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有。

　　娜娜说，哦，你究竟去那里做什么。

　　我说，我要去接我的—个朋友。

　　娜娜不屑道，是个女的？

　　我说，是个男的。

　　娜娜一笑，你什么取向。

　　我说，切，你不是已经见识过了。

　　娜娜一愣，说，嗯，也是。但是你怎么能对一个男的这么执著，并这么老远去，他是你什么人。

　　我说，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你屁股下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做的。

　　娜娜说，哇，他会做坐垫。

　　我说，不是，这台车，这台车就是他做的。

　　娜娜说，好了不起。我也喜欢这些有手艺的人。

　　我说，你也算是有一技之长的人。

　　娜娜说，你是在笑我吧。

　　我说，我可不是。

　　娜娜玩弄着自己的头发，说，我知道你其实挺看不起我这一行的。

　　我说，那正常。你以后要婚嫁，还得找的远一些，你打算回你老家么？

　　娜娜说，其实我不打算，我们女孩子，出来了，基本上就不想着回去了，本来在家里大家也都只顾着弟弟，而且我们这里出来的女孩子，好多人干了这个，能看得出来，你知道么，干久了，大家眼神一对，都知道，知道了往外传，我老家那么小个地方，很快就都知道了，反正我估计我爸妈也是心里有数，但只要不丢他们脸就行。

　　我说，那你和你爸妈怎么说的，你是出来做什么了？

　　娜娜说，以前我们都说做按摩师，但现在不行，干着一行的都知道正规的赚不了什么钱，这么说反而让人不放心，所以我就说我做销售。

　　我笑着说，做销售，哈哈，那销售什么？

　　娜娜说，自己。

　　车阵往前挪动了一点点，后面也已经堆满了车，掉头的希望彻底毁灭，我们只能随着大流往前蠕动，等待着一出别人的惨剧。在这过程中，还有—些卡车开锅了，说明想看别人悲剧，自己还要过硬，否则自己就成了一场悲剧中的小悲剧。我不知道前面有多么严重的事故，是一场意外，还是一场灾难，但这些都与坐在车里的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和我的一个女孩。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记者。我总觉得在所有的故事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总是想做一个参与者，但我总是去晚一步。我想，作为一个记者，总能第一个到达现场。但是成了从业者以后，我却想明白了，我其实还是一个旁观者，只是一个到得比较快的旁观者而已。但是我已经满足于记叙和记忆下来。这个感觉从丁丁哥哥要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就特别明显，因为我想和他一起去这个危险的花花世界里，但是被丁丁哥哥无情地拒绝了，他还说过说，你是个小孩子，你看着就行了。从那次以后，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走在别人趟出来的道路上，或崎岖、或平坦。刚刚入行的时候我很激动。我去了一份大报纸。那一批一共收了四个新记者，在给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了报社的副总，他对我们阐述了社会主义新闻观，还告诉了我们，这不是什么神圣的职业，但也别忘了你的追求。

　　那时候我只是追求一份工资。我在报社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一开始是合租的，合租的对象是一个男的，结果有一天，他洗完澡以后突然过来向我表白，我非常崩溃，但出于职业操守，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能不能成为一条新闻？当时我还是见习记者，我去问我的编辑，说有个男的追求我，我要不要跟踪这条线索。他久久地看着我，说，朋友，做新闻不一定自己要参与进去的。

　　然后我就搬了出来。他非常难过。搬家的那一天，他告诉我，说我不用搬走，所有的房租都可以他一个人来负担，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安静地躺在他的隔壁就行。但我一想到正被隔墙五米外的一个男人意淫着，

