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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这跟城市本身的好坏无关，有关的是我个人一些特别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来自命运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记忆。我先后三次进出南京城门，每一次都想永远地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愤然而去。我刚到南京时，差不多是向前刚读完军艺并决定留校的时候。这也是他以一个评论家的姿态频频亮相的时候，人们也开始以一种以往少有的热情谈论他。开始我听到的谈论是褒贬不一的，褒的大致有这么几类：一说向前的评论比他的小说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树立起名声；二说在评议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夹叙夹议的评论最到位，有开文学评论先气的价值；又说向前小说、评论双管齐下，足见他才艺之大，等等。贬的声音也不小，有说向前的评论什么也说明不了，只说明他无能当一个小说家；有说向前是靠吃莫言长大的，赚的是个近水楼台的便宜，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学评论的，看了也不懂，只是听着这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关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后，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兴，觉得捧也好，打也罢，让人纷纭只说明他已经浮出水来，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势力，不沉落下去就行了。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贬低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专吃莫言，尤其军旅作家两大派现象的提出和诠释，全然让人感到一种新颖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这时候，贬的说声音明显变弱了，甚至不少作家开始主动把作品寄给向前，我因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来接近我，目的是想间接地接近向前。其实至此我跟向前的关系还是影子的关系，外面传播的有关我跟向前的交情纯属徒有虚名。到了1989年，在我张罗上军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对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系向前的同乡，又是向前妻子张聚宁在江大的同班同学。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向我谈起了向前夫妇某些不能言传的秘密，说：写作上张聚宁的才气要远盖过向前，两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说多数是张主笔的，后来向前独著的评论文章也离不开张精到的指点迷津，而张聚宁在仕途上的辉煌（三十来岁官至地区副专员）全凭仗向前父辈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余威。说者再三申明并列举一大堆陈年往事来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加上当时我对向前夫妇的陌生和无知，我确实有点半信半疑的。我几乎就是带着这份隐秘的疑虑前去军艺做向前的学生的，时间是1989年夏天。
我从未在向前夫妇面前流露过我的疑虑，但正像诗人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疑虑变成了思想。当时间和交情摊给我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故人开始对我四处散布一些闪烁其词的东西时，大概也就说明我已经活得挺精彩了。从对作品的刻薄挑剔，到对人身的纷纭乱言，这是一种境界，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谁想达到后一种境界，不但需要切实不凡又不懈的努力，还需要一些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C?北京
军艺是个让人长翅膀的地方，许多人在这里改变了命运，长出了巨大的翅膀，开始在我们头顶呼啸着飞来飞去。但对我来说，军艺只是让我多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再加上了一点点艳情。我的成长机制始终比较缓慢，我的发动机是老式的，是用手摇发动的那种，预热时间长，两年时间似乎还不够我预热。眼看着同学中不少人展翅飞翔的样子，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内疚，但对向前却是有的，觉得有点辜负了他对我独有的期望和亲近。我为什么说了一大堆福州和南京的事？因为当我第一次见到向前时，我便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老师对学生）的热情中夹杂着来自福州和南京的温度，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词说：朋友的朋友，是自己人。自己人总是有些私心私情的，但我缓慢的成长方式显然无法给我们的私情加分。有时候，我甚至想没有私情还好。
