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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贼一样无声敏捷地进了大门，熄灭门厅里专门为我留的灯，然后溜进厨房。冰箱上有张便条。是牧师太太留给我的。她温雅和善地写道：“九月、十月的房租收到了。非常感谢！十一月的房租请不必着急，因为我了解你的困难，更了解你的人品。顺便提醒，麦片粥里放一根香蕉，营养会好一些。另外，长途电话铃响到第五遍就要挂断。因为铃声空响六遍，电话公司就要收你费用。”
在她的留言旁边，另一块磁石钉着几张账单。我一个个电话号码找下去，发现一些号码被柠檬色的荧光笔勾了下来。每个无人接听却空响了六遍铃的电话，都是按一分钟通话计价。我数了数，共有十七个这样的电话让电话公司敲了我一笔：共四块四角六分，相当我一小时工钱。一般情况下，我不拖欠电话费，因为我占据电话的时间长过牧师夫妇。
我从书包里拿出支票本，按牧师太太为我演算的数目写了支票，心里惦记我银行账户的形势。开出这张支票，我账户的钱大概又将低于银行规定的最低限额。曾有两次，牧师太太在留言中告诫我：注意！如果你的存款不到最低限额，银行就会罚你的款。不知什么让牧师太太对我的慢性经济危机洞察得如此清楚。我并不常开空头支票，大概我仅有的几回透支让她一直为我捏把汗：这样惨重的信用损伤是不堪多发生的。她和牧师都不忍心眼睁睁看银行为此敲我竹杠。他们也希望我在他们那儿的信用能尽快复好如初。年轻的牧师太太最近的留言大半都是在指导我如何去维持或改善我的信用。但我明白，我的信用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得到恢复；我能做到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些陌生人的墙给我拆成什么样我顾不上，我只管在牧师夫妇的宅子里尽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经济纪录大致规矩的房客。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被这里长久地收留。
我听牧师太太松软暖和的脚步朝厨房这边来，便加快写支票的动作。
“嗨！”牧师太太出现在厨房门口。笑容将她的面颊向两边推开，直推到她竖起的软乎乎的白绒布浴袍领子上。她是我这些天来看到的最暖和最舒适的人。
我也“嗨”了一声，说：是我把你吵醒的吧？
她走进来，从大玻璃瓶里拿出几块她自己烘的饼干，一面对我说：我倒宁愿你吵一点。你静得有时让人担心。她斜靠着灶台边的小酒吧，毛茸茸的拖鞋一只架在另一只上。鞋面是古非狗的脸。
是不是我每天回来得太晚？”
不是的。有时我听见你出门、你进门心里比较踏实些。她暖洋洋、软乎乎地一笑：我的母亲就有这毛病——她不阻止我们做任何事，但她必须知道我们到底在做哪些事。她得听见我们进门、出门，听见我们在电话上和同学讲一两个小时的废话。所以我晚上听不见你回来，就只能睡着一半。别误会我！我不是更正你，要你吵闹一点；我是在更正我自己。你是个没话说的好房客。
谢谢。
真的。你不会误认为我为你瞎操心吧？
她的确为我操了不少心。替我守着银行，守着电话公司，绝不让他们设圈套给我钻。我从支票本上往下撕支票，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拙劣——似乎同她面对面结清电话账这桩事是对她刚才的一番关怀的绝不领情，似乎在定义我和她的原则性关系。撕扯支票的声响撕裂了小厨房里的好气氛，使我和她都打了个哆嗦。我心里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失望透了。
你在写支票给我？她问道。出我意料地爽快，同时走到桌边，坐下。
是的。电话账。我干巴巴地说。
