重现中寻找到真正的自己。她在记忆的魔镜中呼唤出亲人的面孔，聆听已经不再的声音，辨认自己来时的细弱脚印。找到自己，确认自己，从昨日夕阳的光线中多攒集些明日的温暖。
刘晓闽是一个心很柔软的人。她的天性也许自然地使她回避了生活中更为阴暗和痛苦的东西。那些东西她心里一定有，但是不说，也说不出。放在心里，自己担着，慢慢久了，沙砾变成了珍珠，就有了一种宽恕、一种悲悯、一种更大更广博的爱，有了更多的智慧与坚强。这是最让人尊重又让人心疼的地方。人到了这时，可以说是真正开始懂得生活、懂得做一个好女人、更懂得做一个好母亲了。
刘晓闽的儿子其实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作者的感情重心都在他身上。生下来多重，多长；一周岁时多重，多长；怎么打针，怎么吃药，怎么发脾气，怎么逞英雄。做母亲的如数家珍，历历道来。这种似曾相识，每家几乎都有的育儿经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又颇感亲切。世世代代，人类就是这样繁衍生息下去的。做母亲的拳拳爱心代代相同，甚至并不仅仅只限于人类，真令人有无限感叹。细细想去又有几分悲怆。
刘晓闽散文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她的朴拙简单。这是我读过的一本最不炫耀技巧的书。读多了那些玄奥尖巧让人眼花瞭乱而最终又不知所云的文字，再来读一读这样清浅如水的文章，眼里心里都很舒服。这也一定是刘晓闽做人的风格吧。
古梦山水云——观石纲先生画展王跃文
石纲是一个画梦的人，画那种浑浑沌沌、苍苍茫茫，只在夜里做的梦。梦见的也是夜，天漆黑漆黑，低得仿佛要拥下来，大地躁动不安地往上拱。天与地之间拥塞着巨大的山川沟壑。那些山川沟壑奇怪地具有一种动物的肉感。它们是一种不知名的体积庞大的软体动物，被囚禁在沉沉天地之间，蜷着身躯，蠕动着，喘息着，摸上去还有暖乎乎的温度。
有一些光亮突然照彻下来，这些神秘的光不知源自何处。只感觉夜梦如水，那些绛红、宝蓝、青绿、金黄的光一旦穿越了沉沉梦境，就被水晕开，消解掉了原本的凌厉和锋芒，变得柔和轻盈起来，于是蒸腾为缕缕团团飘浮的云气。这些云气起伏，颤动，变幻，瑰丽诡艳，渗透滋生，没来由地照亮着这里那里，像是给黑梦魇的一点儿安慰，然而却多少带着些凄艳鬼魅，愈显出天地的厚重幽渺。
石纲画的是盘古的梦吗？那是一个巨人在浑沌初开、幽古蛮荒时候的梦。天地原本浑然一体，有着同样的密度和质量，沉睡于莽莽宇宙之中，实在是自在圆满。盘古伸拳踢脚，生拉硬拽，开天辟地。这时的天还是不透光的天，与大地依然筋脉相连，难解难分。盘古蜷身其中，面对着自己开辟的这陌生世界惊栗、惶惑、打量、叩问。这就是我们的寄身之处么？这就是我们的来处么？我们为什么就恰好是在这样的天地之间了呢？而天何其重，地何其阔，夜何其黑，人何其渺小孤独。山川寂寥，倾耳无声。石纲的梦境里有着人类最原始最深沉的孤独荒谬的宿命。这种孤独荒谬之感是从盘古开了天地的那一刻起就和我们如影随形、刻骨入髓了的。
我眼里的石纲，实在是位慧眼寻梦人。他的目光超越时光流速，为我们追回了人类远古的初梦。那是人类在亘古鸿蒙时代对宇宙、对自然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也许那打量宇宙的第一眼已经被我们淡忘了，包括我们对人类自身命运最本真最彻底的追问。文明的落灰一代一代叠加，我们究竟还会有多大的能力拂去尘埃、找回我们和宇宙最初的面目呢？
梦境其实是现实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往往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使我们顿悟。它显现出的总是人们灵魂最原始、最幽微、最不易察觉或最不愿察觉的那一部分。当它以最真实的形态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其实是在向我们兆示或逼问。
石纲的画自然是中国的水墨画，他的画里有庄子独与天地相往来的意境。用中国画的化境，所谓“气韵生动”来评价石纲也许并不为过。但是，我们看惯了中国画的写意和抒情，实在又觉得石纲有些陌生甚至怪诞。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又是师法了谁借鉴了谁呢？我们其实都不用去管。艺术家们只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创造。
与一个村庄的告别王跃文
——卢年初散文集《带着村庄上路》序
我把卢年初的散文集《带着村庄上路》当小说读。这里有一个人的成长，一个村庄的消亡。这是一本水气淋漓的书。良田，绿树，鸡飞狗吠，炊烟缭绕，都氤氲在一派水气里。更不说洞庭湖上的无际白光，芦苇，渔船，撑篙网上跳着的银鱼了。村庄从水里诞生，最后又消失在水下。只有人在长大，离开，把记忆带着上路。所以说，这本书实在应该是一个人与
村庄的告别。
这种告别细腻而温柔。村庄里的物与事，每一个人，一条狗，一棵树，一片禾场，都有自己的名字、个性和故事。那条黑狗，俊秀，稚拙，忠诚得有些死心眼儿，我们实在无法不把它看作一个人，一个让人爱痛都不是的小兄弟。那棵总被孩子们剥下皮来做“叫叫”的老柳树，当年望着孩子们在自己身边胡闹时的目光，也是宽厚慈祥的吧。还有自己的家族、外婆、父亲、母亲、儿时的伙伴、村庄里的男男女女，他们沉甸甸的欢喜忧愁，被化繁为简。作者清朗简约的线条，把他们勾勒得如此生动。卢年初特别擅长写人，也喜欢把那些猫狗柴禾、水塘老树，通通当作人来写。他笔下的村庄是最人性化的村庄。
