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州后，在《东州日报》上看到一个大消息，市政府要搬迁到黑水河南岸。据报纸介绍，这一壮举是几位人大代表联名提议的，目的是要把黑水河南岸开发成像上海浦东那样的开发区，市政府南迁可以起到开发带动作用。

　　前几年，黑水河发生过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为保东州炸了黑水河南岸的大堤，结果南岸乡镇一片汪洋，老百姓的房子淹的只露出一个房顶，有的连房顶都看不见了。

　　省委书记陆清坐在直升机里，面对被洪水淹没的乡镇痛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省委书记面对老百姓受灾而流下伤心的眼泪，从那时起，我对陆清的印象就一直不错。陆清在我心里算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政治家。

　　那次大洪水，我和张国昌在一线指挥抗洪，整整三十天没有回家，日夜吃住在大坝上，大灾大难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升华人的精神，那时的张国昌是可爱的，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个好官。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些年一到雨季大江大河就要抗洪，那些百年不遇的大堤是怎么修的？市政府果真迁至黑水河南岸，相信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开发一定会出现一座新城，我不知道到那时候再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是炸南岸，还是炸北岸？

　　黑水河南岸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在那儿建一个所谓的东州的“浦东”，不知要毁掉多少良田。中国的良田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东州是个老工业基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改造老工业基地上，让老工业区成为东州的“浦东”，而非要糟蹋良田沃土，这是不是决策者的政绩心理在作怪，仍然没有摆脱政绩工程、大项目工程、形象工程的怪圈呢？

　　针对薛元清的好大喜功，市委书记魏正隆非常忧郁，他反思一个道理，为什么东州专出搞大项目的干部，李国藩如此，薛元清也是如此。

　　为了弥补薛元清的不足，魏正隆亲自抓老百姓关心的一些问题，下岗职工关心的一些事情。他心里有本账：这些年东州标准化街路越来越多，但有些小街小巷依然难行；大马路越来越宽，但低洼地区雨后内涝却十分严重；高档的住宅小区越来越漂亮，但仍有少数居民窝居在棚户区内。

　　东州的生态环境略有好转，那是用大批下岗职工换来的，东州老百姓不仅日子过得苦，心里的苦就更多了。

　　魏正隆在视察小巷工程和棚户区综合整治工程时，激动地指出：“老百姓身边无小事，从现在起我们要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棚户区和积水点的改造工程，同时要大力拓展就业渠道，着力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记得那次大洪水，魏书记亲临一线指挥，他九十岁高龄的老父亲感冒住院打吊针，魏书记抽空去看老父亲，老父亲却说，水火无情，然后把魏正隆赶向大堤。不料，由于无人看护，老父亲输入利尿药物过多导致肾衰竭。弥留之际，魏书记赶到医院，老父亲却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他老人家走了。魏书记把老父亲送到太平间，又回到抗洪第一线，直到洪水退去才出殡。

　　这件事东州老百姓都知道，他们忘不了当大洪水淹没家园时，是市委书记魏正隆与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

　　市委书记魏正隆原则上不同意市政府搬迁，因为东州市的当务之急是安置大批的下岗职工，让这些人有饭吃，得了病也能治。

　　可是议案是人大代表提出来的，必须要走民主程序。不过，林大勇告诉我，市政府南迁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听了以后目瞪口呆。

　　林大勇说，薛元清之所以同意市政府南迁是由于有人提出，市政府的风水不好，连续死过两任市长，一任是李国藩的前任，在美国考察时死于车祸，因为有一位漂亮的女局长随同，而且一起遇难，还传出了许多偷情的绯闻；另一任就是李国藩，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死缓，最终死于肝癌。

　　薛元清听后大惊，自己会不会是第三位？他让冯皓暗中操作，特意从西州找了一位大师。大师秘密地考察了东州市的地理地貌，认定黑水河南岸是风水宝地，而且有利于薛市长的仕途发展。薛市长听后下决心南迁市政府。为此，他暗中做了一些人大代表的工作，并多次请市人大主任康明建吃饭，才有了这份建议市政府南迁的议案。

