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午报
从舞蹈演员、军人到旅美作家，严歌苓本人的经历更像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和电影。近日，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正式上市，这部作品被誉为长篇农村史诗小说，以一个传奇的“藏人”故事为叙述支点，塑造了一位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而超越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的中国女性。整个作品平实幽默，具有浓郁的豫西地方特色。小说一问世，就被认为是2006年文坛的一大收获。
好莱坞编剧家协会唯一的中国人
记者：你的小说《花儿与少年》被称为21世纪的《雷雨》，你怎么看？
严歌苓：这两部都是反映家庭悲剧的小说，大量的家庭悲剧在里面，它们属于同一个类型。
记者：有把《花儿与少年》拍成电影的打算吗？
严歌苓：有，现在还没开始拍，我已经和一个投资公司签合同了。由陈冲主演，导演是另一个人，具体什么时候拍还没有决定，剧本还没有写出来，先跟公司签了合同，要先找到钱啊（笑）。
记者：谈谈你和陈冲的合作吧。
严歌苓：我到美国以后才认识她。我跟陈冲在很多方面都很投缘，比如说读书。她圣诞节会送我书，我也喜欢读书，遇到好的，我会送给她。如果只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这种友谊不够强烈、没有力量。朋友之间有许多东西需要在共同信仰上建立，比如喜欢同一类的电影，喜欢同种书啊、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友谊是浓厚的，特别是在异国他乡，介于两种文化之间我觉得自己挺不伦不类的，所以需要这样一种联络、这样一种沟通。我们的价值观也接近。
记者：介绍一下你在好莱坞的情况吧？
严歌苓：我所在的是好莱坞的一个编剧家协会，属于专业编剧，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职业吧。美国有三个这样比较好的组织，分别是编剧家协会、导演协会、演员协会。
记者：在编剧家协会的工作有任务指标吗？
严歌苓：任务也不见得有，就是说你写得多福利就高。在这个编剧家协会，亚洲人比较少，这是一个优势，同时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亚洲人少所得到的剧本也比较少，写作剧本的机会就少一些。但是我创作小说的时间就长一些，对作家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好事。
记者：进入这个协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吧？
严歌苓：有两个条件你必须符合，第一你的电影必须是在美国大的剧院公开放映的，对票房没有要求，但是我的电影恰恰是票房很好；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受大的电影公司雇用的。在美国的这种组织里，纪律是很严格的，成为这个协会的一员就要遵守这个组织的约束。因为他们有很多统一行动，比如说罢工啊之类的，如果你不参加大家组织的罢工，或者你在罢工期间偷偷写了东西，那你就会被开除。但是你可以享受医疗保险、退休金什么的，还有失业保险。进入这个协会很不容易，在这里的中国人好像只有我一个。
我丈夫辞职了，他爱情至上
记者：你已出版文集了，哪部作品距你本人的生活较近呢？
严歌苓：其实我的很多作品都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以《扶桑》为例，它讲述的是19世纪一个妓女的故事，只不过我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对移民生活的一些看法。不过《无出路咖啡馆》则可以说是我的生活经历，我在其中也找出了一些哲学意义。我很喜欢自己的那本《雌性的草地》，我始终认为那是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那时年轻、很有激情。1990年赴美后，学会了大量的技巧，创作方式就变得很有意识。
记者：你在创作中技巧的成分占多大的比例？
严歌苓：现在我觉得技巧的成分越来越少，比例也是很小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越来越追求那种创作本身的东西。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学习了技巧，后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它妨碍了我、束缚了我、影响了我的下意识。作家创作很可贵的就是下意识，有技巧成分的作品出来后很僵化，后来我就试着去摆脱这种东西。
记者：你认为作家的想像力对创作来说重要吗？
严歌苓：想像力是最最重要的，生活经历虽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对事物不仅要做到举一反三，更应该举一反百，想像力是一个人能不能做作家的决定因素。
记者：小说、美术、电影、舞蹈、音乐都是艺术，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严歌苓：我觉的所有的艺术都相通的，它们在美感、节奏感方面只是表现的手段不一样而已。我觉得舞蹈应该是艺术的起源。
记者：听说你和爱人在结合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严歌苓：对，他当时是美国的外交官员，他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外交官是不可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结婚的，于是在对他展开全面调查的时候，他辞职了，爱情至上。就这样他在外面待了10多年。
记者：他是个中国通，你们生活中一定很有趣？
严歌苓：我们是经朋友介绍的。他会八种语言，是个中国通，还翻译过我的书。我很讨厌回信，所以他经常帮我回信。有的时候，美国人很诚实，说话不含蓄、太直接，因此常给我捅娄子。比如一次，一家书商催稿子催促得很紧，说你说过两个月之前就该给我们了，我就说我最近回了一次大陆，或者忙别的事情顾不上，他（丈夫）已经给人家回信说，我最近在美国写什么什么东西。
他不懂用我们中国人的那一套思维、说话的方法，太直接了，比如我的稿费没得到及时的支付时，他就写信给人说：你该付稿费了，很直接。其实这样很简单地就把事给办了，但我们中国就不一样。对他这样很有才华、会八种语言的人来说，不到外交部工作简直是一种浪费，他现在申请复职，马上要派往非洲。
任何感情都可以有诗意
记者：你的作品当中情与爱的内容所占的分量挺大是吧？
严歌苓：我们的生活无非就是情与爱吧（笑），所以我写得就多了点。
记者：如今的小说中，性描写愈来愈赤裸，你怎么看呢？
