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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头一回吻我，是吻在我嘴与耳朵之前那段“开阔地”上面。我的面孔有更合适的地方承受吻，可他偏偏在这儿、这个毫无诗意的部位来了一下。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被吻，我激动得不得了，全力以赴地感受着，像受了致命一击。说实话，那滋味妙极了。我没想到那么微小的一下接触，会给我带来头晕目眩的快乐。
他呢，他在吻了我一下后愣住了。忽然从口袋掏出一块抹布一样脏而皱的手帕，在我被吻过的位置用力一擦，接着又轻轻擦了几下。就像他一时兴起，在画布上抹了一块不相宜的色彩，又觉不妥，匆匆将它刮掉。
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为什么要擦掉那个吻。可惜他擦不掉，到现在它还清清楚楚留在原处：就在我嘴与耳朵之间，这段“开阔地”。
我从此怕见班长。我觉得我脸上带着那个吻会被她一眼识破。可她始终没识破我，仍把我当最贴心的好朋友。那时她跟高力越来越热乎，高力每星期起码为她写一打情诗，有次我实在忍不住，指出他的诗是抄雪莱的。孙煤情绪不仅没受打击，反而更对他崇拜：“他能看懂外诗呢！”我连他们的约会暗号都知道，高力一摸军装的第二颗钮扣，孙煤准跟了他去。我有幸回回参加他们的约会，不过我知道有时他们很不需要我，我就礼貌地避到一边去。我避开后他们干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那天晚上——就是我不可避免地接受一个吻的那晚，我差点把一切都告诉徐北方。那家伙爱孙煤竟爱到两眼一抹黑的地步！他对孙煤和高力的关系很苦恼，自尊心又不允许他表现出来，因此他看上去茫然无措。偶尔表示疑惑，孙煤死不认账，他就作罢了。
那时女兵们对孙煤议论很激烈。她们说班长这回可撞对了地方，一头撞进副司令的小洋楼里。徐北方能和高力比吗？高力的衬衫永远是雪白的，皮鞋一贯是贼亮的，并且，他抽烟绝不把手指头熏黄。总之，他所具有的一切次要美德，都被女性普遍称道。而我跟一般人不同，那仪表堂堂的形象总让我感到有点假模假式。
那天晚上我想把真情讲出来，也是出于对徐北方的担忧。有人断言高力被惹急眼，非给徐北方好瞧的。那公子脾气大、热情高，真干起来，徐北方肯定吃亏。高力调宣传队之前在炮团当五炮手，又到军区体工队掷过铁饼。我想叫他提防着点高力。
当然，我也有我的一番打算。或说是告密的主要目的。我那目的如今想来够卑鄙的。孙煤所有真心话都对我讲过，我只需完全客观地、轻描淡写地把它转诉一遍就成，‘那痴小子准会气疯。徐北方是个挺要面子的人物，一旦发觉自己卷进这么个无聊的三角关系，并处于如此被动‘的地位，他是会报复的。
他的报复对我有利。我对他的钟情便是他报复的武器。他会毅然抛下她而选择我——这就是他报复的形式。那样一来我就会得逞，靠女伴的信任得逞。我乘这男子感情上有了空档时投了机；我用那姑娘的信任换取这男子的信任，我于是成了感情上买空卖空的掮客……
只差一点，真诚可问天的我就成了那样的下作坯。
我在关键的时刻封了口。以至眼下我对班长不怎么愧怍。我始终没出卖她。
人啊，知道了别人的隐秘是多么痛苦的事。一旦人家信赖了你，把自己的隐秘交给了你，你就有义务盛装和密封这些隐秘。你对人的隐秘掌握得越多，你的责任便越重大。万一这些隐秘在你心里发酵——就在他吻我的那一刻——密封它是太难太难了。这需要动员道德、意志等等人所具有的一切高尚力量。我也未必能永远高尚。
我当时毕竟没有出卖班长。不管她的行为多么不像话，那是她的事。我的确没多嘴。可她也太损了，竟给了我个大嘴巴。我看得出，她非扇我那一下才好受。
我望着她奔跑的背影想着。她在这个山区小火车站月台上疯跑，简直不要命了。
车站已响起长长的哨音，表示列车将准时开出。它在这小站上只停了两分钟。他们猛追，也只追上了个车屁股。现在我躺的这副担架被撂在铁轨上，除了我不喘，他们全盯着缓缓启动的车大喘特喘，一个个都喘得像八十岁老头。孙煤还在月台上跑。她试图告诉信号员，让他阻止列车。