但向前似乎不是这样想的，每一次，他以著文罗列名单或在家设宴款待等方式嘉奖他得意的学生时，我总是勉强地被夹在其中。这有些叫我尴尬，也有些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也让我产生了对向前最深的印象：友情在他心中是被放大的。生活中，向前总的说不是个爽朗的人，更不是那种见面就可热乎的人。他身上有点儿教授式的矜持，没有开怀的笑，没有嬉戏之词，尤其不善在人堆里引人注目。这些都是在当下交际社会里的弱点，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他的友情不会扩散到太多人的身上。也许是他心中的朋友太少，所以他对朋友总是尤为珍重，珍重得有点古典的意味，不求表面的闹热，但求心神的炽热。在军艺期间，我几次注意到向前接待朋友的方式：邀到家中，一餐便饭，然后就是默默地下棋，或者静静地聊天，持续的时间常常是整天或整夜。下棋是种病，像吸毒一样，到手了不放是可以理解的，两个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语，就像下棋一样地聊，安安静静的，不谈艳情女色，不插科打诨，啁啁啾啾个一天半夜，这在我看来不是在受罪，就是有强大的热情在作支撑，像谈恋爱。真正的聊天是不要热情的，只要兴致和趣味，几个人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乱侃，打打骂骂，闹闹热热。这样向前是不灵光的，往往几个回合下来就索然了。这时候，你要么放弃自己聊天的权利，光听他说，要么就请他先走，否则他会如坐针毡的。这就说到向前的又一个特点：擅长对话或发言，并不擅长聊天。
给我印象还深的是向前对衣着的考究，每次出门总是穿得笔挺，一尘不染的，步子迈得周正，像个公职人员。我不知他这是有意为之，还是习惯使然，但不管怎样，我一向认为他这是有点错误理解了自己。如果穿着也是有文化的，那么我认为他接受的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起码是一种缺乏个性化的文化。作为一个文人，个性上自由散漫一些是需要，也是象征，而穿着是体现个性最直接又简单的东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向前的楚楚衣冠，常常让初次见面的人对他敬而远之，想象他内心一定有好几把没有打开的锁。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他穿的样子，一件小开领衬衫，浅灰色，料子裤，上下都是挺拔的，黑色的皮鞋发着闪闪烁烁的光，想好点，像是从某幢大楼出来的，想坏一些，有点像个相亲的人，站在我们中间一下把我们显得吊儿郎当的。问题是这里不是大楼，也不是相亲的场所，所以出格的是他，不是我们。在这里，吊儿郎当不是瘪三，而是文人，是个性，是象征，是文化，是诗。虽然这一切他内部可能都有，但他的穿着把这一切都弄掉了，抹杀了。所以，在穿着问题上，我认为向前不是个成功的人。除此外，他似乎都是成功的，当老师也好，当评论家也好，当围棋手也好，当朋友也好，当丈夫也好，当官也好。
D?成都
所有懒散的人都应该到成都来生活，因为这里的人都懒散得像只猫。一转眼，我在成都已居得十个年头了，因为山高路远，进出都意味着耗资巨大，所以从前的朋友少有往来，十年下来落得像个孤家寡人了，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成都的魅力，把你慢慢放倒，放倒得舒舒服服的，让你放倒后再不想起来。我至今尚未有离开此地的念头，恐怕也不再会有了。
作此文之前，我和向前通过一个电话，电话上他说起多年前的成都之行，说我是怎么陪他的，去了哪里，说得我一愣一愣的。我一边嗯嗯地听他说着，一边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却是一无所获。我装作与他共同回忆的样子，但心里却是茫然得很，不知是他出了毛病，还是我。放下电话，我问黄尹，才肯定是我出了毛病。因为在成都我接待的人实在少，屈指可数的，所以老婆对向前的成都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在一堆照片，还有何红烈、王一兵等人（他们都参与了陪同工作）的帮助下，我断断续续想起了一些轮廓性的东西，比如去了哪里，会了什么人，但具体细节性的东西依然是一片空白，包括他儿子，我也是看了照片后才知道那次他也来了。这简直是件奇怪的事情，陪了那么多天，跑了那么多地方，留了那么多照片，居然就没有留下一点记忆。这大概也给某些说我有梦游病的人提供了上好的证据。虽然我难以否认生活中我时有“灵魂出窍”的现象，但这显然不是梦游。是什么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那一年我刚从西藏出来，身体状况很差，经常头昏，以至后来（向前走后不久）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有少量积液。由此我推测，在我去医院检查之前，心脏的积液可能不是少量，而是有一定的量。但我把当时所有不良感觉都误以为是出藏后的低山反应，所以一直没有去管它，慢慢地它可能也就自然地少了一些，变成了少量。这么说来，我还真要感谢向前来成都来得正是时候，让我及时摆脱了世俗的纠缠，松散了几日，也许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命，是缘，是说不清的东西。此外，我也想到了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我肯定没有陪向前去干些鬼鬼祟祟的事，肯定也没有装腔作势地接待他，否则我肯定会有记忆的，毕竟我没有病入膏肓，只是心脏有点积液。没有记忆，只说明一切可能都是平平常常的，像对待一个普通朋友一样的。这也意味着那时我跟向前的关系已达到了一定深度。朋友的深度。只有面对朋友，你才可以寻常得起来。
这些年，我跟向前几乎断了联络，但他的一些事情总是曲里拐弯地为我所闻。对我冲动最大的是他当官了，而且越当越大，节节攀升的，有点官运亨通的意思。我不晓得他在官场的感受如何，是游刃有余，还是捉襟见肘，是陶醉，还是厌恶，是想浅尝辄止，还是想大干一场。这似乎是他的秘密，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有一点我基本想得到，就是他的官路我想一定不是用钱财去买通的，也一定不是靠诚信去拜天拜地地求来的。既然不是这样，那就是命，是运，是生活，是道路，是人生，是不可说。以我之见，当官是最世俗的事情，年轻时候是绝不能干的，干了也是得不偿失的，年老了有机会就当，因为人老了本身就是个世俗。以我的愚见评审向前，他的官似乎是当早了一些。但既然这是命运里的东西，又何谓早迟？命运是没有早迟的，也没有好坏，命运就是命运，是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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