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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贾似道的政治手腕诚可谓相当高明。从长居宰相之位达十六年之久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个能干之士。
忽必烈由鄂州撤退是1259年之事，而南宋于1279年灭亡，其间相隔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就有十六年是由贾似道指导着南宋的政治。
蒙古这方面的情形是，订立前次回避的由正面攻打襄阳之计划，充分地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忽必烈企图改变蒙古的国家体质。这是他在与弟弟阿里不哥的权力斗争获得胜利后下定的决心。这一方面是蒙古的支配家族内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汉地蒙古”与“草原蒙古”的斗争。汉地蒙古的怱必烈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成功地切断草原蒙古的粮道。
以少数人在分散的状态之下从事游牧的蒙古族，能以小集团方式求得生存。但如果要以大集团——也就是国家——的方式生存，必须得到来自南方的粮食补给。忽必烈之所以能使弟弟阿里不哥屈服，正是因为他使敌对的一方陷于饥饿状态的结果。
获胜的这一方也有所反省。“游牧即使能建立国家，也不能维持国家。”忽必烈在重臣面前如此宣言。
执著于游牧形态的诸重臣，由于大半跟随阿里不哥而失败，因此，在获得赦免后，已丧失发言权。所以，“订定国号”之议被提出时，也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形下获得通过。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也。
汉文诏书中有此记载。
自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各王朝、隋、唐以至于宋的各朝代的帝国创始者，都以第一次受封为王的土地之名为国号。在草原游牧的蒙古人，虽然有过像王罕那样获得称号的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受封过土地。因此，元不是以地名为国号，而是使用取自《易经》的卦名。元之后的明和清，也都向它看齐。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讨灭南宋不可。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我们暂且把眼光移向东方，看看当时的朝鲜半岛情况如何吧！北宋和南宋都以中华帝国自称，然而威令却都未能及于全部大陆。连现在的北京，在北宋时期还归辽所统领。宋的国力未及于朝鲜半岛，更是自不待言。蒙古兴起，将兵南下后，强大的外来势力才开始进入朝鲜半岛。
于成吉思汗时代，朝鲜半岛的高丽处于两大势力双重支配的局面：一方是往年为金国将军，后来独立的蒲鲜万奴；另一方当然是成吉思汗的蒙古族。蒙古每年由高丽取得为数庞大的贡赋。
成吉思汗展开西征后，蒲鲜万奴故意对疏于情报搜集的高丽传达了如下的捏造情报：“成吉思汗远征到遥远之地，据说现在已生死不明……”
“既然没有了成吉思汗，我们干吗要怕蒙古呢？”高丽于是在鸭绿江袭击取得贡赋正在返京途上的蒙古使者，并将之杀害。蒙受这等暴行的蒙古会有怎样的报复，知道草原规矩的人，一定看得出高丽的前途黯淡吧？面对蒙古军压倒性的攻击，高丽军可谓不知所措，最后只有放弃国都，王室、要人以及军队全都移到江华岛。
草原的王者有一个大弱点：擅长马战的蒙古军，碰上水战却完全没辙。要攻击江华岛，必须使用水师，而这是蒙古军最不拿手的事。高丽壮烈之极的抵抗，因此得以持续三十年之久。
迁都江华岛，等于是高丽对蒙古的宣战。高丽决意如此做，与其说是国王的旨意，毋宁说是出自于权臣崔氏的决定。
蒙古对这个挑战的报复，令人闻之毛骨悚然。蒙古宪宗蒙哥四年（1254年），蒙古铁蹄蹂躏高丽，俘获了二十余万男女。据说，当时被杀死的人数都数不清，逃至江华岛的高丽首脑阵营因而发生动摇。
——这样下去，高丽国民会全都死光。
——没有人民，国家还能成立吗？
——人民已经怨声载道。他们埋怨使生灵涂炭的要人们在江华岛上过着悠闲的生活。呻吟之声已经响遍全国。
——不，我们并没有过着悠闲的生活。我们是为了维系社稷，才据于江华岛进行抵抗。
——可是，我们为受难的国民做了些什么？
——当时应该与蒙古继续交涉。是谁主张切断一切交涉，迁都江华岛的？
——为了体恤受难的人民，赶快与蒙古恢复交涉吧！
这个声音越来越喧腾。
蒙古对高丽的要求包括下列几点：
一、恢复断绝了的贡赋。
二、国王出江华岛。
三、国王或太子入朝。
不久，江华岛发生政变，原来，王室对以强硬手段实行迁都的崔氏产生反感，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崔氏原本就是以掌权者身份压抑着王室，对王室而言，崔氏是实质上的夺权者。最后崔氏终因政变而被推倒，王室与蒙古之间因而恢复交涉。
最后决定的是，高丽太子倎跋涉千山万水前往访问蒙古皇帝，以做辩白和谢罪。依照预测，太子很有可能被留下来作为人质。由于蒙古皇帝此刻正远征四川，太子倎因而朝向该地出发。当他脚步沉重地来到甘肃六盘山时，接到“皇帝蒙哥已死”这个情报。
蒙古皇帝（可汉）死后，一定会展开继位者的斗争。太子倎遂决定先回高丽再说。来到襄阳附近时，他刚好和在鄂州与贾似道媾和、正在北归途中的忽必烈碰头了。
我想我应该对这个人下赌注！——太子倎有了这个想法。他原本以为对方都是游牧野蛮人，但见面对谈后才知道这也不尽然。汉地总督忽必烈的政治哲学相当中国化，而且与高丽的想法并无抵触之处。
