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鸭绿江下游的义州是朝鲜的要冲。它的对面是中国的九连城。为确保鸭绿江一线，隔江相望的义州和九连城都是军事上的重要据点。

    隐藏在前线战斗的背后的给养补充问题，在战争中极为重要，是决定胜败的一大因素。

    袁世凯担负了补充给养的任务。

    开始是打算靠海上运输往义州补充武器粮食，但现在办不到了。黄海的制海权已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

    袁世凯十分沮丧。对于朝鲜的事情，他已经厌烦了。他想在朝鲜做的——确立中国的宗主权，几乎是归于失败。他在朝鲜尽了一己之力，虽然有点过分。正因为过分，才同日本发生了武力冲突。

    “你的做法很不高明！”

    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等人直率地指责袁世凯。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本想以患病为由辞掉不干，但主子李鸿章大声呵斥道：

    “善后的事总该处理一下吧！”

    于是，袁世凯同周馥一起，跨过山海关，朝沈阳（奉天）进发。带着前敌营务处总理头衔的周馥，对这项工作也不十分起劲。

    最初计划是武器弹药由海上运输，粮食在义州附近采购，然而，两人赴任的途中，平壤失陷了。黄海之战，清军又失去制海权。日军乘胜北上，追击败退的清军，义州也成了双方交战的地区。从那里购进一万石军粮，完全不可能了，只得从国内往外拉。

    他们的工作比预料的要忙得多。

    “不得了啦！”从外地回到沈阳的周馥，语调比平时激动。

    “怎么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事值得大惊小怪的？”袁世凯问道。

    近来，他有些自暴自弃了。

    “‘济远’的管带要被正法！”

    “啊！正法……”

    袁世凯登时愣住了。

    “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被处以死刑。

    “是啊，而且不会缓刑。”

    “太严厉了！……当然也因为有前科。牙山之役，方伯谦也许有他的理由，不过……”

    日本所谓的“丰岛冲海战”，在中国称之为“牙山战事”，就是东乡平八郎大佐击沉“高升”号的那次海战。当时眼看要被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掀翻，“济远”挂起白旗逃跑了。尽管管带下令竖白旗，可炮手们却继续开炮轰击。

    “真是丑态百出，听说还挂了日本军的军旗！”周馥说着，恨恨地骂了一句。

    据说，在丰岛海面，方伯谦为了把投降的意思表现得明白些，在白旗的下面还恭恭敬敬地挂上了日本军舰旗。这件事在东乡平八郎的日记中也有记述，肯定是事实。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对此事也有所闻，满心不快，但是海军将领奇缺，后继无人，所以不能罢方伯谦的官，只好让他继续担任“济远”舰管带之职。

    有这样前科的“济远”舰又第二次临阵脱逃。

    方伯谦报告说：“舰炮被击坏，舰体严重损伤，凭自力脱离战线，勉强开到大连湾。”

    “济远”舰舰炮确实毁坏了，但据说并不是被日本舰队击中，而是他自己炸毁的。舰上的弹痕也都是用巨锤故意砸出来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可太骇人听闻了。

    战后，也有人认为方伯谦是无罪的。

    黄海海战之后，未过一个星期，9月23日，接到丁汝昌的禀告，李鸿章决定将方伯谦处以死刑，于两日后拂晓执行。在这种迅速判决并执行的背后，有人怀疑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孔广德编的《普天忠愤集》中有一篇《冤海述闻》，说处死方伯谦是丁汝昌、刘步蟾和汉纳根三人的阴谋。他们都同方伯谦有私怨，如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盖了许多房屋，租给高级将领居住，只有方伯谦不租用。

    其实，恐怕是黄海的败战需要找个替罪羊，而方伯谦被选中了。当然，他能够被选中，也一定有理由。

    《冤海述闻》也为方伯谦作了辩护，说：在丰岛海面，“济远”力战，炮击日本“吉野”舰，打得它倾斜，挂起白旗和黄龙旗逃遁（黄龙旗是清朝的国旗）。“济远”准备追击，但舵机损坏，不能跟踪，只好返航。