可列车已慢慢向前滑动。哎呀呀，他们一个个喘得真可怜。
我还有闲心四周望望。灰白色的黎明使我看清远远近近全是山。我对山没有太多好感，我觉得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它们生硬、呆板、自以为是地挺立在那里。有次我们去一个保密工地慰问演出，那地方也像此地一样多山。我看不出那些山和这些山有什么两样。
那个保密工地是正修建的战略油库，说是把大山内脏掏空改装油，那是多费劲、多宏大、多富有想象力的工程！
我记得演出队在一条糟得不能再糟的临时公路上走了三天。那条路害得所有人都晕车，五脏六腑都快颠到小腿肚里去了。那条路还特别乏味，除了山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带荒凉得出奇。
到了演出地点，所有人一点演出劲头都没了。头一场演出乱子层出不穷。徐北方多服了“晕海宁”困得睁不开眼，把灯光布景搞得一团糟，有个节目剧情是烈日当空，月亮竟自作主张地升了起末；伊农配了一口漂亮的假牙，端正了吹号口形，可他无论怎样练，号音比他歪着嘴吹的更刺耳。那晚上他的假牙丢了，全队人帮他台前台后地找。演到中间，蔡玲闹起情绪来。她向刘队长告状，说徐北方三年前骂过她，骂她“葛朗台”。队长奇怪了：“三年前骂的，你现在难受什么？”她说刚在车上听了我讲了“葛朗台”的故事，才知道徐北方当年的恶毒用意。团支书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蔡玲立刻就乐了。乐得上舞台还止不住，因为不知谁把伊农小号盒子上的“请勿倒置”揭下来，贴到酷爱拿大顶的团支书背上。这事让女兵们乐得连演出的心思也没了。
反正那晚上的演出是空前绝后的糟。但观众仍疯了一样拍巴掌。观众没一个女的，摘下军帽，是一大片清一色光头。这地方毫无娱乐生活。我们女兵发现，那些光头盯着我们时，简直虎视眈眈。
我们在工地住下来，尽管是一模一样的节目，每晚都能收获疯狂的掌声。那地方很热，还潮湿。一切都是临时搭的：营房、卫生所、食堂。晚上睡觉，蟋蟀在床下的青草稞里叫，谁扔了件脏衬衫在盆里，第二天衣服上就长出一朵可爱的小蘑菇。最有意思的是：女兵们去上厕所，见几个战士在门口打转，边议论说：“咦？昨天还姓‘男’，今天就改姓‘女’啦？”见我们来了，一群青晃晃的光头溃不成军地跑散开。
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我从身上逮住一个最令人难堪的东西。当时我一声惨叫，一手按住肚子，把女伴们全吓傻了。
“怎么了？！”
我焦躁地跺跺脚，仍按着肚子：“谁来看？有个东西！”
她们小心翼翼包围了我。我用极恐怖的声音说：“恐怕是只虱子！”然后我从短裤的松紧带皱褶里，哆哆嗦嗦摸出它来。因为用力过大，它被我捏扁了：“瞧！”我对大伙说。
蔡玲已睡下了，这时说：“拿过来我看，我认得虱子！”但当她注意到众人全都惊讶而异常地瞪着她，她连忙不作声了。她已意识到和这玩艺打过交道是很不名誉的事。
“你看，是不是虱子？”我逼着她看。
她肯定认为我有意出她洋相，用十分仇恨的声音说：“你自己身上长的东西，我晓得是啥子！”
我还逼她：“你认得，看看它是不是嘛……”
她厌烦地嚷：“是是是，肯定是！”
我绝望透顶，顿时“哇”一声哭起来。我的样子傻极了，咧着嘴，哭得完全像个少先队员。完了完了。生虱子，是件顶丢脸的事，就像害那些无法启口的病一样。我哭得全体女兵都浑身痒起来。尽管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没人敢凑近来劝劝我。
后来我哭够了，一声不响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套上衬衣衬裤、军衣军裤、外加一件雨衣，雨衣上又绑了根腰带。我认为这样别的虱子就钻不进来了。全体女兵都学我的样，大伙就这么直挺挺躺下去。第二天，男兵们都对我说：“光荣啊，陶小童！你看上去怪卫生的……”