　　很多冠冕堂皇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荒唐的理由，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薛元清也不例外。

　　我记得李国藩经常说：“否定才能有权威。”市委在讨论干部的提拔和调动的时候，李国藩经常使用否决权。他不同意的人基本上不能动。在全市一些需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的重大活动中，经常是市委书记魏正隆和其他领导等他。有时候李国藩故意迟到，他不到，会不能开，以此在干部群众中显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新闻报道上，版面的主次、篇幅的长短，李国藩都要与魏正隆相比，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大发雷霆。

　　我的许多同事告诉我，薛元清与李国藩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评价薛元清是因为他比李国藩更小家子气。他每天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望见耸立在市府广场上金光闪闪的凤凰翼雕塑，气就不打一处来。

　　凤凰翼是李国藩在任时费尽心机设置的东州市标志性雕塑，东州市民看见这尊雕塑自然会想起李国藩，市民们每晚都围在凤凰翼周围扭大秧歌。人们一看见凤凰翼，就会想起李国藩。这是薛元清所不能容忍的。

　　冯皓最了解薛市长的心思，他向薛市长建议：“市长，是不是把凤凰翼搬走？”

　　薛元清很喜欢冯皓这一点，聪明透顶，理解领导意图就是快。但是为什么搬走？要找个合适的理由。凤凰翼在东州太敏感了，老百姓已经接受了这一雕塑。凤凰翼几乎成了东州市的代名词。这也是薛元清最头疼的事。

　　每次在一起吃饭，林大勇对我讲这些事情都是一脸的无奈。他怅然若失地说：“李国藩、张国昌不腐败该多好，那时候干工作就是气儿顺。”

　　我心里也在想，为什么林大勇还怀念过去气儿顺的光景，那时候他只是个处长，而现在是办公厅副主任了。

　　“这茬领导来了拿机关干部不当人。经常半夜开会研究工作，连轴转，从来没有节假日。薛市长有个坏毛病，张口就骂人，搞得借‘李张大案’之机新上来的年轻干部纷纷效仿，上级骂下级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林大勇气愤地说。

　　看见林大勇的苦恼，同情之余庆幸自己成了自由之身。有了自由就可以天高任鸟飞，有了自由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雷默，光闲着也不是个事，先给别人打打工吧。”林大勇一直在为我工作的事操心。“我现在的身份不明不白，谁敢用我？”我无奈地说。

　　“我有个朋友，是个大老板，但很低调，缺个副总经理，我已经跟他打了招呼，你去试试吧。”

　　“他姓什么？”我警觉地问。

　　“姓杨，叫杨同。”林大勇认真地说。

　　“我以前听说过，但不认识。”我迟疑地说。

　　东州市的民营企业家早就有三“杨”开泰之说，三“杨”中的头两“杨”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是黑老大杨四，已经被判死刑，正在上诉；另一个是儒商杨儒斌，因行贿被抓尚无说法。第三个姓杨的指的就是杨同，据说是清江省建行行长的干儿子，靠贷款起家，资产超过了十亿元。我是不屑于这样的背景的。

　　黑老大杨四是靠走私而暴富的，与李国藩称兄道弟，他的赃车没有地方销售，李国藩就指令各委办局购买。李国藩去美国，杨四先行开道安排。

　　有一次，杨四酒后滋事，打了酒店保安，被派出所抓了起来，李国藩不仅打电话给公安局局长，要求放人，还要求对派出所所长和酒店保安人员进行严厉查处。杨四不发都不行，黑势力不大才怪呢。

　　再说儒商杨儒斌是典型的海归派，是个留洋的博士，我是朋友聚会时，在饭桌上认识杨儒斌的。后来他多次找我，想通过我认识张国昌。

　　我请张国昌和杨儒斌吃了顿饭，两个人就算认识了。我牵线搭桥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急剧升温。在滨海市海天白云大酒店，张国昌过生日时，杨儒斌送给张国昌和孟丽华一对“伯爵”牌情侣表，价值三十多万元，说是表示对张国昌和孟丽华二十年婚姻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