    这可是倒打一耙的偏袒。东乡平八郎的日记是可靠的。日本官方的报道是清舰在丰岛海面首先攻击日舰，而东乡记为日本方面先发制人地发起了攻击。他不管官方怎么说，如实记录，因此，“济远”挂起白旗和日本舰旗逃走的事实是可信的。

    逃回大连湾的“济远”舰的损伤是人为制造的，对此，泰莱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述。

    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狼藉，毫无威信。可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是受到日本国民的绝对信任的。明治二十七年9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名义公布的大本营战报说：前16日午后五时，本舰队第一游击队“赤城”、“西京”等十二舰，经海洋岛向大孤山海面进发。17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发现敌舰队“定远”、“镇远”、“靖远”、“致远”、“来远”、“经远”、“威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平远”等十二舰及水雷艇六只。

    这项战报与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电报——“敌舰队十四舰及水雷艇六艘”相比较，大本营发表的少了两艘，伊东电报中无舰名。实际上，这时北洋舰队堪称战舰的有十二艘，另有“镇南”、“镇中”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把炮舰也算在军舰里，确实是十四艘，但伊东把四艘水雷艇看成了六艘。如果大本营把炮舰当成水雷艇，数目就相符了。大本营公布的“威远”，这时并不在北洋舰队里，可能是把“济远”误认为“威远”。

    此外，还有五艘运输船，也可能是把它们当中的几艘错认为军舰或水雷艇了。

    不过，别的舰名都对，单单把“济远”搞错，很可能是“济远”在战场的时间不长，致使日方无法确认。

    牺牲一人而救众生，佛教叫“一杀多生”，可以套用一句：一杀多戒。“广甲”的吴敬荣等人，按说也算是临阵脱逃，但有了方伯谦这个靶子，其他官兵引以为戒也就行了。怎奈他继丰岛海面战役之后再次脱逃，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者，实在是非君莫属。

    “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呢！”袁世凯不由得摸了摸后脖颈。

    这次战争责任最大的，岂不就是我！——想到这里，方伯谦的处死，与他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了。

    黄海海战的次日，李鸿章写了一篇奏折，送往北京。他在奏折中说：

    “北洋人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唯有严防渤海，力保沈阳，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请另简重臣，督办奉天军务。”

    李鸿章的意思是，这次战争简直不是日本对中国之战，而是日本对李鸿章之战。事实上，动员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出动的海军则是李鸿章一个人惨淡经营的北洋舰队，只有他一个人在拼命战斗，别人都若无其事。奏折中充满了抱怨情绪。

    返回旅顺的汉纳根来电报说：各舰或多或少都受了损伤，修理大约需要三十五天。就是说，自今而后的三十五天，北洋舰队的战斗能力等于零。究竟会怎么样呢？李鸿章陷入沉思。

    武器弹药不足。光靠北洋一隅是不行的，必须集中全国之力。李鸿章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尽量多弄些武器送来。李鸿章觉得刘坤一比湖广总督张之洞通情理，当然也给他的胞兄——两广总督李瀚章打了电报。弟兄之间，遇到这种事就顾不上客气了，何况谁都知道李瀚章能当上总督是沾了弟弟的光。李鸿章要求哥哥给予报答也无不可，一开口就借用步枪六千支，随后又打电报，“希望尽可能多借一些”。

    李瀚章确实为弟弟尽了最大努力，甚至做过了头，惹下祸患——为筹措军费，他竟想使用“闱姓捐”。

    所谓“闱”，本是宫廷侧门之意，也指科举的考场。科举规定，乡试在各省会进行，合格者称“举人”，有资格参加北京的会试。会试合格，便是进士。

    会试，是从全国会聚而来的举人的考试，谁将怎么样，无从知晓。但以省为单位的乡试时，对参加考试的人几乎都熟悉。他是谁家的第几个儿子，能考得怎么样，等等，事先都有评议。于是，对谁能考上下赌注，这就是“闱姓捐”。