团支书劝我想开点。说他小时候，虱子生得太多，逮不过来，就拎起棉裤腿到柴火上烤，等灌满热气和烟，再将裤腿裤腰扎死，往屁股下一坐。一会儿，虱子都闷得差不多了，再往火里一抖，简直像撒把芝麻进去：“噼里啪啦！”
我想，那声音一定令人毛骨悚然。
团支书又对全体女兵说：遇到虱子，非但不能全副武装，而且越穿少越保险，最好做到一丝不挂，他替我们在屋里牵根绳，睡觉前把所有衣服搭上去。
从此我们只好照他说的办了。他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第二天，正当我们差不多脱得精光时，蔡玲“啊”的一声，远比我那声叫得更惨。
女兵们立刻问她发现了什么新情况。
她缩成一团，声音捂在被子里：“窗子上！……窗子上有张大脸！……”
回头时，那张面影已一闪即逝。仅那一瞥，我们已看清是张男性的脸！
“啊！哎呀！……”女兵们语不成句地瞎叫了一气，班长孙煤却套上衣裤，挥手说：“追！”彭沙沙穿着大白短裤就跟她出去。
我也迅速跑出门。孙煤说：“陶小童，你往左，我往右！”这排房子后面是高高的铁丝网，他跑不了。
我跑得飞快。我的一双细腿在跑步方面是很优秀的。但我又有点害怕：万一需要跟那流氓比划三拳两脚的，我可一点都不在行。
我迅速阻截了一端出口。一长溜营房一幢挨一幢，正好与铁丝网夹成一人宽的过道，两头一堵，他就没得跑。我听见他在往那边跑，大约发现那头有人，又掉头朝我这头奔来。
我的心脏击鼓一般撞着我薄薄的胸。
“那边——堵住！”彭沙沙在那头锐声喊道。
我听见一阵急促而不均匀的脚步朝我冲来。但愿我有劲和勇敢。脚步声可怕极了，好像要把我踢倒，踩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中用了，根本没指望抓住他。一阵呼啸，他真的冲着我过来了。没办法，我张开两条细胳膊，尽着四十公斤的可笑力量来了个猛扑。的的确确，我扑住一个目标。
到现在我仍记得很牢，我始终固执地认为那是个强悍之极的男性之躯。一个满是汗酸气，有着铁一般肌肉的身躯。我记得我当时怎样碰在他硬得可怕的肌肉上……
等我醒来，发现列车轻轻摇晃，它收容了我。为了我，这趟车在小站外煞住，停了二十多分钟。不知道我是如何被抬上车的。
孙煤用她发白的脸对我微微一笑。
这微笑给我的鼓舞别提多大了。我从这笑里知道自己运气不错，绝处逢生。这笑被无数颗晶亮的汗珠装点得无比璀璨。这笑让我忘掉了我将要死，忘掉疼痛；忘掉了她给过我的一个嘴巴子。这笑让我想起了短短一生中的所有的好事情。
我想告诉她，一个少女初次被人亲吻时的感受。那一刹那我有千般百种的感受，全都是些绝妙的、不可言传的感受。
他吻过我，就在那天夜里。他为什么要用手帕擦去那个吻，我想，他大概意识到这是对你的背叛。我的班长。当我装得像没事人一样又出现在你面前时，我被吻过的地方就发烧。于是我也意识到，我也在背叛你。我干了件对不住你的事。
可是班长，你现在在对我微笑。
事情从那个吻以后就变得复杂了。他躲着我，我也有意无意地绕开他。整整半年，我和他见面都挺尴尬。他甚至有点羞恼。有时我们也想装得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谈谈笑笑，可是不行，我和他都有点鬼祟感。在人为的回避中我们其实是亲密起来了。偶尔接触，我和他都充满既甜蜜又烦躁的矛盾情绪，搞得我们很窝囊。
有天我告诉他一件心事。关于我的阿爷，我那位非血缘的祖父。我对他说：“阿爷有三年多没给我写信。自我当兵后，他对我不理不睬，一封信也不给我写。我写了许多信给他，可他就是不理我。”
他听完后说：“你为什么把这事告诉我？”
我被他问住了，张口结舌傻在那里。这时有人走过来，我和他很默契地分手了。第二天我担心地问他：“你把我阿爷的事告诉别人了吗？”他让我放心，并劝我请探亲假回去看看。
“马上要到那个油库工地去演出，不会准我假的。”
“那……”他飞快地说，“你装病！饿三天，再喝三大缸子盐水，抽出血来一查，准是贫血；要不你装高血压：嘴里嚼块生姜，血压就猛高起来……对了，干脆装肾炎，刺破手指，往验尿的小瓶里滴几滴血就行！我全干过！在工厂，我没时间画画就这样混病假条！你只要病了，准批你探亲假！”
