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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剑峰
都说乡音是最容易让人们彼此熟稔、建立社交渠道的好题材。在香港的学术会议上，严歌苓用纯正的京腔普通话发言，只是几个句子末了的“啦”和“呀”泄露了她上海人的身世，尽管她现在居住最多的地方是台北和旧金山，待在北京的时间甚至都比上海长。严歌苓是上海人，共和国10岁时出生在上海的弄堂里，“文革”开始时，全家被赶出上海，“我姑姑和父亲都是老上海人，姑姑因为嫁给******军官不得不离开上海，父亲因为‘文革’也被赶出上海，我们都是不情愿地离开上海的。”对于上海，严歌苓说她模糊凌乱的记忆里只有几条弄堂、家门口的美琪大戏院，“还有紫雪糕。”食物永远是我们对故乡最朴素的怀念，当然还有不变的口音。在198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前，在北京工作了八九年的严歌苓学会了比较纯正的北京腔，“那个时候我们在家不怎么讲上海话，我也只是跟哥哥讲上海话。”
寄居生活会暴露人性中低劣的品格
在香港屯门海边的餐馆里，和严歌苓在一起的是王安忆和陈思和两个上海人，只有在下意识使用乡音的时候，严歌苓才能暂时消弭对身份的焦虑。在更多时候，严歌苓自己也说，她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个“寄居者”，就像她的小说《少女小渔》、《扶桑》、《寄居者》里那些卑微寄居的人物一样。
我问：“为什么在你的小说中把男人写得都那么不堪，比如《少女小渔》的江伟，《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欧阳萸，还有这本《寄居者》里的犹太难民帅哥彼得？”面前的严歌苓抑制不住地笑起来，然后反问道：“有吗？”花几秒钟平静下来之后，严歌苓得意地解释说：“我对男人绝对没有偏见。”也许是，也许不是。12岁参军来到西藏，开始独立生活；15岁爱上30岁的军官，这段在那个年代有点“不伦”味道的恋情最后，那个男人逃避了所有责任；她和作家李克威的婚姻因1989年各自出国奔赴不同国家而曲终人散；但也是在异乡，在美国，她遇到了痴恋她的美国外交官，外交官为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兵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理解的男人，需要在我面前让我有点崇敬感，否则我觉得他们就有点不堪。”所以，在严歌苓的笔下，《寄居者》里的女主角May在最后一刻离开痴爱的彼得，选择留在上海，留在生活得浑浑噩噩的杰克布身边，“May不一定觉得彼得不堪，但这种感受我能体会得到。”
在《寄居者》中，May痴爱的犹太难民彼得经过几年在上海虹口的寄居生活后，被生活打磨成一位非常现实的男人，虽然优雅依然，但不再高贵。“我想说明的是，寄居的生活状态具有极大的腐蚀力。你要不择手段地去生存，就要把你的高贵傲气给打断。彼得就是这样。”严歌苓说。《寄居者》是一部关于犹太难民在上海寄居生活的小说，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在严歌苓那里化作乱世佳人式的传奇。严歌苓老是反反复复说，她写这个小说完全是被“寄居者”这个词给吸引了，“我没有看到犹太人怎么寄居，但我看到中国人怎么寄居。”1989年来到美国，严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经有20年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不少我认识的人，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很有尊严、很高贵，但一到了寄居环境，就成了另外一种样子。这让我大惑不解。我想长期的寄居生活本身是不堪的，在生活的打磨下，那层人皮就会脱落。”
对于寄居生活严酷性的个人体验，令严歌苓写下了一系列移民生活的小说，而这部写犹太人短暂“移民”上海的《寄居者》实际上延续着严歌苓早年那些移民小说的主题，“寄居的生活让我们暴露了人性中很低下的东西，发现了那些在正常生活状态中不会被别人甚至自己发现的东西，特别是低劣的品格。”May费尽周折想把彼得带出充满危险的上海虹口前往自由的美国，不仅仅是为了救他的命，也许她也意识到严酷环境对彼得的打磨，但最后她把彼得一人扔在了前往美国的自由之船上，May明白彼得的生命力足以令他在美国逍遥自在，但他不会再如当初刚刚踏上上海土地时那样高贵了。
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1989年来到美国，学习写作，打几份工，与失眠抗争。然后是《少女小渔》之后的一系列成功，写英文小说，为好莱坞做编剧。和我们在一起时，她用流利英文向餐厅服务生解释我们的要求，向王安忆建议不要吃希腊沙律因为里面有难闻的咸臭鱼。但，“我现在还是在寄居。”她说。“真的吗？”我疑惑不解地质疑。“真的还是寄居。”她的语气带着孩子般的辩解。
“我永远不可能融入美国生活。在排球场上，中国队一出现，我就为中国呐喊、热血沸腾流眼泪，这种情怀已融入我们的血液里了。这已经成为我们动物性的东西，它能够召唤起这样的情感。”严歌苓说。
