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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二十多年前听到这个故事的。据说故事刚发生时，成了河南省的一桩大案。当时我觉得这个故事离奇，隐隐感到它具有我一时还看不透的价值，或是伦理的，或是艺术的。在美国留学、写作的十几年里，这个故事常常不期然地出现在我心里，每次出现，似乎都经过了一次重新的价值审核。我一直不愿写它，是因为它的离奇。离奇的故事很难保障一部文学作品的严肃性。也难于脱开编造的干系。我对于那种难以忘怀的故事是给予重视的。一个故事不因我新的人生经历、人格成长而淘汰、而淡去，我认为必有它不肯淡去的道理。作者和它的故事之间也是有缘份的。在某一个时间偶然得到一个故事，它和你在几十年岁月中都互不离弃，不就是缘份吗？
我在二○○三年第一次去河南农村。又在二○○四年第二次下去。我与河南农村的感情，建立在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是李凖的儿媳妇的时候。我在李凖家生活了十来年，非常喜爱豫西方言，那么简洁有力，风趣之极，应该说我基本掌握了这种方言。并且这个故事也来源于李家长兄。当时他读过案中人的卷宗。我两度去豫农村，那方水土使我更懂得这种语言的妙处。那是极其乐观，生命力极强的中原人的文化体现。我和当地人提到这部小说中的故事原形时，恰好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性了解这件当年的大案，便带我去了龙门附近的一座村庄，找到了故事中主人公的后人，也参观了那个红薯窑。可惜因为两个月的大雨，它已坍塌了一半。后来我遇见李家长兄，说起我去豫西蹲点的事。他说他知道那个大案发生黄泛区的西华县，并不发生在豫西。就是说河南有两个类似的故事同时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且西华县的故事更为离奇，因为包含了姐弟乱伦。离奇中的离奇，是一个省份竟揭示出两个如我小说的故事。
刻意创造离奇，是为文学不屑的；但刻意避开离奇是另一种矫情。为故事原本的离奇元素而牺牲故事，那我只能看成作家人各有志。我们民族上个世纪磨难重重，避开离奇，所剩故事无几。化离奇为无奇，也是一种功力，是接受挑战。当年拉丁美洲作家们把无奇不有的政治时局魔幻化，在魔幻的层面上来表现它的平常和无奇，也就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假如人的命运危机是家常便饭，那么这样的现实就超于我们理解的客观现实，被称为“超现实”（Surrealistic），也就是“魔幻现实”。
我们经历了物质馈乏的几十年，我们的富饶是故事，种种离奇的故事。每当我在文学写作课堂信口述出一个故事，美国同学们都羡慕我们中国人的阅历。从心理上来说，我们这代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恰恰读完了万卷书，走完了万里路，一切离奇都不在话下，都能被平静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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