我不敢。万一露出破绽，我那成分不过硬的阿爷就暴露了。我正在入团，表格里没有祖父这个人，到时我怎么讲得清。我想念阿爷，同时觉得若没有这个阿爷该多轻松。
我没有向刘队长提出探亲的请求。我知道那个油库很艰苦，艰苦的地方多去一次，进步就多一分本钱。这就是人人争着去那种地方的原因。去油库的路上，他既同情又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快成革命的傻子了。”
同时他还轻轻揪了一下我的辫子。
我和他渐渐发展起来的感情，由于这个微小的亲昵举动又有所飞跃。可孙煤一点察觉也没有。我的班长，当时你被高力纠缠得头昏脑热了吧？……
对，就是那次去油库慰问演出，闹出一件糟透了的事来。我万万没想到会出现那样卑鄙的事，没想到会有这样丑恶的人。
……不管怎样我已扑住他了。一股刺鼻的汗味。这个铁疙瘩的组合物就是十个我也别想惹他。他玩一样就能摆脱我的纠缠。奇怪的是，他并不挣扎，驯顺而僵硬地站在那里。与其说是我降服了他，不如说他自己降服了自己。
我在一刹那间惶惑了，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
过道那头仍在喊：“堵住！别让他跑了！”
似乎整个营地都沸沸扬扬起来。‘
我揪住他的衣服了。他能够摆脱我而没有摆脱。不知怎么回事，我的满腔仇恨忽然跑得十分遥远。对眼前这个猛兽般的男性，我忽然产生一丝丝理解。我恼恨这莫名其妙的理解。
杂沓的脚步从那一端奔过来。就在我心软下的当日，那人撞开我跑去。等大队人马赶到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荒唐。我跟随众人徒劳地搜查到半夜。回到被窝里，发现右手仍痉挛抱攥得死紧。伸开一看，手心里有一枚皱成一团的领章！我觉得我像攥着一条毛毛虫。
第二天，大家对捕获这坏蛋信心很足。蔡玲说她把这张脸记得很牢，若让她挨个辨认，他肯定跑不了。她一口咬定那是张极大的白脸盘，还有一双极大的黑眼睛。其他女兵也与蔡玲的印象相符。
既然我们说得如此有把握，这个营的营长决定来一次大清查。他对这事感到的羞辱远比我们强烈。
“不把他揪出来，全营几百号人都给王八蛋担戴臭名！……”他说。
营长迅速系腰带，挎手枪，一边对女兵们说：“不要怕，大胆认！”作为原告的演出队女兵全挤在营部办公室门口。营长让通信员集舍全体大兵，让我们过目。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营长抓起话筒就变了脸色。
“我操！……你们还活着？！找我干什么？还不赶紧叫急救站去抬人！……我这边有重要事，半个钟头以后到现场！”他放下电话，目光发直地站了好大一会。
刘队长意识到某种不祥，问他：“发生了啥情况？”
他猛醒一般往门外冲，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站在人群中，忽然有了种不合时宜的感觉。无论是我，还是我们，都在这地方扮演着不合时宜的角色。我摸摸口袋里这枚领章，这是惟一的物证。原打算他一旦抵赖，我就出其不意地亮出它。但我感到那一系列动作将统统不合时宜。这里发生着怎样惊天动地的惨剧？这地方正流逝着大量的血与生命，我们在这里想干什么？
严峻、义愤的女兵列在操场一侧，像个不小的陪审团。烈日悬在山坳上空。上百名大兵在营长口令下来回走正步。他们疲倦的脸上充满困惑，营长怎么啦？难道让这些女兵来检阅我们吗？
他们刚下夜班，刚入睡就被哨音催醒。
营长对女兵们叮嘱：“你们看仔细喽！一个也别放过！”
他把队伍分成纵列或横列，让每个人都别想遮藏面孔。上百个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起码在我看起来，他们相似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开进这大山就从未出去过。山背后有片墓地。艰辛的劳动，单调的生活使他们目光呆板，失掉了个性。那是种极原始、极简单的目光。每次演出，我都奇怪，无论多热情的表演，也不能使这些目光生动起来。似乎舞台上薄绸裙下的女性曲线使他们目瞪口呆，抑或痛苦。百把人的队伍在毒日下盲目地走来走去。他们从昨夜两点直干到今天中午，刚躺下，又被莫名其妙的操演反复折腾。但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合理性。百把个脑瓜十分习惯地听从一个脑瓜的。他们只管规规矩矩踏着步子，哪怕永远这样走，他们也不反对，只要有个口令在那里喊。