身份焦虑——在这个全球化的世代，没有多少人，特别是成功人士愿意承认这点。“30岁才来到美国，那时我的人格已经成熟，英语也从零开始。直到现在，我讲话、听，都比他们慢一格。别人可能没感觉到，但我自己心里有数。这就是一种病态。”严歌苓说。
“我到了大陆依然有身份危机。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1989年，那时候，人的质朴，对理想的高昂，对爱情和金钱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码事。”套用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话，“我们都回不去了。”所以，“我在国外有乡愁，回到北京还是有乡愁。我常常对自己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严歌苓自嘲地说，自己成了三不管三不要四不像的东西，“这样一个状态让你对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持批评态度，不断游移。”
选择了寄居，也已无法摆脱寄居。但这样一种游离，对写作不啻是一种好的状态。“寄居让你走向内心，也有大量的时间丰富内心。”严歌苓说。
而她最奇特的寄居生活可能是2004年随丈夫来到尼日利亚。“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一。在那里，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都没有了，每天的生活都很单纯。”写作成了严歌苓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我每天写4个小说，一天还是那么漫长。”在那里，她连续写出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在这之前，严歌苓的作品大都很少涉及历史，特别是194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而这之后，她的四部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和《寄居者》都与苦难的历史有关。“在那样一个直面苦难的环境里，你会觉得现实的苦难和小说想表达的苦难是吻合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写作是自我交流的方式。”
每天长跑，治好了失眠，写作让自己愉悦，寄出去的书稿——比如《第九个寡妇》，当时一年多没有回音，也没在意。聊天时所见的香港海岸，也许令眼前的严歌苓想起非洲的海。“这是我生活的转折。”
对话
早报：在北美写作的中国女性多么？
严歌苓：在北美，写作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女人。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北美写作的中国人都是妇联的，我想这可能跟女人的丈夫都去赚钱养家了，女人衣食无忧有关。
早报：我觉得，你是一位能把编剧和小说关系处理得相对比较好的作家，比如你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但你也不会让小说单纯为电影服务。
严歌苓：我非常警惕电影和小说两者的关系。电影剧本写作的训练对小说讲故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我的努力。我本身很喜欢、迷恋电影，电影是现在所有艺术表达手段中最为理想的一种，音乐、色彩、画面、文学都包含其中。如果能结合得好，它是最为迷人的艺术形式。很多人埋怨，小说市场在缩水，我想我恰恰喜欢视觉化写一个故事。
早报：故事性、可读性可能是你小说最大的特点，现在能写好故事的作家不多。
严歌苓：对于小说，我相信还是要老老实实把一个故事讲好，用最好的语言写一个故事，是故事使我成为一个小说家。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如果能对中文书写有一点贡献，那就最好了，写个故事是我写作简单而朴实的初衷。所以，我也是个不长进的作家，永远成不了学者型作家，永远处于说书人的状态。写小说首先要愉悦自己，不能先折磨自己。
早报：在《寄居者》里，我一直很留意你对旧上海地理、历史甚至天气的描写，你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严歌苓：在写作之前，我对上海地理、犹太史、上海当年的犹太人聚居地等，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和准备。我姑姑和爸爸都是老上海人，我也常常向他们咨询。我会问我姑姑，当时的舞厅什么样子？当时女人拿什么样的包，涂什么香？哪一家发廊比较好？这些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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