你看见我用笔勾画下来的号码了吗？我对着这些号码伤了半天脑筋——你干吗一口气连打几次电话到这个号码上，每次又只讲一分钟呢？她做了个苦思的姿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脑门上轻轻敲击，突然用力一弹，表示苦苦推敲终于找到了思路：啊哈——你是一直没打通，所以一直在打；每次都让电话铃响过了六次！她把带着重大发现的面孔朝向我，五官都静止着，要我看见它们的强调：你看，电话公司专门请你吃亏！
我说：没错，专门请我吃亏。
我顺势将支票推到她面前。她看一眼面额数字，大声说：不对！
我指给她看那些被柠檬黄色图画的数字：我把这些补交给你了。以后我懂了，电话响到第六声，就挂断……
响到第五声就挂，绝不给他们可乘之机。
牧师太太说：美国有许多服务行当给你使绊子。你这样问也不问就付账的人，最中他们的意。四块多钱，确实没什么了不得，但注意——你一个人被他们敲诈四块六角，十万个人呢？一百万个人呢？像你这样刚来美国不久的人肯定不止一百万个！他们都像你这样一天到晚地忙，上工、上学，一个月有一大堆账单要付，根本顾不上一笔笔的账来仔细过目，糊里糊涂就被坑走这一笔那一笔的钱，太不公道了：银行罚你的款，电话公司也占你便宜，你怎么吃得消？！
我点点头。我是吃不消。
牧师太太向我使了个年轻可爱的眼色，说：你有我呢——我才不答应那些人把你当个小可怜儿来欺负。今天下午，我决定和电话公司宣战！我打了个电话到“消费者保护热线”，他们说一定饶不了电话公司。我先告诉你结果：电话公司不仅答应退还你这月的四块六，上个月和上上个月，他们一共从你这儿坑走了十块零五分，他们都答应退还！她脸上出现了更年轻的神色：儿童得了奖状似的神采飞扬。
真棒！我说。我得到了如此年轻的保护，也年轻了许多，两个拳头在空中捅几下。这似乎是个很洋气的动作，但我一做就土到了家。不过我不能不做它，牧师太太等我这两下子等了一晚上，我做得何等洋泾浜她都不在乎。
她也同我一块捅捅拳头。同样的动作她一做就正宗了。它确实是个很洋气的动作。
她说：以后我更要替你提防这些不老实的家伙。她手指点着账单。她没见过我也会以肢体比划出开心来，因而她感到神圣而满足。
她拿出自制的苹果派和我分享。我们的欢庆一直延续到一点钟。躺到床上，我听着隔壁传来的熟悉的响动——床垫和床帮碰撞出的欢乐节奏：一二、一二、一二……心想，欢庆仍在延长，年轻的牧师也参加了进来。然后我听见节奏停在长长的休止符上。一分钟后，主卧室的门开了，牧师赤裸着脚走进浴室，水花四溅的舒畅。不久，牧师太太也进了浴室，戏水声大了一倍，伴掺着男声和女声压低音量的谈笑。这个幸福的巢穴并不对我见外；它纳我于内，让我占有一个温柔安全的角落。
便衣福茨出现在餐馆。
这天我本来不上班，但有两个人被辞退，老板拿我当救火队。两个被老板辞掉的工友一个是长沙人，一个是汉口人。俩人都是每天下午三点上班，但总是长沙人或者汉口人先来，替另一个到打卡机上准时敲上3：00。几乎是长沙人先来，将两张工卡打好，汉口人便可以迟到一个半小时，在老板到达餐馆之前，混入我们的队伍。他们对老板的行动规律摸得很清楚：他每天下午去打球，五点差一刻才回餐馆。他俩的双簧玩了半年，才被老板戳穿。
我看见理查在门口找了个座儿。他见到我也有些意外，上嘴唇微微一掀。然后他向我小小地挥一下手。我正将这天的免费汤往保温煲里倒。滚烫黏稠的汤溅起花来，落到我脸上。在一双眼的盯视下，什么动作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装模作样。我疼得抽口冷气，顺势把面颊在肩头上拭了拭。这动作在便衣福茨看来也欠缺真实，也是舞台化了的。
我决定不搭理他。他马上感觉到了我的不友善，有些无趣地东张西望，似乎店堂里拙劣透顶的几幅画和书法深奥得很，值当他在那里又眯眼又皱眉。我“砰”的一声放下盛汤的不锈钢大锅，老板也被惊动了，从正在点数的几柱硬币上抬起眼睛。
你没有吃饭吗？老板说。
