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而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个顾客,其中三个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来自火星的男人与来自金星的女人》。第八个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它的画面里。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会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人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市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个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优长处正在对我形成的全面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使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了不得。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当。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四处,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
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传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传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什么原因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夹着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的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