作家总是被记忆纠缠。童年因为生命力最蓬勃、观察最敏锐、心灵最纯洁，留下的记忆也就最鲜明亮彻。应该说，童年的目光有一种直指物事核心的透视力量，而成年的一切经验都只是童年记忆的延续。童年的记忆里，细节是否真实，已经不再重要，要紧的是它已经形成了我们人生的感情模式、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也许正因如此，与它相关联的一切才能被称之为文化，称之为历史。卢年初的记忆里，童年是湿润温暖的，所以他的村庄也弥漫着一种宽厚、一种亲情。那些年代里所有的贫穷和饥饿，痛苦和残忍，历经多年的时空流转，也只变成了一种缓缓的钝钝的痛，一种哀而不怨、温柔敦厚的叙事。从这种意义上讲，卢年初其实也是带着一种淡淡的伤感，向自己的童年告别，向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告别。
我很喜欢卢年初这种淡若一湾清水的叙事。这让我想到中国艺术家喜欢用的白描，有一种透明的质感和张力。卢年初自己说，他追求的就是一种不讲究的风格。除去了一切多余的色彩和繁复的夸饰，只留下素朴、本真和沉静。这是文学的上境，也是人生的上境。
春平小说序王跃文
有位文学批评家对我说，作家们写作关注现实的小说，实在是徒有一腔热血，因为素有看客传统的中国读者往往忽略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只是醉心于猎奇与窥探。而书商则告诉我，小说只要傍着官场的边儿，必定热销。
我便不知道应该反省的是作家还是读者了。作家无权让读者反省，还是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我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文学必须关注现实。有种论调我不想弄明白：西方文学的传统
是无中生有。所谓证据，最极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么读都不过是现实的哲学图解。不知怎么到了别人法眼里，卡夫卡的小说便是无中生有了。这类人看来，无中生有的文学便是高级的文学。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独钟着眼现实的文学。春平小说，正是此类。官场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这是无可奈何的。倘说过去是农耕中国，五十年来便是官场中国。我偏偏又因人们对官场的过分关注而懊恼。有朝一日，官场不再让人牵肠挂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黄河的水仍旧混浊着，春平便要写官场。他的这部长篇，有着现实官场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态，生动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嘘。依我愚见，此类小说最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真实，则步黑幕文学之后尘，徒添看客们的娱乐；如果自负于理性，则易流于开药方，显出可爱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气，因为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种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闲下来再读鲁迅。鲁迅时代，北平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不仅有碍健康，而且有伤风化，大碍国体。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禁止官员配备女秘书和女司机。异曲同工，叫人莞尔。鲁迅先生说，军人自称佛子，官员佩挂念珠，佛法便要涅槃。当下有些官员，不管他是何等货色，尚未东窗事泄，通通人模人样，满脸道德油彩。一个简单地以好坏论官人的社会里，道德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言必称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鲁迅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读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鲁迅的文字，读到的只是绝望。鲁迅从来不认为文学有多大能耐，不过是“无用之用”罢了。因而，无论读谁的小说，都不必太认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说。
生活没有旁观者王跃文
继东君与我当属君子之交。我俩同处一座城市，电话常打，却免掉了吃饭喝茶之类的客套。疲于觥筹交错间的周旋，真难得这种可以淡然相处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叹：倘若真逢乱世，可以在危难之际托孤的朋友，就只是继东君了。
毕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着托孤给继东君，他也可以从容地去做记者。如今很多职业或群体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尽管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在百姓眼里却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官员常让人联想到贪污腐败，演员常让人联想到偷税、滥交和吸毒，记者常让人联想到有偿新闻甚至新闻讹诈。而继东君实在是位令我肃然起敬的记者，尽管我对他的敬意常表现为朋友间的调侃。