    拿神圣庄严的国家考试赌博，成何体统，因此废止了。李瀚章想把它复活，不管是什么样的赌博，设赌抽头的人总能捞到一大笔钱。李瀚章打算用官办赌场的钱充当军费。

    他本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方案，但是，没有充分估计到民众对赌博的反感。是李鸿章的哥哥，这一点使他有所倚仗，但同时又是他的弱处所在。李鸿章的政敌很多，他们觉得攻击戒备森严的弟弟，不如攻击漏洞百出的哥哥。于是，恢复闱姓捐的提案遭到舆论的全面攻击，李瀚章竟被逼到辞官的边缘。反对者，确实是有的，但也不难推测有人从旁煽风点火。

    九月二日（阳历9月30日），李鸿章坐在天津的公署里，整天思考着计策。这时，户部尚书翁同龢来访。翁在一个多月之后当上了军机大臣。十年前，他曾当过三年的军机大臣。现在，他侍从天子左右，成为朝廷的重臣，是人人皆知的反李鸿章派。

    这样的时期，这样的人物，特意从北京赶到天津来，当然是为了公事。原来，他是奉西太后之命来会李鸿章的。

    翁同龢时时提醒自己：这次是奉皇太后之命而来，将她的命令传达给李鸿章，再把李鸿章的答复转报太后，如此而已……

    总共有几件事，其中之一是非常简单的。

    “要严厉责问：这回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西太后说。

    尽管这么问，实际上她比谁都相信李鸿章。翁同龢把西太后的这句叱责传达给李鸿章，心里感到很痛快。

    清朝，把军机大臣当做天子的秘书来使用。到了清末，有实权的总督也参加进来。清朝的制度原来是把大学士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不论是军机大臣还是总督，都兼任大学士，所以极有权势。大学士的定员是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各一名，协办大学士两名，计七名，也可以缺员。例如文渊阁大学士自光绪帝即位以来二十年间一直空缺。七名大学士中，文华殿大学士为首席。

    李鸿章身为文华殿大学士已有二十年。在此之前，曾任协办大学士三年、武英殿大学士三年。

    翁现在还不是大学士，他当上协办大学士是三年以后。

    在朝廷的席次，翁同龢也很低。但这次是奉西太后的懿旨而来，所以进了天津的直隶总督公署，他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首。

    李鸿章垂头听了西太后的叱责之词。

    “水陆各军均遭惨败，臣无可辩白。”李鸿章说道，但心里却在说：这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辅佐国政的并非我一个人！北洋军确实是我创建的，在我之外，又有谁创建过军队？我从来不反对别人建军队。

    “沈阳可是陪都！”翁同龢说道。

    现在的国都是北京。满族人入关之前，有一个时期曾以沈阳做国都，顺治帝以前的太宗和太祖陵均在那里，因此，把沈阳视为陪都。

    “臣知道。”李鸿章仍低着头回答。

    “那是重要的地方，皇陵也在那里，一旦发生意外，你能担待得了？”

    “老实说。奉天兵不足恃，臣没有把握。”

    李鸿章口气生硬，翁同龢有点犹豫了。他预感到，再加申斥，李鸿章会提出共同责任的问题来。于是，他立刻改变话题。

    “问问李鸿章：是否可以借助于俄国？”西太后曾说过。

    她非常希望快一点结束战争，想同李鸿章商量，可否借助俄国的力量，促成议和。按照翁同龢个人的意见，在陆海失利的情况下，议和有失中国的脸面，又不能指望得到好处，所以不能同意。要等前线取得一些反攻胜利，再进行议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议和，就得不怕举世唾骂。

    “这都是皇太后的懿旨，我只是传达一下。你的答复，我也将不置一词地照样转奏。”翁同龢故意添了这么一句。

    “俄国公使因病回国尚未归任，同他们的参赞倒是不断来住。俄国对日本侵占朝鲜非常愤恨，喀西尼伯爵也经常提及。臣以为，往俄国派一特使也是个办法。”李鸿章答道。

    “依靠俄国行是行，但很难说他们就没有阴谋。假装亲近，然后占领东三省……实际上，占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吗？”

    “请圣上放心，我敢保证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李鸿章一贯是亲俄派。当他说保证俄国没有野心时，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