严歌苓：写小说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动笔之前要想好是不是在每天出版的那么多书中，自己的书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是，那无非就是一纸垃圾。
把性写得那么暴露和直接，连最起码的性感都荡然无存了。一个女人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连最后的性感也没有，否则的话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这也许是女性主义走到极端的表现，不过就像一阵风那样，总会过去的。国外也曾风靡过这种现象，但慢慢地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
记者：你的小说非常关注同性爱恋，为什么？
严歌苓：在国外我觉得自己长知识了，比如我身边的一个女孩暗恋我很久，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我觉得这种关系有一种异样。在国外有类似的经历，我被点醒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我在国内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在国外对同性恋的了解和知识使你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一类人在你身边，即便她不暴露自己，你也知道她在暗恋着你，那么这种现象多了，就不再少见为怪了，就觉得它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天天都可能发生。
记者：你对此持什么态度？
严歌苓：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圣洁的感情。特别是我初到美国时看了一部电影叫《蜘蛛女之友》，以前我觉得同性恋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怪物的东西，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好难过，非常沉重，我觉得她们的爱情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崇高。从那以后，我感觉到任何感情都是可以有诗意的。这个导演也是在我们的学校，这个学校非常自由，是一所艺术学院，常常涉及到这方面的争论。
当然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事后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我挺受感动的，因为她们很沉默，并没有干扰过我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多了一份感触，多了一份人家对我的关爱，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我的感受、写出我对这种感情不怀偏见的探讨。
记者：能谈谈你当兵的历史吗？
严歌苓：我12岁到西藏当兵，对我来说是用8年时间换来了铁的意志。而且我很小就去当兵，结束了我的市井生活，并且接触到的是最辽阔的东西，这对我的身心和气质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在创作中带有一定诗词色彩，这些都是受当兵时的影响，在我脑子里出现的都是壮阔的意境，摆脱了小女孩的那种纤细的情怀。
记者：那时你就发表过一些诗吗？
严歌苓：那个就别提了，非常臭，现在看来就不叫诗。不过人总是要经历那样一种失败过程的。
记者：你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作家吧？
严歌苓：我爷爷是出国留学获得的博士学位，也是作家，这一点和我有些类同，我爸爸没有出国留学，但他也是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非常政治化
记者：上海留给你什么样的回忆？
严歌苓：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离开上海太早了，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上海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北京，各自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对于我有过多年的军营生活来说，那种军人所具有粗犷的性格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的身上。北京虽然冷热不均，但我更适合在北京生活。我家五代上海人，可我真的对上海没有太多的感觉。
记者：你用双语写作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两头都够不着（笑），一边觉得要是用英文写就好了，又想用汉语写一遍，可是汉语给忘了，还是用英文写好。大概是要度过这种不伦不类的阶段吧，我觉得英文写作越来越自由，再说写了那么多的剧本。
记者：在写作之余有哪些爱好呢？
严歌苓：我喜欢养动物，我想到非洲去养马，还喜欢长跑、看好看的书、看电影。在好莱坞有一大好处，就是新片一出来就单独给我们放，通知我们去看，因为到年底的时候要评最佳编剧，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从而争取我们的投票。11月份我回去后，天天晚上看好看的电影。
记者：对于文学界都普遍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是怎么看的？
严歌苓：这个问题不太好讲。它和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总的就是左派国家的右派容易获奖，右派国家的左派容易获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很容易获奖，诺贝尔文学奖是非常“政治”、非常种族化的，我是看穿了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别说我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奖金不错归不错，我写两部电影也是这个价。
记者：你自己获奖的感觉呢？
严歌苓：我觉得台湾获奖比较好玩，他们评奖都是不记名的，事先不公布评委的名单，结果出来了才公布，这样就避免了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串来串去地找评委啊、托关系啊，就和考试一样，这比较好玩。第二呢，它有点像赌，赢了就有奖。第三个就是得奖会引来很好的媒体宣传，出一本书得个奖，有这个奖做宣传就足够了。
记者：你是不是在内地获奖少一些？
严歌苓：因为我是这两年才主动往内地投稿的，以前都是从台湾转过来的。
2006年3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