我不做声。他骂人就拿吃饭这桩事来骂，要么就是“吃多了”，要么就是“你没吃饭吗？”对这么个表达上过分贫穷的人，我从来就是姿态高一高。
没吃饱动作才这么重，是不是啊？老板阴阳怪气地说。
理查看看老板，看看我。我面孔上一阵清凉，所有表情去除得十分干净。这样可供便衣福茨看的便少了一些。店堂里只有五六个客人，稀落地坐在东南西北。还有一小时才是晚餐时间。现在的几位都是来混掉些多余时间，或受够了外面灰暗的寒冷，进来暖和暖和的。
理查当然不同。他是拿了厚俸来碍我的事。
他说：“今天我没吃早饭和午饭。”
我说：“噢。”
他说：“忙得没顾上。”
我说：“是吗？”我应着，扯出一条雪白的抹布，擦着半点污痕也没有的桌面。
他说：“所以我早些来吃晚饭。”
他的笑容带了一点儿理亏。
我继续擦没什么可擦的桌面。我在向他和老板表演忙碌和麻利以及心烦。我要理查看见，他拿着上好的薪水来和我过意不去是不公道的。
他说：“我不很打搅你吧？”
我笑笑说：“一点也不。”
“其实我一直是这个餐馆的常客。他们的海鲜什锦我特别喜欢，辣鸡翅也不错。”理查说。
我心想，随你便吧。有海鲜什锦作借口你可以麻烦我，没有海鲜什锦你照样可以来麻烦我。你挣的就是麻烦我的钱。
这时通往厨房的磨砂玻璃窗“哗”的一声被扯开，老板大声问：是你给自己留的杏仁虾？！
我说：不是我……
这不是你的名字吗?老板凶狠的手指戳戳白色外卖饭盒上的名字。盒里盛着粉红的虾和焦黄的杏仁，这是禁止员工吃的高价菜。我知道什么都讲不清了。不时有人犯这类低级过失，又不想孤立，总是偷偷给别人饭盒里塞些赃物，在老板责罚下来时多些人分摊恶果。有次我来不及吃饭，便把饭盒带到学校，才发现里面的饭菜被油炸腰果取代了。腰果是招牌菜“腰果鸡丁”用的，也在禁吃之列。因此它自然而然成了大家最爱偷窃的东西。
偶尔吃一顿，我也供得起，天天吃——搞清楚点，我一家几口也是要吃饭的！老板说。他的嗓音竟是如此残破丑陋。
我一下子停了动作，在他眼前笔直地站立，笔直地瞅定他：我说了，这不是我的。
理查的目光意味十足，落在我左面一侧面颊上。
那是谁的？！上面这个名字是谁的？！吃都吃到谁名字下去了？！老板手拍着饭盒盖子。他有一双穷苦而有力的手，肤色远远暗于他的面孔，永远是紧张地就绪着；即使两手闲置，它们似乎也紧抓着两把空气，或是时刻在预习着抓握的动作，一旦出现目标，它们便立刻出击。因而它们很少空着，不是抓起一个空菜盘，就是将某桌多出的一个调味架移到缺少调味架的桌上，再不然就是将移了位置的桌椅复原。这两只从不失业的手像是独立于他整个身心之外的，有它们自己的主张和动机，如同低等动物的触角，或伸或缩都是条件反射，毫不受他整个躯体的支配。这两双手若被剁下来，或许仍有它们自己的行动方向，仍会自作主张地抓这个握那个，擦这里抹那里，点数钞票和铜蹦儿，或抽谁一个大耳掴子。正如此刻这样；我敢说想抽我耳掴子的一定不是苦出身的老板，而是他那两只手。就是你把老板和他的手截开，手们仍是要完成它们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即便你不截开它们，它们将于的老板也无法对其负责。因而，作为低等动物的老板的手即使扇了我耳掴子，也不是高级灵长类动物老板的过错。
我看着老板穷凶极恶的手把写有我名字的饭盒一掼，里面滚烫的黏稠汤汁溅到了他手背上。老板的面孔毫不动容，我便更加确信老板和他的手是各忙各的。手在向我发着大脾气，不见得能代表老板本人。因而我完全可以不和低级动物的手们去一般见识。
我没有说话。我只对老板那两只全靠本能行动的低等生命的手小心提防。两只手仍在挥舞地告诫人们：再让它们逮着偷吃“什锦虾”的事，积攒在那里的大耳掴子可就积攒不下去了。我才知道人是可以一下子被扯到“偷吃”这类低等事务中去的。如此卑琐、低级、小得可怜的事，或许给了便衣福茨一个很不沉闷的冬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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