太子倎发现忽必烈准备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不接受怀柔的话，会受到强烈弹压。为了多少保存国家活力，唯有接受怀柔一途。而且利用蒙古的力量，应该能铲除武人的势力……
虽然权臣崔氏已经没落，但另外的权臣金俊却起而代之。高丽依然在武人政治的统治下。就在太子倎与忽必烈于汉地会晤时，他的父亲高丽王死了。蒙古把原本应该留下来作为人质的太子送回国。倎于归国后即位，是为高丽元宗。高丽元宗算来与蒙古新帝忽必烈有私谊，他遂意图仰赖蒙古的力量，铲除金俊等权臣的专擅。虽然蒙古与高丽的国交已行恢复，但这并不是对等的国交。
对忽必烈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南宋屈服。要达到这个目的，怀柔高丽算来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切断高丽与南宋的关系，等于使南宋进一步孤立。
如果连日本也拉拢得到，南宋就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盟友了。——对蒙古皇帝做如此进言的，是一个名叫赵彝的高丽人。对日本而言，这成了第一次元寇的开端。第一次元寇以使南宋孤立为主要目的。
一说为日本海贼当时对朝鲜半岛海岸极尽掠夺之能事，高丽因而企图借蒙古的力量以镇压海贼。但这是不足采信的说法。蒙古确实无比强大，却视水战为畏途。如果决定要攻打日本，这件事一定会命令高丽去做，反而将成为高丽的一大负担。
因此，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蒙古为了孤立南宋而意图与日本联手。但蒙古与他国联手的意图，就是使之臣服。
元在高丽人赵彝的进言之下，意图诏谕日本。
元派遣的使节是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黑的和礼部侍郎（教育部次长）殷弘这两个人，而由高丽派出作为向导的是枢密院副使宋君斐。
《元史》有“未至而还”的记载，而使节提出的辩解是“大洋万里，风涛蹴天”。实际上，那是深知日本人性格的高丽，判断日本会对黑的等人所携带的诏书反应激烈，拒绝缔结友好关系，而有这样的说辞。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诏书中一开头就以小国称呼对方，最后更以如下之语作为结尾：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我不想用兵，但不得已时还是会这么做——这句话显示出十足的威吓意味。
忽必烈对半途而归的使节极为恼怒，厉声谴责不可以风涛险阻为半途而废的理由，并且派遣第二次诏谕使节，国书被送至镰仓后转送至京都，日本政府最后决定不予受理。使节在日本滞留六个月后，毫无成果地空手而归。忽必烈在激怒之下，命令高丽建造一千艘巨船。
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见于元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使节到达对马后折返。诏谕之举后来又有过多次，而镰仓幕府却依然拒绝受理。
元的远征日本之所以拖延，是因为高丽的抵抗势力“三别抄”占据着南方的海岛，在渡海上有安全的顾虑。攻陷三别抄的根据地耽罗后，远征的障碍才得以清除。
对日本的远征军于1274年出发，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由世子忠烈王即位。由于忠烈王娶元的皇女为妃，因而采取亲元的态度。但由于他对元强人所难的造船命令也勉强接受，使得人民疲惫到极点。
至元十一年在日本是文永十一年。
这是第一次元寇。
元军攻打博多、箱崎两地。日本军打的是古代战法，而元军则采取集团战法，日本武士由于没有经历过响彻云霄的战鼓声、呐喊声以及大炮，因此，不仅是人，连马匹都惊慌不已。
但日本军却奋战到底。尤其日本军不时展开夜袭这个拿手好戏，使得蒙古军为之胆战心惊。由于这个缘故，蒙古军虽然登陆作战，到了夜晚就一定撤回船上。只要在巨船上，绝无遭受夜袭之虞。日本军只有小舟，因此，即使前来偷袭，也能轻易将之击退。
在海上的话，一点不用担忧日本军的夜袭，但却使他们遭受比日本军更可怕的强敌之袭击，那就是台风。远征军的兵船并不坚牢。被命令急造战舰的高丽，偷工减料是当然的事；不偷工减料，就无法在指定的日期前完成，而拖延的结果将是受到严罚。
要蒙骗在草原成长、从来没有见过船只的蒙古监督官的眼睛，应该是再容易不过了。
日本人对第一次及第二次元寇时的台风，皆以“神风”称呼。但第一次的台风，好像并没有特别强烈。当时一般的船只，面对那个程度的台风时，应该都能熬得过。然而元的兵船并不是普通的船只，它们只要稍微触礁就支离破碎。
由于不计其数的兵员溺毙，舰队因而丧失战斗能力，剩下的兵船遂匆匆归国。《元史》对这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记述极为简短：
冬十月，入其国（日本），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只有这寥寥几句，连因受台风之侵袭的辩白都没有。
实际上，蒙古并没有因这第一次神风而蒙受多大的损失。兵船全是高丽建造的，兵员也几乎都是高丽族或汉族，不擅长打水战的蒙古族，只派出少数高级将校坐镇。由于没有蒙受多大打击，蒙古因而对远征日本仍不死心。
“我一定要占领日本。如果能采取诏谕方式，当然再好不过……”忽必烈还是认为能以威吓方式使日本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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