    “总之，我是代表皇太后来办事的。刚才我已说过，我要把你的话，一字不差地上奏。”翁同龢说完，回北京去了。

    这一天，朝廷任命了一个前线总帅——“命宋庆节制前敌各军”。

    宋庆是七十五岁的老将，曾在袁甲三手下，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赏给“毅勇巴图鲁”称号。

    巴图鲁，满语是“勇敢”之意。对军功显著者，授予这个称号。后来宋庆的军队被称为“毅军”，他的部将马玉昆已经率军出征朝鲜。

    宋庆是山东人，既不属湘军，也不属淮军。最初，他给同乡前辈的安徽亳州知州宫国勋当仆从。那时正是镇压捻军之战最激烈的时期。捻军的一个将领孙之友前来诈降，计划在清军内部暴动。不知什么缘故，竟被宋庆看破了。得到主人宫国勋的许可，他杀死了孙之友，接管了孙之友的部众。

    宋庆从一个仆从升为部队之长，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有趣的是，他所率领的部众绝大多数是安徽人，同淮军官兵同乡。宋庆虽然不属淮军，但常被看成淮军，像是淮军的一个旁系。

    宋庆的毅军在光绪六年（1880年）由汉纳根指挥在旅顺构筑要塞，此后一直驻扎旅顺。由于离前线较近，十天前宋庆已接到开赴九连城的命令，军队正在移动中。

    当时还没有电讯联络，宋庆到了九连城才接到让他统帅全军的命令。

    你还在那里磨蹭什么？赶紧去九连城！你的任务不仅仅是补充给养！——阴历八月末，袁世凯接到李鸿章打来的如此含义的电报。

    这时，袁世凯同周馥在沈阳，正派人去西北方的新民厅采购军粮。其实，采购军粮是他们滞留沈阳的借口，这种工作是完全可以委托给商人的。

    “将军们太无情了！就这么去前线有多危险！”嘴上虽然不说，但袁世凯和周馥两人心照不宣，尽可能不往前线靠。

    正在这时，主子李鸿章来了斥责电报。

    他们的任务不单是给养补充，从天津出发时李鸿章就亲自叮嘱过。

    “如果我军战事不利而退却时，你们要收容残兵，重新编制战斗单位。”这就是另一任务。

    清军在平壤失败，纷纷向后撤退。这种时候，应该尽可能靠近前线，收容残兵，装备他们，使之再战。

    “没法子。走吧！”周馥说道。

    现在由于陆海军败战，北京和天津都处于激动之中。这是非常时期，违反命令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难以想象。被正法的方伯谦就是前车之鉴。

    “脑袋被砍掉，那就什么都完了。”袁世凯答道。两个人的想法完全相同。

    倘若被斩首，那就本利全丢，于是他们决定去九连城设立转运站。

    此时宋庆正率领毅军向前线急奔。

    宋庆从旅顺开拔时，向北京和天津发电报，预计九月十日（阳历10月8日）前进到九连城。

    当时的日本报纸报道：“宋庆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大为愤怒。”

    这段报道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任命全军统帅，原是李鸿章向北京朝廷请求的。现在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没有理由发怒。

    如果说近来李鸿章时常发怒，那可能是因为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为首的三十五名翰林联名弹劾他。

    文廷式，江西人，是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的门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仅仅四年便升为侍读学士，确实是破格提拔。

    中了进士，一般被叙为七品官。同为七品官，差的被派到地方去当知县，而好的将来当大官，便放到翰林院里进修。翰林院编修也是正七品，这是选拔人才必须经过的关口。中进士才四年，一般说来还应该在这个关口前徘徊，可文廷式已升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了。这是与国子监祭酒①同格的从四品，晋升得太快，岂止是连升三级。

    当然也因为文廷式是榜眼，成绩突出，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原先在广州将军长叙家里坐馆，教他两个女儿读书，后来这两个女儿都为光绪帝所爱，就是珍妃和瑾妃。光绪帝早就听二妃提过文廷式之名，所以公布进士及第时，他说：这个人很出名。