我们有点沉不住气了。有人催促蔡玲：“你快认呐！怎么不吭声？”
蔡玲却往后缩：“你们昨晚不都看清了吗？”
“谁看清了，不是你说的一张大脸吗？”
“……就那样一晃，我哪有那么好的眼力！”蔡玲不认账了。
班长孙煤急了，轻轻踢她两脚：“你怎么回事？认不出就别耍人家！这么热的天，好玩的吗？你到底看清没有哇！”
她头也不抬：“是……个大白脸嘛！”
我看这百来号大兵既挑不出白的，也挑不出脸大的。他们个个又黑又瘦。听说最近蔬菜运不进来，炊事班满山跑着挖野菜。难怪这些脸不仅黑而且绿。
队伍只得解散。营长不理会刘队长的“算了算了”，坚持要搞个水落石出。他让我们跟他上工地。
我的手始终揣在衣兜里。那个皱巴巴的领章被我揉得很软，又浸透了手汗。
营长在前面沉默地走着，从背影也看得出他心绪坏透了。
走了十多分钟，前面出现一所房子。门窗漆成白色，白布门帘上印有红十字。白房子周围挤了不少战士，还有人站在窗子上往里看，再不断向外面的人传递消息。
彭沙沙拉拉我说：“你看，好像出了什么事！”
门口七横八竖的几副担架。我首先想到的是：血……
营长两手一按，意思让我们稍候。他边跑边喊：“谁让你们都哄到这里来的？都回去！有什么看头！”他一个个去拽那些兵，但拽开的不久又回归了原位。
彭沙沙跑过去又跑回来：“不得了，肯定是谁牺牲了！我听他们说：洞塌了，有几个人特别壮烈！……喂，咱们干吗不去看看！”
孙煤要她打住，别叫喳喳的烦人。
还有一些戴安全帽的人急匆匆往这里奔。营长伸开手臂，拦在路上：“立定！向后——转！”
“让我们看看！”他们喊道。有个战士轮换用两只拳头在脸上抹，他在哭。
“回去！不许看！”营长的嗓子快哑了，显得又狂躁又衰弱。
“我们要看看！”那些人喊得更响。他们与营长对峙着，满是泥污的脸上，一双双眼交织着哀求与威逼。
蔡玲开始打哆嗦：“咱们走吧，这里怪吓人的……”
正当营长和几个战士要冲突出来，一辆救护车疯了似的斜擦着山边驰过来。所有人迅速让开道，脸上全显出得救般的宽慰。营长跑进去，亲自抬出一个伤员。一个军医跟出来，向司机招呼道：“他是头伤，路上尽量开稳点！”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被白绷带裹严的头颅。许多人围上去，可我还是看清绷带上的一摊紫红的血。血渍与白绷带在烈日下特别刺目。
我感到一阵头晕恶心。
彭沙沙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蔡玲，把我们拖到救护车前。她似乎认为有必要把这一切看得更真切。可我的腿发软。
担架上的血是稠乎乎的，一动，它就颤起来，像团果子冻。
那具平躺的身躯上盖了件血渍的旧军装。雪白的头颅一动不动。一双搭在担架边缘的手是灰色的，指甲里全是泥。就在这时——就在这时我呆了，我看见那件覆盖在他身上的旧军装，它本来没什么可引起我注意的，但它恰恰少了一枚领章！…
“就是他……”
“你说什么？”旁边有人推推我。
“我说了什么？”
救护车的门关拢了。我始终揣在兜里的右手仿佛挨了咬，一下抽出来…
火车有节奏地摇晃着我，真是难得的享受。我小时总要有人这样晃我，才肯入睡。阿爷把我偷偷放在膝盖上晃，他总是迁就我。阿奶却说：不要晃她！养成习惯你就倒霉了，没人晃，她就不睡。阿爷还是要晃我。不仅是我需要，他也同样需要那样晃……
我真想踏踏实实睡一觉，可周身奇怪地热起来。有谁在我旁边交头接耳：“……体温上去了？……”“三十九度五。”
一列火车在山缝里钻。它显得柔软滑溜。它随着地形变换着形态。它游龙般的身躯里载着不能动弹的我。
高热要把我的生命蒸发成气体，就这样，它们正一丝一丝地游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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