　　我还是无法接受。第二次我找了一个非常破旧拥挤的房子，但务必要一个人住。每天一早，我们就会先开一个会，这个会上涌现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听得我热血沸腾。然后老总会告诉我，这些，不能报。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挖掘和跟进。我一开始做的是文娱新闻，但我非常想去做社会新闻，因为我觉得只有做社会新闻才能解决一点问题。不过做文娱新闻有一点好，就是有不少红包可以拿。当时的行情是300到500，我一开始拒绝了几次，但是报社非常紧张，说那些明星的经纪人一直盯着问，是不是要不留情面玉石俱焚的写。我说不是，我和他们又没有恩怨，你发布会开什么内容，我就怎么写呗，后来另外的一个资深记者告诉我，你以为你是雷锋，人家把你当黄继光，也就几百块钱，你还是收下吧。我虽然收下了钱，但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对一个朋友说，我想去社会新闻版，那里不会再有红包。

　　朋友说，还是你有野心，那里真没红包，红包包不下那么多钱，一般都是直接打在卡里，你去揭露人家，人家自然要公关你。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难道就没有人正儿八经的做新闻么？

　　朋友说，都有，每一拨里都有那么几个。

　　我说，那那些人在哪里？

　　朋友说，辞退了。

　　我当天就写了辞呈，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一个工作，我坚信我只是去错了—家报纸而已，并不是入错了一个行当。那天晚上我喝醉了，我对那个朋友说，你知道么，虽然我小的时候想做一个拉拉面的，但是现在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是有理想的。

　　我朋友说，当时你不知道，那些控制你的人，他们的能量有多么大。

　　我说，我坚信邪恶不能压倒正义。

　　他抿了一小口，说，嗯，但是他们可以定义正义和邪恶。

　　我说，你明天再也看不见我。我把话撂在这里了，明天，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你，将再也，看不到，我。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办公室，我昨晚其实很清醒，但我希望我那个朋友已经醉了。不过还真被我说中了，我的朋友再也看不见我了，因为他被辞退了。在刊发一条商业贿赂案的新闻的时候，他所指的公司的大股东是我们市委书记的儿子的老婆的哥哥。我去了人事部要辞职，但电视剧里的情节发生了，我还未开口，主任告诉我，正要找你，你顶替那个人的位置吧，以后自我审查的时候细致一点，每一个背景都要搞清楚，我们是很想保他的，但是我们实在保不住，他得罪的人后台实在太硬了，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他写的时候并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稀里糊涂就报了，责任也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所以我们安排他去了我们底下的一个文学刊物《曙光》去做编辑了，你可要细心啊。

　　回去以后的那段时间，我没日没夜地看碟，我看了几百部电影。这是比毒品更好的沉迷方式，我是一个很容易代入的人，看英雄代入英雄，看傻×代入傻×，看女人代入女人，唯独看猫狗大战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是该代入猫好一点呢还是代入狗好一点。我总听到有人说，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说，去你的，生活就像一场电视剧，粗制滥造，没有逻辑，但却猥琐前行，冗长，不过不能罢手。我每次看完一部好的电影，那个晚上总是想了无数次第二天要毅然辞职，并且把所有人都痛骂一顿的情景，连打斗场面部设计好了。

　　你相信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用脑子想过的事情，你总是以为你已经做过了。

　　我不能离开这个工作的原因是，我加薪了，而且我谈恋爱了。我去艺校采访一个明星班的老师，然后又去采访这一批的学生。我和一个学生恋爱了。我大她六岁。她叫孟孟。我采访她，她说，我来这里，就是要做明星的，我不是为了名，我不是为了利，那是我的价值。况且从来没有姓孟的女明星。

　　我当时就打断她说，有孟庭苇和孟广美。

　　她说，那内地还没有，况且她们都算不上。

　　我问她，那你有没有给自己规划过。

　　她说，我们的道路都不是自己规划出来的，都是别人在规划的时候把我们圈进去的。

　　我当时听了很伤心，我说，以下谈话不是采访的内容，我能帮你什么？

　　她说，你帮我多写一点儿。

　　回去以后我真的多写了一点儿。但是见报的时候已经被删光了。为此我和总编辑据理力争，总编辑认为，大家都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采访里，当红影星才说了两句，但她说了四句。我说，因为她说的特别现实，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总编辑说，我觉得特别没意义，就这样了。

　　后来是孟孟主动给我打的电话，说，出来玩吧，来唱歌。

　　我迟疑了一会儿，说，哪里。

　　后来我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