    翁同龢为网罗反李鸿章势力，要把一些可以瞩望的年轻官僚拉到身边，便盯上了文廷式。

    文廷式认为，现在正是驱逐李鸿章的绝好机会。

    他对翰林院的新秀们谈了自己的想法，决定联名弹劾李鸿章。年轻的新秀们都渴望脱颖而出，也许心里正想着“下一个时代即将来临”。

    现在虽然还是李鸿章的时代，可是，他年事已高，霸者更迭的时代不远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将由拉开时代序幕的集团主宰，新时代的明星宝座将由扯掉旧时代幕布的人占据。

    “千万别落在后面……”这是新秀们普遍在思索的问题。不过，他们很谨慎。翰林院这个宝贵位置，得之不易，可不能因为一些微妙的举动而失掉它。若是集体行动，他们的胆量就稍稍大些，再有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采取行动了。现在，他们眼前正飘荡着一面大义凛然的旗帜。

    清军在朝鲜被东洋小岛国日本给打垮，陆、海军双双惨遭失败，弹劾使中国如此丢脸的人还怕谁谴责吗？他们的呼声出于爱国心，出于义愤。他们要站出来声讨败战的责任者，被声讨的正是旧时代的代表。

    弹劾李鸿章能获得通向新时代权力宝座的通行证！文廷式抓住翰林院这群野心新秀们的心理，汇集了三十五人。

    弹劾的内容不外是李鸿章疏于戒备，掣肘诸将，任用私人，不设粮台，删改电奏，欺瞒朝廷等。末尾下了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亡国，请予罢斥！

    李鸿章对于弹劾他的事早有所知，因为翰林院里也有李鸿章的人。

    历经权力之争的李鸿章清楚地知道，在弹劾者的背后，有翁同龢牵线操纵。

    “黄口小儿！”李鸿章听到联名弹劾的消息，轻轻地啐了一口。黄口小儿当中竟有一个六十五岁的翁同龢，其实，李鸿章啐的是不靠实力、只靠皇帝恩宠得权得势的人。

    领唱者文廷式当过光绪帝爱妃的老师，而幕后操纵的翁同龢又是光绪帝的师傅。

    “皇上也太成问题了！”李鸿章自言自语。重臣们嘴里所说的皇上实际上指的是两个人，即皇帝和西太后。现在李鸿章是指前者。

    已经成年的光绪帝，燃烧着亲政的热情并非坏事。比起没有欲望的皇帝来，为国家着想，还是拥戴这样有欲望的皇帝要好些。然而，为亲政而网罗的人才，净是些无聊的家伙。看来问题出在网罗的面不广。自己的师傅，爱妃的老师……都是皇帝的私人。这些人是否有才干，值得怀疑。

    前几天，翁同龢作为西太后的钦差来到天津，他提出的所谓自己的意见，在李鸿章看来，都不得要领，不符合现实。这是因为他缺少结合现实问题的经验。

    李鸿章暗暗拿定主意，对弹劾不予理睬，我行我素。

    他闭上眼睛稳了稳情绪，从容不迫地拿起毛笔，开始起草电稿。书案上，堆着各种各样的报告。

    其中也有袁世凯来的电报：“已将九连城转运站迁至凤凰城，窃以为办事诸多方便。”这是把兵站基地后撤了。败兵陆续渡过鸭绿江，进入九连城。

    李鸿章相信袁世凯的预测，可能九连城也要失守了。袁世凯这个人有特殊嗅觉，他的措施可能是正确的。

    李鸿章想挥笔叱责败战之将，激励他们为挽回名誉而战。他首先给卫汝贵一纸电文：

    “讲宫诸人（文廷式等）弹劾汝之军队，军心不稳，纪律紊乱，到处骚扰，平壤之役，不战而退。又同时弹劾我对汝等有所庇护。朝廷恨汝，几近切齿。兹命宋庆前往，严肃调查。此次宜火速集合败兵五千，整饬军令。如遇贼（日军），血战一场，或许能稍赎重罪。倘非如此，汝至危矣！在津将士均谓汝等临阵脱逃，痛骂盛军人数虽多，皆不能战，是否愿当此恶名？切记！”

    好严厉的电文，而李鸿章仍觉得不够劲儿。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李鸿章一边写着严厉的电文，一边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激动，以防失去自我控制。