然而，我读了他的《生活没有旁观者》，感觉这是本不敢随意调侃的书了。书中收录的文章多是继东君有关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读过。继东君每每写了自己满意的文章，总要先送我看看。其实，他对自己文章的所谓满意，并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赏，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灵魂为之震撼的东西。记得他写完《从李辉到蓝英年》时，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随后就送来了复印件。这篇约两千字的文章，我读了近一个小时，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几遍。终于读完之后，我不禁仰天唏嘘。李辉是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蓝英年近几年潜心前苏联作家命运的研究。继东君对比了两位学者的思考，感觉到的是难以名状的苍凉与沉重。他的这种感觉立即笼罩了我。读着这样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会像继东君一样，拷问历史，审视现实。继东君后来又告诉我，文章终于被好几家刊物发表了，却不得不删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说，你自己留着“善本”吧，总有一天会“足本”发表的。我相信历史总要不断进步。
收进书中的《阳光下的备忘录》，是关于几位知识分子命运及其思想的采访。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尽磨难的，当他们的负罪之身得以自由后，面对越来越感到陌生的现实，他们的灵魂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他们也许注定要在灵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们很宿命地经受了昔日的苦难。继东君萌发这个采访动机时同我谈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意义的事，但又预感到这也是项很难坚持下去的工作。我并不怀疑继东君的毅力，而是觉得历史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险。继东君没顾及什么，开始了他的采访。他先后采访的九位老人，当年都充任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教授、诗人或艺术家，而他们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国画》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
莫美小说王跃文
也许是巧合，最近有两位官场的朋友嘱我作序，他们都是写小说的。莫美先生是位劳碌在基层的官员，一年到头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并不怎么讨好，有人戏言他们成日里干的只是八个字：催种催收，流产刮宫。
莫美却有闲心写小说。别人未必理解，我却引为同道。我原来混迹官场，也很忙碌，却并不妨碍我写小说。无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门子。有人暗里说我迂，不懂官场套路；明
里却说我不务正业，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据说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专有术语，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大小王全抓在手里了，他们会说“四大家”都到齐了；正主牌抓得多，他们会说常委们还是听我招呼的；副主牌来得多，他们会说干部队伍是坚强的；副牌来得不好，他们会说可惜群众基层不太牢固。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确应是我辈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这种尴尬吗？想必比我当年幸运不到哪里去。不然他何必弄个笔名呢？毕竟不是盛行文字狱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当初你用笔名写作就好了。我听罢莞尔。
我想如果莫美的上司和同事们知道他这位写官场的作家，就是身边的某某，会怎么想呢？有人只怕会倒抽一口凉气的。莫美的小说太元色，太本真，太现实，也太残酷了。尔虞我诈，疑忌猜嫌，纸醉金迷，失魂落魄，迷惘困厄，顿首无奈……种种况味直逼而来。他的有些小说，我几乎不忍卒读，感觉胸口堵得慌，却又忍不住要读下去，想看看莫美笔下呈现的生活底色到底如何。
莫美本是条魁伟的汉子，可读他的小说，我的眼前总游移着一位文弱的书生。这书生又总变换着两种姿势：俯视或者仰望。这种意象很怪。也许，莫美尽管肩负一官半职，却永远只能是书生本色，无法真正沉溺到官场里面去，他凭着自己的良知，以俯视的姿态关注生活；可是现实无奈种种，他又是无法参透的，好比壁立万仞，他只好仰望叹惋。
身为官人而要写官场，最好是个地下工作者。我愿意莫美做个好作家，因为中国的好作家毕竟不多；又愿意莫美成为好官员，可别因为写小说而误了前程。鱼和熊掌能兼而得之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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